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德国十一月革命胜利， 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首先一点，红罗莎做为第二国际左派(可能说难听点，较之于列宁这个革命实用主义权谋大师可能显得更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你也可以说她比列宁与托洛茨基更接近马克思)，是非常不待见列宁的先锋队式专政的，当然可能有些人觉得她的某些民主主义主张还是有那么点小清新，不过她倒是觉得列宁的先锋队专政与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相容。
她对于社会主义变革的理解，就是不能遵循现存的目标与蓝图，社会主义者只知道为创造社会主义的解放条件，必须消除应消除的障碍，社会主义是只适应本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历史的产物”，不能由高高在上的少数知识分子们强制付诸实施。
她对于列宁主义的指责:
如果我们接受的观点，以及如果害怕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影响，我们就可以想象对俄国党的危险莫过于列宁的组织计划。没有什么东西会比这种官僚主义束缚更使年轻的工人运动受知识分子精英权欲的摆布了，从而使工人运动丧失活力和变成受中央委员会操纵的机械运动。 另一方面， 由于工人具有政治责任感和独立自主的信念，因而没有比无产阶级的独立革命行动更能有效地提供反对机会主义的阴谋和个人野心的保证了。
俄国的社会民主党是不久前出现的。俄国无产阶级运动发展所处的政治环境是相当反常的。在这个国家，机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寻求在不同于欧洲的其他国家的地区进行发展的社会主义活动质作的摸索和试验的副产品。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会看到，那种认为通过在党的幸程中写下某些话而不需要通过别的形式就能避免机会主义的主张是极其令人惊讶的。企图通过一纸空文来排除机会主义.这样一种尝试也许证明是极其有害的——不是对机会主义极其有害，而是对社会主义运动极其有害，使一个活的有机体停止正常跳动，那么，你也就削弱了它，削弱了它的反抗和战斗精神一一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不利于机会主义，而且也 (无疑更重要的是)不利于现存社会制度。所计划的手段将背离它应为之奋斗的目的。
【光从这段文字来说，列宁日后打压“工人反对派”以至于以禁止党内派系存在强行给党内不同派系的论争画句号的做法，卢森堡绝对不会赞成】
卢森堡接手的红色德国就更加不可能是一党专政的形式，同时红色德国政权服膺于实行民主集中制以及一国一党原则的第三国际做为其支部接受其统一指挥与领导的可能性也被锁死了(依照卢森堡的脾气是不可能轻而易举向苏俄政权低头的，她的红色德国跟苏俄结成同等地位的战友可能还可以)
卢森堡一再提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灭亡与社会主义到来中间必须要以“无产阶级专政”做过渡，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专政是用多数主义的形式利用民主对付正在瓦解的资本主义制度:
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决不会听从考茨基的善良建议，如果其借口是“国家尚不成熟”，那么，这种建议就要放弃社会革命而致力于民主。如果无产阶级不口此而背叛自己、背叛国际和背叛革命的话，它也就不能听从这样的建议。它应当并且必须立即以最有力、最顽强和毫不犹豫的态度采取社会主义的措施，换句话说就是实行专政，但只能是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党的或者小集团的专政。 阶级的专政是指以民众的最积极、最不受限制的参与为基础的具有最广泛公共性的不受限制的民主形式。
我们从来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崇拜者”，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我们始终把资产阶级民主的社会的内核与其政治形式区分开来，我们始终揭露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的漂亮外壳掩盖下的社会不平等和缺乏自由的严酷的本质——这样作不是为了放弃这种外壳而是为了提醒工人阶级不要满足于这种外壳， 要通过夺取政权去创造一个取代资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但不是完全消灭民主。
