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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5-04 00:39:12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谈五四运动到创建新中国，毛主席了不起！（2-1） 1、 三十年 我读中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文章：《人民英雄纪念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但即便没有，相信大家对纪念碑上的文字也很熟悉：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比较一下，前两句除了“三”和“三十”之外，一字不差，但是第三句就不一样了，不说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而是“历次斗争”。 革命和解放都是有目标的积极行动，斗争是相对消极的抵抗。这说明，在毛泽东等建国一代领导人看来，1919年前，中国社会处于找不到发展方向的消极抵抗阶段；五四运动后才转为主动革命。这是对五四运动历史地位最权威的评价。 我对那段历史的了解，是从80年代一套历史书开始的。书名是《天翻地覆30年》，给我科普了从五四到新中国的主要事件，我准备给自己的孩子读。但是，这本书也有问题，具体革命故事讲的太多，故事背后的历史大趋势谈的太少。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和解放70周年，我决定弥补一下自己的童年遗憾，放下具体事件，谈谈我对这30年历史大趋势的认识。 在谈历史之前，我先作一道算术题。 五四运动是从占人口极少数的知识青年开始的。按当事人回忆，算上跟着看热闹的，最初的参与人数不到5000，可以聚在一个讲台下听课。而解放全中国彻底改变了5亿人的生活。 5000和5亿差5个零，30年时间增长了十万倍。平均来说，每6年，革命的影响力就扩大十倍，每年得增长46、78%。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为什么46、78%的增长率能保持30年。 如果把中国革命看作股票，微软和巴菲特都不值一提 2、 20世纪只有一次革命 中国每个朝代都要写上一个朝代的官方断代史，于是我们就有了24史。这个史书体系有好处，历史阶段分的很清晰。但是也有坏处，就是用朝代划分扭曲了我们对历史事件的理解。比如说，按照历史朝代表，刘邦排在秦朝三个皇帝乃至项羽后面，好像比他们都小很多。但实际上，刘邦只比秦始皇小3岁，是同一代人，他又比项羽大24岁，差了一代人。如果不计算实际年龄，你就没法理解为什么刘邦看到秦始皇的时候说的是“大丈夫当如是”，项羽又说“彼可取而代之”。很明显刘邦是中年人对同龄人的嫉妒，项羽是年轻人的自信。 到了近代，这种基于皇帝（领导人）血统的历史分期越来越不适用了。梁启超就抱怨，说24史不是历史，是24部家谱。但是，为了脉络清晰，很多历史书，包括教科书还是沿用了这个风格。我们很容易形成一个粗略印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一代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解放一代消灭了民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集团关系不大。 但是辛亥革命到解放只有38年。38年是什么概念呢？从现在往前数38年是1981年，那年中国人口10亿，到现在还有7亿活得好好的。民国虽然人均寿命低，但辛亥革命一代人和解放一代也有很大的交集。 而且，辛亥革命不是一场有组织的运动，既没有全国战略，也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孙中山是从报纸上知道武昌起义的。各地的中下层军人和知识青年发起了一系列缺乏配合的造反，只是因为清朝遇到财政危机和内部矛盾爆发，他们才能赶走皇帝。人民纪念碑把这些行动归类为“历次斗争”，而不是“人民革命”。这个特点决定了参与者的年龄层次，辛亥革命的主导者是19世纪的80后和90后。 解放战争和辛亥革命完全不一样，从土地法大纲到三大战役，一批50岁左右经验丰富的领导者始终控制着革命的节奏。仔细看，这批人的主体还是19世纪的90后，正是辛亥前后的青年。 从具体履历来看，新中国第一届领导人很多都是辛亥年的志愿兵。主席毛泽东在辛亥年第一时间参加湖南新军，准备应付北洋军的反扑。总司令朱德在云南跟着蔡锷造反，赶走了清朝的云贵总督。副总理，后来的国家主席董必武，武昌起义第3天就到了武昌，正好碰上北洋军南下，参加了最激烈的几场战斗。