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8-12-17 07:38:43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弹指一挥四十年(4-4) 假革命派:邓力群一伙 老左的“左派”代表名义必须交回 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对两个名词的认识十分混乱也违反本义: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左派”。原因很清楚,这些名词在毛泽东时代用,在华、邓时代也用,一个真用,一个假用。三十年下来,中国内部,打着“社会主义”“左派”旗号的,其实都是华邓所允许存在的派别,也就是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左派”。文革的左派经过华邓两代统治,全力镇压,党内和社会上的左派,已经同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左派没有关系。以苏联为例子,就很清楚。邓小平批毛后的“左”派其实相当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的苏共党内的“左”派,是已经背离革命成为修正主义政党和反社会主义政权的左右之分。这就是中国的新老两“左”。就其组成来说,新左比较年轻、成分比较复杂,是邓当权后的国际国内社会关系中形成;老左则比较单纯,由军政老干部为核心所组成。新左不一定主张社会主义,同过去的瓜葛少,不以社会主义为政纲。因此,中国三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左派,是以老左为代表的。特别在国际上,只要谈到中国党内的左派,指的一定是老左。在造反派完全剥夺了发言权的情况下,老左的“左”,比较起来,多少还有不愿走资本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意义,因此,社会上因走资所产生的矛盾使得年轻人再度寻找毛泽东和社会主义道路时,老左就自然成为高举社会主义的重镇了。这个现象,是一个历史形成的现象,老左所举出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旗帜,正面作用就是在反毛反社会主义的大环境中,至少让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有露头的地方;但老左本身是邓小平反文革的产物,除非改变根本立场,否则是不可能带动后代走进步革命道路的。所以,人们所看到的老左,顶多不过是偶尔在党内发出反对的声音,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脱离时代的保守势力。这点,也同戈巴乔夫时代的苏共内部的保守派类似。但两者有一点极大的分别,即中国的老左中许多都跟随毛泽东打过天下,对毛泽东有相当深厚的感情,有感情就有热力,比起苏修的纯官僚左派要好得多。从反面言,老左的坚决反对江青、张春桥;反对文革,反对造反派,则一直在阻止年轻人对毛泽东革命时代的认识,还是邓派政策的延续。 无论如何,三十多年来,对社会大多数年轻人而言,老左是代表左派,对左派的印象,也就是来自对老左的印象。老左代表左派,也许不是老左自封的;但是,承担了名义就得以实际行动来支持。也就是说,老左应该走在工农斗争的前列,并继续毛泽东的道路。老左的核心组成者都是共产党员,邓小平控制下的假共产党的根本路线,就是出卖和压榨工农,就是使毛泽东的革命道路成为历史陈迹。请问,他如果不同这样的党划清界限,他怎么代表工农、返回毛泽东道路呢?顶多不过是口上说说而已。所以,时间越久,不要说工农,连一般小老百姓都基本看清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本质时,老左的口头或上书左,就越显示出自己远远落于现实之后。正因为这个缘故,三十年来老左在转化,内部在分化,年轻人进去了马上就离开。在原来的老左头面人物中,也有人勇于肯定文革,甚至肯定江张,甚至强烈批邓,这些人都是敢于承认过去追随邓小平或被邓小平利用的失误,这样的胸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现在,江张的左派名誉恢复,人们已经不可能再以老左作为左派的代表了。