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您对人民之声网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
打开微信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赞赏哦
时间：2019-09-23 12:51:58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邹诗鹏 - 小 + 大
马克思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超越（3-2） 二、马克思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出离与批判 马克思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 既表现在对黑格尔历史哲学及其观念论的批判, 表现在对莱茵-日耳曼模式的批判, 对法兰西革命传统的吸取与扬弃, 也表现在对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及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并包含着对其背后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自觉批判, 还表现为对犹太人问题的自觉批判。在总的方面, 则表现在对欧洲中心主义及其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批判及其所昭显的人类社会全面解放的远景。 犹太人出身的马克思不属于欧洲主流文化, 马克思自己对犹太人的不屑也没有使他进入欧洲主流文化或被主流文化所吸纳, 马克思没有打算这样去做, 他“背叛”了他的祖国, 那个尚未达到资产阶级水准而仍然深陷于封建王权、远低于批判水准的德国, 也是一个最为典型地反映欧洲当时分崩离析状况的德国。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是犹太人以及德国人的双重意义上的“边际人”, 而且此后还是整个欧洲世界的“边际人”。马克思不仅出离、而且自觉批判和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马克思的批判性分析中包含欧洲中心主义的分析框架, 但其批判分析本身就是要揭示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基础与现实条件, 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式欧洲中心主义及其历史哲学的观念论和意识形态根源, 也揭示了何以欧洲中心主义会在资本主义机制中不断扎根和巩固。 历史造就了马克思这位“世界公民”, 即在欧洲中心主义正在形成之时, 即对之展开批判并真正开启世界哲学的千年思想家。马克思并不反感文明, 而且终其一生的追求即是建构未来人类文明。对于独享着某种先天优越感, 实际上却只是属于欧洲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话语, 马克思是反感的, 并且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 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祼祼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 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772页) 相对于黑格尔对欧洲文明之高度认同, 马克思对欧洲文明的批判颇有些“不合时宜”, 然而, 正是这一“不合时宜”的批判, 表征了欧洲文明的危机以及非西方世界从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体系中摆脱出来的努力。 欧洲中心主义的演进过程, 大体经历了三次大的转移:先是主要地缘中心在中东欧、由天主教及其封建制支撑的莱茵-日耳曼模式, 接下来是主要地缘中心在西欧及其英美、由新教 (以及部分犹太教) 及其资本主义精神支撑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 再就是法国高卢传统后来居上并发展出现代法兰西激进的启蒙与革命传统。受英法启蒙传统的激发, 德国浪漫主义及其启蒙传统带来了莱茵-日耳曼模式及其复兴。黑格尔尽管自觉批判了德国浪漫主义及其启蒙传统, 但其哲学的动因还是莱茵-日耳曼模式的复兴。我们发现, 马克思实是通过一般地接受法兰西激进的启蒙与革命传统, 由此拒绝了莱茵-日耳曼模式及其复兴, 因而也自觉地拒绝了基于这一模式之上的欧洲中心主义, 在这一过程中, 马克思也拒绝从犹太教传统 (利己主义传统) 中生长出来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将法兰西启蒙与革命传统限定于资产阶级政治批判, 并中止了由这一传统通向人类解放的努力 (如果不能具体地引及阶级分析, 人类解放同样是抽象的概念) 。与此同时, 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越来越受到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及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巩固, 其保守主义的本质更为显著, 由此, 马克思对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均包含着对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批判。 马克思之告别黑格尔的观念论, 即包含着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拒绝。从一开始, 马克思就不认同由莱茵-日耳曼模式所承载的封建主义及其保守主义。在青年马克思那里, 激进的法兰西精神与保守的德国精神是一对对子, 鼓舞马克思的是高卢雄鸡, 受法兰西文化濡染至深的马克思对代表着德国精神的黑格尔哲学提不起兴趣, 大学时期在给他父亲的信里, 即明确地讲不喜欢黑格尔哲学“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 第15页) 在黑格尔越来越深地迷醉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地方, 马克思选择了远离。当然, 也正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德国式的自信的怀疑, 使得马克思开始自觉地批判和研究黑格尔, 在拆破了黑格尔哲学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谜底之后, 马克思也洞穿了黑格尔的法与国家哲学的观念论及其神秘主义本质。 在威廉四世登基 (1840年) 之后, 马克思更是增加了对德国时局的焦虑, 但他选择对历史法学派这一“18世纪唯一轻佻的哲学”展开批判。对历史法哲学的批判, 也可以看成是青年马克思从法学转入哲学之后对法学的一次清算与回击。马克思所批判的历史法学派正是当时浪漫主义传统在保守主义方面的典型, 在历史法学派那里, 欧洲文明的优越感是十分明显的, 但马克思没有给这种优越感留下情面。在马克思那里, 历史法学派乃是保守落后的德国的直接见证者。在这一路向上, 马克思必然要同黑格尔法哲学发生正面较量。在马克思那里, 黑格尔哲学本身就是保守的浪漫主义的完成形式,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哲学, 特别针对其王权, 而王权的支撑背景正是封建而保守的基督教国家, 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最为稳定的政治形式, 也是莱茵-日耳曼模式的制度支撑。马克思将黑格尔法哲学定位为当时落后德国现实的副本, 这一副本取代了历史法学派, 同时也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最顽强的营垒;马克思必须拆掉这座营垒。马克思籍自由民主理念批判黑格尔法哲学, 而且将黑格尔法哲学的症结确定为观念论或逻辑学 (“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 马克思即已经揭示了黑格尔法哲学的观念论实质, 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创造性诠释及其使用, 本身就是从内部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努力。 