第一任中央银行行长南汉宸辛亥年只有16岁，在山西组织了2000民兵，去娘子关打仗，是最接近北京的一支反清军队。 我拿这几位当例子，主要原因是他们比较知名。如果把范围稍微扩大一点，就能发现，新中国领导集团不仅包含1911年的基层士兵，还有很多人在辛亥年已经是革命领导者或者资深元老了。 比如说1949年的中央政府秘书长林伯渠，1905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之前好几年，他在全国各地秘密策动军队反清。到了1949年开国大典，他是主持人。又比如说武昌起义的领导机构叫文学社，其中一个核心人物李六如，是黎元洪直属的标统，指挥最精锐的反清军队，也是中华民国第一批将军。后来李六如当了毛泽东秘书，1949年在最高检察署当副署长。而辛亥革命的时候，李六如上面，代表中华民国和清朝对抗的两个中央级元帅是黄兴和李书城。黄兴大家都知道，李书城到解放时当了教育部长。新中国的地质部长李四光，1911年在武汉和南京都做过实业部长，在新中国地质部成立之前40年就是正部级干部。 还有，1949年的广西省长，1955年大将张云逸，辛亥革命之前几个月就参加过黄花岗反清起义，是黄花岗72烈士之外的的第73人。而给黄花岗起义供应军火的吴玉章，后来又到四川策动保路运动，他1949年当了中央政府委员，人民大学校长。这些人的资历摆到孙中山面前也是很可以自豪的。从人员构成上来说，完全可以说1949年的新中国继承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 但是，前面说了，辛亥革命并不是一场有组织的革命，全国一起反清朝皇帝的人，各有各的心思。有人觉得推翻八旗贵族就好，有人觉得只要能地方自治就好，有人觉得能正常发工资就好，有人觉得能让我的企业正常发展就好。大家唯一的共识是旧中国没有给我满意的出路，但是到底该走什么路，完全没有共识。各方面互相牵制，干掉皇帝以后，反而是那些没参加起义的清朝的将军和官僚出来接管政府，连续掌权十几年。 我这几天看各地的五四运动史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安徽学生和皖南镇守使作斗争。当时的皖南镇守使叫马联甲，是光绪24年、19世纪的武进士，给慈禧太后当过侍卫。这几乎是演义小说里才有的人物，到了20世纪20年代还控制着地方实权，说明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变化不大，也说明辛亥一代青年并不知道自己要作什么。 于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反差。辛亥年，乃至到1919年，中国大多数知识青年都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连基本的共识都没有，只能搞自发斗争。但短短一代人后，他们就联合起来，带着下一代年轻人改变了整个中国。这其中必然有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引导他们从自发斗争转向有组织、有目标的行动。 各行其是的辛亥青年拆了大清朝，但建立新中国是一个有组织的革命 这个转折点就是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之前，之所以知识青年连达成共识的趋势都没有，原因主要是两个，首先是对传统道路幻想太多。认为20世纪的中国可以把历史上各种成功道路再走一遍。 比如，有人觉得过去落后，就是因为清朝皇帝是满族。换一个汉族皇帝，我们也可以像古代帝国那么强大。很显然，1916年袁世凯复辟把这个梦撕碎了。 又有人觉得过去中国制度差，错过了欧洲列强的发展时机。现在阻碍发展的封建王朝没了，我们发展几年也是帝国主义。结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老牌帝国主义会用最激烈的手段对付新帝国主义，而且帝国主义国家送自己的国民去死也是不眨眼的，不是什么好榜样。 还有人觉得依附于帝国主义也不错。日本给英国当炮灰发展起来了，现在我们也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不给一点机会吗？ 结果这方面打脸最严重，巴黎和会上，列强根本不给中国赚一点面子的机会，要把德国占的青岛割给日本当战利品，而北洋政府之前居然还有一个密约要承认割让。这等于把中国最后一条貌似走得通的路堵死了，也让清朝留下的官僚队伍丧失了全部信誉。北京的学生无论如何不肯再老老实实读书，决定去天安门抗议，去几个老官僚家里放火，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第一天。 知识青年不愿意达成共识，另一个原因是他们集体回避暴力革命选项。从历史上看，大多数暴力革命，尤其是底层造反都是破坏性的。