但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并不是只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创立之后某个有希望的国家才开始的某种事业， 民主不是作为奉献给曾经在其间忠实地支持过少数社会主义独裁者的可敬的人们的圣诞礼物。 社会主义民主随着阶级统治的消灭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而开始。社会主义的政党一取得政权就应实行民主。它与无产阶级专政是同一个东西。
【实际上在卢森堡看来，马克思著作中所偶尔提到过一两句的“先锋队”，至多就跟马克思所设定的一样，无非是革命的助产士与引领者，一旦革命结束，所谓的无产阶级政党就不会在政治生活中有任何的“特殊性”可言，更不会实施以无产阶级之名的“训政”，可以想象，夺权之后的红罗莎日后会对列宁解散立宪会议以及驱逐左翼社会革命党的做法会给予不断的指责(她实际真的相信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可以在民众代表制度下以民主手段夺权，她自己还说俄国无产阶级应该把政权移交给大多数选出的政府，根本无视当时俄国工人阶级处于少数地位以及布党当时的现实窘境)，并且反过来要反将列宁一军年年以柏林政府的名义拍发电报要求列宁兑现他的民主化承诺恢复正常的公共政治生活以及取消党的专政】
结合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实践经验以及罗莎本人对于直接受民众支配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承诺，所以大概率的情况是势力不算太强大的斯巴达克团(德共)会主动选择与支持革命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组成革命联合政府，哪怕相对于后两者孤单影只罗莎也会做出这个选项。
所以德国一旦革命成功实际上是不仅是利于革命赤化，而且也有助于促成苏俄的政治民主化以及欧洲乃至世界各国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不服从莫斯科这边的强力指令以自己的独立路线去走适合自己本国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
另外考虑到，由于红罗莎本人对于“民族主义”十分不感冒，所以列宁试图通过发动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运动以拓展革命空间的做法必然会招致红罗莎这边的指责乃至阻碍，她会指责列宁这种做法损害无产阶级团结以及有助于延续资本统治机能。与列宁主张的“民族自决”原则相反，红罗莎支持的民族问题的解决方式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奥托鲍威尔主张的“文化自治”(不过鲍威尔自己也坦诚他也受不了红罗莎不能容忍一切民族主义运动的态度，毕竟后者可是一个固执到连自己娘家波兰的独立诉求都要反对以至于列宁都指责她有偏向大俄罗斯主义危险的女人)，那么鲍威尔解决民族问题的配方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请看:
……为所在国家的独立地位而战斗，对社会主义是有害的，因为它把工人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正确的方针是在现存国家的机构中工作，为所有民族要求自由以建立它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一部给予每个民族发展自己文化的能力、在政治权力斗争中不一再强迫民族重新争夺和重新维护这一权利的宪法;一部使任何民族权力不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基础上的宪法一这是无产阶级在民族政策领域内所要求的....每个民族应该支配自己，并自由根据自己的资源满足自己的文化需求:国家应当把自己限制在监督那些它所有的民族都共同具有的并且在国家与民族之间是中性的利益。这样,具有民族自治和自决就必然是多民族国家中一切民族的工人阶级合乎宪法的目标。”(《民族问题》,第277 ~278页)
