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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9-24 06:54:14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邹诗鹏 - 小 + 大
马克思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超越（3-3） 三、马克思对东方发展道路的关切与探索 马克思对东方世界的关注与探索, 是其批判和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总的说来, 马克思将东方国家与民族看成是人类解放的内在部分, 且从属于其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变。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将自身建构为历史主体, 乃是东方克服和超越欧洲中心的历史成果。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 西方资本主义规定了西方与东方本质上的对称关系。《共产党宣言》谈到资产阶级的兴起时, 一连用了多个“从属于”:“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 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同上, 第277页) 作为开化的文明, 资产阶级民族及其资本主义必然会巩固西方中心主义, 而东方则是农民的民族和未开化的文明。至于人类演进史上的亚洲则被置于史前时期,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 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概括:“大体说来, 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33页) 这里, 作为地域性存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被看成是非历史的原始社会, 理论原型正是黑格尔历史哲学所说的东方, 马克思有关历史分期的思想, 似乎打上了黑格尔式欧洲中心主义的烙印。但是, 从马克思整个理论构架中可以看出, 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并借助于实证方法所建构的西方资本主义合理化结构, 实是置于一个东西之间不公平和不合理的世界历史背景中的, 马克思自己则要致力于促使人类社会走上一条超越西式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道路。 马克思从西欧资本主义到非西方现代转变的分析, 从属于民族解放及其革命。1848年之前, 马克思的地域关切主要还是西欧“先进国家”。1848年底及其之后, 随着对失败的欧洲革命的系列反思, 马克思的关注视野从西欧“小小角落”向一个更大且逐渐自觉的非西方世界拓展。马克思支持波兰、匈牙利与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 认为民族解放运动“这场战争将在加拿大和意大利、东印度和普鲁士、非洲和多瑙河流域进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第175页) , 而且认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正在从西欧转移到美国, 对于美国的独立与发展, 马克思不仅积极肯定而且欢欣鼓舞, 在马克思看来, 美国代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新方向。马克思特别在自觉的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上关注阿尔及利亚、印度与墨西哥, 在马克思看来, 发达的、并且拥有广阔世界殖民地的西欧, 正是不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状况的根源, 马克思由此批判北美的奴隶制对墨西哥的伤害。马克思的视野也自觉拓展到俄国与中国, 马克思批判了俄国的农奴制。俄国革命使马克思高度兴奋。50岁时, 马克思开始学习俄语, 以便掌握第一手文献。在马克思看来, 东方如果要获得自身发展的独立性或主体性, 就不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过, 对于像俄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是否能够跨越资本主义这道卡夫丁峡谷而直接从村社集体农庄制与农奴制混合的社会直接迈入社会主义, 却又是晚年马克思苦苦探索而无解的难题。 对于典型亚洲社会的历史, 马克思是否定的。“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 与此截然相反, 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 (马克思, 2004年, 第415页) 马克思痛感印度古老文明的遭遇, 但又严厉批判了印度古老文明的落后性, 看上去充满“田园风味”的印度文明“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 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 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 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 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765页) 在马克思看来, 与归属于相对落后的沙皇俄国相比, 印度从属于英殖民地是一种进步。尽管“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 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蠢”, 尽管英国在对印度的殖民过程不过是“欧洲式专制”, “干了不少罪行”, 但“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766页) , 而且, 正是印度革命“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 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 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同上, 第765页) 对于备受西方列强欺凌的中国, 马克思同样深表同情, 并痛斥了西方列强的在华暴行。马克思同时也揭示了完全失去对称性的顽固保守的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作过如此评论:“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 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 不顾时势, 安于现状, 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 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 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同上, 第716页) 应该说, 马克思对中国的了解相对最少, 他为当时正在中国发生的革命欢欣鼓舞, 但毕竟没有专门研究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同上, 第706页) 对马克思而言, 中国的复杂性显然还要超过俄国, 中国近现代以来艰苦卓绝的革命历史, 也超出了马克思可能的预判。然而, 世界历史的事实却是, 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以及现代中国的崛起, 却又成为马克思学说东传进程的最积极的结果, 也是马克思批判和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最为卓越并值得深入解读的成果。 尽管马克思本人只是将日本与古代印度视为典型的封建社会, 而对亚洲其它社会则沿袭了孟德斯鸠与黑格尔的“东方专制主义”观念, 其“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也不能用以概括亚洲社会的一切方面。但在与现代资本主义共时态的背景中, 马克思对亚洲社会的批判分析有理由纳入反封建主义的历史批判域。