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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9-05 08:06:21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毛主义在苏联及东欧的存在（1956-1980）（5-3） 第三章：异端思想者（Inakomisl Yashchii）：苏联境内反修共产主义者（续上） 这些命令最引人注目的被付诸实践是在三个月后，即1967年1月25日。前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马继森在她的《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书中写下这样的故事，65名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学生在红场上游行，带着巨大的花圈走向列宁墓。他们加入每天来看列宁遗体的人的长队，而一到达列宁遗体旁，都静穆肃立。当一名卫兵要求他们离开时，他们打开红宝书并开始大声朗诵关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和列宁与斯大林对中国人民友谊的选段。当被逐出陵墓后，中国留学生和外交部工作人员跑回红场高唱“国际歌”，警察冲向了他们。他们高呼“打倒苏联修正主义！”、“列宁主义万岁！”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莫斯科市民惊恐地看着中国人和俄国人的冲突。每一个中国学生和使馆工作人员都毫无例外地被警察攻击，而所有学生都被火车送回中国。在北京，他们被热烈欢迎回到祖国，并且有上百万人在北京的莫斯科大使馆前游行。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没有再进一步去引起更严重的麻烦。[32] 在第比利斯之后，由苏联公民自己创建反修正主义马列主义政党的最著名尝试发生在1964年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党总部位于哈尔科夫地区的小工业城市巴拉克利亚，当地的组织者自称为“共产党人工农革命党”。成立者是阿道夫和弗拉基米尔·罗曼内科兄弟，弗拉基米尔35岁，在哈尔霍夫当电力工程师，之后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继续学习新闻学。阿道夫是工会积极分子和当地工会报纸《镰锤》的记者。1963年，弗拉基米尔在列宁格勒遇到一个在同一所大学的中国学生，从中国人那里他获得了毛主义著作。在研读完从中国同学那里得到的作品后，弗拉基米尔把这些著作带到了家里，阿道夫也开始研读。[33] 在1961年十月，兄弟两人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谴责苏共二十二大。在弗拉基米尔后来给当局的报告中，兄弟两人已经“被中国的宣传所迷惑”，并且相信苏共现在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不再代表苏联劳动人民的利益。在1964年9月，兄弟俩创建了共产党人工农革命党，发表声明宣称： “每一天，普通工人的收入同领导专家及党政官僚的差距都在扩大…甚至所谓的党-国控制机构正在从它的缔造者那里窃取剩余价值[即从工人劳动中攫取利润]…… “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失去效力——这不仅对工人阶级是必要的，对农民阶级也是……那些人甚至只是提一下无产阶级专政就感到牙疼，他们在半资本主义国家以‘全体人民’（指赫鲁晓夫宣称苏联已经成为‘全民专政’，而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攫取剩余产品。当执政党不是同这种剥削作斗争，反而促使其合法化，那么这样的政党就是小资产阶级的……” 然而，几个月后兄弟俩就被克格勃逮捕，随后他们的党就解散了（没有发现证明该“党”超出兄弟两人范围的证据）。阿道夫依然继续表达他的想法并支持文化大革命，他后来说到：“我得出结论认为在现有状况下平等和友谊是不可能的，我相信苏联共产党不能代表人民意愿……我相信工人群众和领导层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并且由此，我相信苏共同人民之间不可能再团结起来。” 兄弟两人面临着长期监禁，但完全是由于时机的巧合才得以脱身。在他们被逮捕后的第二天，10月14日苏联共产党举行全体会议，罢免赫鲁晓夫，任命列昂·勃列日涅夫为总书记和阿列克谢·柯西金为总理。勃列日涅夫刚上任就希望自己能解决中苏决裂二问题。哈尔科夫当地的克格勃做出决定。在中国代表团面前释放罗曼内科兄弟，以帮助勃列日涅夫缓和同中国的紧张关系。然而，罗曼内科兄弟的余生依然在克格勃的监控之下，这使他们不能重建他们短命的党或参与其他抗议活动。 1966年，中国坚定的欧洲盟友，阿尔巴尼亚发表公报公开了一个苏联地下组织——苏联革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苏革共（布）[SRC（B）]。苏革共（布）在79页的《纲领声明》中强烈谴责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集团对斯大林的诽谤、他们宣扬的和平共处与缓和斗争的教条以及苏共党领导层的奢侈生活，同时称赞阿尔巴尼亚和中国是社会主义仅留的堡垒。