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40年回顾

时间：2019-01-20 00:34:57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玖江春 - 小 + 大

经济体制改革40年回顾

“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这是改革之初的一句口号，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改革的“经济纲领”。
然而，一旦国有企业，尤其是1978年的国有企业开始以追求“利润”为企业的目标，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开启了通向资本和欲望的闸门。
国有企业改革在经历了最初的生产效率和职工工资的提高后，惊奇地发现，自己的权利其实已经被赎买，来自“利润”的渴望正在将国有企业推向改革的悖论。
越是追求利润，企业效率越低，对于利润的追求最终导致了整个国有经济体系的瓦解。
通过生产能够获得的利润与“激励”再丰厚，也比不上“腐败”以及“私有化”带来的诱惑。
这使得高层不得不重新反思整个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的问题和损失。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改革的倒退，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二次改革的觉醒。
但是，无论如何理解，中国改革40年的背后，显示了对所谓“改革”的认识和对改革的反思。
邓小平被政府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是一旦他打开欲望的闸门，改革本身似乎也在改革了。

一、是“崩溃边缘”还是“厚积薄发”？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人经过近25年辛辛苦苦的工业大跃进，终于在1975年前后建立起基本完整的工业和经济体系，并开始向着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四个现代化”迈进。
随着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中国经济终于有实力结束对苏联“一边倒”的状态，开始准备融入世界经济。
尽管1978年的中国经济现在经常被形容为“濒临崩溃”，但是，面对1977年和1978年中国GDP增速分别达到8.75%和13.9%，通胀率不足1%的实际情况，这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濒临崩溃”，其实令人匪夷所思的。
1973年，随着“文革”的结束，以及与美国关系缓，中国经济再次开始的新一轮扩张。
1973年至1976年，中国开始从国外，尤其是从欧、美、日本等国家，进行了总价值43亿美元的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又一轮大规模引进，俗称“洋跃进”或“四三方案”。
1978年，邓小平接手的仍然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
为何邓的经济改革在此后能够取得的巨大成就？如果1978年，邓小平接手的真是一个经济濒临崩溃、企业濒临破产的国家，那么仅仅凭借最开始的那些改革措施，很难想想从1980年到1988年中国GDP平均超过15%以上的高速增长。
改革开放的首要问题就是将巨大的社会价值从计划经济的体制里将“解放”出来。结束国家经济的高积累，把国家积累这个金灿灿的“金饭碗”变成大众可以消费的资金和商品，从而变成改革开放的成果。
1978年，中国在农村开始推行“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的改革之后，1979年便开始在城市实施国有企业的工资改革，用以激发工人和城市干部的改革的热情。之后就是知识青年的陆续返城，中国的整个政治和舆论开始为进一步的改革做好准备。
1981年，在经历了1980年一年的政治和舆论讨论后，政府终于决定抛弃计划经济，让企业和城乡居民自谋生路。
1981年1月，政府首先打破了从1968年以来形成的“既无内债也不外债”的财政“铁律”，开始正式恢复国债的发行。40亿元人民币的国债发行释放出大量货币，为下一步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基础。
同年10月17日，政府又作出了《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中国开始结束了计划经济，新兴的民间市场与计划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模式开始运行。
此后，1982年政府发布了《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1983年和1984年，中国国务院又先后发布了《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和《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一场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此拉开了序幕。

