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序：《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

时间：2018-08-15 13:20:54 点击：次来源：作者： - 小 + 大

大概是在2000年，我偶然地读到高默波的一篇英文论文，对至今仍然流行的关于“文革”的十种观点一一加以辨析。作者集中于一些根本问题和基本事实的辨析，探索被装扮成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所遮蔽的真相，却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得出了天经地义的结论。他的勇气、坦诚和明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托朋友找到他的电邮地址，冒昧地给他写信，建议他将这篇文章翻译为中文。默波很快回信，并将翻译好的论文寄给我，但当我拿到这篇文章后，才发觉在出版了各种有关“文革”的思痛录的中国，默波的思考是无处发表的。我心有不甘，转请他写一篇关于他的英文著作《高家村》的文字，他爽快地答应了。2001年初，《读书》杂志第一期发表了默波的《书写历史：〈高家村〉》一文。在此前后，《读书》杂志正在展开有关“三农”问题的讨论，默波的文章从历史叙述的脉络讲述了当代中国乡村问题的来龙去脉，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2001年3月29日，《南方周末》以“质疑《高家村》”为题，发表了徐友渔、党国英和焦国标的三篇文章，将高默波从他的切身经验中提炼出的有关历史叙述的反思，提升为“文革究竟好不好？”的问题。这场在南方媒体产生的轩然大波，终于将远居海外的默波卷入了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的混战之中。
十多年过后，有关《高家村》的那场风波只是与此后《读书》的遭遇一起偶尔被人提起，但读者们对于《高家村》的兴趣却没有像围绕它的风波那样黯然消失。这不是偶然的。在当代中国研究中，《高家村》一书是一部独特的、对于历史叙述抱有高度自觉的著作，一部带有鲜明的论战性却以亲切的、直接的描写展开叙述的著作。默波选择了鄱阳湖畔的高家村作为历史描述的中心点，分两个时期，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1978年的毛泽东时代和1978年至1990年代初期的改革时期，详细探讨当代中国的农村变迁。作者综合了人类学的“深描”、历史叙述、个人故事和宏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村庄的历史出发，从许多不同的方面挑战了在当代中国和世界流行的关于中国的诸多主流叙述。高家村是作者的家乡，这为作者对这个村庄的奥秘进行反复的、多层次的描述提供了方便，而作者早年负笈海外，谙熟西方的中国研究和中国的各种主流叙述，他对这个村庄的描述也因此被置于一种特殊的辩论之中。这种辩论没有采用抽象的理论讨论的方式，而是以对具体经验的“深描”呈现的。全书共十四章，除了第一章有关中国农村研究的一般概述外和第十四章结论之外，作者对高家村的历史背景、水土资源和农村政治、人口和政治、农村生活状况、农村医疗卫生、农村教育、文化风俗等等给出了极为生动、具体、丰富的描述。正是在这样丰富具体的描述之上，作者从中国农村及其变迁的角度，对于当代中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经济改革——的动因、过程和影响，进行了诚实的、独辟蹊径的分析和描述。概括地说，《高家村》对大跃进的描述澄清了许多流行但并不可靠的说法；在为数众多但视角单一的“文革”著作中，这是一部立足于农民命运和农村经验的作品。作者珍视农民的经验、感觉和判断，但也并不缺乏宏观的判断。在某种意义上，他熟悉论辩对手的套路和角度，而针对他的批判者却缺乏理解他的讨论和视野的能力和愿望。从《书写历史：〈高家村〉》一文发表，有关中国乡村转变的争论就没有停息，这部著作对于当代中国乡村两个时期的变迁的描述、比较和判断，直接地回应了有关乡村改革的主导论述，至今仍然能够提供有益的启发。无论是读默波的书，还是听他谈话，那种对于历史和历史叙述的敏感，最让人印象深刻——默波无疑致力于提供一种立足于经验和思索的“人民的历史”，但也因此，他对于各种以客观性、反意识形态相标榜的叙事保持着难得的、始终一贯的警觉。
总之，这是一部文字流畅、生动、亲切而不失学术严格性和客观性的著作，一部提供了理解共和国历史的独特视角和洞见的不可多得的著作。

2013年4月20日于清华大学10公寓
（来源：《高家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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