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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9-04 06:07:32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毛主义在苏联及东欧的存在（1956-1980）（5-2） 第二章 去斯大林化和中苏决裂的开始 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1953年，社会主义阵营尽管失去了斯大林，但仍然有充分的理由保持信心，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经历了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协助西方盟国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击败轴心国，在东欧建立起一片与共产主义结盟的“人民民主”[1]体系，在朝鲜一定程度上击败了西方的军队。苏联在1949年研制出了自己的原子弹，向资本主义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世界不会在另一场全球战争(从而引发冷战)中感到无助。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在他们众多的演讲中都宣传资本主义已经处于暮年，即将到来社会主义的胜利不可避免。 然而，东欧集团内部充斥着紧张氛围，苏联正经历一场围绕谁将接替斯大林的激烈权力斗争，这以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崛起而告终。赫鲁晓夫是一名曾因在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担任政治委员而获得苏联英雄奖项政治局委员。[2] 1956年2月14日，赫鲁晓夫主持召开了他的第一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也是党自从成立以来的第二十次大会。在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清洗和独裁统治方式进行了严厉谴责。赫鲁晓夫所谓的秘密报告开启了去斯大林化的开端，这瓦解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包括将他的遗体从列宁陵墓移走，拆除他的几乎所有雕像，并停止出版他的著作。 同年10月，匈牙利爆发了反对苏联支持的政府的起义，造成了更多的混乱和紧张，赫鲁晓夫立刻要求苏联军队残酷地镇压匈牙利的革命武装[3]，中国官方谴责匈牙利的革命，但私下里却对其后果犹豫不决，毛公开说：“(1956年匈牙利的反革命叛乱) 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4]然而，一开始，甚至是后来，北京都对苏联干涉这些事务并压制他们社会主义兄弟的自我决定感到不安。[5] 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6]的谴责和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之后，毛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面前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7]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发展轨迹的担忧越来越明显。 注： [1] “人民民主”一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被用来指国内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被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后由苏联红军在外部帮助建立起其共产党的东欧国家。这一术语指的是当“工人和农民”在莫斯科的帮助下掌管政府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在他们的经济和文化中扎根，推迟了这些社会向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转变。 [2] William Taubman，Khrushchev：The Man and His Era (New York：W.W. Norton & Co.，2003)，168. [3] 此处有误。1956年10月，匈牙利革命队伍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如纳吉）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组织发动叛乱，纳吉窃取总理职务，公开进行资本主义复辟，解散人民军队，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11月，匈牙利人民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平息叛乱。——译注 [4] 原文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5] Lorenz M. Lu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58-62. [6] 资产阶级及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用于攻击污蔑斯大林，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斯大林击败了如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斗争捍卫和发展了列宁主义。他所做的贡献是列宁主义的一部分。——译注 [7] 原文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第三章 异端思想者（Inakomisl Yashchii）：苏联境内反修共产主义者 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 然而，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不仅引起了北京的担忧。相当一部分的苏联人——他们从小就将斯大林尊崇为从纳粹暴政中拯救国家的父亲般的伟大人物，此时也感到困惑：怎么一个那么受尊崇的人——即便有时候也令人畏惧——会如此突然被剥夺了一切神圣光环？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发生了小规模的抗议集会，不过没有出现大的骚乱。