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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1-14 00:29:40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红烈 - 小 + 大
我们应该倡导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理论。进步青年把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帮助工友维护权益，这本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可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巩献田在网上发布公开信，站在校方和官方立场上，不仅指责青年人“违反校纪”、“变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因素”，而且指责进步青年“把学习、掌握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看得过于容易、简单和轻松了”，指责进步青年把“马学会”“理解成了一个不注重读书学习，热衷于实践活动的‘行动委员会’”。巩献田还批评同学们“天真”、“幼稚”、“肤浅”、“浮躁”，说同学们是仅凭情感、激情，没有完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在他的公开信里连篇累牍地大讲特讲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等等。卖弄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之后，巩献田用他这一套繁琐哲学吓唬同学们说：“看，有多少书籍等着你们去读！”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提出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我们需要倡导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实践性 不错，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一门严肃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有一套博大精深的、严整的理论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是深刻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被轻易推翻的。我们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要多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只有这样，才能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变成狭隘的经验主义者，就会陷入“猫论”、“摸论”等实用主义泥坑。但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的出发点、归宿点，就是要革命。正如毛主席1939年在延安各界庆贺斯大林60寿辰的大会上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其明显的实践性。毛主席曾经说过：“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毛主席还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因此，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 反过来，如毛主席所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废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的蒙昧。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算不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历史上，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实际割裂开来，不仅会导致书呆子式的教条主义，还可能导致立场上发生变化，蜕变为修正主义。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分子，如伯恩斯坦之流，就是在进入20世纪时，看到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发生马克思描述的那种从一次次经济危机积累而成的总危机，就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不会到来，无产阶级无法通过革命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只能靠改良主义的方法、和平的方法，一步步“长入”社会主义。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时曾经说过，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有时候可以倒背如流，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里的一切东西，但是就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即革命的辩证法。 很显然，巩献田要推行的，就是这种“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他要培养的，是像他那样的、只知道背诵马克思主义词句的、迂腐的书呆子。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实践性，直接体现于其阶级性 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 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还指出：“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而巩献田却在他的公开信里提出：“在校读书与参加社会实践之间，一定掌握一个度，不可过度，过度就是错误。”那么，巩献田所说的“度”是什么呢？他在公开信里说：“所谓过度，一种情况是，对于国家大事，无论多大的事件，一概不闻不问不管，闭门读书。一种是，对于社会上发生的事件，不管远近大小，几乎天天放心不下，一直热心关注，这就过度了。” 我们在这里要问巩献田，你在公开信里大量列举了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如何如何专心读书，那么请问，在他们的青年时代、学生时代，对国家大事，是仅仅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地作出一点点的关心姿态，然后就去钻进书斋了吗？他们当初难道不是对劳动人民“天天放心不下，一直热心关注”吗？ 实际上，有了毛主席提出的上述标准，就很清楚了。进步青年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与工友们打成一片，这个路子是走对了。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分析现实社会问题，已经发现了一两个问题、有了一两分成绩，他们应当受到称赞。也许他们在实践中还有幼稚、冲动的时候，也许他们的方法、策略还存在不足、缺憾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大方向，符合毛主席指引的方向。 随着青年人的成长，随着他们在实践中经过摔打、磨练，有些人可能退化为王明、张国焘那样的机会主义分子，有些人则会成长为新世纪的毛泽东！而巩献田，则永远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同时又亵渎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老怪物、老骗子！ 巩献田的迂腐之风和反动立场，贻害当今左派队伍 当今的左派队伍中，就有很多类似的现象、类似的风气，或者仅凭一时情绪简单谴责社会丑恶现象而不作深刻分析，或者仅凭一知半解就“创造”“新理论”去“补充”革命历史上的“理论不足”；或者仅求字面上、口头上歌颂毛主席，却不懂得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释现实中的问题。当今左派队伍中的凡此种种，与巩献田这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理论骗子混迹于左派队伍之中，有着很大的关系。这种现象和风气，才是真正的“肤浅”、“浮躁”。之所以说它“肤浅”、“浮躁”，是因为理论脱离实际。而巩献田却把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青年人说成是“肤浅”、“浮躁”。在巩献田那里，像他那样搬弄书本知识的酸臭气息却似乎是“深刻”、“成熟”，真可谓指鹿为马！ 历史上那些只懂得书本知识的书呆子们，又往往因为不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因为私欲熏心、缺乏气节，为了向上爬而攀附权贵，把自己学到的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变成替资本主义、替修正主义涂脂抹粉的工具。这就解释了一个千古之谜：为什么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多年的个别“大笔杆子”却堕落为反毛分子？为什么饱读马列经典的个别“党校教授”会蜕变为反党、反马列、反社会主义的吹鼓手？ 巩献田在公开信里假惺惺地称赞青年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好的，与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一样”，然后，又用他那一套“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教训青年人。我们认为，巩献田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一个拿着马克思主义书本当饭票的御用文人，他跟那些整天靠吹吹拍拍往上爬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没有什么两样。更有甚者，他比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坏，因为他亵渎了庄严的马克思主义旗帜。 怪不得！正因为这些年来左派队伍里有巩献田一类假马克思主义骗子存在，对当权派的政治幻想总是阴魂不散，什么“保党救国”，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高层健康力量”，今天“挺”这个、明天“拥”那个，总想找捷径，机会主义思维总是扫除不净。这些现象，与巩献田从思想方法上的迂腐、短视，到自身立场上的摇摆不定、喜欢攀附，不是很相像吗？ “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我国先秦时期的大哲学家庄子，在《庄子·内篇·大宗师》中说：“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我国现代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曾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就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来说，所谓的“真人”，就应该永远站稳阶级立场，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革命性、实践性。在坚持不懈地实行这“三性”的前提下，学习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博览群书、有着渊博的学识，也写下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另一方面却一生恪守阶级立场、始终积极参与当时的工人运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讲话时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 无数革命先烈，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不怕牺牲，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真人”。雷锋、张思德，他们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使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没有那么高，他们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真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称赞白求恩时说过，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白求恩虽然是一名著名的外科医生，文化水平比张思德、雷锋要高得多，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熟悉程度，未必比得上一个大学里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但是，白求恩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真人”。 反之，只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却不跟社会实际相联系，不同时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沾沾自喜于书本上的一得之见，还自以为“饱学之士”，且摆出好为人师的架势，教训别人“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人只能变成迂腐、冬烘的书呆子。 巩献田身为高校教师，本应“教书育人”、“教人求真”，却卖弄自己的书本知识，以此吓唬青年学子，并企图引导他们读书时脱离实际，即使联系实际也“不可过度”，否则就是“违反校纪”、“变成一种不稳定因素”。这不仅表明了他的迂腐，表明他作为教师并不合格，而且暴露了他的反动立场。 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革命性、实践性之外，我们还可以把关于“真人”的讨论，再具体化一些。 1927年，陶行知先生在晓庄学校演讲时说：“王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以为不对，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在这里，我们就看出来，陶行知先生的“知行观”与巩献田教训学生一味读书、即使关心社会实际也“不可过度”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读书不联系实际，可能会产生像孔乙己那样的迂腐之徒，甚至可能产生卖国投敌的汉奸文人、御用文人。 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如果理论不联系实际，也会产生迂腐之徒。这种迂腐之徒，历史上有，现实中也有，巩献田即是一例。 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照样可以产生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上文说到的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个别“大笔杆子”、饱读马列经典的个别“党校教授”即是，巩献田亦在其列。 （作者系中红网特约评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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