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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5-07 08:48:43 点击： 次 来源：毛泽东旗帜网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旗帜网讲座7】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2019年5月5日晚八点整，毛泽东旗帜网交流讲座在旗帜群开讲。主讲老师由毛泽东旗帜网站长时迈同志担任，本次讲座的题目是“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人民之声网特发出此讲座的文字稿，以供大家学习交流。 今天的任务仍然是“外惩列强，内惩国贼” ——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系列文论之一 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 雷 川 一 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肇始于一件在当时看似平常的事情——巴黎和会上，列强把战败国德国早先对中国胶东半岛的殖民权利，正式移交给了日本。其实，在旧中国，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早就被列强分割，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多少年。况且，胶东半岛历来为列强占有，而且日本此前已经占领胶州湾，巴黎和会只不过承认了既有的事实。为什么一个胶州湾的事情，就引起了五四运动？其实，在巴黎和会这个偶然的导火线背后，还藏着一些必然因素。 这个必然的因素，在国际上，是受了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在国内，五四运动前就已经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则为五四运动做了铺垫。因此，我们有必要注意到，新文化运动作为前期铺垫，对于推动我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什么？有人说是科学与民主，笔者以为不然。拿科学技术来说，清朝统治者最初认为，科学技术属于“奇技淫巧”，对人民的生产、生活毫无意义。但是，晚清统治者已经转变了这个观念，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在“洋务运动”中大力引进技术、发展工业、发展国防，同时大量外派留学生，等等。再拿民主来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本来想引进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一直未能在中国顺利建成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因此，民主政治这个东西，应该说是从辛亥革命就传到中国来了，而不是从五四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乃是反帝与反封建。用当时最精辟的口号来说，就是“外惩列强，内惩国贼”，国贼就是残余的封建势力和投靠列强的买办资产阶级。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也蕴含了破除封建迷信、崇尚科学精神，以及反对专制统治（包括军阀专制统治）、追求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等从属的因素。 虽然已经过了一百年，但是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任务，依然是“外惩列强，内惩国贼”。 二 也有人说，五四运动是启蒙运动。他们所说的启蒙，就是说从西方学到了科学和民主。这一点，前文已经说过，西方的科学技术，从洋务运动就已经开始传入中国；而民主政治的思想，先有戊戌变法从西方学习君主立宪，再有辛亥革命引进了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全都早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中，从西方引进了两种主要的思潮，一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这种思潮较辛亥革命时期引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其实并不算什么新东西，其代表是胡适、蔡元培等人；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其代表是李大钊、陈独秀。如果要说启蒙，这时候中国人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其实是最重要的启蒙。 当然，有些人所特指的启蒙，其实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启蒙。他们把五四运动硬说成是所谓“自由主义的第一次启蒙”，同时把毛主席逝世后，走资派上台、“改革开放”初期的所谓“思想解放”、“真理标准大讨论”说成是“第二次启蒙”。这一套说教，完全是自由主义分子一厢情愿的梦呓。 如果一定要说“第二次启蒙”，那其实是毛主席逝世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怎么搞？要不要继续革命？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要时刻注意“反修防修”到底对不对？“改革开放”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还是资本主义复辟？四十年来，中国的老百姓经过切身的观察、体验、思考、对比，当他们彻底弄清这些问题的答案时，那才是真正的“第二次启蒙”。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积极推进这种“启蒙”。 三 就如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中涌动着两股思潮一样，今天的思想舆论领域，除主流思想意识之外，同样涌动着两种思潮。一种是崇尚马列毛主义的左派思潮，另一种是崇尚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右派思潮。右翼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只要在政治上实现所谓的“民主化”、“自由化”，一切社会问题就都解决了。这些人的思想其实是幼稚的，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看法，是片面的。而且，他们的言行，往往被帝国主义利用，作为推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工具。对于这种人，我们不妨借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来回敬他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 俄罗斯及东欧各国，就是依了这种崇拜资产阶级民主、迷信经济私有化的药方，来改造他们的党、改造他们的国家，结果虽然扯掉了修正主义当权派的外衣，却没有享受到他们预期的、美好的、公平的、民主的资本主义。东欧各国的实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启蒙”着中国人，已经在验证着毛主席说的话。在他们那里，就是“实际上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而且已经“亡党亡国”了。 四 我们今天的“启蒙”工作，就是要弄清楚哪些人是今天真正的“国贼”。 在新中国诞生初期，美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小撮“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这些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其实就是五四时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的继承人。