老左的作用已过,其中参与邓小平批毛者,也到了必须还债的时侯。 所有的老左派,他们在开国、建国、拥毛、捍卫社会主义事业上的贡献令人尊敬。我们所要求的是,老左为了自身的清白,必须同他们之中的假左派,即替邓小平的反毛反文革出过死力而至今仍不悔改者,划清界限。这个假革命的代表人物,就是被右派称为左王的邓力群。 邓力群是文革一开始就遭到批判的刘邓一伙。同邓小平的关系非同小可,远且不说,1974-75年邓小平复出时成立的理论班子,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就是其中的核心。1975年又一次批邓时所提出的“三株大毒草”,就是胡、邓等的杰作。更严重的是,邓小平1981年的批毛《决议》,又是胡乔木、邓力群这几个笔杆子出了大力。而且,在贯彻《决议》的宣传上,负责人就是中央宣传部长邓力群。也就是说,在邓小平的批毛行动中,最得力的宣传助手的头两名就是胡乔木和邓力群。胡乔木是从头到尾紧跟邓小平;邓力群则在邓小平南巡时期两人有了意见分歧,大概是有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的问题。邓小平也从此将他冷藏,不再重用。而此后,邓力群就变为党内社会主义老左的领袖人物。邓力群将他参加毛泽东组织的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整理出来(其实在文革期间就已经有基本类似的版本面世,邓所出版的有笔记作为根据)并作注释,又被人认为是解读毛泽东思想的权威。问题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在《决议》批毛上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以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方式将毛泽东的思想分成正确部分和错误部分。正确部分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的思想就是毛泽东一个人,而毛泽东本人从反右以来就没有正确过,当然,要害是,毛泽东晚年大错特错,犯了弥天大罪。 《决议》是邓小平裹挟中共元老的一个恶毒手段,元老中的一部分人都是被动地陷进去,上了贼船下不来,可以算作一半被裹胁,后来多少有些后悔,找机会也说了些毛泽东的好话,黄克诚就是一例。但是,邓力群绝对不是被裹胁,他是邓小平毒计的策划者、执行者和宣传者。所以,在邓小平的批毛罪行中,邓力群、胡乔木是头号打手。是不是因为后来他同邓小平分道扬镳了,他就又变成毛泽东的信徒了?当然不是。正如同华国锋的批邓不能成为华是毛的信徒一样。 当然,邓力群和华国锋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华是叛毛的主角,邓力群是鞭毛的配角。但让邓力群来维护毛泽东思想是对毛泽东的侮辱。谁都可以诠释毛泽东思想,度量大些也无须对邓力群自封的权威生气。人们却一直在等待,这个号称同邓小平不同路者,不同在那里?是不是他已悔不当初了呢?人们等到现在,也看到邓力群的文章、自传等,却看不到正面的与邓小平决裂,看不到公开批邓,看不到他对自己批文革鞭毛等行为表示忏悔。也就是说,这个左王,确是只有他永远正确,毛泽东是文革错了;邓小平是不听他的话错了,只有他,没有任何错,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中国权威。似乎在毛邓之外,还有这一条邓力群道路,只可惜没有实现。这样的假左派可笑复可憎:自大得可笑,死不悔改还装腔作势的面目可憎。 如果邓力群还真正有悔意,真想重会毛泽东身边,他还有戴罪立功的条件。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没有比当初制作者之一的邓力群出面来否定《决议》更有力的了。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左王,能够带头出面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决议》是错误的,是对不起毛泽东的,那就不啻是抛出一颗批邓的巨型炮弹。 