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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原因(3-1)

时间:2019-02-07 08:05:18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原因(3-1)
   
这是一个我们反复思考、不断探讨的问题。我所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目前中国现实的一种必然选择》,其中就有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现在,要研究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还是首先要回答为什么中国会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们面对的事实是,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修正主义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结局还是有不同的。苏东,基本停留在特权阶级社会阶段,直至发生所谓“剧变”,转变为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国。中国不同,中国发生修正主义上台后,不是仅只停留在特权阶级社会阶段,而是在修正主义党执政的条件下,向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转化。这是完全不同于苏东的另一种历史类型,是中国修正主义党的一大创造,的确是中国“特色”,他们自己称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看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而且是一种特殊的中国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
    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严肃的历史课题。苏东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历史转变,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历史转变,都需要做出科学的回答。这个工作正在做,但是,还不够,还没有完全把问题搞清楚。
    这里不去谈苏东,主要想先谈中国,先争取把中国的事情搞清楚。
    在中国,真正的坚定的共产党人,对叛卖革命的修正主义头子有足够的斥骂,对复辟的残酷的资本主义有足够的义愤,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是不够,还缺少对这个历史课题的严肃的科学的回答。
    也许,回答并不容易,加之我们水平不够。但是,研究总比不研究好,总比停留在义愤上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路线占统治地位后的中国共产党提出并付诸实施的。我经过反复思考,感觉要想正确解读中国为什么会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还是要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对这个党的状况作分析研究。毛主席强调路线决定一切。这是对的。正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推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结果就决定地要搞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国发生党变修、国变色,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出了问题,而问题的决定点、关键点,是路线。路线一变,一切都变了。毛主席看到了这种危险,预见了这种危险,搞了文化大革命,但是,事与愿违,力不从心,最终事情还是走向了反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抛弃了,四十年来,一代代,一步步,充满“自信”地走下去,其中也有一些插曲,也有一些曲折,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没有变,占主导地位的基本路线没有变,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社会,终于在中国大地上构建成功。这一点,从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可以得到再次证明。这个修正主义党,就是要把修正主义路线坚持到底,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到底,他们的“四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要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就是坚持要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动摇。足见,修正主义党对自己在中国搞的这一套资本主义复辟是不回避的,是要顽固地坚持到底的。面对这个事实,我们不能只从个人的罪恶找原因,不能只从偶然性找原因,而是要从阶级、阶级斗争上找原因,寻找其中的历史必然性、规律性,并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和策略。
    要做到这一点,在我看来,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抛弃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而接受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呢?
    这要从中国共产党自身找原因。
    从苏联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发生在较之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的国度里的,而且,都是从民主革命做起的。
    历史的事实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西欧诸国,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在落后的俄国、在更为落后的东方,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名言曰:“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从发生革命,发生历史大跃进来说,这是先进的一步,但是,因为革命的起点低,要始终保持先进性就不容易了,或者如列宁所说,俄国革命的历史的起点较低,发动革命比较容易,但是,要想把革命进行到底,就有更多的困难。
    列宁是对的,事实正是这样。
    就共产党自身的局限来说,也是这样。
    像中国共产党,因为是从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做起的,起点比俄国更低,因而参加的阶级更广泛,特别是广大农民、广大知识分子成了革命的、特别是武装斗争的主力军,同时,也成了党的主要组成力量,而真正的产业工人,不仅数量有限,参加革命的程度也有限。尽管在毛主席领导下,冷静地看到了我党阶级状况的这种历史局限,看到了这些阶级成分的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存在,发动了像“整风”以及其它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和各种反对党发生蜕变的斗争,对于全党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世界观,有极大的帮助,但是,党内阶级成分复杂所带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深刻影响,加上漫长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都决定着党所处的历史水平是很难靠一两次教育、一两次斗争,就能完全改造过来、完全提高起来的。只要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际,就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主席费尽心血,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但是,在他去世后,党还是抛弃了他的路线,选择了邓小平路线,整个党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了,最后,导致党变修、国变色。任何人在党的实际存在的历史局限性面前,都必然地显得无可奈何。
    对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各方面、特别是世界观的改造、理论水平的要求,都是很高的。但是,如毛主席所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这是中国共产党遇到的最大的最可怕的局限,也是中国共产党遇到的最大的最可怕的困难,而且,这是历史条件给予的制约,是很难超越的。我们革命的起点低,举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旗帜投入革命,和举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投入革命,从世界观上、从理论准备上,是很不相同的。一个时期的革命的优点,发展到了新的时期,就会转化为革命的弱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不是偶然的,有阶级的局限,也有历史水平的局限。别说我们这样的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度,就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的工人阶级,直到今天,也还有历史局限,也会受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影响,他们的党的理论水平,真懂马列的程度,也还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一切都是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中国共产党是扎根中国社会的党,中国社会怎样,中国共产党就会怎样。“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只能从我们的国情、党情做出解释。这实际还是一个是否能够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一切的问题,是否能够把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到底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是否能够运用马列毛主义的思想方法的问题。如果一切仅仅是从“共产党”这一名称上看问题,或者仅仅是从个人功过是非上看问题,那永远也找不到科学答案。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历史局限性,不仅反映在毛主席1976年所感慨的老同志“停止了”,“不愿继续革命了”这个问题上;而且,也反映在建国后我们党的广大干部、广大党员主要来自农民,有着严重的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的特点这个问题上,而且,这些同志和老同志不同,他们没有经过革命年代、战争年代的洗礼,改开后的社会环境自然更糟,影响更坏。看一下大多数贪官的出身和履历,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列宁说,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倾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而又有广阔的深厚的封建思想文化传统土壤的国度来说,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不仅其自发倾向总是充当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而且必然地带上浓厚的封建性。
    这样一个党,说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常常名不副实。
    在这种情况下,“打江山,坐江山”,势在必然。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根本不懂,也不想懂,而对搞特权,则觉得天经地义,接受起来非常顺茬。毛主席在1976年的《重要指示》中,结合大官们的特权,对老同志做了善意批评,批评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批评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有反感,难道不是很中肯吗?正是这些人,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牢固的可靠的阶级基础。
    事实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这样的党会搞修正主义,会出官僚专制特权阶级还奇怪吗?