[2]然而，在一个特殊的例子中，困惑和轻蔑转换为了愤怒，在1956年3月初，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了普通苏联群众反对早期阶段“去斯大林化”的风暴中心。 1956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三周年，在第比利斯（格鲁吉亚首都）主广场，听说当局将在近期内拆除广场上的斯大林塑像，上千人将花圈、鲜花摆放在塑像脚下。然而，在前一夜，骚乱已经开始了：根据格鲁吉亚苏维埃的特别报告和内务部的信件，当晚一群人聚集在斯大林雕像前缅怀他，一名年轻的大学生试图刺伤一名苏联军官，因为他没有在斯大林的雕像周围设立仪仗队。[3]第二天早上，有50000 人——主要是共青团员和学生来到斯大林广场纪念这位“人民慈父”，而且有150-200人躺在塑像脚下。[4]在3月7日，大学和工厂罢工使示威人数增长到超过70000名工人、学生和党员。[5]就在同一天晚上，戈里（斯大林故乡）、苏呼米、巴统市爆发骚乱。[6]显然，格鲁吉亚苏维埃人民不愿意束手就擒而听任他们敬爱的领袖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格鲁吉亚的共产党领导层这时似乎不知所措，成千上万群众组成的斯大林主义运动的旋风在他们门前盘旋，然而他们也不敢违背莫斯科。[7]令他们更加紧张的是，一直期待能够到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朝圣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由朱德带领下到来了。[8]与此同时，中苏军事峰会的国际影响已经对他们构成了足够的压力，而格鲁吉亚党的领导人后来目睹了此峰会在地方层面的影响，以及中国和苏联公民在反修正主义意识形态交流中会面的第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但对共和国领导层来说，距离最糟糕的事情只差两天就要来了。 在3月8日的抗议中，有数万人——可能接近10万人——一整天占领着广场。某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西里·姆扎瓦纳泽出来向群众讲话并承诺保卫斯大林。然而，群众要求朱德讲话。[9]据现场目击者，作家法娜·巴佐娃（Faina Barzova）描述，一些人甚至特别要求姆扎瓦纳泽去“支持毛泽东恢复斯大林遗产和荣誉的努力”[10]。据学者弗拉基米尔·科兹洛夫的说法，“在共和国领导的请求下，朱德向示威者致意两次[11]，但是人群还是没有散开……据格鲁吉亚内务部信息，有5名学生同朱德当面交谈，但是并没有说服朱德去参观第比利斯的斯大林纪念馆。然而，中国代表团内的某个人，确实在会议上讲话了。”[12] 在中国代表讲话后，随着示威者高喊支持斯大林的口号，并在市中心悬挂列宁和斯大林的横幅，他们和当地民兵的冲突爆发了[13]。随着冲突的加剧恶化，抗议活动和平的迹象在晚上慢慢消失了。最终，在第二天早上，爆发的时刻到了：工人和学生聚集在一起，猛烈冲击交通部大楼。意识到一场全面的叛乱即将到来，苏联军队在高加索地区的防御区，即外高加索军区，被调往第比利斯。[14] 军队甫一到来，悲剧就产生了。随着骚乱演变成有组织的叛乱，坦克出现在斯大林纪念馆周围并向人群开火，众多抗议者当即死亡。尽管仍不知道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因为抗议者也持有手枪和步枪，但军队最开始对骚乱的反应是各有不同的。在格鲁吉亚历史上广为人知的3月9日屠杀，最终以大约100-800人死亡结束（根据之后俄罗斯的原始资料）。[15] 在3月10日，抗议最后一天，示威者大都四散各处、疲惫不堪，在第比利斯和戈里有零星骚乱，但立即遭到了苏军的镇压。到黎明时分，赫鲁晓夫时期规模最大的斯大林主义者——如果不是通常反政府意义上最大的——起义被彻底粉碎了。工人、学生和一般党员退回到他们正常的生活当中去了，虽然骚乱引发了全国性的压力，[16]但几天内苏维埃格鲁吉亚的生活还是恢复了正常。 关于三月的暴动者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动机，有一点很重要：并非所有的示威者都是斯大林主义者，更不用说毛主义者。许多格鲁吉亚人仅仅因为把赫鲁晓夫看作一个忽视了非俄罗斯族苏联人民的需求的无能的领导人而反对他。对一些人来说，这仅仅是格鲁吉亚民族主义问题——虽然只有少数人是公开明确的反共主义者，但一些抗议者开始呼吁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脱离苏联。[17]这种杂糅的折衷主义，即反对苏联新秩序的形形色色的动机，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有组织的反修正主义各种表现形式的特征。 图：摄于1966年 尽管一些抗议者向中国求助，但中国人并没有对这次起义发表回应。甚至在一次集会上向人群致意、并让其一位下属公开讲话的朱德，在这件事上也完全保持沉默。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实在不足为奇。这更可能是一场赌博，最有可能的是，可以打赌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苏联人民发起的反对苏联政权的亲中国起义并没有出现在北京的牌桌上。总的来说，中苏决裂才刚刚显露：事实上，两个国家都还在决裂的过程中，而双方都希望避免完全的决裂。 尽管在赫鲁晓夫时代剩余的时间内仍有骚乱（虽然广泛程度和暴力程度都小得多），赫鲁晓夫在苏共领导层内愈加不受欢迎，但苏联的中心位置依然稳固地保持着，苏联希望在后斯大林时代向外创建自己的世界地位。冷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社会主义阵营边缘国家已经出现裂隙，莫斯科当局对此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在第比利斯骚乱的同一年，苏联入侵匈牙利，这引起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注，甚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也是如此。然而正如之前所述，苏联为了全球霸权有一个更大的扩张计划，并且会继续执行让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越来越不安的外交政策。赫鲁晓夫开始插足第三世界，准备把新独立国家和反殖民运动纳入苏联的轨道。苏联彻底抛弃了经典的列宁主义观念——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而转向“和平共处”的新政策。