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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1-01 19:49:46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鲁智勇 - 小 + 大
一部现代史记的读后感 偶然发现了网上有一个历史纪实系列文章，这一系列文章合起来就是一部厚书，而且作者曾经出过这部书，如果有机会买到，我一定会买一部回来好好珍藏。文章篇幅很长，有一百万字。从署名看，作者应该是两个人，足足研究了十年，从后记中列出的研究史料来源清单看，这么庞大的史料内容，没有相当长的时间，是根本消化不了的。 系列文章标题是《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读完了全部内容。读后第一感觉是非常震撼，虽然自己早就站在左边，但这部书给我的思想冲击还是非常大，颠覆了我对部分历史人物的认知。比如，作者端出他的研究结论：毛主席搞文革的战略目标，就是把自己当作炸药包，炸掉继续革命道路上的三座大山：刘少奇、林彪、周恩来，为接班人扫清道路。起初，我觉得这个观点简直不可思议到荒唐的地步：第一个容易理解，第二个有些疑惑，第三个根本不敢相信。但看到最后，我觉得作者的很多观点确有证据，逻辑合理。看这部书的感觉有点像看《福尔摩斯探案集》，那种扣人心弦、紧张激烈的气氛贯穿始终。《福尔摩斯探案集》描写的是作者虚构的故事，而这部书描写的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活动，而且，很多内容和深度是绝大多数人从未了解的。 这部书的内容就是阐述分析文革的整个过程以及毛主席作为文革的发动者的真实意图，文革就像一场大决战，战况非常激烈，刀刀入骨，针针见血。整个过程跌宕起伏，惊心动魄，荡气回肠。文革争议很大，经过四十年一边倒的声讨与控诉，有历史决议泰山压顶，又有不争论的紧箍咒，如今争议之声应该销声匿迹了吧？事与愿违，如今当权派和普世派在政治与经济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意识形态战线却呈现出力有不逮之势，有底线失守之虞。 研究历史非常艰苦，特别是文革史，不仅需要大量搜集材料，还需要有高超的分析能力和政治悟性。政治斗争有个特征，就是高度的复杂性，自古以来如此，这是毫无疑问的。政治人物的讲话或文章，字面意思，能识字的都能懂，但暗藏在其中的意思，就不是每个人都能领悟得了。政治斗争中，有的话可以挑明，而有的是不方便挑明的，只能靠自己去领悟或者靠高手点拨。这是可以理解的，斗争中没人希望政敌过早识破自己的意图，更何况很多时候敌我不明。作品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研究者的水平决定的，例如，福尔摩斯能断出案子，换了别人，不一定能断出案子，甚至可能误入歧途。 文革史的研究价值巨大，不仅关乎现在，更关乎未来，而且，这段国内历史的研究有着世界性的意义。世界性的意义体现在哪里呢？首先，中国是个大国，它走什么道路，在地缘上有着重大战略意义，会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其次，在意识形态上，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大国，通过国际论战可以看出，中国当时扮演着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意识形态领导者角色，正在攀登二十世纪第二波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峰，在这个战略制高点上，战斗的胜负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再次，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上来看，文革有着巨大的理论研究价值，这一点法国学者阿尔都塞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个理论价值也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在事实上，当时文革确实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美国、日本、欧洲相继发生了很多与文革有关联的政治事件，文化革命的思想冲击波席卷全球。 书中有个情节引起我特别大的关注和兴趣，就是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中的表现，作者认为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中陷得很深。通过对比多人回忆录，可以判断出周恩来在三叉戟起飞前大约一小时就已经得到消息，有充足的时间也有充足的手段可以采取措施阻止飞机起飞，但是，他却给李作鹏下达了一条无法执行的命令。他心里到底是如何考虑的呢？