    进一步看,正是这样的一个党,马克思主义的领袖很难得,修正主义的领袖倒不少。
    我们是就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状况这样提出问题的。
    我们看到,党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够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不仅适合于我党,也适合于苏东。列宁以后,就是斯大林,也有严重的不足,更不用说其他人了,这不仅是一个赫鲁晓夫、一个戈尔巴乔夫、叶里钦,一个邓小平的问题,而是一个共产党普遍存在的问题。
    当然,不排除党内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人才,但是,这只能说明党没有合适的培养、选拔党的领袖的制度。事情或者是相反的。
    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怎么可能制定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领导搞社会主义呢?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就是走向背离社会主义方向,搞资本主义。这样的领袖堕落为修正主义头子一点也不足为奇。正像毛主席说的,“事情往往是这样,领导人一变,一切就都变了”。毛主席一再说要警惕赫鲁晓夫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原因也在这里。
    历史事实是,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水平不够,缺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领袖,大量实际存在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修正主义的领袖。远的不说,就是毛主席这一代领袖班子,除了毛主席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领袖外,毛主席以下的几位领导人,哪一个是真正的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领袖呢?实事求是地不算苛求地说,没有一个。主席不在了,靠这些人领导,不管哪一位,可以说,走修正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势在必然。苏东难道不也是这样吗?赫鲁晓夫不好,但是,马林科夫等人哪一个行?东欧党的领袖,哪一个行?都不是够格的马克思主义领袖。不管该怎样解释,但是,这是一个事实,一个共产党必然会出修正主义的事实。
    这是共产党遇到的一个在当时未能克服的困难。就像现在的毛派,自吹的自视甚高的不少,实际缺少的是真正懂得马列毛主义的领袖。
    对于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说到底,这个问题的必然发生,实际还是受着时代条件制约的一种历史必然。个人条件的不足,是群体条件、阶级条件不足的一种反映。不要看成是个人的罪孽,那是历史唯心论,还是要找到历史必然,是历史条件决定的整体的不足决定了个人的不足。
    从另一方面说,这也证明,找到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的领袖,是共产党的极为重要的课题。我们党找到毛主席,是经过了十五年的时间,而且,还是因为面临失败,走投无路,才不得不有限度地请出了毛主席。
    这并不偶然。十五年,党“有眼不识泰山”。这自然是各种原因造成的,但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党的整体水平不够、特别是党的高层,水平不够,能人不少,但是,真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少,所以,毛主席虽然从创建党就是十三个代表之一,可是长期没有被党所正确认识。这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果不回避历史事实,实际的情况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并还没有找到较好的途径和办法。正如大家都看到的,我们党最后还是没有在毛主席身后找到一个够格的马克思主义领袖。勉强安排的华国锋,既不懂马列毛,更是品质恶劣。表面上看起来“老实”,实际大不老实。敢伙同叶汪李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仅止这一次。
    毛主席是很重视接班人的培养的,也做了一些试验,但是,到了1975年5月3日上,在毛主席参加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在一大篇讲话后,还是感慨“当今惜无孙仲谋”,没有为党找到一个理想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面对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反抗,虽说进行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是,却没有最终确立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班子。
    虽然当时中央新班子新人不少,但是,从实际推行的组建新班子的组织路线看,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还有很大的片面性,过分看重是不是工农出身,是不是劳动模范,至于对党的领袖来说更重要的是懂不懂马列毛主义,有没有较高的路线斗争觉悟,有没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却没有作为衡量、选拔的标准。文化大革命是这样大的革命运动,这样大的阶级斗争,本来是应该发现一些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但是,没有在这方面下夠功夫,特别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而是采取了简单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致使就是中央选出的一些新的接班人,也并不够格。以致在随后发生反革命政变、毛主席的夫人和侄儿被抓时,这些同志竟然没有任何疑义,更不用说反抗,而是全部举手赞成。这真是莫大的政治讽刺,更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并不符合中国阶级实际状况的唯成份论,干扰了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选拔,也干扰了对共产党领袖的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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