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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8-15 09:31:40 点击： 次 来源： 作者： - 小 + 大
【人民公社岁月】-（1）父亲当队长 作者：古彭万俟轩 我的印象中，村队干部最清廉的阶段还是人民公社化那会，其清正廉洁的程度令现在的许多人难以想象。 那时的村队干部都是社员推选产生的，最后报公社批准。如果群众威信不高，你是当不成村队干部的。由于村队干部直接面对社员，所以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社员眼皮底下，也就是直接接受社员监督。另外，通过“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那时候社员胆子很大，敢跟大小队干部面对面顶撞，还敢到公社、县里去告状。只要事实确凿，上级也一定会派人前来查处。 1970年之前，我父亲曾干过10多年副队长，1970年春天开始担任队长。生产队副队长其实就是专门带领社员干活的角色。因为要敲钟，所以比其他社员和干部起得早；因为担责任，又比其他社员收工晚。报酬就是阴天下雨不扣分，能拿一个劳力的满工分。我父亲心肠热，喜欢为人家办事，社员都很赞成他。 其实，我家祖父辈上是从外地逃荒要饭到这个村上来的，父亲没有兄妹，属于村里名副其实的“孤门独户”。无论是家族还是亲属，我们都没有，在生产队里没有任何势力。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父亲当生产队长绝对没有什么背景和后台。 父亲当上队长的原因出在原生产队长身上。那年春天评工分时，原来的生产队长给他媳妇（即老婆）多定了半分。妇女属半劳力，每个工日平均7分，最棒的女社员才能拿到7分半，当然也有一部分属于照顾性质的，比如女“知青”就可以拿到七分半。队长老婆身材瘦小，干活一般，硬要给她定7分半。为这，社员都说队长有私心，一下子告到公社。公社派人前来调查，发现社员反映的情况属实，而且还查出队长利用请木匠做农具的机会，在家里管饭时用的米面超标。两个木匠在他家里一共吃了16顿饭，按规定只能在保管员哪里领取米面16公斤（每顿每人标准0.5公斤），结果实际领取了21公斤，剩下的5公斤没有退回。队长老婆解释说木匠饭量大，但社员的查访结果相反，木匠坦诚地说，他们1顿连一斤也吃不了。公社调查组就此认定队长有私心，不仅处事不公道，还有贪污嫌疑，就把队长停了职。我父亲原先是副队长，大伙都喜欢他拥护他，就推举他来当队长。父亲一直干到大包干那年，此后又调到大队采石场任场长。而原来的生产队长却一直没有复职。 父亲干生产队长，我一开始很高兴，感到很自豪。没想到自从我父亲干了生产队长，我们全家不仅一点好处没有捞着，还尽干些“吃亏”的事。 父亲还没有当队长之前，我就在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了。那时候，公社之下有大队、小队两级生产单位，农活都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的。大队需要人时都是从生产队抽调，也就是所谓的大队“统筹工”。“统筹工”包括大队干部、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乡村兽医、农技员等。“统筹工”都是从各生产队平衡抽调的，各队人数大体平均。相对来说，大队“统筹工”比生产队社员的“待遇”要高一些。比如：工分按年度计算，一年365天都算上工，年底可以拿到3600个工分。大队干部在满分基础上，再另外加10%的熬夜开会加班补贴工分。“统筹工”不参加生产队劳动，所以社员都很羡慕，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大队“统筹工”。 现在有人可能以为“统筹工”都是大小队干部的子女，其实不是，那都是根据需要和能力抽调的。除大队干部，所有“统筹工”都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或者有一定的技术专长。那些年里有很多“知识青年”作为大队“统筹工”进学校当民办教师、当赤脚医生，就是文化程度高的缘故。我们生产队，有文化的年轻人都被推荐上学去了，因为我外祖母是富农成分，受影响没有被推荐，结果就成了队里唯一有点文化的年轻人。1969年国庆节，大队团支部书记出嫁走了。由于她是我们生产队的，她出嫁后，我们队还需要再出一个“统筹工”才行。