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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4-20 18:26:19 点击： 次 来源： 作者：雷 川 - 小 + 大
| 二、从布尔什维克的诞生过程，获得的几点思考和启示 1、列宁的建党思想具有普遍真理性 列宁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思想和实践，包括“灌输论”、包括“先锋队”理论、包括“民主集中制”思想，以及建立全党政治机关报的计划，当然是从20世纪初叶俄国专制统治的具体情况出发，是探索俄国革命道路和策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思想绝不是仅仅适用于俄国的特殊政策，也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审视了自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策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真理性策略，是对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策略的反思和改进。 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长期处于1871年之后资本主义所谓“和平发展”时期。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资本主义政治危机来临的时刻，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没有能够抓住历史机遇，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期望的那样，使西欧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西欧各国上百年的工人运动历史，造就了遍及各个行业的强大工会组织，工人阶级争取自身经济权益的斗争越战越勇，罢工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但是，西欧各国的党则是模仿着资产阶级政党的“俱乐部”建党模式，党内自由主义倾向极其严重，没有形成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因此造成“强大的工会、涣散而软弱的工人政党”的反差。虽然群众经济斗争已经日常化、虽然工会力量很强大，但是最终走上了工联主义的邪路。从这里，就能够反衬出列宁的“灌输论”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组织得像军队一样”的主张，是何等正确！ 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由于长期处于资本主义所谓“和平发展”时期，也由于长期忽视党内思想路线斗争，造成泛滥成灾的各种错误思潮。但是由于没有实行“民主集中制”，所以没有人出来对错误思潮进行批判，领导权一步步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也没有人察觉。如果按照“民主集中制”，对错误思潮及时提出批判，组织上、领导权方面随时根据思想路线的斗争而调整，那么西欧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则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举个例子作对比，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发展历史比较长、规模比较大，在第二国际中也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党。德国党最初是由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大流派合并而成，一派是爱森纳赫派，另一派是拉萨尔派，而拉萨尔派是带有比较明显的机会主义色彩的流派。两派合并建党前，马恩不赞成仓促合并，主张即使将来合并，也必须在拉萨尔派改变其错误观点之后才能合并。 但是当时爱森纳赫派领导人没有听取马恩的意见，而是于1875年5月在德国的哥达城召开了成立大会，宣布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哈雷代表大会改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后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机构中，拉萨尔派占了多数。 尽管1878—1890年德国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德国党遭到严厉的镇压，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党不仅未被削弱，反而发展壮大。其间，党的规模高速发展，并在领导工人群众进行经济斗争的过程中拥有极高的工作效率。由于工会的支持，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总是能够在帝国议会内外扩大它在工人中的影响。 1890年《非常法》取消后，党重新获得了合法地位，同年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恢复议会活动。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占据了27.2%的席位；到1912年，提高到了34.8%，很快成为德国最大的党派。 不幸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德国党内修正主义思潮泛滥。1899年，伯恩斯坦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反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原则，主张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等修正主义思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明显地分为三派，以谢德曼、艾伯特为代表的右翼公开投靠德帝国主义政府，主张“保卫祖国”；以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蔡特金、梅林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他们组成“斯巴达克派”）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认为“主要的敌人在国内”；以考茨基、哈阿兹、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中派”则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进行调和，主张二者实行统一，他们主要为右派的叛变进行辩护，但有时候也向左派靠拢。 “中派”首先于1917年4月分裂出来，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而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斯巴达克派”却迟迟不与修正主义右派和“中派”划清界限，仍然参加“中派”的“独立社会民主党”。 在世界资本主义大战和经济、政治危机的推动下，同时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8年爆发了德国“十一月革命”，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倒台。这时，革命的领导权被社会民主党内的右派窃取。 德国工人阶级已经行动起来，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各地成立了苏维埃组织，但是工人阶级缺乏先锋队，革命运动最终被社会民主党内掌握大权的变节分子镇压下去。到了德国“十一月革命”已经达到高潮并开始出现曲折的1919年1月，“斯巴达克派”才成立德国共产党，但为时已晚。 “为了统一，必须与党内机会主义及时地、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这是列宁建党思想的又一个重要观点。 在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列宁语）。 早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由于组织路线上的分歧诞生了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布尔什维克已经独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三大”，修改了党章，贯彻了列宁主义的组织路线。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六大”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形式上彻底决裂，成为独立的政党。 因此布尔什维克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思想从1903年到1917年为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进行了长达14年的组织准备工作，才建成了一个可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革命先锋队。 所以说，十月革命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在瞬息万变的历史关头抓住了革命契机，但是它背后是有着深刻的必然原因的。这个必然原因之一，就是找到并坚决贯彻了符合实际的正确建党思想——列宁的建党思想。 2、从各地小组、团体、党委会的关键作用，看党的功能的发挥 当时的俄国，各地普遍出现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团体，以及各地的工人协会，虽然很多还处于秘密状态，所吸收的仍然是少数先进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但是这种蓬勃发展的组织，是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胚胎”，也是党和工人运动紧密联系的纽带。没有各地小组和团体的活动，就没有俄国早期的工人运动。没有各地小组和团体，也就无法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从本文上篇所述的布尔什维克的诞生过程看，各地的小组、团体、斗争协会，以至后期的党的委员会，在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打倒机会主义的过程中，同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生动演示了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如果当时各地小组都盲目顺从，那么，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能否取得党内领导权，就很难说。由此可见，地方小组的建设，非常重要。其中，地方小组的领导人，也很关键。 当然，当时俄国各地党组织选择正确的政治路线，也经历了曲折的内部斗争，并非一帆风顺。例如，在建立全党的政治机关报——《火星报》时，彼得堡地方党组织内部就是经过了斗争，才战胜了“经济派”。这个斗争，从1902年6月开始，到是年秋天才见分晓。到1903年1月，“火星派”对彼得堡地方组织的改组，才算基本完成。 在乌拉尔地区，成立了“乌拉尔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只有少数的社会民主党人不赞成“联合会”而赞成《火星报》。 在西伯利亚地区，存在着多个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又组成了“联合会”，他们赞成“经济主义”。在这些地区，都是经过曲折斗争，才最终使“火星派”取得胜利。 乌克兰地区受到“经济派”长期统治，“火星派”同“工人事业派”从1902年初开始斗争，到年底才取得了胜利。 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各地方党组织同样经历了内部斗争。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彼得堡、莫斯科地方委员会，孟什维克分子都曾展开活动，但是因为不占多数，很快瓦解了。 可是在高加索、乌克兰的地方委员会，就有一部分人拥护孟什维克，经过了几个回合，才使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 中央委员会东方局负责协调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地区的工作，1903年，调和派在东方局占据了领导地位，后经布尔什维克据理力争，才克服了困难。 如果说，在反对“经济派”时，当时俄国各个地方的党组织还有观望、动摇，那么，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中，绝大多数的地方党组织由于经受过先前的锻炼和考验，则比较顺利地接受了列宁主义，从而坚决地反对孟什维克。 如本文所述，调和主义的危害是显而易见，先是普列汉诺夫的倒戈，再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调和主义。