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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11-08 07:43:48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高 寒 - 小 + 大
一个“反思毛派”的回忆与反思 （2013年12月26日） 【人民之声按】这是一篇数年前的文章，本文中有些观点我们不赞同（不知作者现在观点如何了）。发此文的目的在于换一个角度看某些问题和人，清楚为何反思，反思的边界，反思的立场。用一种正确的，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反思，并能让读者从中得到启发。转发时对原文进行小部分删节及改动。 内容提要 中国今天的自由主义右派们，现在一说起他们最来劲的“批毛”，说不到三句话，就开始把一切都扯到毛的个人“人品”、“人格”上。这种庸俗的历史观根本看不到，或根本不懂得，制约任何历史人物思维行动背后的那铁的历史必然性。他们只看到文革中的“斗”和“批”的残酷，却完全没有看到这个“斗”与“批”完完全全是为那个“改”而开辟道路，完完全全是欲落脚到那个“改”字上的。正是这个凝聚着毛泽东全部理想激情的“改”，这个尚未完成、也无法完成的“改”，却更多地展现出毛泽东理想情愫中那既承中国文化“天下大同”，又接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一面；展现出他晚年为其终生矢志不渝的平等理想而奋斗的一面。毛泽东的这种不惜赌上自己的最高“皇权”，也要为劳动人民而向着他自己所创建的官僚体制争平等的最后一搏，尽管必然失败，但却永存悲壮。而这，又恰恰是那帮津津乐道、争相恐后勇爬道义至高点的“批毛”凡夫俗子们，所永远无法理喻的！ 毛泽东和列宁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者，他们又都是东方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也决定了20世纪后东方革命的命运。这第一特点，让他们“鲲鹏展翅”乘上了全世界变中世纪文明为现代文明的历史东风；第二个特点，又让他们误以为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可以改变、甚至创造历史规律。世界历史进程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列宁和毛泽东都从、也不能不从东方革命者的特殊视角去解读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的长处在这里，他们的短处也在这里；他们的成功在这里，他们的失败也在这里。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日子里，面对中国现实，我想得最多的还是：毛泽东为什么说无产阶级专政一旦变质就会变为法西斯专政式的政权？ （一） 当年，我是在省城成都的一次铁路员工的大会演讲正酣时，获悉毛主席逝世的。 那是1976年9月9日下午3时半左右，成都铁路局礼堂。当时我作为特邀工人代表，正在台上作主题发言。突然，大会组织者走近讲台对我耳语道：“大会得停，主席逝世了！”边说便边拿起我台前的麦克风反复大声地说道：“发一个临时紧急通知，请各单位来的人都立即回到本单位，4点中央台将有重要新闻发布。” 此刻的大会正是当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报告会。我是以达县专区工农罐头厂工人小组组长被特邀到会发言的。这样的报告，我已在成都作过十几场了。最初我本是作为省委工交会的特邀工人代表，在锦江宾馆大礼堂作过一次大会发言。但没想到那一讲就一发不可收拾。会后，先是由省直机关党委组织讲了几场，后来各单位又纷纷来邀请去讲。那半个月，还真就有点像是在成都作过一次巡回演讲了。在成都铁路局之前，是在省体委礼堂对省公安、政法系统的报告会，之后，原定的还有去川大、科大、川医、川音等大专院校。鉴于我当时急着要尽快离蓉返厂，于是这最后一周的安排，就不得不将本来一天一场的报告会，安排为一天两场了。我那嘶哑的嗓音当时已不得不靠“胖大海”来勉强维持。 那年我仅25岁，却已经有着8年知（青）龄和4年工龄了。只因前一年（1975年），我对我们罐头厂在“整顿”中提了点意见，其无非就是“既然说我们工人是工厂的主人，怎么把我们工人当小偷来防呢？”一类。于是就因这意见有“反党煽动性”而被办“学习班”、遭大字报围攻和全厂各车间轮番批斗，等等。最后，居然因集中组织起来的全厂的笔杆子均辩论不过我，便将我五花大绑给关进了收容审查站。那年国庆节前，我被押回厂批斗，全厂大会终于获得了我的作沉默状之后，我被释放。于是，趁着国庆节假期的空档，我给厂党委书记办公室门缝下塞进一张纸条：“李作乾：我去省委上访、控告你去了”，便只身来到了成都。在蓉滞留上访期间，恰遇“反击右倾翻案风”蓄势待发，赵紫阳刚调到四川。于是，省委很快便派出一个联合调查组到厂调查。来年春，达县地委便不得不秉承省委指示，专门到厂开全厂大会给我平反了。旋即，我便被省委在公交口大张旗鼓地树为“在党委领导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典型”（以刻意区别于所谓“社会上的造反派”），这才有是年8月我作为特邀工人代表赴省开会的事。 有鉴于文革高潮时我正当知青，身处漩涡边缘的农村，加之年龄尚小又属“黑五类”，所以文革中，我还真就一直与“造反派”无缘。故这76年的“批邓反右”被官方树为典型，则算是在“党的领导下”搭上了“四人帮”最末一班车。 1976年“热月政变”后，中国政治瞬间便翻了个个儿。于是我立即便被定为“地师级帮派骨干”（全称：达县地区点名批判的“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76年11月被隔离，77年1月被收监，78年2月则被从严判处18年有期徒刑。 其实，那年若达县地委书记李香山握有杀人权，我是铁板钉钉要被枪毙掉的。在当时那种全国杀气腾腾又叠加欢快地庆祝“第二次解放”的政变气氛下，我记得我临刑时的口号都早已想好了（无法喊就打算写在判决书签名处！），也就这么两句，一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一句则是：“毛主席万岁！” 我当时之所以被判得比许多造反派武斗司令（达县是四川武斗最激烈地区之一）还重，原因就是我在狱中既不认罪，也不吐人。