当时撰写《民族问题》的鲍威尔认为,在奥地利环境中最佳方针是为君主制中的一切种族群体的民族彻底自治、为最大限度地扩大民族机构的权力以及最大限度地缩小国家职能而战斗。在与雷纳的辩论中,他坚决主张民族原则不应当以领土为基础。在奥匈帝国中,有许多混合语言的地区和多种语言的异域，而来到城镇的移民和种种经济因素，由于民族疆域而引起持续不断的变化。所以，个人原则应当占主导地位,即每一个公民应该选择自己的民族身份。每一个民族应建立自己的组织并拥有发展民族文化传授自己语言及各种机构的基金。民族自治体应是整个国家权威的基础。一般地讲,为了每一民族，独立的国家无疑会显示出一些优势,但是它赋予民族生活完全的自由，国家大的利益才会占据优势。也就是说原来奥匈帝国与德意志帝国的肌体与疆域会被继承下来，改组成一个由多个民族自治体组合而成的邦联/联邦制国家(这个也就是奥地利社民党人长期念念不忘的大奥地利合众国梦想)。可想而知，红罗莎不仅会竭力反对波兰独立，同时也会反对库恩贝拉的匈牙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独立，转而要求这些地方的左派领袖们融入到一个合众国的框架内，这也就意味着红罗莎的红色德国恐怕会与隔壁的波兰社会党人以及匈牙利社会党(库恩贝拉麾下匈牙利共产党与社民党合并的统一的无产政党)、捷克斯洛伐克社民党与共产党产生新的矛盾和冲突。
本文有删减，原文链接：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603631/answer/519744430
【附】柏林秩序井然
罗莎·卢森堡
（1919年1月14日）
“华沙秩序井然！”1831年塞巴斯提亚尼部长在巴黎议会里这样宣告，当时苏沃洛夫的士兵在猛攻布拉格市郊之后已经进驻波兰首都并且开始屠杀起义者了。
“柏林秩序井然！”资产阶级报纸胜利地这样宣告，艾伯特和诺斯克这样宣告，“所向披靡的军队”的军官——柏林小资产阶级平民在街上用手帕向他们挥舞，向他们欢呼乌拉——也这样宣告。德国武器的名誉和光荣在世界史上得到了挽救。那些在佛兰德尔和阿尔贡地区被可耻地击败[1]的人们由于在《前进报》报社对三百名“斯巴达克分子”的辉煌胜利[2]而恢复了名誉。德国军队第一次光荣入侵比利时的时代，列日[3]的征服者冯·艾米希将军的时代，同莱因哈特之流在柏林大街上的行为相比之下也要逊色。被杀害的谈判代表，他们本想就交出《前进报》报社事宜进行谈判，却被政府的士兵用枪托打得血肉模糊，连尸体都无法辨认；惨遭杀害的俘虏被枪弹打得头骨粉碎，脑浆四溅；面对如此这般的光荣行为，谁还会想到使他们在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面前丢脸的败仗呢？“斯巴达克”就是敌人，柏林成为我们的军官善于夺取胜利的地方，“工人诺斯克”成为懂得在鲁登道夫失灵的地方组织胜利的将军。
这时有谁不会想到巴黎的“秩序”警察们在胜利中陶醉、资产阶级在公社战士的尸体上痛饮美酒的情景，而正是这个资产阶级刚刚在普鲁士人面前可悲地投降，并且把国家的首都奉献给外敌，自己却象最卑劣的胆小鬼一样逃跑了。但是在镇压武装很差、饥寒交迫的巴黎无产阶级，镇压他们的手无寸铁的妻子儿女时，又是怎么样重新激起了这些资产阶级子孙、这些“金色青年”[4]，这些军官的男子汉气概啊！在外敌面前屈膝投降的战神的儿子们在野蛮残酷地对待手无寸铁的人、俘虏和阵亡者时，他们的勇敢精神发挥得多么淋漓尽致！
“华沙秩序井然！”“巴黎秩序井然！”“柏林秩序井然！”每隔半个世纪，“秩序”维护人发布的消息就这样从世界历史性斗争的一个中心转到另一个中心。兴高采烈的“胜利者”却没有注意到，这种必须周期性地靠血腥屠杀维护的秩序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它的失败的历史命运。柏林最近的这个“斯巴达克周”是什么？它带来了什么？它教给了我们什么？还在斗争中间，在反革命的胜利喧嚣声中，革命的无产阶级就应该就已经发生的事对自己作出解释，用伟大的历史尺度来衡量事情的过程和结果。革命要抓紧时间，它要继续冲击，越过还没有掩盖的坟墓，把“胜利”和“失败”撇开不管，朝着它的伟大目标前进。自觉地遵循革命的路线，走革命的道路，是为国际社会主义奋斗的战士的首要任务。
在这场斗争中能期待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吗？能期待推翻艾伯特—谢德曼和建立社会主义专政吗？当然不能，如果充分地考虑到所有决定这个问题的各种因素的话。单是目前革命事业的弱点，即广大士兵在政治上还不成熟，还经常被军官滥用于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目的的这一情况，就已经证明，在这次冲突中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持久胜利的。另一方面，军队不成熟这一情况本身只是德国革命普遍不成熟的一个象征。