而且，林彪深夜出行，开枪打伤警卫，如此严重的事变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刻打电话告诉了吴法宪，却没有第一时间报告毛主席，汪东兴和张耀祠也没有立即报告毛主席。只是等飞机已经起飞了，眼看实在瞒不下去了汪东兴这才打电话给周恩来，商量一起去报告毛主席。汪、张二人为什么不立刻报告毛主席呢？作者分析他们俩此刻打起小算盘，为自己前途着想，不愿得罪人。周恩来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报告毛主席呢？这就值得认真分析了。林彪一直比较敬重周恩来，从来没有为难过周恩来。 九一三事件中，周恩来与叶群的通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在汪东兴与张耀祠的回忆录中对此的描述却有出入，有人据此认为两人中必有一人说谎。作者经过认真分析认为，其实两人说的都是真话，问题在于周恩来向他们传达的版本不一样，作者也详尽分析了周恩来为什么这么做的原因。通过整个九一三事件的分析，周恩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十分关键，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决定了林彪的命运。假如周恩来下定决心阻止飞机起飞，那么九一三事件就不可能发生，林彪也不会摔死异国。当然，九一三事件不发生，不代表不会发生另外的惊天大事。 李作鹏在九一三事件中的角色也相当重要，他事后通过分析思考，敏锐地发现了周恩来给他的交代中的玄机，心中的一团疑问深埋了多年，苦于无处诉说。在临终前，他在回忆录中把事情经过和心中疑问合盘托出，这是他作为一个老党员对历史的极大贡献。 周恩来在人民群众中威望很高，在文革后期，周恩来的威望甚至超过了领袖，他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永远是风度翩翩，机智幽默，日理万机，为国家操碎了心。但在这本书中披露的史实，足以让广大人民大吃一惊，原来周恩来是毛主席在文革中的最大政治对手！这是多么出乎人们的意料啊！人民群众恐怕很难理解政治的复杂性。这个观点一定会引发左派内部的分裂，很多左派群众始终以为周总理对领袖无比忠诚，任何想把周总理与毛主席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的意图都会被怀疑成右派散布的阴谋。 同样的道理，人民群众对于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实质关系也是一无所知的，要不是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人民群众哪里想得到两人之间的关系居然会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他们不是一直以来都是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吗？当然，林彪等人的秘密计划毛主席是没有预料到的，联合舰队的计划已经暗地里搞了一段时间了，说明早就有这个打算了，一直在准备，无非是何时启动哪个方案要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定。 毛泽东与林彪矛盾的爆发点在于毛泽东明确告知林彪：“你让我看张春桥三年行不行？”。有可能选张春桥接班，这是林彪绝对无法接受的。张春桥在林彪眼里不过是个只知道整人的政治暴发户。按照旧观念看来，老革命们出生入死打下江山，让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一介书生平白无故摘果子，这还有天理吗？让老革命们理解和接受继续革命理论，是办不到的。想让他们主动交权退让，和平解决问题？也是行不通的。若要坚持继续革命，只剩一条路：从政治上彻底打倒他们。 对于林彪本人和九一三事件，人们往往有不同看法和疑问，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值得深入分析与探讨。我有一个网友，十分崇拜林彪，他在朋友圈发过一篇林彪的早年文章《如何当好一名师长》，推崇备至。我向他推荐此书，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他说自己心里已经有了个人认识，很难再被忽悠了。他认为林彪和四人帮是毛主席的左膀右臂，任何分割开来的分析都是别有用心。还有一个叫舒云的女作家，走访过林彪的一些部下和家人，试图为林彪翻案。我看过舒作家博客中的一些文章，觉得她已经走火入魔了。 林豆豆的交代有不少前后矛盾之处，作者仔细分析了她的心理变化、成长环境和性格特点，并且与其他人的回忆与交代作了对比，她的交代里面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就清楚了。 