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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5-05 00:39:12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谈五四运动到创建新中国，毛主席了不起！（2-2） 5、 礼下庶人 我们回头再看看人民纪念碑，碑文从1840年开始追溯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解放经历了一个多世纪，这期间很多组织都能从农村拿到资源，也有很多组织企图对抗帝国主义。共产党并不是第一个基于农村去对抗帝国主义的政权，为什么五四运动后的共产党成功了，其他力量没有成功呢？ 这里的原因不仅仅是共产党土改搞得彻底。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也想消灭地主，把农民都变成自耕农，再对自耕农收税征兵。但是太平天国被帝国主义的洋枪队打败了。解放军要对付的美国枪炮，比当年洪秀全要对付的厉害了不知多少倍，但解放军不仅能打败国内的买办政权，还能出国去朝鲜打真正的美国军队，为什么共产党运用农村资源的效率这么高？ 这里还得分析一下五四运动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变化。 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塑造社会文化；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承认，文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改变经济和政治。五四运动恰恰首先是一场文化变革，或者说，和五四运动同时出现的新文化运动改造了中国革命。 最直接的影响，是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鲁迅带头提倡的白话文写作。抛开鲁迅的政治观点不论，仅仅从他写了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来说，他就是对中国革命影响最大的几个人之一。因为白话文写作打通了口语和文学，让接受过扫盲教育的下层群众也能享受精神生活，认识到自己和整个国家的关系。过去底层认字，是为了记账；知识分子才有资格用文学来支持政治活动。现在文学是白话文，不再是知识分子小圈子的自娱自乐，所以能够把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给革命党的军队带来前所未有的凝聚力。 自古以来，无论是戚继光还是李自成，征兵的时候都喜欢用没文化的朴实农民。因为他们眼里的士兵只是工具，不是有积极性的战士，脑子越简单越好。反正绝大多人都是塞在方阵里，作非常简单的战术动作。想得太多，反而影响你的作战秩序。 但是机枪出现以后，士兵再也不能排成密集阵型去打仗了，反而要拆成十几个人甚至几个人的战斗班组，相互之间的距离大于一颗炮弹的杀伤半径，导致大多数士兵都在高级军官的视线之外。这些战斗班组要自己根据战场局势决定小规模战术，麻木而没有积极性的士兵毫无用处，上了战场不是当靶子，就是当俘虏。双方火力越强，部队就越分散，对士兵积极性的要求越高。 从北伐军到红军，再到八路军、解放军，革命军队都在努力传播新文化。按照条例，红军每天一半的时间都用来搞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行军的时候没法停下来上课，当时的中宣部长张闻天就就要求每个士兵背后挂一个纸板，写着常用字，不断的变化队形，让士兵认字脱盲，吸收先进文化。所以，虽然火力和敌人差好多倍，但是在革命军也弄到一点机枪以后，总是胜多败少。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提倡白话文，还要发动知识青年去塑造各种各样的大众文化。五四运动那些大学生的身份，在农业社会对应的是儒家士大夫，过去他们的文化和道德只需要对自己这个阶层负责，然后统治其他人。但五四运动一开始，由于旧社会所有的路都走不通，也因为现有的社会不给知识分子出路，这些学生只能自发地走向下层，给农民传播新型的文化和娱乐。我翻五四运动的回忆录，发现大多数年轻人印象最深刻的活动不是去天安门游行，不是放火烧了汉奸的房子，而是下乡搞宣传，搞演出。事实证明，这也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文化遗产。 下面这个最有意思，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顾仲彝的五四回忆录，名字是《编剧的自我修养》。顾仲彝不是学戏剧的，也不是学表演出身，但是五四运动期间急着给农民宣传国际形势，业余演话剧演成了中国的编剧权威： 传统的农村的文化产品非常贫乏。即便是80年代，露天放老电影，很多人看过三四遍还要再看；街头打一场架，接下来几天都是全村聊天的主要话题。五四运动把青年学生逼到这片空白地搞文化，还要用白话文和简体字来增加宣传力度，就像把一个跨国公司送到了没有竞争对手的市场。土地革命的动员水平当然要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 这套起源于五四运动的方法最后被毛泽东总结成了三篇短文，就是著名的“老三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我读书的时候，这三篇文章都在语文课本里，都要求全文背诵，在座应该也有很多人会背。