二、从大繁荣走向“大崩塌” 究竟为何？
最开始被破除的是计划经济的“大锅饭”体制。
最能引发人民的改革热情，最方便调动人们积极性（尤其是企业管理者）的方式，就是物质奖励（刺激）。改革之初，从企业领导到基层员工都沉浸在涨工资和发奖金的喜悦之中。
企业只要完成计划内的任务，之后多余的产出都可以作为企业自主分配的利润。与此同时，改革也赋予了企业领导者更多的自主性，政府下达的计划越来越少，相反来自于市场的订单越来越多。企业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利润，而且自从随着国营企业变“上缴利润”为“依法纳税”的所谓“利改税”改革，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与发展动力。
与此同时，中国的乡镇企业也开始围绕着兴起的市场和国有企业发展起来。大量国有企业职工和工程师开始到乡镇企业做起了“星期日工程师”（一种利用假日到乡镇企业的兼职），同时，国有企业的大量配套产业，例如：产品包装、普通零配件、边角料处理，甚至是产能外包，都成为了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契机。
这是改革给国有企业带来的“黄金时代”，也使得从1984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阶段。1984年至1988年，中国GDP年均增长超过15%，甚至有的年度高达24.69%。
然而，正所谓盛极必衰。随着经济的急速增长，1986年中国的国债发行量已经突破百亿元人民币大关。企业通过信贷扩张所积累的债务规模也在大幅增长。1988年12月，中国企业负债同比增长率已经达到80%。
与此同时，由于中央财政大量释放的货币，中国开始爆发恶性通货膨胀。
在1985年的物价指数基础上，1986年中国的物价指数上涨了6.0%，1987年上涨了13.7%，1988年则上涨了34.8%。整个中国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通货膨胀。尽管在历经了一年的经济调整后，1990年至1993年，中国经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爆发式增长。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打消了人们对于改革“姓社姓资”的忧虑。但是，眼看着1988年的经济过热情的“危局”又将在1993年重演，政府还是采取了改革后第一次大规模货币紧缩的经济干预政策。政府的财政赤字倒是被控制住了，但突然停止的信贷让各个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负债激增。
国有企业负债率增速从1993年7月不足12%，一跃蹿升到8月份接近的100%，到1994年6月甚至已经超过240%。整个中国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深深地陷入了“债务”的漩涡。
由于各个企业的债务实在太多，往往形成了相互欠债的局面，所以当时的这种情况，被形象地称为“三角债”。就像今天城市中发生的大堵车一样，一辆汽车发生故障，后面就会堵上几公里的长龙，在有些环形路段，甚至会出现车辆首尾相接的堵车奇观。
1993年和1994年，中国经济就是在这样的痛苦中度过。
从表面上看来，这是经济过热突然遭遇国家经济调控，所导致的企业债务危机。而究其实质，其背后却隐藏着国有企业从“大繁荣”走向“大崩塌”的开始。
上世纪90年代初，国有企业在经历过改革最初的兴旺后，开始走向衰败与“崩溃”。
整个国有企业在经历了从1979年到1993年的14年产能“冲刺”和扩张后，企业的内部潜力已经被挖空——设备没有更新，技术缺乏改造，大量技术骨干流失进入乡镇企业。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物资紧缺的卖方市场环境下，养成的多年一贯制的产品设计和产品品类，不仅没有及时根据市场变化调整，反而在进一步盲目扩大产能。产品积压、货款拖欠、资金周转时间越来越长，企业债务压力越来越大。
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政府将财政对于国有企业的投资拨款改为贷款，即所谓“拨改贷”。 “拨改贷”全面实施之后，国有企业的资本负债率陡然激增。
与此同时，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绝对股东不仅停止了对企业的投资，反而要求企业背负贷款利息。更有甚者，在分红时，政府不仅要求国有企业上缴利润，还要征收相当于当时民营企业、外资企业200%的利税！