义和团运动刚刚过去十几年，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那是一场纯粹的灾难。就算在欧洲，无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激进党派搞革命都没成功过，没有任何靠底层革命的政权能管理现代化社会。所以，知识青年虽然推翻了清朝，还是小心翼翼地把权力还给清朝的将军和部长，不敢考虑底层革命的方案。 五四运动前2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到了1919年，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得到了足够的信息，知道这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底层革命。少数知识分子和工人士兵联合起来，居然能够管理一个有几万公里铁路的半工业国，没有造成无政府主义的混乱。 虽然五四青年不知道苏联将来能打赢二战，不知道苏联再过38年就要发射人造卫星，但1919年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从俄国革命得到了信心。李大钊在五四前不久作了一场著名演讲，标题是《庶民的胜利》，赞美底层革命路线。毛泽东这个辛亥年的士兵就在台下听李大钊演讲。 这些事情积累到一起，等于在一道非常难的选择题里划掉了几个错误选项，又给了一道类似的例题。所以辛亥青年1911年还很迷茫的，到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看到希望。虽然他们还不知道正确答案，但是起码有了自信，相信自己可以努力学习通过考试。这就是为什么人民英雄纪念碑认为五四运动是历史转折点，比辛亥革命重要的多。 3、 第一座山 帝国主义 前面说的是政治理论问题，但是漂亮的理论只是一个开始。互联网在中国也普及这么多年了，你们见过哪个大V靠理论说服对手吗？所以，尽管五四运动初步给中国指明了理论探讨方向，但是知识青年还是需要一个合适的目标才能团结起来。 这个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半殖民地身份，就是中国被各种不平等条约束缚住的海关税率。 要理解这个目标，我们首先要理解旧中国知识青年的身份和诉求。毛主席在1939年给他们作了一个定义：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大多数知识青年没有资本，为什么要被归为小资产阶级呢？ 因为他们渴望拥有资本，渴望分享资本的利润，在社会意识上已经资产阶级化了。 注意，说他们的社会意识资产阶级化，并不是对他们的贬低。相反，在中国农业社会，资产阶级意识是一种进步的思想。 农业社会的经济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人均财富很少。大多数人只能靠艰苦的体力劳动勉强谋生。无论社会结构怎么变动，也只有一小撮贵族和官员过好日子。在这样的社会里，肌肉总量决定了生产的上限，怎么投资也没法改变这个上限，所以财富只能用来消费，不是资本。 工业革命以后，欧美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种自古以来没有的现象，就是经济的指数增长。由于从煤矿得到了额外的能源，搞生产不靠肌肉力量了。所以，在机器上投资，在技术上投资，就能提高生产效率。拿到的利润又可以变成新的资本，让经济长时间保持很高的增长率。从这个时候起，社会上的财富才普遍变成了资本，人均经济水平才有提高的可能。这就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 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前100年，资本家可以拿到超额利润，普通人的生活也有缓慢的提升。但是，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最现实的目标是资本家和普通人之间的中产技术阶层。只要技术还在进步，这个阶层就能分享资本的红利，过上体面的生活，比普通人提前几十年进入现代社会。在毕业之前，青年学生已经在期望这样的未来了，所以说他们是小资产阶级。 但是，必须依附于工业资本，小资产阶级才能有体面工作。中国的资本很少，想要体面工作的学生很多，所以青年学生最主要的诉求就是希望国内积累足够的资本，至少让中国有限的财富也能进入指数增长循环，资本越滚越大。 当时的中国的确还有一些财富可以用来投资，毕竟是5亿人口的农业社会，除了基本的温饱之外总有一点剩余。但是，财富不等于资本，只有能进行现代化生产的财富才是资本。发展资本主义意味着必须组成一些赚钱的现代化企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用机器生产更多的机器，最终让中国也变成发达的工业国。 