与林彪的武将形象有所不同，周恩来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一幅儒雅文官的形象，但经作者提示，原来周恩来在抗战期间一直是新四军的实际负责人，他手下两员大将陈毅和谭震林当时就是他的部下，在红军三人团时期，周恩来是当时的最高军事首长，因此，在军队系统，周恩来是有根基的，了解这些历史渊源，对于分析文革中的种种现象，是有很大帮助的。文革中，周恩来对陈毅和谭震林的保护无出其右，甚至对造反派说出“请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的话。在二月逆流中，谭震林说的那段话，其实是表达出不惜鱼死网破、誓死反抗的决心，是向最高领袖的政治示威，这个示威实际上奏效了。从此以后，大规模批斗老干部的运动就停止了。作者认为二月逆流是精心策划的。 周恩来历经大风大浪，经历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政治斗争经验无比丰富，特别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甚至利用中央文革的某些失策以及江青等人的一些弱点，在造反派中争取了一些人。他经常出面接见红卫兵组织，说些他们爱听的话，给他们提供经费、场地，笼络了不少红卫兵组织。在很困难的情况下都能够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长期身处最高层，周恩来的政治嗅觉和悟性超乎常人，特别善于审时度势，毛主席的真实政治意图，瞒得过别人，瞒不了周恩来。他决不会蛮干，面对大局能妥协，但关键时刻，也决不含糊，出手猛准狠，二月逆流是一例，差不多同期在接见群众大会上把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当场抓捕是另一例。造反派普遍年纪轻、资历浅、思想嫩，根本不是老干部们的对手，但像杜向光这样资历深、能力强、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干部中的异类，就成了老干部们眼中的极大威胁，这样的人要是和造反派真正结合起来，那还了得？而且，杜部长居然敢在公开场合让周恩来下不了台。因此，这一手一下子就把造反派们镇住了，扭转了局势。周总理能曲能伸，该软则软，该硬则硬，两手都行，善取人心，群众基础强，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水平高超的成熟政治家，就像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山，挡住了继续革命的道路。 作者从1964年12月毛泽东的寿宴开始一直写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基本围绕毛泽东和党中央作为主线，把文革的主要脉络梳理清楚了，把毛泽东的主要思路也分析明白了。这是当今极高水平的文革研究著作，感谢两位作者！ 把文革史研究清楚后，就可以对文革作出正确的总结了。这个总结只能由左派知识分子和群众自己来完成。这个总结完成后，文革才算真正翻篇，才能开启革命新篇章。从哪里跌倒，就该从哪里爬起，这是革命者的历史使命。 看完全书，通过自己的思考，想谈点个人的初浅认识，仅供参考，因自身水平有限，若有谬论或错误，欢迎读者们提出批评和指正！ 本人认为，对文革的正确总结首先是要认真总结左派在文革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正确的道路应该如何走？ 错误应该分两个层次：领袖的与文革骨干的。为什么不谈群众的错误？因为探讨一个群众运动的错误，目光瞄准群众还是领导者？这是一个检验政治智商高低的问题，也是一个辨别政治立场的问题。群众有盲目性、淳朴性、革命性。群众的盲目性是天然的，如同一个人的盲目性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出生时是一张白纸，所有的知识、认识都是后来灌输进去的。先锋队是必须高于群众的，如果群众的觉悟都足够高，或者群众是不存在盲目性的，那还要先锋队干什么？依我看，就连先锋队甚至领袖都有盲目性，无非是他们的盲目性比群众少很多。 领袖亲自对文革做了总结：三七开，这三分错误也具体化了：全面内战、打倒一切。这个总结是非常准确的。这八个字也是非常沉重的，如果换成学术语言，就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些错误有个前提，就是这些错误是策略性的，是战术性错误；在战略上，文革是无比正确、无比英明的。 领袖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1976年总理提名人选上的抉择，这个错误是无法挽回的，后果极其严重，导致后来文革派以三种人的名义被彻底铲除，全国范围波及数千万人。按照正常顺序，第一副总理春桥同志应该是首选。但领袖考虑了很久，传话张让一让，算上这一次，张已经让了三回了。为什么不选张？因为张在文革中得罪人太多，庐山会议上成众矢之的被万炮齐轰，威信扫地，若不是领袖出手扭转局势，张那次就真的倒下了。提名华的考虑可能首先是出于担心自己过世后两派摊牌火并，文革派实力不足会吃大亏。其次，领袖被华国锋的老实相给蒙蔽了，以为选一个中间派上台可以维持平衡，平稳过渡。