大多数士兵来自平原地区，这个地区一如既往，还几乎没有被革命触动。至今柏林仍差不多同全国完全隔绝。落后地区的革命中心——在莱因地区、沿海地区、在不伦瑞克、在萨克森，在符腾堡——固然全心全意站在柏林无产阶级一边，但毕竟首先还没有做到在前进时完全步调一致，还缺乏行动上直接的共同性，这种一致性和共同性是会使柏林工人阶级的时攻和战斗力无与伦比地更为有效的。其次，火山爆发的真正根源、为革命的阶级斗争不断提供力量的经济斗争刚刚处于开始阶段，而这只不过是革命在政治上不成熟这一情况的更深刻的表现。
从上述一切得出的结论是，目前还不能考虑到最后的、持久的胜利。上一周的斗争是否因此就是一个“错误”呢？是的，如果这里涉及的是一次有意识的“攻击”，一场所谓的“暴动”的话。但是上一周斗争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正象迄今的一切情况一样，象12月6日一样，象12月24日一样，这是政府的野蛮的挑衅行为！象从前韶西大街反对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那样，象对水兵的屠杀那样，在这一次，对柏林警察局的打击是后来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原因。革命不是凭自己的愿望，在广阔的田野上按照“战略家们”巧妙地制定的计划行动的。革命的敌人也有主动性，的确，通常说来，他们发挥主动性的情况比革命本身要多得多。
在艾伯特—谢德曼疯狂的挑衅面前，革命的工人阶级被迫拿起武器。是的，立即全力以赴地打退敌人进攻，这是革命的荣誉攸关的事情，否则反革命就会受到鼓励而继续进攻，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德国革命在国际中的道义上的信誉就要动摇。
从柏林群众中也立即自发地爆发了反抗，不言而喻，反抗是很有力的，因此在第一次发动进攻时道义上的胜利立即就属于“大街”方面。
革命的内在规律是在跨出第一步以后决不能停下来采取无所作为的被动态度。在击剑中，最好的防御是狠狠的一击。任何一种斗争的这个基本规律尤其支配着革命的每一步骤。柏林无产阶级不会因为艾希霍恩复职而平静下来，他们自发地占领反革命的其他权力阵地：资产阶级的报纸、半官方的通讯社和《前进报》报社，这是不言而喻的，并且证明了他们的健全的本能，他们内在的新鲜力量。所有这些措施都产生于群众的这一来自本能的认识：反革命方面在遭受失败时不会平静，而是要企图进行一场全面的较量。
我们在这里也面临革命的伟大的历史规律之一，象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那种类型的、在任何斗争中只寻求退却借口的渺小的“革命家”的一切过细推敲和自以为是的论据在这些规律面前都要碰得粉碎。
一旦明确地提出革命的基本问题——在这次革命中就是推翻作为社会主义胜利的第一个障碍的艾伯特—谢德曼政府——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的全部现实意义就会一再表现出来，而斗争的每一个个别插曲就会按照自然规律的必然性而全面展开这一问题，尽管革命尚未准备好解决这一问题，尽管革命形势还是如此不成熟。“打倒艾伯特—谢德曼！”这个口号作为一切局部冲突的唯一的取之不尽的公式，不可避免地要在每一次革命危机中出现，并且因此自然而然地，通过它的内在客观逻辑，不管人们愿意与否，把一个个斗争插曲推向高潮。
在革命发展的最初阶段，在任务的急迫性和缺乏解决该问题的前提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一些个别斗争在形式上以失败告终。但是革命是一种独特的“斗争”形式——这也是革命的特殊生存规律——在这种形式的战争中，能通过一系列的“失败”为最后的胜利作好准备。
现代革命的全部历史和社会主义的全部历史向我们揭示了什么？欧洲爆发的第一次阶级斗争，即1831年里昂丝绸纺织工人的暴动，是以严重的失败告终的；英国的宪章运动是以失败告终的。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是惨重的失败告终的。巴黎公社是以可怕的失败告终的。社会主义的整个道路上——仅就革命斗争而言，铺满了纯粹的失败。
但是这同一个历史一步一步地以不可阻挡这势走向最后的胜利！我们从历次“失败”中吸取历史经验、知识、力量、理想主义，要是没有这些失败，我们今天会停留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已直接地逼近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后战役，今天我们正是立足于我们必不可少的那些失败之上的，每次失败都是我们的力量和目标明确性的一个部分。