这些人，如蔡元培、闻一多等，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与李大钊、陈独秀友好合作，在蒋介石集团背叛国民革命之后，他们也曾支持蒋介石“清党”。但是，这些人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已经认识到美帝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面目，纷纷拍案而起，站到革命的人民这一方面来。毛主席在1949年针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白皮书写下的评论中，就提到了这一点，而且特别表扬了其中的朱自清、闻一多。全国解放后，这些人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当然，1957年时，也有像章伯钧那样一些人，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趁着共产党整风的机会，掀起了一股右派风潮，要求共产党下台。但是，经过反右运动，多数旧知识分子没有跟着他们走，“民主个人主义”思潮在中国并没有生根。 1957年，毛主席鉴于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敏锐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思想领域里还将长期存在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仍没有解决。那个时候，毛主席主要是指社会上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另外，一大批没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可能成为他们的社会基础。但是，经过多年的实践、考察，毛主席最后得出结论：根子在上层，党内走资派是最危险的；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资产阶级倾向，也需要批判，但那些是次要的。 然而，我们今天的“左派”队伍里，有一些人，他们表面上积极拥护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理论，却在实际上违背这个理论。他们极力鼓吹最危险的是帝国主义利用资产阶级自由化搞“颜色革命”，从而绕过党内走资派。他们还故意混淆视听，捏造什么“党内高层健康力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提出“保党救国”的口号。在“保党救国”的极端口号被批判之后，他们又提出“走社派”与广大群众“内外结合”搞所谓“二次文革”。这样，就使他们的错误口号更加具有欺骗性。 对这些重大的是非原则问题，我们必须保持思想上的警惕，避免人云亦云。 推动群众性进步文化运动，坚持正确的方针和方向 ——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系列文论之四 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 雷 川 1940年，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又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那么，革命的文化、人民大众的文化，应该是什么内容呢？笔者以为，就是结合社会现实、并渗透马列毛主义的原理，对人民大众进行的宣传、教育、鼓动。这种宣传、教育、鼓动又具体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政论文、杂文等，摆事实、讲道理，把社会上的问题摆到群众面前，进行分析，说明某种道理，弘扬某种观点或主张。例如，著名作家魏巍同志晚年战斗不止，一直在结合现实不断观察、不断思考、不断写作。2008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新语丝》，就是魏巍同志晚年杂文的集子。这个杂文集里，既有理论性的文章，如深入揭批当代修正主义的《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又有魏巍同志结合当年的王斌余案、崔英杰案撰写的现实性杂文。宣传、教育、鼓动的另一种形式是文学艺术作品，如曹征路同志200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那儿》，生动地再现了20世纪90年代“企业改制”给工人阶级造成的苦难。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广大群众、广大网友，为了捍卫人民的各项政治、经济权益，也为了捍卫在中国业已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每天都在网上、微信上发出大量的文章，揭露各地、各式各样的事件、问题，发出维护正义、公平的呼声，形成了网络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尽管网管、腾讯每天都在大量删除各种贴文，但各地网友撰写的帖子仍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当然，网上、微信上的各种贴文，还有待提高质量。目前，“一事一议”的短小贴文比较多。这种短小贴文的优点是紧密结合实际，缺点是不够深刻。现在需要的是把某个阶段、某一方面的相关信息综合起来，进行深入分析，形成比较深刻、有力的综述性文章。同时，我们写文章，除去在网上、微信上采捡信息，还应该深入社会实际，获得第一手资料。这样，就需要改“走马观花”为“下马看花”，在现实生活中选取比较有典型性的案例，解剖麻雀。如此一来，我们写出来的文章，一定会更有分量、更有说服力。毛主席当年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一个重要中介环节就是调查研究。如果我们能够拿出一些有水平的调查报告，那将有力推动群众进步文化的发展。当然，要进行深入调查，就要改变仅仅在网上、微信上呐喊的作战方式，而是甘坐几年冷板凳。另外，今天在群众性的进步文化范围内，还缺乏像曹征路那样的作家，也缺乏像《那儿》那样的作品。也就是说，缺乏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现实、为人民而呐喊的文艺作品。而要创作出这样的文艺作品，决不能单靠随机应变地在网上、微信上呐喊，也要靠沉下去，深入生活，经过时日，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当今的群众性进步文化，还有一个方向问题。目前，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丑恶现象、不公平问题，各方面群众都有一个共同的态度，就是痛恨丑恶现象、抨击官僚主义、伸张群众权益。但是，对于出现问题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则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右倾思想的人，总是强调“把权力关进笼子”，似乎只要对公权力实行有效监督，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例如对于普遍发生的强拆问题，一些人就强调政府监督不力、不能依法办事。再例如对最近江苏盐城和昆山先后发生的大爆炸，一些人也强调当地政府监管不够、甚至有受贿问题，造成监管麻痹。而左派人士则着重强调资本的贪婪，大爆炸案件背后，是资本家行贿在先，才有地方某些官员受贿、渎职在后。常见的强拆案件，在左派人士看来，首先是开发商超额利润的驱动，才推动开发商、地方政府各方面不顾一切地损害群众利益。在全国人民瞩目的官员腐败问题上，权力监督问题可能会更多地被强调，但左派人士也会反问，为什么新中国建国初期，监督机制尚未健全，仍未见如此之多的官员贪腐现象？足见问题在于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缺失。而对于底层群众讨薪、维权的问题，特别是面对沿海地区出现的血汗工厂和劳资纠纷，左派人士更强调私营资本的非人性本质。当然，右派人士则强调，资本的非人性本质假如加上国家权力的有力约束，则可以走向改良主义道路，缓解劳资矛盾，因此右派人士往往认为政府部门的不作为是主要方面。