马克思对亚洲的批评不能等同于韦伯通过社会经济分析所确定的欧洲中心主义。戈德利尔 (Marice Godelier) 曾过度发挥马克思有关亚洲社会停滞说, 并认为希腊文明时期就已确定了欧洲中心主义:“数千年以来, 亚洲一直没有完成从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 从野蛮向文明过渡……诞生于希腊的文明仅仅是一种西方文明, 一种最终支配了亚洲的特定文明形式。” (Godelier, p.214) 但把这种本质上属于黑格尔的判断硬套到马克思头上是不合适的。事实上, 马克思本人坚持反对已在当时欧洲盛行的与种族主义合为一体的极端类型的欧洲中心主义。马克思对殖民政策的部分认可, 只是在推进东方获得资本主义文明的条件下才是成立的, 舍此之外, 殖民主义同种族主义一样, 都是对人类意识及其人道主义的践踏与无视。在马克思的著述中, 经常可以看到其对欧洲残酷殖民主义的揭露和痛斥。显然, 把马克思对殖民思想的部分认同与其对东方社会的价值与道义关怀完全割裂开来, 是不得要领的。 同印度与中国一样, 马克思肯定俄国展开革命的重要性, 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信有一个基调, 即“要挽救俄国公社, 就必须有俄国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第441页) 。不过, 马克思说的革命, 不只是政治革命, 还包括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多是指那种多个地域同时出现并超越地域及国家界限的带有全局性的社会结构的转变, 是比作为事件性的政治革命更为长期且艰难的历史任务。东方世界真正进入人类社会, 主要取决于社会革命的程度。“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 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 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 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 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773页) 显然, 社会革命还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发展成果的汲取。在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考中, 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769页) 在马克思看来, 从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到非西方自主道路的抉择, 并非由政治革命所展开的断裂, 换句话说, 批判和超越欧洲中心主义, 并非全然否定欧洲或西方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与历史性, 非西方依循现代历史的一般逻辑而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吸收与利用, 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受欧洲中心主义之裹挟。不能将资本主义与西方以及整个现代性等同起来, 那样的话, 东方反倒被置于为欧洲中心主义所“坐实”的“非历史”形象。 马克思引起了一场改变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世界革命浪潮, 也带来东方世界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的艰苦卓绝和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与自主发展道路。直接说来, 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东方的拓展、转化和传播, 应当看成是立足于人类解放及其人类社会的未来建构从而展开的欧洲中心主义批判的地缘效应。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习惯立足于东方国家和民族的革命及其现代化道路, 从而超越欧洲中心主义, 并在一个不断深化的全球资本主义空间中寻求东方社会的自主发展道路, 推进人类社会的综合进步与发展。深入领会马克思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显然有益于合理解释中国道路并应对当今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中国道路本身就是马克思批判和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成果, 当代中国已不是马克思笔下的中国, 今日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社会 (包括与西方世界的关系) 也有待于进行创造性重构。结合中国道路把握马克思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越超, 显然无意于强化东方与西方的对立。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关键时期, 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资本主义态势有可能发生一轮新的变化。对今天的中国而言, 既要清醒地意识到快速发展所遭遇的来自于帝国主义的压力, 又应有足够的智慧与定力, 坚定地推进经济全球化, 提升综合国力尤其是科技实力, 遏止有可能出现的逆全球化甚至于向“冷战时代”的倒退,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阿尔都塞, 2018 年: 《政治与历史: 从马基雅维利到马克思 ( 1955—1972 年高等师范学校讲义) 》, 吴子枫译, 西北大学出版社。 [2]黑格尔, 1981 年: 《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 贺麟、王太庆译, 商务印书馆。 [3]马克思, 2000 年: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民出版社。2004 年: 《资本论》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1 年、1963 年、1982 年, 人民出版社。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95 年, 人民出版社。 [6]彭慕兰, 2016 年: 《大分流》, 史建云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7]Godelier, M., 1978, “The concept of the‘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and Marxist models of social evolution”, in D.Seddon (ed.) ,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London:Case. 【注释】 彭慕兰将欧洲资本主义的强势崛起归之于航海及其资源特权, “只有在欧洲拥有海外资源特权所规定的背景下才能引起19世纪的大变革” (彭慕兰, 第2页) , 而且欧洲的资本主义并不是起自于18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 而是“可以回溯到通常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对立面的‘封建主义’时期”。(同上, 第3页) 科技与工业也不再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折点, 而是归之于中世纪的成就, 并“被包容进长达几个世纪的无差别的发展中”。(同上, 第3、4页) 但在本文看来, 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的转变以及工业化状况, 才是欧洲强势崛起以及欧洲中心主义形成的历史条件, 也是马克思批判视域中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起点。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8年第0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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