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义在苏联及东欧的存在（1956-1980）（5-5  全文完）

毛主义在苏联及东欧的存在（1956-1980）（5-5 全文完）

时间：2020-09-07 07:44:04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佚名 - 小 + 大

毛主义在苏联及东欧的存在（1956-1980）（5-5 全文完）

第七章被审判的毛：卡达尔时代的匈牙利毛主义学生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毛泽东,《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
在西方世界眼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可谓是泾渭分明。在大部分人看来，东德是可与苏联匹敌的黑暗警察国家；与之相反，60年代的匈牙利却是惊人的自由宽松。由于西方商品在匈牙利的可获取性、开放的边境政策和与其余苏东阵营国家相比较为宽松的警察政策，匈牙利被描绘为人道主义和国际化的国家，有时被西方媒体描述为“社会主义阵营最快乐的堡垒”。在亚诺什·卡达尔[2]执政下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HSWP)因为他们炖汤式地对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和西方自由市场机制的结合而被称为“古拉什（Goulash）[3]共产主义”。匈牙利人民（以及东德和南斯拉夫）在“古拉什共产主义”时期拥有整个东欧最高的生活水平以及很少的政治动荡。
然而，一场由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和信仰共产主义的守旧者引起的动荡却在布达佩斯的校园生活中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同时让匈牙利人民接触到了毛主义。这方面的英语资料并不充足；但亚当·塔卡斯克2012年的报告《毛主义事端：卡达尔政权1960年代的政治与理论思想的整合对年轻人思维模式的影响》（“The Maoist Incident: Effects of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Consolidation on Youth Mentality in the Kádár Regime of the 1960s”）一文中明确提到了关于1968年毛主义学生起义，以及他们和60年代全球社会运动的联系的几项重点信息。[4]这篇报告讲述了一群极度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在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革命（特别是越南）的鼓舞下，转向信仰他们国境之外的充满活力的、看起来反权威的社会主义，以及在此之上政治和理论上的反馈。就像他们在西欧和东西德的同志一样，这群年轻人在毛主义中发现了他们所需要的反权威主义。
如同1965年苏联柯西金改革和1967年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改革一般，匈牙利毛主义的概念同样植根于经济改革之上。古拉什共产主义——以在更广泛的国家计划机构中使用自由市场机制和小型私营企业而闻名——便是卡达尔政府的1966-1968年的“新经济机制”的产物之一。[5]和20世纪60年代初保加利亚的改革一样，古拉什共产主义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排挤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过程，这主要围绕着战后党的第一任领袖马加什·拉科西进行。[6]根据我本人的观察，反对经济上改革开放以及政治上权威主义的守旧者，似乎在1960年代的东欧掀起了一股反权威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浪潮。其中最活跃的莫过于布达佩斯大学校园里的学习小组。
第一位匈牙利毛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是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的一个名为加博尔·雷瓦尔（Gábor Révai）的年轻人。加博尔的父亲约瑟夫·雷瓦尔（Joszef Révai）是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参与建立过1919年的匈牙利苏维埃。加博尔·雷瓦尔在罗兰大学有着德语和哲学的双学位。如同他的东德同志，雷瓦尔作为一名反对派活动家的开始，是在1964年组织了共产主义青年联盟（CYL）框架之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学习小组。[7]两年后雷瓦尔在广受尊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奇的继子费伦茨-加诺西（Ferenc Jánossy）的介绍下结识了著名的西德学生运动领袖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并与其一直保持着联系。有着如此显赫的关系，雷瓦尔似乎注定要成为卡达尔年代最不安分的活动分子。