莫斯科不再鼓动这些新独立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而是向这些国家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并提供顾问支持，以求取这些国家政府的支持，让他们相信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以及待在苏联阵营的好处。莫斯科也将“和平”，而不是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对外宣传方式，以在面对“战争贩子”的西方帝国主义力量时获取国际威望。[18] 似乎一些苏联公民对此以及中苏之间的日益分裂感到困惑。苏联共产党地方支部记录有市民和地方官员发出如这样的疑问：“难道我们不是事实上同帝国主义在西柏林问题上妥协了吗？”，以及“为什么苏联给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印度、叙利亚、伊拉克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提供援助，与此同时却不再给中国援助？”[19]这是引人注目的，因为这些问题的措辞和说法都表明提问者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对苏共同列宁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理论产生分歧表达担忧。他们正是那种可能偏离苏共党的路线，并接受反修主义思想的人。 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被赶下台，党的领导权转移到作为总书记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作为总理（即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也曾经同样担任此职位）的阿列克谢·柯西金的手上。在此时，随着中国宣称苏联是“修正主义者”、“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中苏决裂已变得不可调和。中国称苏联已经成为同美国和西欧一样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敌人。[20]与此相一致的是两个理论思想的提出：“真正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和勃列日涅夫主义——前者意为只有符合莫斯科政治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勃列日涅夫主义为苏联干预任何违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华约国家开启先例。勃列日涅夫主义的首次体现是在新总书记上台三年后，作为对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报复，勃列日涅夫迅速而野蛮地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立即谴责了这次入侵，并将这次入侵作为苏联帝国主义侵略者本性的证据，这得到了全世界亲北京党的响应。[21]相比之下，绝大多数苏联公民（以及亲莫斯科政党）或消极支持，或对勃列日涅夫主义保持沉默。除了在1968年8月25发生在红场的一个小事件，有7名抗议者因直言反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被逮捕。 这是否表明苏联民众中的绝大部分已经遵循苏共的总体路线？当然不是，把生活在严格控制社会下的群体看作要么是思想完全同官方一致，要么全是隐蔽的持异见者，都是不理智的看法。苏联境内有超过100个民族，他们的每一代人有着不同的成长经历。20世纪60-70年代的战后、后去斯大林化的一代人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经历，他们经历了国家逐渐停滞的重建和重组——这种混合的状态可能使局势剧烈激化并在这一代人中间产生不满。为了理解这是如何发展至此的，我们必须回顾20世界60年代苏联的社会和经济改革。 在《苏联青年文化》（Soviet Youth Culture）汇编中，坦尼娅·弗里斯比（Tanya Frisby）写到，在赫鲁晓夫执政末期，“大多数年轻人急切渴望在政治自由化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总体上来说，许多年轻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倾向于期望从领导层得到更多，因为此时他们都还坚定地信仰着社会主义……因此，赫鲁晓夫倒台后的政治发展，必须从年轻人理想主义的毁灭和幻灭来看待。先前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经验向年轻人展现了实现真正的社会政治意识的可能性，当20世纪6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治下的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时，许多年轻人加入异见者团体。”[22] 当然，“持异见”和“造反”是一种浮动的态度。对于大部分苏联年轻人而言，对党组织和共青团的强烈依附并不特别普遍，但对整个制度本身的强烈反对也不是特别普遍。当然，在1965年有超过两千万年轻人是共青团员——18-29岁人口的65%。[23]事实上，共青团员身份几乎是进入大学的必要条件，但共青团也是青年人会面、社交的主要场所，被看作是一个“培养勤奋、纪律和无私品质的场所”。 而且，苏联年轻人总是对共青团领导层和团内积极分子保持相当的尊崇。许多人是“从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角度”批评团领导为“虚伪的说教者和无所顾忌的野心家”。苏联文化中有一种被称为svoi[24]的社会结构，字面意思是“我们”或“我们的”：svoi是一种社会化的思想，在这种思想中，年轻人并不积极表达异议，甚至在私下里也不反对政权；但也并没有强烈热情成为共青团积极分子或立志成为党员，因为他们知道国家领导层强加于社会各方面的“剧本”（即意识形态范式）总体上是毫无意义的，可以同样由领导人和公民来复述。[25]只要你遵循“剧本”并参与苏联社会各种仪式（孩童时期加入先锋队，参加五一和十月革命纪念游行等等），消极的异议是被允许的，或至少是可以被忽视的。[26]非常有趣的对比是，此时他们的中国同龄人正怀着真诚的热情投身到革命活动中去，这些作为红卫兵的中国年轻人愿意做一切事情并贡献自己每一秒清醒的时间来使自己国家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 1965年是苏联的一个分水岭：中国还有一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柯西金总理主持着对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和苏联经济路线的彻底改革。