而左派人士则往往强调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都会造成官商勾结，故而根本问题在于整个国家走什么道路，左派人士的佐证还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尚未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时，虽是私营方式或公私合营为主，但资本家残酷压迫工人的现象却在解放后迅速消除，虽未改为国营，工人亦颇有解放的感觉，这全因为政权性质变了、国家政治制度变了，因此干部的理想信念更新了。总之，对于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全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看问题。列宁曾经指出：“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事物中，要一时分辨不清，那就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反复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虽在反对封建礼教、“砸烂孔家店”这方面有共鸣，但其中也有两种方向，一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企图追求某种超阶级的、实际上是为大资产阶级服务的所谓“自由”、“民主”，另一种是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为劳苦大众寻求自由、宣传马克思主义。 今天的群众性进步文化运动中，也有两种方向。不仅有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即使在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名义之下，也有对现代修正主义是“保”还是“反”的立场分歧。所有这些，都是原则的分歧、根本的分歧。因此，存在两个层面的两种方向。有人说，既然都是批判现实丑恶现象的，或者既然都是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就不应该有分歧，有分歧就是宗派主义。那么，我们不要忘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教诲：“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一——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系列文论之五 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 雷 川 列宁在写于1920年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总结道，1903年至1905年，即俄国1905年革命前夜，处处都感到大风暴即将到来。一切阶级都动了起来，准备应变。国外的侨民报刊，从理论上提出了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三个主要阶级的代表，即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挂着“社会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的招牌）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三个主要政治派别的代表，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进行着十分激烈的斗争，预示着和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公开的阶级斗争。1905─1907年间以及1917─1920年间导致群众武装斗争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在当时报刊上找到它们的最初提法。自然，在这三个主要派别之间，还有无数中间的、过渡的、摇摆的派别。确切些说，在各机关报刊、各政党、各派别、各集团之间所展开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真正代表阶级的各种思想政治派别；各阶级都在为未来的战斗锻造自己的思想政治武器。 列宁总结了当时俄国1905年革命之前“三个阶级的主要代表”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进行着十分激烈的斗争、都在为未来的战斗锻造自己的思想政治武器这些历史情况。列宁提到的这些历史情况，以及列宁观察和总结这些历史情况时所使用的思想方法，都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学习、领悟、借鉴。 而在当时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方面，也曾开展过激烈的斗争。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指出，布尔什维克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群众斗争爆发以前很久，就有15年的时间对孟什维克（即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和“左派”进行系统的斗争，并且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而且列宁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能够及早在内部同孟什维克等各种机会主义派别进行斗争、划清界限，是“特别幸运的”。 相比之下，列宁认为，西欧、北欧各国工人运动中，就没有及时识别各种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特别是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造成西北欧各国工人运动内部思想混乱、派别林立，致使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严重迟滞。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希望，欧洲的无产阶级必须用“急行军”的方式来完成这种内部思想建设及组织建设的工作。 二 言归正传，还说咱们中国的五四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中，有胡适为首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派，也有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这两派，在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旧礼教方面有共同点，但在如何改造中国社会、指引中国向何处去这方面，则有分歧。 1940年，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五四”以后中国文化革命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是1919年至1921年，第二是1921年至1927年，第三是1927年至1937年，第四是抗日爆发之后。毛主席指出，在第三个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实行了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而鲁迅正是在这一“围剿”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在“五四”及“五四”之后的时期，鲁迅在作品中，一方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对底层人民的奴役和压迫，另一方面深刻剖析了底层百姓由于长期受奴役而形成的愚昧和奴性。与此同时，鲁迅还同当时的一些反动文人作战。