但是，在中国开始搞工业之前，英国工业革命已经100多年了，最落后的日本也比中国先发展了几十年。技术水平不一样，同样的资本投下去，中国的工厂肯定竞争不过西方的工厂。如果没有关税壁垒的保护，中国的产品就算在国内也竞争不过洋货。产品卖不掉，中国的财富就不能变成资本，只能变成坏账，小资产阶级也不会有体面的工作。所以关税壁垒是中国发展的第一前提。 然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签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有的割地，有的赔款，有的要做毒品贸易，但是，所有其他的条款加起来，都不如其中两个条款对中国伤害大。第一条是中国的关税不超过5%，第二是所有列强都能分享这个待遇。帝国主义的军舰随时监督中国遵守这两个条款，中国在经济上彻底变成了别国的倾销市场，彻底丧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成功希望。所以，我们说旧中国是是半殖民地国家。 当时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帝国主义的安排了，但毕竟中国还没有像印度那样被完全占领，还有一个貌似独立的政府。所以还有一些人抱有侥幸心理，希望推翻了清朝政府以后，民国政府能给中国企业争取一点空间，积累资本。辛亥年的革命者很多都有这样的梦想，其中最典型的是孙中山，把总统丢给袁世凯以后，决定去修铁路，发展工商业。 孙中山的梦想太大，搞不成也可以理解。但是辛亥青年类似的努力都失败了，就不能看成偶然现象了。前面分析新中国第一届政府的时候，提到过武昌起义有个少将叫李六如，山西独立有个民军司令南汉宸，他俩在辛亥革命后都交出了军队，拿着政府给的奖金去开工厂，实业救国，追求资产阶级梦想。但是，由于经营条件太恶劣，斗不过洋货，在五四运动前后，他俩的企业都破产了，辛亥年黎元洪发的奖金，后来民国政府给的津贴都赔光了。 在五四运动的启发下，他们认识到，这不是自己运气不好，而是因为帝国主义不允许殖民地本土资本发展。只有联合起来，赶走帝国主义，自己才有前途可言，所以他俩不约而同，先后加入共产党。 从身份来说，这两个人都是中华民国的元老，在地方军阀里有很多朋友，是中国搞资本主义条件最好的一批人。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其他知识青年遇到的失业和破产只会更严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趁着西方的工厂都造军火，中国资本主义积攒了一点小资本，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又都赔出去了。所以1919年，全中国知识分子达成了第一个共识，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夺回关税自主权。 夺回关税自主权为什么要内部革命呢？ 因为帝国主义的手段很巧妙，签不平等条约的时候没有把关税直接降到0，而是留了5%。同时，1943年以前，清朝和民国海关的领导始终是英国人，1943年换成美国人。他们一方面维持中国的低关税水平，另一方面引入西方技术和管理，把中国海关打造成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机构，是中国政府很好的税源，比农业税或者其他工商业税收都稳定。 政府可以背叛自己的人民，背叛自己的支持者，甚至和自己的军队对抗，但是，政府是一群要吃饭的人组成的，没有哪个政府能背叛自己的财政基础。中国是穷国，政府更穷，预算非常依赖英美帝国主义转交的海关税收。所以，无论嘴上怎么说，民国的各个政府都很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或者说买办政府。而帝国主义也很懂得维护自己的代理人，在海关税收不够的时候，会允许代理人稍微提高一点税率，或者直接给一笔援助，保证总体上的低税率。 这些关税和援助表面上支撑了中国的财政，实际上像鸦片一样是中国经济的毒品。不推翻这些买办政府，中国就不会有独立关税，当然也不会有自己的工业社会。 4、 先搬哪一座山 总体上旧中国的各个政权都是买办，但从具体数据来看，买办化的程度有所不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控制了长江口和上海，掌握2/3以上的洋货进口渠道，拿关税最方便。另一方面，红军长征之前，它对内地的控制不深，收农业税的基础很弱。所以，南京政府的财政最依赖进口关税，1929年达到51%，是一个完全服从帝国主义利益的买办政府。各个省级军阀政府的地盘上几乎没有海关，要像清朝那样收农业税养兵，所以他们的买办性质弱一些，封建性质强一些。