市民社会, 作为古希腊城邦国家的社会结构, 经历基督教的世俗化 (实是打压和消蚀市民社会的政治性与民主功能, 因而也是古代的市民社会的消灭) , 才发展为近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史本身就是一部西方基督教文明转化史, 一部欧洲中心主义自我巩固的历史。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的确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社会史”, 一种基于古希腊城邦文明才可以享受的文明社会。黑格尔在知性意义上把握市民社会并视之为理性 (国家) 的基础, 已确认了如此文明社会的合法性。经过基督教的漫长转化, 市民社会不再拥有其政治功能 (基督教国家作为“伪善国家”, 已不允许具有政治效能的市民社会存在) , 而成为服从于商业及其市场交换原则的需要的体系或物质生活关系的领域, 正如亚里士多德那里的中产阶级, 在经历中世纪上帝的子民, 又经历了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的洗礼, 而成为现代的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 但这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已经不再是古代城邦国家中的市民社会。在这里, 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给出及其理解至关重要。需要的体系, 物质资料的生产, 均是18世纪英国与法国开展的国民经济学的概念, 他们揭示的是现代市民社会以及资产阶级的交往形式或存在方式。黑格尔知道这一概念的内涵, 但却给予了否定和贬义的理解, 黑格尔不愿意承认这一概念的政治性, 不愿意将这一概念过多地同资产阶级社会关联起来, 但马克思恰恰是要揭示市民社会同资产阶级的本质关联, 而且, 在彰显这一关联之后, 马克思再次给予市民社会一种存在论性质的定位。这里, 就马克思同时也承认市民社会是西方基督教世俗化的结果而言, 就其洞穿市民社会的资产阶级性质而言, 马克思默认了欧洲中心主义, 但当马克思再次将资产阶级社会与作为社会存在条件的市民社会区分开来时, 又拒绝了欧洲中心主义。黑格尔让一种贬义的、被规定为物质生活关系总和的市民社会从属于作为客观精神实现形式的国家, 而国家精神正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实现形式。当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的本质确定为资产阶级时, 他揭示的正是一个欧洲自我确信的社会结构 (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结构) , 当马克思将市民社会再次作为一个存在论性质的概念时, 他展开的是一种超越欧洲自我确证的普遍主义, 而此时,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当马克思利用并扬弃市民社会概念, 直接将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作为历史生产的第一条逻辑时, 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从欧洲传统的自我认同到人类社会的自我确证的转变, 扬弃欧洲中心主义并作为社会存在概念的, 其实已不再是市民社会, 而就是人类社会, 是作为新唯物主义及唯物史观主体基础的人类社会,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 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57页) 马克思运用了国民经济学家的市民社会概念, 但他没有限于这一概念的固有内涵, 而是使之从经济学性质的概念提升为哲学及其存在论性质的概念, 并因此扬弃了这一范畴。这样一来, 不仅莱茵-日耳曼模式建构的国家被虚化, 就连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在现代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学理基础也被抽掉了。 青年马克思信奉启蒙自由主义, 一种由英法双元革命展开的理想, 马克思对英法的研究立足于政治与政治经济学, 而不是文化传统。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及盎格鲁-撒克逊传统 (马克思注重的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与转变, 以及审视现代世界转变的无神论立场, 不可能重视同新教传统关联在一起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 。然而, 构成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那些因素, 无一例外地又都在马克思的批判范围内。同欧洲各种强势的政治关系传统一样, 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所代表的, 还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 及其带有文化优越感的类群话语。而且, 同莱茵-日耳曼模式这种本质上是保守的封建王权传统有别, 标识着英美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同样有理由成为马克思政治批判的对象。在展开对德国的国民经济学家的批判活动不久, 马克思即转向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拥有发达的工商业条件的英国更具有市民社会的框架, 而正是在对英国市民社会状况的批判中, 马克思从容断定“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32页) 对市民社会的实质性的批判即政治经济学批判, 意味着对欧洲中心主义之社会结构的批判与颠覆。 在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中, 私产及其财富的积累被看成是清教节俭美德的需要, 市场经济及其市民社会则是其制度条件。但是, 依马克思的分析, 这里出现了所有制与劳动的倒置, 本来, 异化劳动既导致了不合理的分工体系, 也形成了不公正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 但是, 资产阶级社会使得并不公正的所有制关系变成前提, 而异化劳动及其不合理的分工体系则被看成是常态的存在形式, 清教伦理解释的正是如此这般的逻辑。但马克思揭示的也正是财产占有关系的本质, “无产和有产的对立, 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 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马克思, 2000年, 第78页) 异化劳动才是劳资对立的最直接的表现。从马克思的分析来看, 所谓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不仅掩盖了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 而且在如此对立之矛盾变得无法掩盖时, 便采取了白人至上这种赤祼祼的种族主义话语形式。与之相反, 马克思则要求抽掉资本主义发展的民族国家以及种族主义, 还原到无祖国无特殊利益的将自身作为一种超越性的工人阶级“民族形式”———“工人没有祖国”, 工人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即“民族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291页) 正是工人阶级这一“民族的阶级”的诞生使得全球资本主义的瓦解成为可能。 |
| 责任编辑： |
感谢您对人民之声网的支持！
打开微信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赞赏哦
上一篇：如何摆脱资本主义？
| 共有 0 条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