现在我结合革命史，回头再看，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求全国背诵。因为这根本就是简化版的革命操作手册。 《愚公移山》原来是一个古代寓言，说愚公家族毅力过人，最终感动神灵搬走太行山和王屋山。毛泽东把他改造成一个现代故事，说帝国主义买办和封建军阀是中国的两座山，革命先锋队也要感动神灵搬走他们。但是，故事里的神灵不再是天上的超自然力量，而是几亿中国老百姓。感动他们当然不能仅仅靠自己挖土，还要输出文化产品。这就是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后总结的行动方案。 《纪念白求恩》，上来第一句就定性，白求恩是外国人，是技术人员，和传统的中国儒家士大夫完全不一样。这样的人过去是不能成为道德模范的。现在他来中国参加革命，成为所有人的榜样，说明我们可以，也必须创造前所未有的文化产品，这个文化产品一定是超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为人民服务》说的就更直白了。张思德是一个搞生产的普通战士，自古以来，只有贵族和士大夫有墓志铭，没有纪念劳动者和普通战士的传统。这个规矩从今天开始要改！革命队伍的普通人都要有追悼会！还要对老百姓推广！ 追悼会不仅仅是怀念同志去世，更要说他为人民作了哪些事情，要赞美他做过的好事，要让最基层的军民看到为人民服务的荣耀。过去儒家农业社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因为整个社会只有贵族和士大夫需要积极性，其他人服从就好。现在革命队伍“礼下庶人”，自然给普通人制造了国家主人的积极性。所以这支军队敢于去攻击火力比自己强几倍的敌人。 读完老三篇，我们再回顾一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文字：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五四之前，只有人民英雄，没有人民革命。五四运动后，人民英雄用新型文化带动了人民，这才有了人民革命。所以，五四运动后的土地革命和以往任何一次农民运动都不同，虽然面对的是同一个中国农村，但动员的资源更多，组织的军队更有积极性，更强大。在中国工业社会出现以前，共产党靠农民的力量打赢了淮海战役，治好了几千年来治不了的黄河、淮河、海河，还能去朝鲜打联合国军。这都是人民革命的成就，都是五四运动的文化遗产。 6、 过渡时代 治理黄淮海平原，把美国军队挡在国境之外，这都是传统社会也会赞美的伟大功绩。土地革命完成了这么伟大的事业，按理说应该得到新旧知识分子一致赞美。然而，我们知道，无论在革命时代还是革命后代新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反对革命的。现在快到全国解放70周年了，还是有大量知识分子质疑革命的合理性。用我们熟悉的词说，这些人就是反动派，是中国进步的障碍。 所谓反动派，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是从封建秩序和买办集团分到利益的人，基于立场反对中国进步，这当然是真反动派。但还有一大部分人，他们未必是蒋介石或者地主的同路人，但是也对革命充满疑虑，这里我想着重分析一下他们的思想。 我们回顾一下前面的内容。所谓土地革命，就是在一个贫穷农业社会先打倒封建地主，榨出资源；再用先进的文化带动农民的积极性，去打倒帝国主义买办，为工业社会提供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这个历史阶段应该算是工业时代，还是农业时代呢？ 严格来说都不是，它是一个过渡时代，用任何一边的道德文化标准去衡量都不合适。所以，无论是革命前的农业社会旧知识分子，还是革命后的新一代工业人口，从自己的经验出发都会批判革命。 比如说，农业时代有两个基本特征，技术停滞和普遍贫穷。为农业社会设计任何制度，都得尊重这两个前提。停滞的社会，就不能指望通过折腾来提高效率；普遍贫穷的社会，就不要追求普遍富裕。共产党搞革命打破等级，但是改变不了小农经济手工劳动的效率，这就是折腾；而普遍贫穷的社会，共产党搞土改人人分地，就没办法集中资源来供养整个文明。在旧时代的人看来，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也许能一时得势，但占领全国后立刻就会遇到问题，不是崩溃就是退回旧时代。 那么，共产党碰到这些问题没有呢？的确碰到了，而且革命刚刚胜利就遇到了大麻烦。下面是我在人民网找到的历史文献： 《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 我国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的。小农经济是分散的半自给的经济，生产水平不高，商品率很低。土地改革以后，粮食产量是增加了，但是农民的粮食消费也增加了，而且也不急于出卖余粮了，因此，商品率反而下降。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而且，这是一个长远的大计，只要我们的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 这两段文字，都是当时的副总理，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管经济的陈云写的。新中国在靠土改打赢解放战争之后，立刻就遇到了粮食问题。为什么和平时期反而粮食供应不足呢？ 因为中国人多地少，过去粮食供应足是假象，完全是靠地主虐待农民，才提供了足够的商品粮。