后来，第二国际也对俄国党内的两派分歧进行了“调停”和“仲裁”。而他们的“仲裁”，也是调和主义的，最终被布尔什维克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而真正坚持真理、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俄国各个地方的党委会。幸运的是，当时各地方的党组织没有因各种分歧而陷入严重的分裂和瘫痪。如果他们当中多数人不是出以公心、坚持真理，而是出于个人意气而闹派性，那么俄国的历史就可能会走另外一个模式了。 当时各地的团体、斗争协会和党的委员会，之所以能够经过斗争分清大是大非、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依靠的是一批优秀的带头人。《火星报》有一批“飞行代办员”，他们在极其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下，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不仅定期把《火星报》送给各个地区的党组织，而且经常穿梭于各个团体和委员会之间，帮助他们开展斗争，也参与他们内部的辩论。 这些代办员既要同机会主义思想进行不协调的斗争，又要团结一切有活动能力的实际工作者。这些代办员具有不怕牺牲的精神，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被捕，又有不少人越狱，继续从事活动。 我们今天学习列宁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和实践，就不能不缅怀这些不屈不挠、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的代办员。如果仅有列宁的建党思想、没有这些英勇的代办员，就不可能使列宁的光辉思想付诸实施，也不可能战胜机会主义分子、建立起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 早在1897年，列宁就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党如何开始城市工作》。文章指出： “秘密活动首先就要求各个小组和个人实行专业分工，把统一联系工作交给‘斗争协会’的为数很少的核心分子去做。革命工作的分工是十分繁杂的。” “需要有一批公开的鼓动家，需要有一批工人小组的组织者，需要有一批散在各个工厂而能搜集各种情报的通讯员，需要有一批监视奸细和挑拨者的人，需要有一批设置秘密住所的人，需要有一批传递文件、指示和进行各种联络的人，需要有一批筹集款项的人……” 文章还指出： “各个小组或个人担负的工作愈细小，就愈有可能深思熟虑地处理这些工作，保证工作不至失败。” “斗争协会需要代办员，需要做各种各样工作的人，革命者在革命活动中的分工愈严格，他们的秘密活动和隐蔽方式愈周密，他们愈是忘我地埋头于一种细小的、不显著的和局部性的工作，总的事业就愈可靠……” 文章告诉我们： “实行这种专业化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这要求每个人都要有极大的耐心，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要求把全副精力贡献给一种不显著的、单调的工作，它要求和同志们断绝来往，要求革命者把全部生活服从枯燥和严格的规定。但是只有这样，俄国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才有可能用整年整年的时间通盘筹划工作，实现极其宏伟的事业。” 文章最后告诫我们： “要实现我们所提出的这种方式，许多急于献身革命工作的人都必须经历一段非常艰苦的准备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斗争协会’要收集有关这些愿意工作的个人或小组的必要材料，考验他们适于执行什么使命。不经过这种预先的考验，就不可能在现代的俄国展开革命活动。” 诚然，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产业工人当中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从外部“灌输”；而且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比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体系久远得多”、“经过了更全面的加工”、“拥有更多的传播工具”，所以干革命不能缺少革命知识分子作为先锋、桥梁的作用。 但是，知识分子如果不把理论与实际运动相结合，则可能产生机会主义思潮，也可能产生机会主义分子。从本文所叙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发展、分化过程，就可以看出，那些兜售“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等错误观点的人，其实都是一些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那些为了维护自己的错误观点、搞意气之争和宗派之争的马尔托夫分子，也是一些目中无人的知识分子。 只有那些脚踏实地、默默无闻的人，才是党的真正基石。没有他们，党就变成了清谈馆，就变成了俱乐部，就成了少数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的知识分子宣扬其错误观点的场所。 只有那些做实际工作的人，才是顶天立地的。特别是那些深入各地委员会，面对复杂情况，耐心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火星报》代办员，更是顶天立地的英雄。那些不怕困难、不怕坐牢，在复杂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善于斗争的《火星报》代办员，以及后来的布尔什维克骨干分子，他们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实践列宁的建党思想，靠的是他们。他们是列宁缔造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光荣成员。生活的艰辛、工作的困难、宪兵的搜捕，都磨灭不了他们的革命意志。 为了运送《火星报》，什么方法都用上了：塞在硬皮书里、藏在夹层箱子里、缝在背心里，或者装在不透水的袋子里，轮船驶抵俄国时从船上扔到水里，然后再设法捞上来。他们要做各种事情，运发报纸、书籍，收集通讯稿，筹集经费，接待从流放地回来的同志……。 列宁曾经这样说过，我们的这些英雄们，过着自我牺牲的生活，他们坚忍不拔、始终不懈地工作在无产阶级群众中间…… |
| 责任编辑：大地风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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