尽管提审员念了不少朋友对我的“检举揭发”，但我均一概以离间计视之，并自我设下“宁可朋友负我，我绝不负朋友”、“任何事，只能从他人口出，决不从本人口出”的反审讯底线。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过去学共产党先烈们“大不了项上碗口大个疤”的决绝心态，居然最终让我这位在四川省三监、四监有名的“反改造典型”，还真就获得了“宣告无罪”的判决书。当然那已是近六年后即1982年秋的事了。这无形中，似乎又现身说法地成就了那句狱中箴言：“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次看到薄熙来受审时我就在想，要是薄熙来去年能扛过中纪委的软硬兼施，不对其甜言蜜语抱任何幻想，不留下任何“自证书”，我看他今天胡温习王如何收场！ （二）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今天还真就有点资格说：“老子那年当毛派坐牢时，你等恐怕还在穿叉叉（重庆方言：开裆）裤！” 那是去年本人面对“红中网”几位号称“毛派”匿名者，连发数帖斥“高寒是毛派吗？！”时的第一反应。本来，到其时为止，我还真就从未自称过“毛派”，之所以此刻被号称“毛派”者打入另册，那仅仅是因为我的“挺薄”与之不期然地同路而已。 我当时在跟帖中卖了点“老资格”后便紧接着说道：“本人今天与你等‘毛派’唯一不同的，不过是一位反思的毛派而已！” 自那以后，我就用这“反思的毛派”作为自己在新浪博客上的Title了，此前我用的头衔是“民间马克思主义者”。先前是刻意于与官方应当打上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现在看来，我还必须得与民间这同样应当打上引号的“毛派”厘清一下才行了。 在我看来，不知反思的毛派——我说的当然是反思毛泽东曾走过的弯路和犯下的错误——就无资格自称或被称为毛派；不站在毛泽东的肩上，扬弃毛泽东，把毛泽东终其一生所追求的那平等理想熔铸在有其历史必然性支撑的制度文明中，也就无资格自称或被称为毛派。就更别说那些刻意地将毛泽东与马克思对立起来而宣称“宁要毛泽东、不要马克思”，刻意地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宗教化的理应打上引号的“毛派”了。 那位“毛派”朋友当时不仅猛刨老窖，翻出许许多多“民运分子”高寒的相关资料来大晒特晒，而且还在我的简历上大做文章。其理由居然是：“我听说过毛时代有少管所，还从来没听说过有13岁的知青！你应该是跟随你老妈被赶回农村去的吧？”我答：“无知不是论据！某事的有无并不以你的知否为据。”于是这位左派又去搬来从网上搜出的当年匿名右右们对高寒“编造简历”的长篇大论。那些个以匿名打真身的打黑哨勇士（们），其“质疑”得还真活灵活现：什么终于考证出高寒决不可能只上过小学，什么高寒说的简历全都是无法核实的孤证，……，云云。 过去，由于海外与国内的信息阻隔，我根本就不屑意去理会这一类“辩论不过，拿‘人品’来凑”的馊招。不过现在好了，拜网络升级换代所赐，现在要寻找国内的那些已“失散”四、五十年的社办林场老知青和其他朋友，已易如反掌。于是，我这里完全就可以顺便回应一下了：本人各种版本简历中所述的每一件事，均无不可用放大镜去核实查证。网上现已可查到我当年13岁当知青时的照片，包括当年我们社办林场的知青群体照了。尽管以76年入狱划界，本人此前所有手稿均被家人付之一炬，但至少，还有着从1964年9月3日上山下乡开始，到1976年11月被隔离前，我一直坚持记下的数十本日记，被妥善保存于达州市的司法档案柜里。如嫌查官方档案不便，至少还可查到当年复旦大学《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11期上我的署名文章（文末注明：四川达县工农罐头厂工人）。1977年夏，《人民日报》曾发过一篇上海市委大批判组写的批朱永嘉的长文，其中就专门引用过一句朱当年对拙文的评语。人民日报的那篇长文，当时被达县市看守所特意向全体犯人广播过，以示本人与“四人帮”有“通天联系”。此外，对本人简历中的那几个大时间段，我这里暂且仅举成渝两地的几位大名人（其身份请自己上网去查吧）为证，以驳那无稽的“孤证”说：王康、罗中立、袁庭栋、林凌、……。 （三） 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1962年1月30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说：“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1963年5月9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 毛泽东还说：“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是一帮流氓，比戴高乐还坏。”（1964年5月15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的谈话》） ……。 很明显，在毛泽东眼里，法西斯专政要比一般资产阶级专政更反动、更残酷、更血腥和更黑暗。 可为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可以有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专政和特殊意义上的法西斯专政这样至少两种、甚至多种政权形式；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却只能有一种形式；并且这种形式的政权不变则已，若一变就直奔法西斯式政权而去呢？ 再进一步看，那种“不变则已，若一变就直奔法西斯式而去”的政权本身，就真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么？换言之，该政权在它“变质”之前，其本身的“质”属于什么？也就是说，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何谓“无产阶级专政”的质的规定性？况且，这个“演变”的方向和轨迹本身，究竟有无、并有着何种内在机理呢？ 从概念种属的关系上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应从属于“阶级专政”；“阶级专政”，当从属于“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则应当从属于“阶级关系”、 “阶级存在”、乃至“阶级”了，……，如此等等。 