这份神秘的声明宣称其已经在苏共干部内分发，而这些人已经着手建立一个新的“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来推翻苏联政府，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反修方向[34]。这可能并不是第一份苏联境内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声明，但是它的确是第一份引起全世界亲北京党关注的声明。然而，尽管这份文件在国际左翼出版物中被广泛传播并得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支持，但苏革共（布）并没有再继续做出什么事情——似乎只是个局限于阿尔巴尼亚境内的纸上组织。 最近，最高法院和前苏联政治迫害受难者办公室（Prosecutor's Office of the USSR）的档案工作显示有一大批人因亲斯大林言论而接受审讯，甚至还有一些毛主义言论（主要是学生、记者和作家的）。[35]最近由弗拉基米尔·科兹洛夫和谢尔盖·米罗涅科出版和编辑的一本汇编——《煽动言论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的其他思想》（现在已有多个在线俄文资源），是记录从乌克兰罗曼内科兄弟到西伯利亚激进学生这些案件的真正宝藏。 汇编的作者也列下了试图在苏共党内建立新的党或新势力，但是被当局破坏的小团体的名单：“争取正义联盟”、“群众争取正义组织”、“实现列宁思想斗争党”、“苏联社会主义党”、“争取工人自由党”、“工农地下党”、“俄国劳动党”、“诚实工人联合会”和“人民党”。作者继续写到，这些组织的名字表明“它们的成员是在为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旗帜下行动的”，并且“绝大多数工人组织并不打算推翻苏共政权，文件表明这些组织认为它们的主要敌人是‘官僚主义者’、‘苏联资产阶级’和‘共产党员资本家’。”[36] 表达对苏共路线的反对以及提倡回到赫鲁晓夫之前的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别普遍的方式是破坏自己的选票。《煽动言论集》里有许多废票和宣传册被扔进投票箱的例子：1957年3月，乌里扬诺夫斯克的地方苏维埃选举中一张选票上声称赫鲁晓夫通过“谋杀贝利亚”和“诽谤斯大林同志”攫取权力，以及镇压匈牙利革命是错误的。在1958年最高苏维埃选举中，沃洛格达的投票点和火车站被海报覆盖，海报上谴责赫鲁晓夫摧毁了斯大林、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其他坚定（社会主义者）的贡献，以及苏共已经变成了“世界全体人民”的叛徒。还有更多持续不断的对“苏联资产阶级”的谴责——这可能受到了北京言辞的启发。 1999年，国际民主基金会在莫斯科出版了另一编反苏煽动言论案例集，同样是由科兹洛夫和米洛涅科主编。它详尽揭示了一些苏联公民中的毛主义观点。最早在1962年10月8日，“D·埃莱夫泰留”——一个流亡苏联的前希腊共产党员，因为在塔什干、苏维埃塔吉克斯坦散布声称阿尔巴尼亚和中国是社会主义仅有的捍卫者的小册子，而被逮捕。[37]1966年8月12日，一名在莫斯科学习技术的俄罗斯学生因散发反对苏共的“诽谤性的手抄本”而被指控试图叛逃到中国。在阿穆尔河畔共青城，3名共青团员因在城市周边分发海报，并喊着“毛泽东是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们，同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同反共接班人赫鲁晓夫作斗争！”的口号而被逮捕。[38] 1967年1月12日，郭丹青（Guo Dan-Ching），一名在苏联科学院学习经济学的国际学生，召集了几名俄国毕业学生创建了一个叫做“苏联革命社会主义党”的毛主义党。他们发表了一个名为《社会主义声明》的纲领，但是在被发现从中国大使馆获得并分发红宝书和其它毛主义著作时就被逮捕了。郭被遣返回国，而令人惊讶的是，对几名俄国学生却不予处理。[39]第二年，毛主义在莫斯科被发现了两次：1968年1月，一名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学学生展出了7幅巨大的海报，谴责苏共，据说在向毛写信表明自己打算叛逃到中国后，他就被逮捕了。同一年9月，两名莫斯科建筑工人组成了一个叫做“反修正主义斗争联合会”的团体，而在他们被发现向其他莫斯科人发放中国共产党著作时被逮捕。[40] 科兹洛夫和他同事发现反苏共异见者的数量是惊人的。在众多亲斯大林，或亲北京传单、废票和公开信件的例子中，档案来源的数据表明，在1953-1986年期间发生了4000-5000件关于“反苏宣传”的法庭诉讼。如果“工人中的大多数”（指写那些宣传品的人）真的并不打算推翻苏共政权，那么我们可以推断，苏联社会内部有一股反修（至少是坚定左翼分子）的主要反对思潮，尽管是碎片化的、自发的和分散的。如果我们相信苏联法庭记录，情况确实是如此。 苏联末期，左翼反对者的煽动言论记录已经以英文出版了。著名历史学家、自由民主异见人士、莫斯科赫尔辛基观察小组联合创始人（一个监控苏联违反人权行为的智库）卢德米拉·阿列克谢娃在她的专著《苏联异见者：当代民族，宗教和人权运动》中写道甚至有更多“反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微型团体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早期不断的兴起与衰落。她指出，“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者基本都是只包括年轻人的地下与半地下组织和团体”。