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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回小说】大气候(47-15)

时间:2020-09-24 07:12:01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必讲 - 小 + 大

【章回小说】大气候(47-15)
作者:必讲
 
第十五回
承包奖鸡飞蛋打  承包人万般无奈
 
对张元彪来讲至关重要的1993年终于拼过去了,往年十二月底他就可以对全年各项经济指标的完成作个八九不离十的估算,但去年的业绩是万万不可估算的,非有毫厘不差的数据不可。万般无奈的煎熬一直持续到94年元月10号,财务处汪处长将规规矩矩的年度报表呈送到他的办公桌上,他才确信与市政府签定的五年承包合同全面完成了。
这五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企破产;工人下岗;物价飞涨……。市场经济这数百岁的老魔头用它那“无形之手”,不光折腾得名山崩溃,大河断流,还把国人脑壳里最宝贵的、精心培育了三十年的、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三观”捣得一塌糊涂。钱,在“前三十年”不是万能的;可这五年,“无形之手”向世人充分展示了钞票无穷无尽的、能让凡夫俗子神魂颠倒的魅力——只要有钱,你能购小轿车,能买大房子,能包二奶,能养小三……。毫无疑问,张元彪的价值观也随着大气候变化,原先他把那二百万视为一张干净的手纸,统在屁股兜;可这五年那张纸先变成一麻袋沉甸甸的百元大钞,老张背着它白天上班不觉累,夜里睡觉分外香。现如今,它又变成一张闪着金光的银行卡,过两天拿到手,张元彪会把它放在箱子底压着。
这时不知道用个啥词来形容他那个高兴劲恰当:用“心花”怒放?不行!这个词过于含蓄,略显深沉,缺乏表现力,还是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为好,因为这时的张元彪必然会“张扬”:此时他最需要的是发泄,像三伏天的葛州壩,十几个闸门开到最大,困在三峡里的江水顺畅无比地一泄千里……要不会憋出毛病的。张元彪喜冲冲地走到办公室中间,他想来个“青蛙吃飞虫——一蹦三尺高”,来个“张飞吊嗓子——大吼几声”。当他摆开架式准备行动时猛然看到了右边墙上的“安、和”座右铭,孔夫子的语录敲响了他心里的警钟,强大的冲击波将他脑子里的轻浮、张狂荡涤得一干二净,他激动的情绪慢慢地稳沉下来了。二百万就兴奋成这个熊样子,似乎显得太小家子气了,如果那是两千万,两个亿,岂不犯精神病?张元彪知道自己现在需要的是“安”,他四平八稳地回到座椅上,摇头晃脑地背起了苏洵《心术》一文中写的那段名言:“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面色不改,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一遍不过瘾,又背了一遍,之后波浪滔天的心情才平如境面。
经过再三斟酌,张元彪打电话叫厂办黄主任到他的办公室,他有要事找他,黄主任风风火火地赶来后,张元彪吩咐他到财务处将这五年有关他承包的数据全拿过来,逐一整理,编制成一个表格的形式,盖上财务的公章。然后再搞一个报告,全面地总结一下五年的承包情况,报告后要盖厂里的公章和党委的大印。文件一式叁份,一份呈报市委书记沈收银,一份呈报市长赵振山,一份留厂存档。(沈书记和赵市长都是换届上来的。)
至于这个报告用什么标题,诸如“张元彪全面完成承包合同”、“向阳轴承厂的五年承包经营”……,张元彪思想再三,就像给老婆买布衫,不是嫌这个花哨,就是嫌那个素净,始终挑不出个中意的。他把这个难事交给了黄主任,黄主任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曾在省委办公厅供过职,书写公函,拟篇讲稿,特别是画龙点睛地起个标题,那是他的本事。他笔下能生花,而且是光彩夺目,张元彪放心。
黄主任当然清楚张元彪的意思,他即将起草的这个报告的宗旨是提醒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张元彪的承包合同完成了,该兑现标书上的承诺——奖励承包人人民币二百万!
黄主任将张元彪十分满意的报告分别呈报给了市委书记和市长。时间缓慢地过了两个星期,“草帽当作钹子敲——没声音”,也没动静。张元彪开始坐卧不安了,他的心态不再是平衡的、安稳的、祥和的,倒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随着日历一天天的翻过,各种各样的猜疑像钱塘江的大潮一浪接着一浪,他脑壳里的那个大堤经受着百年难遇的波涛的拍打和涌流的冲撞。
“会不会市长和市委书记意见不和,市长同意发承包奖,而那个姓沈的坏书记不同意发?他想讹我老张。”
“会不会他们怀疑那份报告里的数据?准备组织专班来厂调查。”
“会不会厂里有人得了红眼病,跑到新书记新市长那,给我插签子、上眼药?”
……