马克思说过，“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还是发现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些阶级作过经济的剖析。我新做的工作就是证明了：（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853年3月5日致魏德迈》） 人类历史既然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那么，根据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性就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只能是一种高于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文明，而非仅仅是一种反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文明了。因为从“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反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文明，至少可以有两种：一种是低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文明，一种则是高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文明；前者是封建专制皇权文明，而后者才是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前者是站在昨天的立场上批判资产阶级，而后者才是站在明天的立场上批判资产阶级。 可见，一个国家，究竟是处于哪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从而，它的反资本主义、批资本主义，究竟是代表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的过去“历史发展阶段”去反、去批，还是代表尚未诞生的未来“历史发展阶段”去反、去批，就不是只看这个制度的宣言，而是要看这个制度的实践了。对该社会的性质，就不应当只从执政者对真理和正义的理解或阐释中去寻找，而应当从其施政实践所体现出来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中去寻找了。 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其究竟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包括它的形形色色的亚种，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哪怕再“初级”、再“特色”但总得沾点社会主义边、带点社会主义味吧——其关键并不是看它是否反了资产阶级，是否反了帝国主义，是否有国有制，……等等，而是看它、也仅仅看它是否具有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文明了。 （四） 毛泽东1963年5月在审阅中共中央一份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前十条”）时，突发哲学幽思，在十条具体条文之前，慨然写下一大段谈论哲学的文字。次年，这一段神来之笔又独立成篇，被冠名“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以单行本出版发行。 此刻大饥荒刚过，毛泽东对农村工作大发哲学之慨，我想，这应被视为他对“三面红旗”大失败所作的一次内心独白，一种从哲学认识论上所作的一次自我辩护吧。 他说：“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 这里，毛泽东承认了失败，甚至承认了错误，尽管还有点笼统，仅仅归因于认识论。 三年后，在文革蓄势待发之际，毛泽东写下他著名的“五七指示”，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同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审阅过的评论员文章“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对外公布了这封信，并第一次对该信做出权威性解读。该评论说，这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答案”；只要遵照“五•七指示”，就“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 我们知道，在文革中，毛泽东提出过“一斗二批三改”。因此，这个“五七指示”，完全可以被视为是毛泽东心目中“改”的总目标。联系到8年前他欣然总结出的“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联系到该评论又隐隐重提“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面早已多年不提的“三面红旗”中的第一面旗帜“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来看，这整个一以贯之的思想脉络，便基本上可视为毛泽东心目中的那个“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想略图了。 （五） 应当说，毛泽东和列宁一样，终其一生，直到最后一刻，都在思考和探索着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都在思考和探索着如何完善和更新其所创建的国家制度，都在思考和探索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列宁的心是相通的。林彪说他是当代的列宁，这点没有说错。 