不久后，雷瓦尔便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的许多志趣相投的人发展了感情。另外两个罗兰大学中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活跃分子——格奥尔格·波尔（Gy?rgy Por）和米卡洛斯·贺拉斯蒂（Miklós Haraszti）也是这个圈子的核心人物；[8]格奥尔格·波尔（Gy?rgy Dalos）是莫斯科国立大学毕业的著名作家，同时也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作家协会成员；[9]以及作家卡塔林·伊梅尔（Katalin Imre.）。[10]他们都在某一时段造访过布达佩斯的中国大使馆，并且领到了红宝书、毛主义小册子，以及《新中国》（új Kína）杂志（一份经常批判卡达尔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为修正主义的匈牙利语杂志）[11]，或者与布达佩斯罗兰大学的中国学生或助教保持着联系[12]。有了毛主义的武装，这些学生开始称呼自己为“自由思想的共产主义者”，并且组建了两个俱乐部，在秘密警察的档案里被称为“思想家们”和“俱乐部”。[13]
匈牙利的毛主义者们表现得尤其直言不讳，一开始也不倾向于秘密组织。在伊梅尔的出版物中，她常常煽动性地宣传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引诱我们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产生好感。在我们的国家，右翼倾向和修正主义者们是国家的主调。根本不存在共产主义。”[14]达洛斯发表了一篇名为《人道主义面具下的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其中他提到，卡达尔政权的特赦是在宣传“对人民的敌人的人道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15]伊梅尔和达洛斯双双在被警告后逮捕，而伊梅尔因此失去了她在布达佩斯大学文学研究所的职位。[16]
尽管如此，当越南战争成为匈牙利年轻人中的一大主要话题时，这种毛主义煽动势头得到了加强。匈牙利政府以及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都对北越的斗争表示了支持，但是主张的是“越南需要和平！”，而毛主义者们却喊出了诸如“解放越南！”、“胜利属于南越民族解放阵线！”[17]等等的口号。1965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成立了越南团结斗争委员会，而它完全被毛主义学生们所渗透和占领，这导致了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不得不于1966年十二月解散这一组织。[18]对于匈牙利年轻人来说，就如同对世界上所有的激进派年轻人来说，越南被看作更广大的反帝斗争运动的一部分，并且使得毛主义学生们变得更加激进。[19]
1967年，毛主义者们最终转入地下，各毛主义俱乐部联合起来，以“匈牙利革命共产主义者小组”(GHRC)的名义，发起了一个名为“革命之路”的联合倡议。[20]它于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时对外宣布，“革命之路”宣称“我们毫不掩饰，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目前这个由官僚主义资产阶级掌控，戴着虚伪的修正主义面具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21]到了1968年，匈牙利革命共产主义者小组整合成为了一个有着六十多名指导员、作为一系列武装反战斗争幕后组织者的中央小组。[22]其中最激烈的一次冲突便是波尔和贺拉斯蒂组织的由两百名匈牙利、非洲和中国学生参与的在布达佩斯美国使馆前的游行。这次行动最终演变成向使馆内投掷燃烧瓶，点燃使馆员工的汽车，以及同阻止学生攻陷大使馆的匈牙利国家警察之间的冲突。[23]
在一小群坚定的毛主义者们进行若干次胆大妄为的违法活动后，匈牙利国家警察最终决定逮捕匈牙利革命共产主义小组和几个相关的校园俱乐部的核心领导人。1968年6月9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官方报纸《人民自由报》（Népszabadság）发布了一条对各领导人的“布达佩斯中央法院的最近判决”，但惩罚却是微乎其微的数月监禁或是仅仅给予警告。[24]审判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关注，但群众对毛主义本身的关心并没有增加。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内对审判不满的匈牙利学生向联盟领导者施压，促使其最终改变了对此次审判的态度。[25]
审判后，匈牙利革命共产主义小组从此解散了，毛主义者们再未试图建立一个毛主义的政党。波尔、达洛斯和贺拉斯蒂继续从事他们的反对派工作，在七十年代早期被逮捕过数次，但每次皆只是受到了无足轻重的短期监禁或仅仅是警告。[26]匈牙利的毛主义运动从来没有在工农群众中扎根，而仅仅只是布达佩斯大学精英们的一厢情愿[27]。在1990年接受《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采访时，贺拉斯蒂回忆了他的行动主义以及幻灭，“我们是匈牙利最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我们失去了信念，马克思主义在匈牙利便已灭亡。”[28]。尽管这或许有些夸大其词，但1968年被审判的毛主义学生们的确将自己看作马克思的最后传人，生来便是为了保卫共产主义，反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修正主义。