今天,人们冲破封锁,在网上表达出捧江批邓,也就最后一次对像邓力群这样的两面讨好的人物通告:在历史上,到底是愿作邓派呢还是愿意作毛派? (五)英雄可佩:江青、张春桥 老奸巨滑的邓小平、陈云,企图赶尽杀绝,将文革“余毒”彻底扫清,自以为得计,想出了这个审判“四人帮”的方式,将“四人帮”定为罪犯,所有积极参加文革的造反派都是犯了大罪。既然是罪犯,就可以杀头。在一片杀气下立威。在这里,我们又看出邓小平的媚外。邓小平同美国的广播公司签约,将审判镜头卖出,其用意一方面是让“四人帮”出丑伏罪,另一方面也是让美国作反共宣传,民间目睹“文革”的罪恶。 横眉冷对反革命 但是,这个毒计,结果适得其反,让邓小平、陈云终身后悔:审判场成为正邪的较量场,审判者变成被审判者,审判江、张变成了江青和张春桥审判背叛革命的共产党叛徒。在华、邓的舆论宣传上,人们听到的江青和张春桥,是两个政治野心膨胀无恶不作的大坏蛋,是千夫所指,十杀而不赦的大恶人。但是,在审判庭上,人们看到的恰恰相反。在台上表演的所谓“审讯”,是完全公式化的“指控”,出庭的“证人”、“证据”和“罪状”没有一点说服力。等到江、张出庭时,整个气氛都变了。张春桥的态度所表现的,就是他根本不接受这些革命叛徒的权威,对台上的装模作样不屑一顾,一言不发,凛然正气就显现出法庭做戏的虚伪。正因为他一言不发,全场的注意力都跟着他转,只要身体有所动作,就引起场内的骚动,变成了场上唯一的变化。这个场面,让人立即联想到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华国锋在逮捕了张春桥后,第一篇刊出的批张文章是鲁迅的《评十月的乡村》,意指鲁迅早在三十年代就看出了张春桥的问题。且不问鲁迅的一篇文章怎么定一个人的案;就像鲁迅名义所发表的文章中有为瞿秋白所作,并不能以此证明瞿秋白一定是不会犯错的。如果鲁迅目睹了张春桥在庭上的表现,他肯定不会反对张春桥反映出他诗句的精神,承认自己说过头了。 审判者被审判 江青的出庭,又是另一番景象。控方的每一句控诉,引起的是江青一连串的反质问、反控诉。江青以革命前辈的姿态教训那些“控诉员”为虎作伥,替反革命服务;她以毛泽东忠实学生的身份教导在场的党员毛泽东思想,她不仅不认罪,而且为自己的献身革命感到光荣;为参加文革而自豪。她指斥所谓的“罪名”不实和可笑。人们多半只听说过革命者面对反动派时的凛然正气,现在是亲眼看到了江青就是这样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许多不了解事实真相者,经过这个审判后,很难再相信过去对江、张的诬蔑。花了钱的美国电视开始还播放审判的镜头,没有多久,在审判江青中,就根本停止播放了。因为再播放就是替江青、张春桥、替文革宣传了。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江青、张春桥给人们上了感人的革命情操的一课。一个费尽心机、凶神恶煞的“审判”,造就出两个为革命献身的英雄!在正邪较量上,江、张的正气压倒了邪气。江、张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们是毛泽东培养出来的接班人。这次审判,是邓小平、陈云的一大失着,为了掩饰这次的大挫败,我们看到官方已经以各种方式反复重述“审判”,却怎么都不再出示当时审判的记录。有关这一审判的原始记录,是一份珍贵的史料。 与江、张相对比的,是“四人帮”的另两人:王洪文和姚文元。王洪文一点精神都没有,那里有工人造反派的气慨?姚文元还是在咬文嚼字的为他的“罪状”申辩;更不用说的,是还有赫赫一时的蒯大富,居然出席为指控张春桥的“证人”。同“四人帮”同时审判的还有林彪集团。人们看到陈伯达的俯首认罪,以及吴法宪的痛哭流涕,让人不能想象这些竟然是笔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胆,是庐山会议时大闹庐山嚣张不可一世的先锋,当年“让地球停止转动”之势的气焰,而今安在!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正遭遇到考验时,真伪立分。 文革的谢幕:真假革命大亮相 这次“审判”,在历史上就是文革的谢幕。文革迟迟不能结束,其中一个因素就是革命洪流大冲击,鱼虾俱下,龙蛇混杂。各色人物为适应形势都唱着同样革命的高调,却怀着不同的动机,真假不分。越到后来,反革命、假革命就越懂得如何制造混乱,兴风作浪。真假革命派,只有在他们自己跳出来亮相时才能识别。因此,只能一波又一波的洗刷,时间就一拖再拖。当时的参加者,特别是年轻人,就会感到彷徨,不知所从,不知自己立身何处,失去了方向。