北洋军阀介于两者之间。 从经济基础说，买办政权和封建地主政权的利益有区别，但总体上可以相互妥协。买办政权希望中国稳定的进口洋货，给海关交关税；地主政权希望自己掌握的剩余农产品能换来最多、最好的工业品，不希望被强迫买性价比不高的国货，也希望关税低一点。所以，南京政府和各地的军阀联手统治国家，把中国5亿农民在生存之余勉强积累的一点财富都换成洋货。这就是我们历史课本上定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政府追求财富不一定是坏事。但是，中国的财富如果变成实体产业资本，买办和地主的收入都会减少，购买力都会降低，所以他们的共识就是反对中国积累工业资本，反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这导致大多数知识青年也很快达成了共识，代表沿海买办的民国政府、代表地主的各地军阀都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必须用革命手段除掉。 面对两个敌人，最理智的办法不是同时开战，而是先干掉其中较弱的一方，拿到它的资源，再去打另一个。 两边比较一下，买办政府守在沿海、沿长江、沿铁路的大城市，能够直接拿到帝国主义给的武器，是比较扎手的敌人，革命军碰了几次就放弃了。所以，革命者在手段上也逐渐达成共识，必须先先对付内地的地主和小军阀，这就是土地改革，或者说土地革命。 土改是新中国的基础，这不是什么新鲜观点，大多数历史书，包括教科书也这么讲。但是，大多数材料对土改的描述都太简单，太幼稚，往往就是告诉读者，农民分到了土地很高兴，所以愿意参加解放军，愿意给革命出粮食出劳动力，最后就是革命胜利。 然而，这个说法逻辑上说不通，假设解放军有100万人，你去参加解放军，给自己土地增加的安全系数不过是百万分之一，但是家里却实实在在减少一个劳动力。解放军又没说只有参军才能分土地，你会主动去当兵吗？ 至于说土地改革后，人民踊跃支援前线，这个说法也有问题。哪次救灾，自行其事的志愿者是主力？几百万分散的农民就算有支持革命的意愿，如果靠自发性去支援，也必然导致一片混乱。最后还得靠政府用强制性命令组织后勤。 更何况土改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全部土地出产分给农民，而是为了从地主军阀手里拿走农业剩余，用来组织一支几百万人的革命军，去围攻买办政权控制的沿海大城市。这意味着土改后必然得有一个新政府来强制性收税、征兵，拿走很大一部分农业财富。 所以，土改真正的作用，是洗掉地主政权这个浪费很大的中介，洗掉腐败的军阀政府。然后公平地向农村征税、征兵，更高效地利用农业剩余。几百万解放军，除了改造的国民党俘虏之外，真正志愿从军的比例并不高。淮海战役动员了600万民工，每一个都是解放区政府雇来的，这是有史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雇佣行动。用来雇民工的钱和粮食，只能是解放区几千万农民交的税。 当然，过去地主财产多，交税少，和地方政府勾结起来到处抓壮丁当兵，土地改革之后农民的整体负担肯定是减轻了，但也得给新政权交地租，服兵役。土改和解放军的关系，绝不是分了土地换农民感激那么简单。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不把农业剩余集中起来，无论是搞建设还是搞革命都不可能成功。 半个中国土改之后，一方面革命政权拿到了农业剩余，另一方面，流到沿海去换洋货的财富也少了。所以南京的买办政权也快速衰落。等到美国援助消耗完了，力量对比转向对解放军有利，就到了决战阶段，我们通常把这个阶段称为三大战役。 看一下三大战役的地图，可以发现三个战场在地理上非常相似。徐州、锦州、天津，这三个大城市都靠近一个海湾，还有铁路通往港口，是洋货进入中国农村最方便的地方，所以是买办政权最牢固的据点。据点里面防守的军队，拿的是帝国主义援助的武器。连这样的城市都守不住，买办政权和封建政权只能退出历史。至于后来占领上海，占领长江以南，虽然也算一件大事，但都是三大战役的必然后续，不算重要事件。 三大战役最大的战果，是1949年10月，新中国任命孔原为海关总署署长。孔原是90年来第一个中国国籍的海关领导人，他就职署长标志着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身份。国民党逃跑的时候，美国籍的海关总税务司也跟着跑到了台北。但是美国人为了避免台湾经济崩溃，被大陆一下子占领，也允许蒋介石任命一个中国人来管海关，自己决定海关税率。1950年1月，台北政权任命罗庆祥替代美国人李度，解放军替海峡两岸的中国都争取到了发展工业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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