注释：
[1] 原文参见毛泽东《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3:321
[2] 译者注：和其他欧洲国家不同，匈牙利人姓名和中国人一样姓在名前，故此处遵照原文这样处理。
[3] 译者注：字面意思为匈牙利红烩牛肉。
[4] Adam Takacs,“The Maoist Incident: Effects of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Consolidation on Youth Mentality in the Kádár Regime of the 1960s”,RESOCEA (Regime and Society in Eastern Europe)Report,2012,67, http://www.academia.edu/15233364/The_Maoist_Incident._Effects_of_Political_and_Ideological_Consolidation_on _Youth_Mentality_in_the_K%C3%A1d%C3%A1r_Regime_in_Hungary_in_the_1960s/
[5] 同上，21。
[6] 同上，11。
[7] 同上，24-26。
[8] 同上，25。
[9] 同上。
[10] 同上，43。
[11] 同上，41。
[12] 同上。
[13] 同上，46。
[14] 同上。
[15] 同上，46-47。
[16] 同上，47。
[17] 同上，57。
[18] 同上，48。
[19] 同上。
[20] 同上，49。
[21] 同上。
[22] 同上，52。
[23] 同上，53。
[24] 同上，4。
[25] 同上，58。
[26] 同上，59-62。
[27] Robert Gildea, James Mark, and Annette Warring, eds. Europe's 1968: Voices of Revol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99.
[28] William Greider, “The Morning After: Inventing Democracy in Hungary,” Rolling Stone, February 22, 1990, http://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s/news/the-morning-after-19900222.