正巧，原先大队医务室的一位公社卫生院派驻医生，因生活作风问题被调回，医务室的这个缺额就需要我们队来填补，唯一的条件是有点文化。于是，仅仅高小毕业的我，有幸以大队“统筹工”的身份成了一名“赤脚医生”。那一年我才刚刚16岁。 父亲当生产队长之前，我已经大半年没回生产队干农活了。可是，就在父亲当上生产队长的那一年，我又开始参加了生产队劳动。麦收前夕，生产队“排镰刀”（就是排能拿镰刀割麦子的人），把我也排上了。当时我们医务室一共3人，来自3个生产队，结果就我一人回了生产队。我很生气，父亲却对我说：麦收是老少弯腰的季节，我是队长，只有排上你我才好大胆说别人！结果我在生产队干了半个多月，直到夏粮入仓才回医务室上班。从此，每年的夏收我都要回生产队割麦子，一直到1978年被公社机关抽调走为止。 那时候，几乎每年冬天都有农田水利工程。多数年份在本地，但也有时出县、出地区到外地去“扒河”，一干一冬天。父亲当上生产队长那年，17岁的我首次被排“上杠”（抬大筐）扒河。那个时侯扒河非常苦，没有机械，全靠人力。从1970年开始到1978年我调公社机关，我连续在水利工地用肩膀抬了7个冬天大筐。人都说干部的孩子能“享巧”，我家可从来没有过。其实，那时的村队干部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也不否认个别干部私心严重。但是，后来这些私心严重的干部都在“斗私批修”、“农业学大寨教育”等运动中受到了冲击。 父亲当上队长后，比过去更忙，家里的事一点也不能插手了。我们家住在山坡上，下山的路很陡，吃水、运东西很不方便。特别是朝自留地里送粪，更不是妇女小孩能干的活儿。那时候运输工具都是用平板车，我们兄妹力气弱不能拉。母亲前几年就是因为从高坡朝下拉粪时平板车翻了砸断腿，打着“膏布”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现在腿上有伤更不能拉了。父亲没时间，只好和其他男社员换工。别人替我家拉粪，我父亲把自己挣的工分按换工时间拨给他。这样的事情我记得至少有20多次。那个换工的社员一开始坚持不要，但父亲就是不答应。我父亲10多年前已经作古，这个换工的社员今年才60多岁，他对这件事记忆犹新。上次回家他还对我说，还是那会儿的干部办事公道呀。 我大妹妹1976年高中毕业，因为知识青年陆续回城，学校代课教师严重缺乏。校长想让我大妹妹去，但父亲就是不肯出这个“统筹工”。后来，大队把所有高中毕业的学生都统一安排成“统筹工”，我妹妹才有机会去学校代课。父亲说，如果我带头把好处留给咱自家，以后大家谁还听我的。 生产队经常要招待一些人吃饭，比如整修农具请来的木匠、铁匠，下乡轮流演出的电影放映员，来生产队给牲畜看病的兽医，冬天请来的说书艺人等。父亲接受原生产队长教训，凡是来人吃饭都安排在五保户家里，做饭的人也由队委会定，选一个厨艺较好的中年妇女来担任。我记忆中，我们家从来没做过类似饭菜接待过生产队的客人。 我小时候喜欢读书，但家里没有书桌、书橱，平时看书写东西就趴在母亲的陪嫁桌上。由于桌子太高，木凳太矮够不着，只能把两个四方凳摞在一块。1976年麦收前，生产队请来木匠打农具，我认识这个木匠，就把想要一把椅子的愿望告诉了他。他说，椅腿的木料不好找，但他家里有，等他回家后一定给我打一把。事情过后大约1个多月，他捎信来说椅子打好了，让我去扛。他家距离我们村七八里路，我是步行着兴冲冲跑了七八里路把椅子扛回来的。扛回来时这把椅子还是“白茬”，我又买了一盒铁锈红油漆一遍。这件事父亲并不知道。1977年冬天在公社参加“党员冬训”，有人揭发我利用父亲的职权从木匠手里索要了一把木椅。父亲在会上做了检讨，最后又退赔了3块5毛钱才算“下楼”（把有问题的干部临时挂起来称“上楼”，问题说清解决完了，得到大家认可后才能“下楼”）。事后多年，我都觉得对不起父亲。我的错误做法让他蒙羞，成为他生产队长任上的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 父亲早已作古。老父亲的在天之灵，能原谅这个曾给您惹过事的儿子吗？ 其实，那个时候，多数村队干部都是这个样子。长期接受正确思想教育当然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是社员群众的监督，让干部们时刻警惕，时刻清醒，一点也不敢大意。所以，他们也就能够自觉地去检点自己的一言一行。 写于2009年8月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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