三、国企改革陷入自身“悖论”。
改革之初，通过物质刺激、自主经营等措施激发起来的企业经营积极性，开始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当中国的民营企业兴起之后，国有企业的经理们看到，民营企业的老板们不仅腰缠万贯，而且还能将财富继承给后代子孙，成为中国新的财富阶层。而国有企业的经理们即使自己努力工作一辈子，最终也只不过是一个每月需要靠退休金生活的退休“干部”。
国有企业经理们手中巨大的财富和现实境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国有企业的经理们开始不再满足于少量的奖金，而是开始追逐更高的经济利益，甚至是通过里应外合的方式，将国有资产迅速变为自己的私人财富。
由于改革后，取消了毛时代政府对企业的绝对领导，以及工人代表大会的监督机制，这赋予了国有企业的经理们更多的自主权，当时被称作“厂长负责制”。
大权独揽的国有企业经理们，最开始仅仅是任人唯亲的在企业中安插自己的亲属；之后，发展为明目张胆的收受贿赂；再后，干脆就干起了里应外合、监守自盗的“生意”。
国有企业的部分经理们开始逐渐和当时的民营企业进行联系，或者干脆由自己，或自己的亲属在国有企业系统外，成立一家民营企业。然后，将国有企业的配套采购产品，或者是销售渠道，又或者是的部分生产任务，承包给民营企业。
利用价格优惠、税费减免，等等手段将原本属于国有企业的利润直接转移给民营企业，甚至是将设备、原材料等国有企业资产直接已报废、处理等方式，几乎无偿地白白送给民营企业。
这不仅使得中国部分民营企业从一开始就背负起了所谓的“改革原罪”，而且导致国有企业在经历了改革最初的兴盛后，开始迅速走向“崩溃”。国有企业成为了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实际上是“唐僧肉”。
债务“雪崩”，外加管理涣散，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大部分国有经济开始迅速解体。原来作为中国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开始沦为中国经济和政府财政的负担。
为了解决当时的国有企业困境，中国政府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政策。
对于关系到国家安全、财政命脉，以及资源垄断型的国有企业给予了大量资金援助，或是通过市场垄断来维持其超额利润。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国有企业，中国政府则以改革的名义采取了“甩包袱”的做法。
也许有的聪明人认为，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股权激励”的方式来避免国有企业的经理们的监守自盗、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但是，在当时，更多的管理问题被认为是产权问题，更多的来自于中国政府的腐败和“懒政”行为。
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支撑，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开始在中国大行其道。
国有企业被当做最没有效率的企业组织形式遭到了舆论批判。毛泽东时代国有企业那种全民所有，并授权给政府代为管理的清晰产权结构，被指责为“产权不清，管理虚置”。并且这个理论开始成为指导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圭臬”。于是，国有经济体系的瓦解了。

四、“从头再来”？
中国开启资本积累“经典”进程是1994年10月25日，中国国务院发出《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
1996年2月，政府中央联合调查组开赴山东诸城，对诸城市时任市长陈光，两年内将全市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集中实施产权改制，最终卖给私人企业或者原国有企业领导的事件进行调研。政府中央的结论是：诸城的改革方向正确，效果显著。
被称为“陈卖光”的陈光，反而成为了改革的“英雄”。
尽管时隔20年后，陈光对于自己当年的做法后悔不已，但在当时却一石激起千层浪。
原本还在担心因私卖国有资产而获罪的中国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经理们，从“陈卖光案例”看到了政府的“指令”和信心。
从1998年开始，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开始达顶峰。一时间泥沙俱下，不仅效益不佳、负债累累的国有有企业被卖掉，而且大量效益好、资产雄厚的国有企业也被廉价卖给了企业原来的管理者，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以下达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限时完成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造。
总资产约折合几亿美元，年利税折合几千万美元的国有企业，往往被作价不足十分之一即被卖给了企业原来的领导。而这些用来购买企业的资金，则是由银行以企业资产为抵押，提供给原来国有企业的领导的贷款。
最终，通过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方法，原国有企业的领导们“神奇”地完成了私有化收购。
尽管真正的经济学者对于这种现象表示“难以理解”。一个号称以共产主义为纲领的政党，正在有组织的实施全面实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造，原先的国有企业领导和政府地方官员一夜之间就变身成为私企老板。这人间奇迹除了归功于“改革”的伟力之外，似乎无法解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8年至2000年，国有企业因“改制”下岗的职工数量达到了近7100万人。整个中国在一首名为“从头再来”的歌曲中，开始反思这自己的过去.
从头再来？究竟从哪个头再来呢？是1949年还是1921年，又或者是回到1911年呢？
历史给了政府将近10年的思考和发展时间。在经历了1994年到1999年中国经济连续6年增速下滑，名义GDP从1993年的37.3%一路下滑到1999年的6.25%之后，2001年中国经济终于迎来了加入世贸组织（WTO）的历史机遇。
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终于在外资和外部市场的帮助下，摆脱了资本不足和产能过剩的双重困境，使得中国经济产生了飞跃式的发展。从2000年到2008年，中国GDP总量一跃从世界第六，上升为世界第三，总量增长了近2.2倍。
然而，就象当年依托苏联实施计划经济一样，现在依托西方国家实施市场经济改革也必然付出代价。
从2001年到2008年，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黄金年代里，中国的本土品牌大量消失，几乎所有的工业品类的市场都被外资和合资品牌占领。中国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知名企业纷纷破产，原先那些被私有化的国有企业，进一步被卖给了房地产商，抑或卖给了外资企业。
由于中国本土的产业、技术升级进程被打断，这致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科技体系变得“无的放矢”。大学生就业难开始出现，科技人员“经商潮”“出国潮”开始兴起。
与此同时，在中国沿海地区，大量以代工生产、简单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发展壮大。
尽管7100万中国产业工人被迫下岗了，但是接近2亿名农民工开始充当起了廉价劳动力。
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这叫做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中国经济开始重新“补习”西方国家百年前的“经典”——市场经济发展进程。