第八章卡齐米日·米雅尔不寻常的一生：波兰毛主义者

在1960至1970年间
“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十月），引用自《毛泽东语录》（北京外文出版社，1972年）第271页。[1]
毛主义者在苏东集团中最后一个重要典型是一个奇怪而复杂的人。卡齐米日·米雅尔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生平经历：他在1910年出生于俄罗斯帝国的波兰地区，长大后帮助建立了波兰工人党并从1942年开始作为共产主义人民卫队与波兰人民军的一员与纳粹作战直到1945年波兰解放。[2]20世纪50年代，他成为了罗兹的市长，而后担任了公共经济部长和部长会议主席。[3]米雅尔是这样一个已经有如此显赫背景的人，他似乎注定要在新成立的执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然而，在他的好友与政治盟友博莱斯瓦夫·贝鲁特死后，他的政治生涯走了下坡路。博莱斯瓦夫·贝鲁特（曾担任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总统，并在1947年直到1956年他去世间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第一书记。[4]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是贝鲁特的继承者，他在1956年十月实施的经济改革(“哥穆尔卡解冻”，the “Gomulka Thaw”)[5]几乎是赫鲁晓夫改革的翻版。自由欧洲电台的一份记录告诉我们米雅尔在此时陷入了困境，“最开始，和他志同道合的同伴们一样，他从不公开参与派系斗争。他始终在所谓的党内民主下行事，尽管他对一些自由主义团体进行了猛烈批判。在波兹南起义几周后[由波兰工人于1956年6月发动]，第七届中央全会开幕。在此过程中，纳托兰（Natolin）派[强硬派]猛烈地抨击了党内“解冻”的倾向，并尝试通过一种已经被波兹南悲剧性地证明了的观点——自由化会让党陷入危险，强硬的政策必须被恢复。这是他们第一次使用明显的煽动手段，例如反犹的影射和故意挑动反苏情绪等等。大会的确给出了一个妥协方案，但众所周知，它未能解决主要问题——党内派系间的严重分歧。大会过后，权力斗争的最后一幕上演了。”[6]
在1957年一月，米雅尔被从公共经济部解职，并且在1959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中，他没能再次当选中央委员。[7]此外我们看到，经历经济改革和被政治边缘化的双重打击下，米雅尔反修正主义的不满情绪产生了。经历了几年的沉寂，米雅尔1963年在阿尔巴尼亚人的帮助下发表了一份小册子，名为《为胜利而斗争！沉默与被动意味着失败！》，这份小册子通过中国船只走私到波兰。[8]此小册子在全波兰分发了一万份后，许多人被捕，米雅尔被解除所有政府职务并被开除党籍。[9]1965年12月，一本名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为社会主义而战！》的新小册子问世，并被在波兰公众间非法传播，它宣布“波兰共产党”成立了（或者说CPP，也被称为波兰共产党（马列主义）或波兰共产党（米雅尔））。[10]这个小册子引发了另一波逮捕，大约有30到300人被监禁（尽管有些材料显示大多数只是被拘留问话），[11]证明这个新成立的党不仅仅是一个由阿尔巴尼亚人赞助的，只有一个人的存在于纸面上的组织，而是足以引发波兰当局关注的一个大团体。
米雅尔和他的同志们毫不掩饰地宣称，他们认为“东方”才是真正的“红色”的。党的文献说：“革命的中心已经东移……中国、印尼、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和新西兰等国家的政党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12]毛泽东被称为“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杰出的理论家”，并认为波兰必须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3]然而，除了来自地拉那的一些援助外，波兰共产党似乎是孤立无援的。事实上，中国对他们的波兰同志持续三年不闻不问。直到1968年8月，北京才承认了波兰共产党，《北京周报》陈述到：“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个革命党要在革命过程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时刻同最广大群众保持联系，并采取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错误。波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波兰共产党员——在波兰共产党的旗帜下，决心建立一个永远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特别赞许波兰共产党只允许最具战斗性和最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工人入党，并让纳粹抵抗运动的老兵成为党的骨干。[14]
在接下来两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周报》中对波兰共产党大加赞扬，毛也继续在外交场合接见米雅尔。[15]波兰毛主义分子在北京得到的声援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国家媒体对波兰毛主义的报道比起其他苏联集团国家的毛主义分子的报道多到不成比例——那些国家大多数都被忽略了。[16]作为回报，波兰共产党在其报纸《红旗》[17]上对中国的文化革命[18]赞不绝口，并宣称它是适用于他们自己斗争的典范。在中国英文期刊有关东欧的读物文章时，中国人将波兰共产党视为他们在东欧集团中仅次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兄弟党。
在分析波兰社会时，波兰共产党采用的方法是有问题的，即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这是苏联集团内其他毛主义组织所不具备的。这种民族主义有时表现为公开的反犹主义，该党出版了诸如《犹太复国主义者参与破坏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和《奉行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犹太人与波兰工人的斗争》等小册子。米雅尔随后宣称，他针对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不是所有犹太人，但言论如“这群犹太复国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者是一群犹太裔种族主义者，带着平等的面具，渴望建立一个以犹太人为主导的国家，统治三千万众波兰人民。”充满了1967年的“波兰共产党纲领”，这让他的辩护言论有些难以相信。[19]中国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一向反对反犹主义，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放在民族主义之前，为什么他们没有批评这一点呢?
可悲的是，对波兰共产党来说，随着1976年毛的去世，来自北京的鼎力支持开始瓦解。有趣的是，米雅尔继续支持毛的接班人华国锋和邓小平。[20]这极大地激怒他的阿尔巴尼亚朋友们，在1977年他因继续支持北京而被逐出阿尔巴尼亚，这导致了他在1983年回到波兰之前平静而不活跃的流亡生活。回到波兰后，他试图重新开始政治工作，在1984年11月因散发反对国家的小册子而被捕。三个月后，日渐缩小的波兰共产党解散。[21]尽管在1997年，米雅尔试图以左派民族主义为基础上重建波兰共产党，但这一举措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在此之后，米雅尔退出了政治的激流，成为一名记者，直到2010年去世，享年99岁。在经历了一段混乱、有争议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后，卡齐米日·米雅尔被安葬在华沙福音归正墓地。[22]

注释：

[1] 原文请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十月)，《毛泽东选集》(北京：外语出版社，1965)，2：198。

[2] 原文请看《卡齐米日·米雅尔（1910年9月15日-2010年1月28日）》，作者为Paul Saba和Sam Richards，刊载于网站“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s”网址为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rol/poland/poland-intro.pdf

[3]《卡齐米日·米雅尔：死硬的教条主义者还是政治投机者？》自由欧洲电台，慕尼黑：RFE，1976年6月26日

[4] 同‘3’