即此所谓的“当局者迷”。华、邓就是利用人们的“迷惑”来混淆是非,而遂其阴谋。文革形成的迷惑,却必须在文革被彻底捣毁后才让人明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从华国锋的政变开始,到邓小平,以“审判文革”的方式发动开始全面复辟走资时,变成了真假革命者的大亮相:才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谁是反革命,此时再也隐瞒不住了。 文革十年,中央文革小组成为全国文革的总中心,权力集中也当然成为矛盾的集中。因此,中央文革不段的走马换将,但从头到尾坚持下去的,只有江青和张春桥(如果把主持中央的周恩来算上,只有三人)。而在邓记清算文革的大较量中,只有江、张坚持革命、捍卫文革,捍卫毛,高举正义的旗子。 当初,造反派称江青为“文革的旗手”,江青在造反派中的声望如日中天;江青在革命样板戏上的成就,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大手笔的文艺变革,也是以“文化大革命”为名义的“文化”样板。可惜的是,艺术的成熟需要几十年,上百年,而这个样板戏艺术改革只是刚开始就遭到封杀,样板戏还只是开创的雏形,可待改进发展的地方太多,后来不但没有继续,而且市侩化。但只要看样板戏的复活和当权派必须首肯,只是将功劳不放在江青身上,就可见其生命力了。 张春桥则被认为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大师,是革命队伍的军师。张的文章不多,但份量极重,他有名的两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一篇写于57年,最早看出走资问题“一月革命”的上海夺权树立了文革的第一个政治里程,上海成为文革的先行者;张在文革中央的每一次的大阵仗中都处于同走资派对峙的前列:怀仁堂的老帅以张为攻击对象;庐山会议的林、陈又叫嚷“揪张”;邓小平复出后,与张势不两立,到上海策反马天水。张不但顶住了一次又一次排山倒海的压力,而且练就了高明政治斗争的本领,真正是经历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接班人。毛泽东对张春桥的赏识,人们有目共睹。后来诋毁张春桥的所有罪名中,找不到张春桥的检讨。这在当时是少见的:周总理犯错检讨;江青犯错检讨;其余的老帅元老接受群众批判和自我检讨更是常事;唯独张春桥没有犯严重错误。后来有人引毛泽东主席关于“小小经验主义者”的讲话用以证明张受到批评的说法,完全是断章取义。根据所引的原话,毛还特别表示是他自己没有讲明白,不能怪张春桥。九大的政治报告张春桥是主要起草人,也是十大的重要决策人,毛泽东是将他的上升看成文革的重大成果。 江青了不起之处,在她的独立性和斗争性。换句话说,就是她的造反精神。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党。党庞大到这个地步,结构上的官僚结构也成为庞大机器,形成反作用,变成不是人驾驭机器,而是机器驾驭人。这就是毛泽东从头到尾予以高度重视的反对官僚主义,最终导致他发动文革自下而上彻底整党、重新建党。文革之前,刘少奇的“党的驯服工具”论就是反映结构的高压,越来越成为党的主流,不过是打着毛泽东旗子发展而已。但在这个大机器之下,能看出问题的致命性就几乎很少,而敢正面挑战、反抗的就绝无仅有。江青就是这样的一位造反者。她在三十年代就痛感中共地下党在上海左翼文艺界的跋扈和唯我革命(正是同时鲁迅批四条汉子的感觉)。到建国初期参与文艺界工作,,更是处处都是文化官僚主义。江青在文革期间,谈过她建国以后的经历,从批判“武训传”开始,毛泽东所发动重大文艺批判,都有江青的作用在内。这些都是有文件记载的事实,而且也是中共元老从来对江青不满的主要原因。所以,造反派的江青在文革中冒头,特别是文革造反派的希望所寄,是一点都不稀奇的。这里,我们也看出,在中央的高级领导中的妇女,多半都变成陪衬,行为中规中矩时,只有毛泽东才可能鼓励江青的造反精神,从而培育出江青这样的党内造反派。 江青、张春桥不仅代表文革、代表革命、而且也代表中华的民族正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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