五、“停滞”还是觉醒？
不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也许是冥冥之中安排，更有可能是源于中华文明对于“辩证”“中庸”深入骨髓的千年智慧。
就在中国似乎已经决心放弃“意识形态”，放弃“国有经济”的时候，1998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以及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让中国人下意识地感觉到放弃“意识形态”，放弃“国有经济”的危险。
前者，让中国在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认识到了潜在的危险，从而保留了大量事关国家命脉、产业基础、技术传承，以及金融主权的国有企业。
后者，则让中国的民众和精英，以及政府的领导层从单纯的市场经济和及金融开放的迷雾中看清了历史的真相：原来，一直号称尊重市场经济的美国也不过如此。
从2001年之后，尽管中国民营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并没有得到削减，反而得到了加强。
实质上从2005年政府出台《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暂停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之后，中国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就已经出现了变化。
相比于之前更多追求效率的市场化改革，政府开始认识到安全与公平的重要性。没有了最基本的公平，效率将难以继续提高，并且这种效率的提高也将十分危险。
来自中国底层社会的抗议、上访、甚至是农民暴动每年数以几十万计。“农民真苦、农民真穷、农村真危险”的三农问题业已出现。
1978年的农村改革红利已经被“吃净”，并且正在暴露出更多的问题。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和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在释放完最初的“红利”后，中国经济开始回归“资本原始积累”的经典范式。
在1949年，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旧三座大山被政府推翻之后，教育、医疗、住房又成为了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
如果任凭这种对于资本效率无止境的追求，那么，将和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一样，资本的力量不仅将颠覆政府自己，而且也将撕裂整个社会。最终，所有的财富将被来自底层的怒火化为灰烬，中国的精英阶层不仅难以独善其身，而且也无法得到西方社会的接纳。
这是中国为什么从南宋开始资本主义萌芽开始，近千年的事件里无法完成制度跨越的根本原因之一。
政府显然对此一开始并不清楚，更没有把先贤的警告与毛泽东的预言放在心上，认为自己比前人更懂得所谓的“西方经济学”，可以有恃无恐。他们，太自信了。自信的以为只有他们才掌握了真理，而真理不是任何人能够独占的。
随着改革的深入，随着大资本的兴起，随着社会撕裂与战争威胁的临近，政府和大量的中国精英，甚至是中国真正的民营企业家，越来越发看清了行将到来和已经到来的历史竟然可以如此清晰的“重演”。
在现实面前，“改革”被政府加入了“和谐”与“科学发展”的内涵。
不但停止了以国有经济产权为目标的改革，并开始转向了对市场经济本身的改革。
对于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政府也从“市场万能论”开始转变为针对自身管理问题的“改进”。
尤其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更让政府认识到，不仅仅是中国历史，原来美国所谓的“市场经济”也不过是西方经济学者们的口头说教和政治家们的谎言。
一旦危机爆发，无论是民主也好、市场也罢……连号称市场经济的美国居然也用政府的行政手段和财政资源去救助、投资企业。什么是市场经济的实质？什么是国有企业？原来大到不能倒的就是国有企业，原来关系到国家根本利益的就是国有企业，关键时刻能够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就是国有企业。
在“历史”和“现实”这两位老师的“教育”下，2012年，政府开始大胆地回归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尽管有些人就像忘记了当年“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样，早已淡忘了改革开放的“初心”。但是，再次值得庆幸的是，还有很多中国的良心精英和人民并没有忘记。
无论是左的教条，还是右的教条，无论是革命的激进，还是既得利益的贪婪，只要是偏离了真实的经济发展规律，偏离了大众的社会需要，造成了国家的割裂，谁就是必然成为下一步中国革命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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