[5]《波兰简史》作者为Hubert Zawadzki和Jerzy Lukowski（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295-296页

[6]《卡齐米日·米雅尔：死硬的教条主义者还是政治投机者？》

[7] 同‘5’

[8] 同‘9’

[9] Saba and Richards，3

[10]《波兰的‘亲中’派》，自由欧洲电台，慕尼黑：RFE，1964年6月20日

[11] 同上

[12]《卡齐米日·米雅尔：死硬的教条主义者还是政治投机者？》

[13] 同上

[14]《波兰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北京周报》11，no.35（1968年8月30日）：15）

[15]《波兰共产党代表结束访华》（《北京周报》11，no.47（1969年11月21日）：3）和《关于卡齐米日·米雅尔在北京“访问”的紧急通知》（《北京周报》11，no.35（1968年8月30日）：15）

[16]《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重大胜利激励了波兰的工人阶级》（《北京周报》11，no.42（1968年10月18日）：18）

[17]《来自波兰共产党总书记卡齐米日·米雅尔的问候》（《北京周报》12，no. 21（1969年11月21日）：28）

[18] Saba and Richards，4

[19] 同2

[20] Kazimierz Mijal《三个世界理论的重要性》（《北京周报》20，no. 51（1977年12月16日）：17-18）

[21] Michael T. Kaufman《Arrest In Poland Hints At Party Split》New York Times(New York，NY)，Nov.19，1984，A3.

[22] Saba and Richards，7

结论：对历史和东欧马克思主义单一的神话的质疑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至约瑟夫·布洛赫的信》，摘自《历史唯物主义》（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2）第294页
在考察了毛主义在六个国家的历史及它们与毛主义在全球60年代的广泛联系以及冷战期间苏东阵营内对异议倾向的主流理解后，情况如何呢？
我这项研究的几乎所有发现都是源自主流文献的边缘：在政府的声明或文件中，在汇编文本中，在有关苏联或中国的更广泛的历史的文本的小段落中，在最新发表的期刊文献中以及一些尚未翻译成英文的作品中。尽管如此，这些文件像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图景：当苏联和东欧的一些人听到了中国歌曲“东方红”后，看着他们周围的环境，问道“哪个‘东方’才是‘红色的’？苏东集团的东方还是东亚？”尽管东欧集团国家的大多数公民只能勉强维持一种被动的生活，完全避开政治，但仍有少数人，受到经济改革和激进的共产党员被边缘化这两个现象的刺激，采取了坚定、明确的立场来表明他们所在的“东方”并不是红色的。
东欧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是统一的。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在执政党的路线引导下进行的，但仍有很大的空间让集团内所有国家的学者去遵循其他的解释和总结。为什么这种情况在西方学术界没有得到更广泛的讨论？
想要听到毛主义故事中主人公的声音当然很困难。许多档案继续对学者关闭，参与这些事件的大多数人要么已经死了，要么过着平静、谨慎的暮年生活，没有参与政治活动或历史保存。不过，正如我在讨论苏联的反修正主义时所说的那样，有一些学术研究正在展开。由斯洛波迪安（Slobodian）和塔卡克斯（Takacs）等学者撰写的长篇新文章表明，对东欧毛主义的英文报道正开始慢慢传播开来。德国和俄罗斯的学者开始编撰与这些运动有关的文献和期刊，并将它们上传到网络上，通晓他们语言的人可以很轻松的获取这些信息。
然而，这个过程的速度需要加快。必须有更多的学者愿意编纂这些作品和文件并将其翻译成英文，这些努力必须协调起来，以形成更连贯的史学。关于苏联和苏东集团的异见，西方主流学术话语几乎全部集中在主张通过亲西方，用自由民主的观点来解决社会弊病的意见观点上。普通大众可以接触到的历史是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等人的故事。而那些经常失去自由和生计、以共产主义理论反对各自国家政权而艰苦奋斗的人的历史在哪里？通过发布那些在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异见人士的新历史，我们可以更好理解这些国家在跨国层面上展开的社会运动的细微差别，以及这些国家的人们是如何在一个激动人心、充满活力的历史时刻、理解自己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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