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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16 00:30:47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老田 - 小 + 大
| 中国特色的异化社会是如何建成的（3-2） 二、社会流动的大门对底层民众的开放性 在回武汉车上，老婆有点感概，说今天的社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很多曾经的农村青年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不过，因为这是个大时代，一代青年人赶上了，自己的努力很重要，但是时代机遇更重要，今天的青年人要达到同样的成绩，可能性已经很小了，整个社会又回到了“拼爹”的时代。前些时网络上有一个帖子，说出生于1962-1972年之间的中国人，是最幸运的一代人，说这群人上小学中学的时候，是不要学费的，作业负担也是最轻的;上了大学不仅毫无学费负担、毕业之后还都有工作分配。个人只支付极低的教育成本，同时，社会上层空间却以较高的开放程度接纳了这代人中间的部分幸运者，不得不说，这是难于复制的两大时代条件。 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商业，一大群人在就业和居住地方面的变换，其实是时代转变的代表性群体。从故乡到他乡，由他乡回故乡，地理空间和时代年轮的转换，对比尤其剧烈。老田生在农村，很多初中和高中的同学，多为农家子弟，今天往往已经跳出农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工作，就自己的位置和成就而言，应该算是社会的中上层人士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农村的初中毕业班，近半同学在最近的几十年发展中间，成功地挣脱了底层，通过各种方式流动到了社会的中上层。这在世界历史的工业化时代，也应该算是一个奇迹：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有相当比例的人口数量成功地挣脱了底层状态，这显然也是社会发展过程最终惠及全体民众的证据。 综合起来是一句话：从社会底层奋斗上去的努力过程中间，我和我的同学们这代人，需要个人自己支付的金钱成本和努力成本最低;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社会流动的大门，对我们这批同学的开放性是最高的。纵向比较：不管是与前一代人相比和后一代人相比的话，个人付出的社会流动成本都是最小的，社会流动的大门所设立的通过障碍也是最少的。今天回顾我们这一批乡下出生的穷二代，能够支付得起社会流动成本：是因为我们是在毛时代体制下受教育;同时却是在邓时代的阶级社会建设之初、各种社会流动藩篱尚未扎紧的时期，就通过了大门和参加工作的。毛时代的低成本，邓时代上层社会规模的巨幅扩张，没有这两个条件同时成立，想必同学们要取得今天的成就和地位，可能性就要低很多吧，或者要取得今天同样的成绩，需要付出的努力也要多出很多吧。 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我们自己没有付出的成本，到底是谁付的呢?2010年，老田回故乡的时候，特意访问了高中的班主任(也是物理老师)黄老师，他粗略讲了自己一生的收入状况。黄老师1970年代农业学大寨鼎盛时期参加工作，最初是在改河工地上当施工员，指导上万民工开挖新河道，月薪24元。后来到高中教书，月工资29元，后来调高到34元。到了1980年代末期，工资提到90元左右，老师们都觉得已经是很高的工资了。等到朱镕基再次给公务员加工资的时候，1993年前后老师工资提高到300多，黄老师说当时同事们中间都讨论钱这么多、要怎么用。 前一辈人为后一辈人的成长，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这也是毛时代阶级斗争很缓和的原因之一。如何解释这个成本，把今天的成本支付状况绝对化之后，就获得了一个解释毛时代的方法。在主流经济学界和自由派的历史回溯中间，必定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是：毛主席时代如何剥夺农民、剥夺工人等等。之所以长期抓住这样的主题不轻易放过，当然是为了说明今天的资本主义好，过去的社会主义糟，正好可以为官方的“不走老路”做注脚。去年九月份在清华大学的学术会议期间，剪刀差和剥夺农民问题又有人提出来说，王绍光教授有一个评论说：说毛时代剥夺工人农民干部等等，从收入不高看都有依据，全社会到处都是“被剥夺者”，但到处都找不到“剥夺者”。 如果硬要说毛时代存在着剥夺的话，根据老田的经验，严重存在着下层只支付低价格购买精英阶层服务的剥夺形式，老师和医生的低工资就是很典型的证据。