中国今天的右派们，现在一说起他们最来劲的“批毛”，说不到三句话，就开始把一切都扯到毛的个人“人品”、“人格”上。这种庸俗的历史观根本看不到，或根本不懂得，制约任何历史人物思维行动背后的那铁的历史必然性。他们只看到文革中的“斗”和“批”的残酷，却完全没有看到这个“斗”与“批”完完全全是为那个“改”而开辟道路，完完全全是欲落脚到那个“改”字上的。正是这个凝聚着毛泽东全部理想激情的“改”，这个尚未完成、也无法完成的“改”，却更多地展现出毛泽东理想情愫中那既承中国文化“天下大同”，又接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一面；展现出他晚年为其终生矢志不渝的平等理想而奋斗的一面。毛泽东的这种不惜赌上自己的最高“皇权”，也要为劳动人民而向着他自己所创建的官僚体制争平等的最后一搏，尽管必然失败，但却永存悲壮。而这，又恰恰是那帮津津乐道、争相恐后勇爬道义至高点的“批毛”凡夫俗子们，所永远无法理喻的！ 毛泽东和列宁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者，他们又都是东方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也决定了20世纪后东方革命的命运。这第一特点，让他们“鲲鹏展翅”乘上了全世界变中世纪文明为现代文明的历史东风；第二个特点，又让他们误以为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可以改变、甚至创造历史规律。世界历史进程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列宁和毛泽东都从、也不能不从东方革命者的特殊视角去解读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的长处在这里，他们的短处也在这里；他们的成功在这里，他们的失败也在这里。 列宁说：从莫斯科到巴黎，经由北平-加尔各答最近；毛泽东则说：一张白纸，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东方共产党人看来，如果说，过去一切革命的胜利均与社会主义无缘，那是因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尚未诞生；而今天，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因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因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胜利，故这个社会主义革命，便自然而然应从先于西方革命者赢得政权的东方共产党人手中来开始了。 然而，东方成功了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却忘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成功的那个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而东方马克思主义者成功了的这个革命，却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的革命，尽管它们基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又都同时地发生和存在于20世纪。要知道，今天东方革命者所夺得的这个政权，西方革命者早在两、三百年前就业已完成了，尽管那时世界上还并无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者却既不能创建、也不能改变历史规律。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一样，只能因势利导，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否则，有何资格叫“规律”？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世间其他任何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剩余价值，是唯物史观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唯物史观在政治学中的应用。任何科学的应用都将随着人类实践-认识的广狭深浅而发展，但特定科学的质的规定性，却与该科学本身同在。 因此，根据唯物史观，根据科学社会主义，从共产党人夺得政权为标志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到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里孕育出一个更新更高的社会文明，这其间将会经历整整一个时代，一个绕不过去的资本主义文明时代。而十月革命以降的东方革命胜利后所发生的种种灾难，均无不与否认这个历史阶段有关，无不以空想社会主义一旦与国家政权相结合有关。这一点是当年仅限于在自己的狭小试验区里实验“社会主义”的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们，所做梦也想象不到的。 （六） 记得列宁和毛泽东都曾分别谈起过俄国革命者和中国革命者当年寻找革命理论时的艰难。 列宁说：“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毛泽东则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论人民民主专政》） 每每读到列宁、毛泽东的这些话，都不能不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革命冲动，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革命冲动。不过今天这个革命所指向的对象，却恰恰正是列宁、毛泽东当年所一手建立，并以其不可阻挡的惯性，一步一步演变至今的那个“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官僚特权专制制度了。 这个制度的极端版，就是当下朝鲜金家的“白头山血统”世袭王朝。