领袖已经快到生命尽头，不愿意再折腾了。事实证明这是一厢情愿，这种平衡是暂时的弱平衡，这种平衡迟早会打破的。老实人在关键时刻其实很不老实，打自己的小算盘，政治智商较低。对于此人，两派都远远强于他，被取代是必然的。后来的结局其实印证了主席以前的一句话：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事后看，如果想保存文革的成果，坚持继续革命路线，选择张是合适的，理由如下：一来他是第一副总理，顺理成章；二来他一直是文革的骨干力量，立场坚定，有现成的小团队；理论水平相对突出，舆论工具把控能力强；反过来看若以华的能力和威望都能当总理，张为什么就不行？当然，以张的政治立场，提名肯定会遭遇极大阻力，有可能会带来一场腥风血雨被推翻，但也有组建好班子坐稳江山的可能性。当时三座大山已经不存在了，领袖的身体每况愈下，生命仅剩几个月，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也是最好的一次机会，关键时刻领袖应该展现出铁的意志和决心，拿出压倒一切的气势，亲自亮底牌，强行扶上马。可以发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公告天下选谁接班，说明选择的理由。若提名常委会表决通不过，那就全党表决；全党若通不过，那就全国公投。这才是对文革派最好的保护。为了保险起见，可以在常委表决前把九门提督给换了。旧提督曾经两次试图投靠新主，善于投机，不可靠。毛远新也许是较理想的提督替代人选。 把林彪的副统帅地位写入党纲，造成了后来的被动局面，过于倚重和寄望一个人，以后发现有问题要调整就困难了，有利就有弊。领袖一直到庐山会议上才猛然醒悟到原来林彪是反对文革的。 当初全面内战的决心是领袖下的，所以，领袖是有领导责任的。这里有几个客观原因：一是领袖的年龄是个不利因素，时间有限，耗不起，“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二是面临问题严重，问题是普遍性的和整体性的，以前的所有办法失灵，领袖倾向于推倒重来。领袖经历过无数战胜强敌的残酷战争，眼光远，魄力大，共产主义信仰和历史责任感最终促使他义无反顾下决心发动一场大决战。对于这场大决战的艰难程度与可能后果，领袖有“跌得粉碎”的心理准备，江青和康生都表示过有“坐牢甚至杀头”的思想准备，文革遭遇挫折后康生称病退缩了，做起了“聪明人”。 一时胜负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文革遭遇重大挫折乃至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旧思想、旧秩序的力量太强大了，列宁曾说过：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头脑中的旧思想、旧习惯是最可怕的力量。领袖对官僚集团的力量估计过低了些，“死了张屠夫，就吃带毛猪？”，他不信离开他们，国家就得关门？地球无法转动？他指望小闯将们勇敢站出来，“在风雨中茁壮成长起来”。但遗憾的是，在小闯将们的猛烈冲击下，有的带领群众打倒了对手，夺取了大权，但他们太稚嫩了，他们从来没有在新的岗位上从事过实际工作，缺乏经验，闹了不少笑话，掌控不住局面，有的甚至不得不把权力交还回去。小将撑不住，就给主帅带来太多被动，于是不得不调整，退让，搞“三结合”。事实证明，许多老干部都是从数十年腥风血雨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好不容易爬到当时的高位，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经验和能力都是相当了得，不是那么容易打倒的，也不会轻易服输。周恩来认为他们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这场运动，在理论准备上是不充足的，没有现成的理论可用，只能靠领袖自己思考，一边实践，一边总结。领袖也希望群众主动学习，自主思考，“自己解放自己”。 与领袖相比，文革骨干们犯的错误就多了。举个例子，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详细交代的张霖之被批斗至死事件。张霖之过去革命有功，打仗勇敢，但在煤炭部长任上对安全生产不重视，矿难屡屡发生，而且为此受批评后，情况依然没有解决。对提意见的干部群众和学生，他认为是右派，抓了起来狠整。批斗会上来了一些矿难死者家属，他们在批斗会上一五一十控诉，说到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这下激起巨大民愤，那些工人手劲很大，气愤之下下手很重，结果把人给打死了。这件事戚本禹有责任，他作为文革小组成员，一个居高位的文革主要骨干没有事先意识到批斗会中蕴藏着的危险性和不良后果的严重性。这件事对整个官场的震动是巨大的，高官们考虑的不是张霖之自己犯的错误有多大，而是看到像张这样的革命功臣在群众运动中居然连命都保不住，他们立刻意识到了巨大的威胁，再不联合起来、行动起来，自己也有很大可能遭此厄运。这件事之后，周恩来对戚本禹的态度发生了极大变化。