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组织都是封闭的；只有少部分情况2-3个组织间有联系，而这些联系也不超过联席会议范围。这些战后的新一代的年轻人都是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爱国者。他们不愿意推翻现有秩序，而更愿意让它回到“真正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41] 在一个例子中，阿列克谢娃描述了一群来自列宁格勒技术学院的毕业生，他们原本是共青团反犯罪巡逻队成员，他们写了一个题为《从官僚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这个纲领主要由其中两名成员瓦莱里·朗金和谢尔盖·哈哈耶夫在1962年写成。在1965年，他们开始出版杂志《钟》（Kolokol[42]）。然而，在出到第三期的时候，他们就被逮捕了。同一年，高尔基市的一群教师和学生因写了一篇名为《社会主义和国家》的文章也被捕入狱。[43]1959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当天，三名年轻的拉脱维亚工人古纳尔·贝津斯、莱莫尼斯·玛尔坎坦斯（Laimonis Markants）和瓦莱里·阿克克批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对中国的态度，他们因在三个区域散布了8000份传单而被捕。[44] 20世纪70年代，索洛托夫出现了一个叫做“真正共产党”的组织，而在伏罗希洛夫格勒，“为实现列宁主义思想而斗争党”分裂了。1963年，在远东，军官们创建了“为列宁主义复兴而斗争联合会”，它的创办人，战争英雄格里戈连科将军，写下呼吁复兴“真正的列宁主义”的传单，并让他的军官把这些传单送到莫斯科“镰锤”工厂。 197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五大开幕日，4个年轻人在列宁格勒涅瓦大街旅馆庭院（Gostinny Dvor[45]）商场走廊下抛洒100张传单，高喊着“新革命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由毕业生阿尔卡迪·特索尔科夫领导的这四个学生随即被逮捕，并被退学和开除共青团籍。同年4月，一群被叫做“列宁格勒学校”的特索尔科夫的同学和同志宣布了一个旨在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的纲领。他们称苏联体制是“垄断资本主义”（回应毛主义话语）。他们要求通过工人斗争来“消灭国家官僚的权力”。之后，他们在列宁格勒外成立了一个社团；到1978年春，他们开始称呼自己为“左翼反对派”并开始印刷杂志《展望》（Prospekti[46]）。来自莫斯科、高尔基市和其他城市的志同道合思想者在读完杂志后打算加入他们，但是有40人在路上被捕了。几个月后，整个社团被逮捕了，而特索尔科夫被判五年监禁与两年流放。[47] 要注意的是，阿列克谢耶娃——尽管她是亲西方人士，她的文章清楚的写到“异见者中那些希望彻底颠覆苏维埃体制的人是很少的，事实上只有孤立的少数。”这个议论非常有趣。尽管她的这本书写于30年前，[48]但还是值得重温以获得对“其他思想者”的新看法。[49] 用俄语或英语记录的在苏联内最后一个[50]的实现反修马列主义运动的尝试，是由工人格里戈里·伊萨耶夫和阿列克谢·拉兹拉斯基领导的工人中心的事迹。拉兹拉斯基是住在萨马拉的一名石油工程师，他成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并发表了一些诗歌作品。在20世纪70年代，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拉兹拉斯基开始对统治集团感到不满，尤其在被拒绝入党后。在与同一工厂的技术员兼工程师的伊萨耶夫见面后，两个人马上开始大量印刷宣传册并分发给他们的同事。据拉兹拉斯基儿子称，很快他们两人获得30-50名同伴并开始在工作场所外举行会议；最终他们在城市里其他工厂也发展了同志。[51] 最终，他们的工作在一系列连贯的行动中达到高潮。他们自称工人中心，并在马斯列尼科夫（Maslennikov）工厂成功地发动了一次罢工，赢得了关于工作条件的要求。最终，这个团体成功发动大约10次小型罢工并组织了多个工厂委员会[52]。尽管国有企业最终还是屈服于罢工的少许政治诉求，但是工人中心还是引起了关注——以及地方当局的愤怒。 在他们成功发动罢工几年后，1979年，工人中心发表了《第二个共产党宣言》（Second Communist Manifesto）。在宣言中，工人中心声称资本主义已经在苏联复辟，工人同志们是时候创建一个新的先锋党——“无产阶级专政党”（PDP）[53]。拉兹拉斯基和伊萨耶夫在这份文件也陈述了他们自己对毛泽东的辩护，“‘文化大革命’直接呼吁惩罚……形成中的官僚政治，用残酷的事实向群众表明人民群众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在集体行动中是无所不能的……而毛泽东逝世对中国，就像斯大林逝世对苏联，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结束。”[54] 尽管该党的活动自创办第一年起就衰弱了，拉兹拉斯基和伊萨耶夫持续创作越来越多的文章。最终在1981年12月——波兰开始出现劳工动乱同一个月，当局终于受够了，克格勃逮捕了他们两人并解散他们的党。[55]拉兹拉斯基的儿子写到他父亲“被判处7年监禁加上5年流放，而伊萨耶夫是6年加5年（因为他有两个孩子所以少判一年），拉兹拉斯基的同伴科帕罗夫被判处监禁。