这些变动之前赫鲁晓夫已经部分的在经济学家中解放思想和表达，并且在一些地区已经实施了分权，[27]而1965年9月的“柯西金改革”将其往前更进一步，并开始在整个联盟内实施分权。 加拿大经济学家简·亚当在她的专题论文《1960年代起的苏联和东欧经济改革》（Economic Reform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Since the 1960）中这样简洁的描述了苏联的新经济（苏联阵营中的其他国家同样遵循这个一般模型）： 利润生产试点一开始只限定在几个部门——尤其是服装业和轻工业，而到1968年，72%的苏联企业都被要求在一定限度内进行利润生产。虽然企业仍然不能自由决定生产内容以及在哪里购买和销售，但是1965年的改革通过扩大这些企业的自主权，在计划、激励、就业、利润和投资等决策方面给予了企业管理者余地。而且，当苏联计划人员同意把盈利能力计算同投资资本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把意识形态完全地放在了一边。[28] 亚当指出，根据指导方案，利润率同雇佣资本相关（固定的或流动的）。所谓的生产价格被应用到所有部门和集团的产品中。利润按生产成本在个别产品之间进行分配。放松了对于投资的国家规定，并且指导不同企业的党（行政部门）被鼓励参与自主投资企业的投机活动。利润成了一切的目标，控制着整个经济，实现世界革命和无阶级社会不再被关心。[29] 然而，直到1969年，党内的“保守”（柯西金所言）趋势依然存在。保守势力尽管很微小，但也会偶尔攻击推进市场社会主义的“右派机会主义理论家”。利润作为经济的主要调节器，经常受到这些“保守派”的谴责，声称这样的计划模式本质上违背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30]这些批评非常有趣，因为他们好像是同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对苏联经济批评的迎合。然而这些声音从未严肃地反对或与建制派分道扬镳，相反，随着经济停滞（Era of Stagnation）的时代到来——一场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经济冻结，他们让自己重新被吸收回到了党里面。 在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外交人员也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批评和反对苏联共产党的路线。1966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布，传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驻各国使馆工作人员的首要任务。在苏东阵营内的大使馆也不例外。[31]在毛主义理论中，这些大使馆可能被看做世界革命的基地，就像在中国内战时期的游击根据地一样。尽管在对敌战场后几千公里处，大使馆人员仍被看作“造反派”，有着在向苏联境内推进文化大革命，反对修正主义的义务。 （第三章未完） 注： [1] 原文参见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 [2] Austin Jersild，The Sino-Soviet Allianc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4)，115。 [3] Vladimir A. Kozlov，Mass Uprisings in the USSR：Protest and Rebellion in the Post-Stalin Years (London：M.E. Sharpe，2002)，113。 [4] 同上，113，129。 [5] 同上，115。 [6] Jersild，115。 [7] Kozlov，114-116。 [8] Jersild，115。 [9] Kozlov， 117. [10] Jersild，115。 [11] 但没有发表演讲。 [12] Kozlov，118。 [13] 同上，117。 [14] 同上，124-125。 [15] 同上，126-127。声称伤亡人数达到了很高的数百人的数据真实性尚不清楚。 [16] “We Shall Not Allow Criticism of Stalin：The Incidents in Georgia，March 1956”，Revolutionary Democracy 5，no.2 (September 1999)，http：//www.revolutionarydemocracy.org/rdv5n2/georgia.htm。 [17] Kozlov，134-135。 [18] Jeremy Friedman，Shadow Cold War：The Sino-Soviet Competition for the Third World.(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5)，37-39。 [19] 同上，103。 [20] The Polemic on the General L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5)，418-467. [21] “Brutal Aggression by Soviet Revisionist Renegade Clique Against Czechoslovakia Resolutely Condemned，”Peking Review，11，no.35， (August 30，1968)：9-12. [22] Tanya Frishey，“Soviet Youth Culture，”in James Riordan，ed.， Soviet Youth Cultur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9)，3-4。 [23] 同上，22。 [24] 译者注：俄文свой的音译，字面意思应为“自己”、“自己的”、“个人的”。 [25] Riordan，38。 [26] Abraham Katz，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2)，53-58。 [27] 同上，93。 [28] Jan Adam，Economic Reform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Since the 1960s.(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9)，41-42 [29] 同上，46-49。 [30] Katz，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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