例如1925年，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正在形成高潮，当时“现代评论派”却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宣扬“公平”、“正当”、“和平”、“稳健”的中庸之道，实质上是反对人民群众起来革命，为反动势力帮忙。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又例如1928年，鲁迅对梁实秋兜售的超阶级的“人性论”展开了一系列批判，写下了《文学和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力作。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三个时期（1921年至1927年）的上海文化界，除去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豢养的反动文人为一方、左翼的进步文化人为另一方的斗争，还有左翼文化界内部的斗争。例如1928年到1929年，上海文化界某些人在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下，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打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否定“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否认文学应该反映人们的社会生活，片面强调文学的宣传工具作用。当鲁迅批评他们的时候，他们便联合起来攻击鲁迅是“反动文人”、“中国的堂·吉珂德”，是“醉眼朦胧的小资产阶级”，等等。又例如1936年，周扬等人迎合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借口党在抗日时期实行了统一战线政策，便不顾鲁迅的劝阻，强行解散“左联”；还提出了模糊不清的所谓“国防文学”口号，极力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当着鲁迅先生坚持自己的口号时，他们便污蔑鲁迅先生“只团结少数人”、“搞宗派”。周扬还指使徐懋庸给鲁迅写信，对鲁迅大加责难，逼得鲁迅不得不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予以回应。1957年，毛主席在上海同文化界人士谈话时说，当时鲁迅很不好办，国民党反对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 三 1930年春天，鲁迅先生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讲，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在这篇演讲中，鲁迅指出，左翼作家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为什么呢？鲁迅讲了三点理由。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鲁迅认为这种不联系实际的左翼作家，“毫不足靠”。第二，鲁迅指出：“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第三点，鲁迅指出：“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 如果沾染以上三种思想倾向或行为倾向，左翼作家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鲁迅先生的话，难道不振聋发聩吗？对于我们今天，不是也起着警醒作用吗？ 我们在“纪念五四运动系列文论之三”中提出，目前国内思想舆论界，存在着两个层面的两种方向。即是说，既存在右派和左派之间的不同方向，同时在左派内部，又存在“保派”和“革派”之间的不同方向。而具体到某一个人来说，一个左翼分子（不管他是左翼作家、左翼教员，还是左翼工人、左翼农民、左翼军人），根据鲁迅先生的教诲，他都可能成为右翼。为什么呢？原因如前面鲁迅所说的三点。这样，就决定着当今的群众性进步文化运动中，也和历史上一切进步文化运动一样、也和历史上一切革命前的准备阶段一样，都充满着内部斗争。据我们看，左翼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派”也容易变成“保派”。 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呼吁左派团结。他说：“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记得好像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引用了鲁迅先生这段话。毛主席说：“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确实如毛主席所说，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化界的那些曾经与鲁迅先生作对的左翼文化人，在抗日时期大多去了解放区。他们在解放区经过革命队伍里有组织的集中训练、经过延安整风，特别是到了各敌后战场直接接触了老百姓和八路军，才端正了他们的观念和作风，同时也出了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但也正如毛主席所说，在当时的上海和重庆，就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也碰到类似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恐怕也是难于解决的。今天的“左派”、“毛派”，之所以出现很多内部矛盾，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有些人一面高调歌颂毛主席、一面大力贩卖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他们之所以贩卖，恐怕不仅仅是要表达他们的观点，同时还在于想当左派意见领袖。 鲁迅先生1930年《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我们今天不仅要学，还要理解、更要联系现实。鲁迅先生这篇文章，洞穿着左翼文化运动、洞穿着每一位左翼文化人的言行，是我们今天的指导性、纲领性篇目。 四 为什么在革命的准备阶段、在革命之前的文化运动中，总会发生复杂的内部矛盾呢？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请教列宁。1910年12月，列宁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国际工人运动中之所以出现五花八门的思潮和倾向，是因为“个别人、个别集团和阶层从小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自然也就不能不引起无产阶级本身策略方面的动摇”。 我们今天的“左派”、“毛派”队伍，其实也存在着大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等等。即使在底层劳动群众中，也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在流行。正如列宁指出的：“群众是从生活中学习而不是从书本上学习的，因此个别人或集团常常把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或那种特点、这个或那个‘教训’加以夸大，发展成片面的理论和片面的策略体系”。 列宁指出：“所有上述一类原因，在工人运动内部，在无产阶级内部，引起了策略上的分歧”。难道不是吗？每当一位走资派新上台，左派中就有人夸奖其“新政”、夸奖其是“改开以来最好的领导人”；人家提“以人为本”，他们说这是“伟大转折”；人家说一声“群众路线”，他就高兴得哭了……“个别人或集团”就是这样来忽悠那些“从生活中而不是从书本上学习的”广大群众的。 列宁指出，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错误思潮，其特点都是“只抓住工人运动中的某一方面，把片面观点发展为理论，把工人运动中形成工人阶级在某一时期或某种条件下活动的特点的那些趋向或特征说成是相互排斥的东西”。例如，在我们今天左翼队伍的宣传工作中，利用体制内某些正面的东西，或者利用体制内某些正义声音来批驳右派的历史虚无主义，难道不应该吗？当然应该，而且也是很必要的策略。但是有人就把这种“策略”发展为“保”的政策、“保”的理论。