其余人仅需要表明改过自新，而其中苏共党员的被开除出党，担任管理职位的被开除解雇。”在俄罗斯，一个最近创办的小型左翼组织称呼自己为“无产阶级专政党”；尽管他们受到拉兹拉斯基精神的鼓舞，但是他们并不愿给自己贴上反修正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或毛主义者的标签。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党在1981年底的解散，在苏联再也没有出现过尝试建立反修战线的尝试了。 那么我们该怎么理解呢？为了总结在苏联的“反修正主义”（毛主义或新斯大林主义）经验，必须提出两个问题，或展开更广泛的对话。 第一点：这些在苏联各地频繁出现又消失的微型团体——通常至多有几十名成员——能说明什么呢？如果真如科兹洛夫和柳德米拉所说的，苏联公民中不同意苏共路线的人中大部分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而非希望实现自由民主式资本主义，那么我们该如何重新梳理苏联内的各种异见思潮呢？对于苏联人如何看待非正统意识形态的思想，必须在西方话语外注入更多解释。在苏联主流媒体中被描述为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的人都被视为对社会秩序的威胁而需要被镇压，他们未必被贴上了煽动叛乱、外国特务的标签。反苏，但并不一定反共。不管怎样，大多数被逮捕并定罪的这些组织成员和那些试图推行反修路线的人都或仅仅被判刑几年、或被罚款、或仅被开除出党或共青团（对比那些被判处更长刑期甚至在古拉格终生监禁的亲西方的异见者），这些说明了苏联当局如何看待反苏共的马列主义者。看来，dissyidenti[56]——这个更多暗示了叛徒意味的范畴，仅仅是一个更宽泛概念inakomyslyashchii[57]（其他思想者）的一部分。 第二点：为什么苏联的反修正主义失败了？为什么华约中最强大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东欧反修正主义最少的国家之一？尽管经过了彻底的调查研究，但似乎不管是毛主义者还是新斯大林主义者的反修正主义者都只局限于独立的个人、微型“政党”，或者生活工作在苏联的中国官方工作人员的行动，只有第比利斯起义和工人中心罢工是唯有的例外。从整体来看，反修正主义仅仅在苏联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毛主义只是其中一点零星的火花。 请允许我就毛主义在苏联被扼杀的原因提出一些自己的假设。首先，削弱苏联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是极其困难的：苏联的意识形态格局是如此的单一，以至于认为任何东西“形左实右”（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概念上是不可能的。在苏联发展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斗争是作为一个警察事务来巩固的，或者是作为一个高层的问题，把那些对苏共路线持异议的下层人边缘化，这种做法并不可以与毛泽东更为“无政府状态”的意识形态斗争（即文化大革命）相媲美。所有其他的左派思想都被认为要么不如苏式马列主义先进精妙，要么被认为偏离了“正确”道路而不可避免地会被反革命利用并对全世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前景构成威胁（如毛主义的例子）。 同样需要注意的重要一点是，相较于本文后几章可看到的，中国大使馆向普通苏联民众散布毛主义著述的力度比在华约其他国家，如东德、匈牙利要显著的低。也许因为苏联的高压军事力量，中国人并不愿冒险资助一个全面反对苏联政府的叛乱，而去选择削弱其政府的边缘地区？中国与苏联的冲突已经够多了，无论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在解放军与苏军的边境冲突中：被指控在苏联境内煽动异见可能只会使已经激化的敌对行动升级。最终，苏联毛主义者可能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政治而被“晾在一边”[58]。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苏联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监视制国家。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glasnost）和改革（perestroika）到来之前，克格勃、共产党和共青团在苏联保持着稳定的社会和司法控制，而勃列日涅夫还采取措施使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社会开放程度大幅度倒退。电话很容易被窃听，邮件经常被搜索和审查，而且每个工作场所和学习机构都有克格勃特工。所有形式的报刊都是国有的，只有通过一些作者自行出版（samizdat）的出版物和期刊，我们才能看到一些独立作品。国家对共青团的大量内部监管和监视，也使青年人几乎不可能组织起地下异见者并维持足够长的时间。 更重要的是，这个警察国家覆盖了860万平方英里的森林、山脉、沙漠、草原和冻土带。在一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没有一种隐蔽的交流方式来互相沟通，在如此广大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全联盟的马列主义政党的任何尝试都注定要失败。