依据穷人的购买力来设计社会体制的努力，就是那个著名的口号——“为人民服务”所揭示的逻辑，被否定和替代的是：资本积累的利润最大化逻辑和官办的正规化逻辑。这两种制度逻辑的共同点是高成本，当然，资本积累的逻辑表现更为严重一些，而官办的正规化逻辑在通常情况下，也一定会把服务价格提高到多数人口“买不起”的高度上。这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十多年之后，广大农民依然处于一无医二无药境地的原因，也是小学教育一定要等到文革把教育部搞垮之后才普及的原因。 看起来，为人民服务、利润最大化和官办正规化，是三个极其不同的体制设计逻辑，相互之间是不可能兼容的。对照检视今天精英们书写的毛时代历史，所谓的“剪刀差”和“剥夺农民”的说辞，其实是一种转喻或者映射：把精英阶层强烈的“受剥夺感受”投射到底层民众的低收入水平上去。这样一种话语策略，是要把贵族造反的“不相同份额”诉求，与底层民众的低收入相互混淆起来，这是把道义争取与事实呈现相互混淆起来。顺便说一下，不是所有的精英阶层成员，都认为自己应该天然合理地享受“不相同份额”的，我的很多老师就是这样的人。 以老田自己为例，上小学每学期只交0.5元书本费，初中每学期3元，高中每学期5元，高中复读班每学期10-20元左右。正是在这个期间，老师的待遇都不高，小学老师是民办教师在生产队里记工分，拿农民一样的收入。初中和高中老师的月工资都很低，老师的低工资与学生的低学费负担是互为因果关系的。毛时代除了学费负担极低之外，各种“非学费负担”也大幅度减少，老田所在的乡初中，还开办了高中班以减少学生就学的距离，马华初中还有派出去的教学点——还在太阳山设有初中教学点，让附近几个大队的学生可以就近上学。 今天农村地区中小学教育的最新变化是：得益于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小学和初中的学费已经免除了。高中普遍地集中到了县城，老田的母校横车高中被撤，原址变成了一所中心小学。小学、初中和高中，都开始大规模集中，这对于农村学生来说，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家庭与学校的平均距离拉长了很多，二是学费之外的生活成本急剧上升。高中阶段的学费负担则不轻，还往往需要在县城租房由长辈陪读。通常情况下，如果父母不出外打工了话，供养一个小孩上学上完义务教育阶段，都是有困难的。 回忆起来，当时每个校园里头的空地，不是如今天一般种花种草，而是种菜。种菜在宣传中间被说成是要附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学工学农，实际上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经济方面，老师需要通过自给自足来降低一部分老师(也包括学生)的生活成本，老师的低工资和学校在空地上种菜，也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共时性事件。在所有的人类动机中间，最具有说服力的动机是经济方面的动机，因此，今天社会科学中间，经济学是相当的牛。 在另外一个角度上，也可以得出结论说：什么时候校园空地不再种菜了，这个时候学生个人支付的学费就开始急剧上升了，这意味着需要通过学费提供老师的全部生活成本。当然，如果学生家长不直接负担的话，那就需要曲线支付：把必须的老师生活成本提高幅度转嫁给财政，而财政收入增加的唯一出路只能够通过增加民众的税负平均数，这还需要加上税收征管过程所发生的额外成本。 大学期间老田只需要上交书本费，一分钱学费都没有，这与今天动辄过万元的学费相比，完全不能够相提并论。不过在生活支助方面，已经开始了改革，取消了助学金，改为贷款。在武汉四年大学读下来合计借贷款860元(年发放11个月每月20元，毕业年发放10个月，在数量上相当于从前的甲等助学金)，因为是来自农村的贫困生身份，在毕业时给予全部蠲免，无需归还。 平民社会与贵族社会，遭遇到的问题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在贵族社会，平民们起来造反，因为他们是相同的人却得不到相同的份额;而在一个平民社会里，贵族阶层起来造反，因为他们是不相同的人，却只得到相同的份额。顺理成章地，在强调合作机制的平民社会中间，有优势的群体的不满意，是一个随时需要处理的首要问题。毛时代的阶级斗争，或者反复辟话题，从根本上而言，需要应对就是贵族造反趋势及其追求不相同份额的意愿。不过，从老田访问黄老师的回顾看，他似乎没有那种贵族怨气和怨言，看起来，黄老师本人也是起自草根，不认为自己是“当然贵族”并应该获得不相同的份额。毛老人家到1976年，直到临终前，依然强调“不斗争就没有进步”“八亿多人不斗行吗”，这可能是针对官场高层表现出来的强烈贵族造反意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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