再例如，你如果提出要帮助群众争取民主权利，有人就把你说的“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划等号、硬说你是“左右合流”，甚至说你要“推墙”、“另起炉灶”。这样，就把体制内正面的东西与争取民主权利的要求完全对立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察觉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四章《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当中，明确回答说：“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形成和得到锻炼的。”列宁指出：“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它的特性是很快会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 延安整风时期，毛主席曾经指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文革中，毛主席又指示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今天我们的群众性进步文化运动，与当年的文革运动有很多不同之处，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妄想党内再出一个与走资派相对立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权派”，领导我们来一个“二次文革”。但是，毛主席的上述指示，则是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中国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之下爆发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也是这样。毛主席曾经指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的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然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无论是陈独秀，还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对列宁主义都只掌握了一个粗旷的原则，对列宁主义中细致的观点、方法，则缺乏学习、运用。 例如，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认为，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或共产党人，面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夺取领导权，而不能把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不能使革命变成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革命”。而当时的陈独秀，就不懂得这一点。再例如，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一开头就指出，既不能像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那样，否认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也不能夸大这个意义。也就是说，首先要承认十月革命“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但是，“要是夸大这个真理，说它不限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那是极大的错误”。引号中是列宁的原话，列宁的意思是说，要坚持十月革命的基本特点、基本原则，但是不要照搬十月革命的具体特点、具体做法。列宁的这一教导，当时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人都没有很好地领会和实践。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只有毛主席实践了列宁的这一教导。我们今天，要学习毛主席，实践列宁的教导。具体来说，就是要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倾向，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指出，由于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如果暂时不能把各种观点和持有各种观点的各个宗派团结在一起的话，那就只能暂时任其分裂。列宁认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分裂总比观点混乱要好些”。列宁指出：“观点混乱既妨碍党在思想上、理论上、革命精神上的发展和成熟，也妨碍党和衷共济地开展真正有组织的、真正为无产阶级专政准备条件的实际工作。”当然，列宁说“分裂总比观点混乱要好些”这句话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观点的人们，要切实团结一致，做出实际的努力，组成一个坚强的核心，并在其周围团结一大批志同道合者，决不是任凭混乱、分裂的状态延续而不做任何工作，更不能眼瞅着错误思潮泛滥、眼瞅着兜售错误思潮的宗派坐大。 列宁满怀信心地展望道：“个别的人，特别是那些觊觎领袖职位而未能如愿的人，会长期坚持错误（如果他们缺乏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光明正大的态度的话），但是一旦时机成熟，工人群众便会迅速而容易地自己联合起来……” 我们今天的群众性进步文化运动中，在左翼队伍中，也有一些觊觎领袖职位而未能如愿的人，他们也会长期坚持错误，有些人真的很缺乏光明正大的态度。因此，他们受到群众批评时，可能暂时蛰伏，摆出一副“很左”的姿态。面对这些现象，我们不能上当，更不应故意回避。我们观察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派别，决不能只看他（他们）的一言一行，而必须综合他（他们）以往的全部言论和全部表现。我们目前左派队伍中一些朋友之所以幼稚，就在于不懂得这一点。因此，我们必须按照列宁教给我们的思路，采取正确的分析方法。 毛主席曾经指出：“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象的。有些人以为学生运动没有力量，但是事实怎样呢？广大学生群众的五四运动，推动‘六三’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和反卖国政府的斗争，发展成为全民族的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末，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 毛主席是在1939年12月，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说上面这番话的。那么，“一二九运动”呢？不用说，更是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新局面之下团结各阶层群众、特别是团结青年学生，创造了条件。 今天的群众性进步文化运动中，只要我们坚持“韧”的战斗、持久战斗，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方向，就一定能够为今后人民群众的进一步觉醒、为中国社会的更大进步做好准备和铺垫。当然，能否达到这个目的，还要看我们的工作方针是否正确，是否能认真吸取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教训，去迎接21世纪20年代、30年代新一轮群众性进步文化运动的高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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