最终，苏联的毛主义（以及更广泛的反修正主义）并不是一场风暴，而仅仅是零星几阵暴雨。 然而，史学还在那里。科兹洛夫在描述第比利斯起义时的学术成就，以及他从最高法院和苏联受迫害者办公室的档案中进行的研究，都表明那里有故事等待被讲述。阿列克谢耶娃早前以自由民主异见人士的身份，记录了苏联意识形态镇压的编年史，揭示了反对苏共的坚定左派的存在，而今天，一些俄罗斯左派试图留存这些被遗忘的革命组织的记忆。英语历史学家必须着手翻译现存的俄语出版作品，帮助他们的俄罗斯同行开放旧档案，并构建一个新的苏联煽动言论史。 注释： [32] 同上，168-172。 [33] V.A. Kozlov and S.V.Mironenko，eds. Kramola：Inakomiclie v SSSR pri Khrushcheve i Brezhneve 1953-1982[Sedition：Other-thought in the USSR Under Khrushchev & Brezhnev] (Moscow：Mainland，2005)， transcrip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universalinternetlibrary.ru/book/24151/ogl.shtml and http：//library.sakharov-center.ru/。 [34] Programmatic Proclamation of the Soviet Revolutionary Communists (Bolsheviks) (Tirana：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6)，75-79。 [35] Kozlov and Mironenko， Kramola [Sedition]。 [36] 同上，“Documentation.”。 [37] Vladimir Kozlov and Sergei Mironenko，eds. Nadzornie Proizvodstva SSSR Po-Delam Ob Antisovietskoi agitatsii i propagandi.[Review of Proceedings of the USSR Prosecutor's Office in Cases of Anti-Soviet Agitation and Propaganda，Annotated Catalog 1953-1991] (Moscow：Mezhdunarodni Fond ?Demokratiya? [International Democracy Fund]，1999)， 672-673。 [38] 同上，678。 [39] 同上，679。 [40] 同上，685，690。 [41] Lyudimila Alexeyeva，Soviet Dissent：Contemporary Movements for National，Religious，and Human Rights (Middletown：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85)，421.65。 [42] 译者注：俄文колокол的音译。 [43] 同上，421-422。 [44] 同上，98。 [45] 译者注：俄文гостини двор的音译。 [46] 译者注：此处疑原文有误，Prospekti估计为проспекты音译，但该词意为大“大街”，俄文中形似的对应“展望”的词为перспективы。 [47] 同上，423。 [48] 译者注：1985年，本文写于2017年。 [49] 同上，423。 [50] 同上，416。 [51] Evgeniy Karsakov，“The Razlatsky-Isaev Case：Pro-Marxist Opposition in the Soviet Provinces Part I.” The Stanford Post-Soviet Post.March 14，2013。 http://postsovietpost.stanford.edu/history/razlatsky-isaev-case-promarxist-opposition-soviet-provinces。 [52] 同上。 [53] Mikhail Kruglov，“Samii Proletarskii iz Diktatorov” [The Most Proletarian of Dictatorships]，Party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proletarism.proletarism.ru/biogis.shtml [54] Alexei B. Razlatsky，“The Second Communist Manifesto.”Chebarkl Literary Portal.https：//www.proza.ru/2008/10/24/244 [55] Mikhail Kruglov，“Arest,poluchaetsya，ne stal vnezapnostu?” [逮捕，来得不是很快吗?] [56] 译者注：俄文диссидентский的音译，意为“持不同政见者的”。 [57] 译者注：俄文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的音译，意为“ 持不同观点的”。 [58] 译者注：双关，left hanging，意为“被晾起来，悬而未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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