将这样的宗法专制皇权制度称之为“社会主义制度”、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亵渎，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对共产党人的亵渎。面对着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残酷压迫人民的法西斯政权，任何真正有点血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又怎能不首先想到革命？！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当年若不跟随列宁、毛泽东干革命，就算不得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而今天，若还不承认列宁、毛泽东所建立起的那种打引号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就不能算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所以，今天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的毛泽东革命理想的继承者，其所面临的任务，就完全不是什么反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复辟，而是、也仅仅是反封建世袭特权制度在中国的复辟了。为此，必要时甚至需要重建革命的共产党。最起码，也应立即将在理论上的重建或改造，提上日程。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薄熙来的重庆探索所彰显出来的对特权阶级叛逆的意义，更尤堪称道——尽管他本人未必就有着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也还是在这种意义上，习近平、王岐山们，错过了借薄熙来事件，来推动建立包括最高权力转移机制在内的路线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健康体制的机会，正恰恰表明他们仍还未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今天的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之所在，表明他们仍还没走出玩“击鼓传花”游戏的宿命。 （七） 从一定意义上说，布尔什维克、老共产党人，也就是以列宁、毛泽东为代表的红一代，他们在革命中和革命后所犯下的任何错误，都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毕竟，在东方落后国家，为穷苦劳动大众翻身求解放的路究竟该怎么走，即使有了马克思主义作指引，但其具体的跋涉，还得靠自己去探索。尤其是对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而言，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又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和掠夺性合二为一，要谨慎地、辩证地对待之确也并非易事。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又恰恰整个地缺了东方革命这一大块，就更别说由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这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该怎样去领导本国的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制建设，并最终将其引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至今还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上的完全空白了。 于是，剩下的，就只有靠东方共产党人自己去探索，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了。“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 所以我要说，老一辈共产党人所犯下的那些错误，放到任何人身上，包括我们自己，几乎都是难免的，谁叫他们是开拓者呢？这些错误，这些弯路，甚至可以视之为是东方落后民族争取自身解放、从必然王国到达自由王国而无可省略、也无可避免的一段必经历程。 然而，作为红一代们那可原谅错误之惯性所造成的不可原谅的制度性恶果，首当其冲就是今天红二代、官二代中那变相的世袭官位特权、以及因特权的暴富了。这与世袭王朝其不仅没有一丝一毫的“社会主义”气味，而且是比资产阶级“权利平等”文明低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史前文明。 列宁和毛泽东都曾警惕旧社会的复辟，毛泽东还特别提到防止和平演变。但是，他们都只看到了有形的或特定的复辟和改变颜色，却未能意识到无形的或另一特定的复辟和改变颜色；只看到共产党被外敌推翻、颠覆的那种旧社会的复辟和改变颜色，却没有看到在“共产党领导一切”下的另一种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旧社会的复辟和改变颜色。 毛泽东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为他的上篇文章，交出的答卷是漂亮的；他的下篇文章，其答卷尽管未获得满分，但却给后人留下弥足珍贵的遗产。任何人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一代人只能完成一代人的任务。今天站在毛泽东那既成功又失败双肩上的真正的、彻底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该怎样来继承毛泽东的未尽之业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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