具体说来，就是地主在农民家庭只吃到七分饱的时候，就拿走了剩下的粮食，然后卖到城市，换服务或者换洋货。所以全国只有一亿多吨粮食，就能养活5亿人，尤其是让四五千万城市人口也吃上饭。 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农民第一个目标是要喂饱自己的家庭，先吃到十分饱再说。在这之前，你拿什么东西和我换，粮食也是非卖品。所以尽管和平时期粮食产量上升，市场上出售的粮食反而快速减少，新中国没有粮食来养活城市和政府了，就算城市居民也乐意吃七成饱，商品粮还是不够。陈云分析原因，也意识到原因在于老百姓吃粮食有弹性，眼下农民的消费还没弹回“正常”值呢。 《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 因为长期战争造成贫困，人民吃粮的数量是有弹性的，在粮贵的情况下，一般可以吃得粗一点，稀一点。 从责任来说，这显然是旧中国的错，居然要饿着农民才能养活城市和政府。但反过来说，这恰恰证明了旧社会制度的部分合理性。在普遍贫穷的小农经济背景下，没有封建等级制度，不践踏农民吃饱肚子的权利，文明和政府的生存都成问题。所以他们笑共产党瞎折腾，最后不是开倒车就是解体。 陈云的对策，可以看上面几段引文的标题，就是粮食统购统销，禁止粮食私下交易，强制农民在彻底吃饱之前就卖出一些粮食。这就把过去分散给几百万地主的怨气集中到政府身上，很多人都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傅作义虽然已经当了新中国的水利部长，但私下里还是和蒋介石保持联系，说共产党不会管理国家，来一个春荒就要全面崩溃。到时候我发动旧部，接你反攻大陆。 傅作义的预测不算全错，新中国的确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60年代的经济困难和饥荒，比如说粮食统购统销和公社化激起一部分农民不满。毕竟旧社会每年饿死几千万人，才能保证粮食基本平衡。新中国死亡率大大下降，耕地却没有增加多少，即便不供应城市，农村粮食也紧张。 但是，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中国社会越来越发达，粮食越来越充足，傅作义和蒋介石等到死，也没等到新中国崩溃。 这是因为新中国已经拿回了关税自主权。养几千万城市人口，不是像旧中国那样是为了卖洋货，搞投机，而是要发动他们建设工业；从农民手中强制征购一些粮食，是为了建更多的工厂，供养更多的工人，消化苏联支援的工业技术。一旦中国建立工业体系，能够自己造化肥，造电泵，造汽车，粮食就不再是问题了。旧时代的批评者从他们的视角批评新中国，最大的错误是用错了标准。所谓夏虫不可语冰，如果一个人只懂农业社会的规律，那么在他眼里，所有建设工业化社会的努力就都是胡闹。 现代人批评当年的革命，原因也类似。有人觉得当年的革命太残酷，太着急，太粗糙，伤害了许多好人，所以要批评。这显然是从工业社会的人道主义标准出发，去评判过渡时期的选择。而评价过渡时期的人权问题，必须考虑到农业时代的生活模式。 必须承认，地主里也有好人，被批判的国民党官僚不全是坏人，直接抢了他们的财产，甚至开群众大会杀了地主和国民党官员，被杀的并不一定都是罪有应得。有一段时间根据家庭出身，不许旧社会统治者的后代升学提干，显然也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 但是，我们要知道，旧社会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罪恶，如果为了细节面面俱到就拖延革命进度，实际上是对所有人都不负责。60年代困难时期，死亡率有所上升，最惨的一年基本相当于解放前和平时期最好的的年份。而解决饥荒最终极的解决方案，就是快速搞工业。所以，无论有多少瑕疵，快速推进当年的革命，早点创造中国工业社会的发育环境，是20世纪中国的最大正义。五四运动之后30年就迎来了新中国，算是很快了，但如果能更快一点，哪怕再多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 7、 必然性 讲到这里，大多数内容已经说完了。我回头总结一下，五四到建国这30年，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历史必然性”。 中国是一个需要追赶世界的落后国家，不可能在工业化的同时养一批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所以必须要求知识青年向下扎根，与没有文化的平民一起创造新中国。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从建立海关起，管理权就在帝国主义手里，甚至中央政府都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这样的国家必须搞暴力革命才能进步。 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已经被西方倾销了几十年，手里的资源只剩下每年一点点农业剩余。所以革命就必须从土地改革发起，先对地主动手。 这几点结合起来，就是我们看到的30年革命。知识分子利用新文化和平民结合，土改破坏农村社会，农民革命军打败帝国主义代理人。 当然，我说这是历史必然性，很多人可能不服，当时的人也不服。至少不一定赞同上面几件事的顺序。但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从各个角度探索社会变革方案，不只是毛泽东团队得到了试验自己方案的机会。