张霖之之死在文革中是个标志性事件，由此引爆了二月逆流。高官们一旦团结起来，一起集体向领袖施压，领袖是吃不消的。 火烧英国代办处，给领袖造成了极大被动。王力的八七讲话是在火上浇油，王关戚该负责任。 事实上不仅仅是戚本禹，整个中央文革小组都没有意识到风险所在，王关戚只知道一味猛打猛冲，到处点火，不知道应该控制火势，最后把自己烧进去了。只知道不断攻击，不知道防守，失败一定会到来。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谬误。只有攻守兼备，知己知彼，组织严密，算准何时攻，何时守，何处攻，何处守，如此才可取胜。力量不足的情况下，选择价值大的有限目标打游记战，积小胜为大胜为可取之道。四面出击，拉长战线，风险太大了。 尽管戚本禹在回忆录中交代自己在张霖之事件中自己不是故意的，但高官们有可能并不这么看，也许他们认为戚是故意的，是想踩着革命功臣的鲜血往上爬。文革是一场阶级斗争，但有人并不这么理解，很多人是以个人恩怨的角度来理解的。 过去的革命，是在革命组织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组织的规则之一，是下级服从上级。但在文革中，这条规则在很大程度上被颠覆了。下级是可以造反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在一些高官嘴里是很容易说出口的，过去理解起来也很容易。但真的实行起来，旧世界坍塌了：干部要服从群众，上级要服从下级！ 在部队和行政系统中，实行的还是下级服从上级的规则。何时何事该用哪个规则呢？这里是有矛盾的。不同的人理解起来肯定是千差万别的，这里一定会产生问题。 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造反派头头也有一些后来完全是在瞎胡闹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比如蒯大富。 我认为武斗是严重错误，完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有百害无一利，是下下策。有的批斗会水平很低，说不出多少道理净搞些危险的体罚和侮辱人格的形式，这怎么能服人？ 据史料披露，江青等人曾经组织过会议批周，春桥的女儿在文革后听到这个传闻后很吃惊，不敢相信，曾当面向父亲求证，春桥说是有这回事，是主席授意让他们布置的。虽说是主席授意，也有正当理由，但如何具体操作其实是有很大的艺术空间的，这件事很容易让参会者反感的，如果态度生硬那就更容易招惹反感。江若以为有主席撑腰就可以为所欲为那就大错特错了，江所做的事其实让她面临非常凶险的处境。她太直了，喜怒形于色，都挂在脸上，让对手一目了然。过于张扬，容易给领袖脸上抹黑，还可能让人误解领袖在搞家天下。 据戚的回忆录讲述，江对那些年龄偏大的老干部戒心很重，阻止戚提拔这类人。这是非常失策的，老干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人才众多，政治斗争经验丰富，从中选出人才为我所用，是文革派最需要的统战手段。文革派最欠缺的就是统战水平。 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作家浩然在回忆录里记下的一件事：普通农民萧永顺在1975年的一个深夜跟他说的心里话，他认为江青的位子坐不稳，准得垮台。浩然大吃一惊，问为什么，萧分析她独断专行，有些事儿干得太过头，劝浩然上边的事少掺和为妙。萧永顺是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中主人公萧长春的原型，这是一位大公无私的公社带头人，吃苦在前，吃亏不计，这样一位人物都持如此观点，说明文革派的失策确实是太明显了。 我认为失败的教训是文革的宝贵财富，值得好好总结。希望这部书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以后能不断涌现更多更好的文革史研究成果，从而能够更好地为现实世界服务。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保留一些受限制的资产阶级自由是必要的，有很大好处。如果不允许一丝一毫的资产阶级自由，不仅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做到，而且损害无产阶级自由的充分实现。如果不允许任何政治争论，其实也是消灭无产阶级的斗争舞台，等于剥夺无产阶级自由。 一些著名历史人物的回忆录只能在香港或境外出版，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带来的一点好处。人民有权了解真实的历史，任何不适当的管制都无法阻挡人民追寻历史的真相与事实。 对于追求进步的仁人志士来说，研究历史、总结规律，有助于汲取力量，增强信心，他们不愿意停下脚步。 2018年12月2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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