在这里，与革命斗争截然对立的是议会斗争。在德国四十年内 ，我们只有议会斗争的“胜利”，我们简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然而结果是，在1914年8月4日伟大的历史考验面前，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遭到一次致命的失败，空前的崩溃，史无前例的破产。迄今革命给我们带来的完全是失败，但是这些不可避免的失败积累起来恰恰是未来的最后胜利的保障。
当然要有一个条件！问题在于，各次的失败是什么情况下遭到的，是因为群众的一往直前的战斗力由于一切不够成熟的历史先决条件的限制而受到挫折，还是因为革命行动本身由于不彻底、不坚决和内在的弱点而陷于瘫痪。
上述两种情况都有典型的实例，一个是法国的二月革命，另一个是德国的三月革命。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的英雄行动已成了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源泉。德国三月革命的悲剧象一个拴在现代德国的发展的脚上的铅球。它的后续影响通过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特殊的历史一直涉及德国革命的最近的进程，涉及刚刚经历的戏剧性的危机。
从上述问题的角度来看，这个所谓的“斯巴达克周”的失败是怎样的呢？“斯巴达克周”的失败是由于采取猛烈冲击的革命力量和形势不够成熟造成的，还是由于行动的软弱和动摇而造成的？
两种原因都存在。这次危机的互相矛盾的特点，即柏林群众的强有力的、坚决的、进攻的态度同柏林领袖的不坚定、退缩的动摇态度的矛盾是最近这次插曲的特殊标志。
领导失灵了。但是领导可以而且必须由群众并且从群众中重新推选。群众是决定性的，群众是磐石，革命将依靠这块磐石取得最后胜利。群众站得高，他们使这次“失败”成为国际社会主义引以为骄傲并从中吸取力量的那些历史失败的一个部分。未来的胜利因此将从这一“失败”中茁壮成长。
“柏林秩序井然！” 你们这帮愚蠢的奴才！你们的“秩序”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明天革命将在“磨刀擦枪声中再次兴起”，吹响令你们惊惶失措的号角，宣告：
我来过，我又来到，我还将重临！[5]
发表于1919年1月14日《红旗》第14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533—538页。（苏冰娴译 殷叙彝校 ）
[1] 指1918年3—4月德军在法国弗兰德地区发动的进攻于4月底失利。接着又发起埃纳河地区的攻势，最后也未奏效，阿尔贡属该区。—— 编者注
[2] 占领《前进报》报社的工人和士兵在英勇地抵抗了数量和技术装备方面占优势的反革命军队之后，不得不在1月11日屈服。占领者方面派去进行移交谈判的代表遭到野蛮摧残并被杀害。不得不放下武器的三百名革命者被鞭子和枪托痛打，一些人被枪杀。——编者注
[3] 1914年8月1日德军入侵比利时，7日攻占列日。——编者注
[4]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反动青年组织。——编者注
[5] 此处原译文为：
“柏林秩序井然！”你们这些麻木不仁的刽子手！你们的“秩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明天革命就将“隆隆地再次冲天而起”，吹着军号，令你们胆战心惊地宣告：
我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依然这样！
这两段的英译本为：
“Order prevails in Berlin!” You foolish lackeys! Your “order” is built on sand. Tomorrow the revolution will “rise up again, clashing its weapons,” and to your horror it will proclaim with trumpets blazing:
I was, I am, I shall be!
宋治德致信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告知：“重看罗莎·卢森堡的最后遗作《柏林秩序井然》（Order Prevails in Berlin）并对照英译本，发觉中译版本有不少问题，尤其最后、也最重要的一句译为：「我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依然这样！」容易误以为是罗莎·卢森堡形容自己。其实，「我」是拟人修辞指革命。”并做了改译。
现将旧的中译本的这两句予以替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