我前几年在清华有一场公开课，也是谈五四运动之后的历史，那次我着重介绍了李大钊创建，毛泽东参加的少年中国学会。 李大钊不止是共产党的建党人，他成立的这个100多人的青年组织，几乎包含了之后几十年所有中国政治派别的领导人物。可以说五四运动制造的政治自信，有一半是通过这个学会传递下去的。 学会成员后来组建的共产党国民党就不介绍了，其他的派别，青年党曾经有十万党员和几个师的部队；第三党改组派占过福建省，乡村建设派得到好几个地方军阀的支持，在华北和西南搞了十几个县的试验区。如果以长征后的红军为标准，应该说少年中国学会的各派都曾经拿到过差不多的政治本钱，都有至少十几年的时间去实践自己的方案。历史不是足球联赛，这么公平的政治竞赛相当少见。结果还是共产党的路线无可争辩的胜利。所以，不管当事人怎么想，我认为其中是有必然性的。 如何从理解共产党人主导这场革命的必然性呢？我想，这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系。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剥掉历史上所有制度的道德光环，客观分析各种制度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效果。有了这种科学态度，革命党才能果断抛弃不适合时代的中国传统制度，砸烂孔家店；才能冷静地从破坏性的农民起义学习经验，把陈胜吴广看成自己的老师。中国这么一个落后国家要改变半殖民地的命运，历史上没有先例可以仿效，甚至苏联经验也不能照搬，只有最本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适合指导革命。 那么，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是不是偶然呢？ 从历史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五四前后在中国扎根也是必然，因为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不止我们熟悉的中国共产党一家，周恩来在法国组建的少年共产党后来并入中共，开始也是个独立组织。武昌起义领导者胡鄂公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同志会，一度号称会员上万。前面说过的吴玉章，在四川组织了一个中国青年共产党。另一个辛亥年的起义军官王维舟为了去苏联学习，加入朝鲜共产党，听过列宁演讲。回国后王维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最终加入了共产党。所以在王维舟的档案上，入党时间是1920年，党龄比党的历史还长。从这些马克思主义传播途径来看。即便没有陈独秀建党，没有毛主席带我们搞土地革命，中国也会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新中国。因为辛亥革命那一代人在经过几年碰壁后，很多人都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不缺马克思主义的火种。这就是历史必然性。 8、 革命理想高于天 说到历史必然性，近年的中国互联网已经不太提这个词了。现在的作者更喜欢一个似乎意思相近的词：“天命”。 自古以来，中国改朝换代都要讲天命，旧中国用了30年转向完全不一样的新中国，还有我这样的人论证历史必然性，我能理解有些人用天命来解释历史。 我100%赞同中国革命，而且也很高兴生活在新中国。但是我反对用天命来描述新中国的建立。因为天命这个词，从使用习惯来说是封建王朝的政治恶俗，本质上是宗教性的神秘主义，而宗教是不可以用逻辑和科学分析的。 新中国成立，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尊重科学，尊重历史唯物主义。如果我们以天命的名义，否定其中的科学因素，实际上是挖了新中国的地基。当年毛主席把愚公移山改成现代故事，就是用科学去替代宗教神秘主义。那些重新把神秘主义捡回来的人，认识水平和当年批评土地革命的旧文人差不多。考虑到时代背景可能还不如。 当然，无论是用科学解释，还是用神秘主义解释，都不会改变70年前中国解放的事实。但是，70年前确立的很多东西，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用科学的眼光看历史，有助于我们解决现实问题。比如说，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去看当年的革命制度，才能知道那是一个只适合过渡时代的临时制度。一旦它成功地把中国推进工业化社会，很多细节也就过时了，不认真批判总结，就会制造新的错误。大跃进期间地方干部的浮夸行为，还有现在很多让人看起来尴尬的宣传材料，都和当年那套少数知识分子动员工农群众，为了刺激积极性无所不为的体制惯性有关系。 总之，70年过去了，中国的客观环境有很大变化，需要结合当下的环境找到今天的道路。在考虑我们往哪里走之前，我们需要先好好认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是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建国70周年的最大意义。 在演讲的最后，我和大家共同学习一段毛主席在1939年，五四运动二十年纪念时的文字。看看毛主席如何总结五四运动：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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