针锋相对,有问必答,众多的“会不会”必然派生出众多的“万一”:
“万一市里来人调查财务数据的真假怎么办?由着他们查好了,我老张人不做贼心不虚。”
“万一有人到市里使我老张的坏怎么办?非跟他三头六面地对质,我老张人正不怕影子歪。”
……
张元彪硬是搅尽脑汁地设想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万一”,他感到自己有了充分的准备,有了十足的底气,“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后,心情才平静下来。他不断地安慰自己:老张,好事多磨。不要性急。哎唷,我们的张元彪缺乏战略家的经历:人计划好的事,老天爷常来搅局。
扳着指头算,黄主任的报告送上去整整六十天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他老张还没绝望,那朝思梦想的二百万对他来说是支撑躯体的脊梁,是心中永远不落的太阳。
星期一早上,坐在轿车里的张元彪忐忑不安,黄主任已对他说明市委沈书记约见的内容:有关他的承包奖。这可是张元彪期盼已久的头等大事。此时的张元彪像学生娃子进考场,厕所上了一趟又一趟,说他不紧张,那才是鬼变的。可老张毕竟是知天命的年龄,他明这些理:有账不怕细算;身正不怕影子歪;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张元彪在轿车的后排座上微闭双目,他想思考点别的事来减轻二百万的压力,改变力的方向能产生分力这是高中生都明白的道理。张元彪左手托着右肘,右手不停地捏着下巴,终于从那里挤出了个“理”字,然后把它放到嘴里嚼嚼,想品品其中的味道。
“理”是先写一个“王”字,后写一个“里”字,那意思分明是“王者手里有理”;而不是先写一个“里”字,后写一个“王”字,即“手里有理者为王”。看来创造这个“理”字的人不光有个官僚的立场,还有个官僚的身份。“墨索里尼,总是有理。”
细细咀嚼,“理”这个东西本身就含有说不清、道不白、言不准、讲不透的味道,比方:理有大理小理之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可谁大?谁小?谁评说?理还有正理歪理之别,正道理战胜歪道理,可谁正?谁歪?谁判定?
子女与父母争执,子女再有理,有天大的理,可在父母面前那是个小道理:一个“孝”字,一个“情”字,便把子女的大道理变成了小道理。
百姓与官员斗嘴,百姓再有理,有再正的理,可在官员面前只能算个歪理:一个“权”字,一个“利”字,便使百姓的正理变成了歪理。
琢磨完“理”字,张元彪又在心里罗列出一些由“理”字组成的词句,自古以来,有理者与无理者那可是天生的一对冤家,两个宿敌:一个是理直气壮,一个便是理屈词穷;一个是心安理得,一个便是伤天害理;一个是通情达理,一个便是无理取闹;一个是以理服人,一个便是不可理喻;一个据理力争,一个是置之不理……。
自古以来,人人都说“有理走遍天下”,有谁知道,有理者的步履是那么的维艰,付出的代价是那么的巨大;人人都说“无理寸步难行”,谁曾料想,无理者却是风光无限,舒舒服服地“坐”享其成。哎哟,是否有理,泾渭何等分明;颠倒黑白,老天经常瞎眼。
理啊理,自古以来穷百姓为了讨个“理”字,搞得多少人不得安宁!闹得多少人家破人亡!逼得多少人妻离子散!理啊理,今天我老张也要进衙门,见州官,论道理,嚼牙巴骨啰!我堂堂的一个集团总经理,日理万机,手里有理还是无理?有个小道理还是大道理?算个正理还是歪理?那可是“阎王爷的告示——只有鬼知道”。
唉……,张元彪叹了口长气,暗自思忖,“苍天在上,神灵在望,老天爷给我评个理吧”。第六感让张元彪意识到凶多吉少。
司机将小轿车稳稳地停在市委办公楼前,坐在副驾驶位上、一路在反光镜中观察张元彪的屠吉祥回过头来小声地说:“张总,到了。”张元彪睁开眼一瞄,确实到了,本来就十几分钟的路程。张元彪不紧不慢地说:“慌个啥?坐五分钟再说。”此时张元彪知道自己最需要的是“安”,先“安”而后才能“和”,如是他又耷拉下眼皮,舌顶上齿龈,意守在丹田……。
沈书记的办公室在二楼的最东头,办公室的布置跟张元彪的差不多,一进门给人的印象是舒服、明亮、宽敞。直眼所见的是房主人办公的桌椅,椅后便是整扇墙的书柜。这种“整扇墙”的摆设,房主人想表现的是一种城府,一种厚重,说白了是“学富五车”的象征。其实不然,满柜的书籍即使囫囵吞枣主人最多只吃了一半;要说慢嚼细咽,有个两成就不错了。精装的书籍如古董,是一种摆设,主人喜爱的这种虚荣跟他身上华丽的衣衫一样,只要花大价钱都能买来。
两边墙下分别摆着两排沙发,每排两个单人的、一个三人的。左边沙发上是大玻璃窗,右边沙发上是本市著名的书法家王树人亲笔写的横幅“与时俱进”。古朴、有力、苍劲是王大家的书法风格,激进、逐流、弄潮是房主人的思想写照。
两边墙下大小沙发之间有两尺宽的距离,中间各摆着一个一米高的花架,左边花架上摆着一盆直径约一尺的虎刺,右边花架上摆着一盆两尺高的霸王鞭。这两盆植物长得极有特色:虎刺,既大又圆,颜色黄得泛金光,根根刺既长又粗且坚硬;霸王鞭,造型奇特,色彩绿得含墨黑,簇簇针既细又短且柔软。二者都属于热带的耐旱植物,花期似昙花,极短。
时下养这类植物的玩家大有人在:这种人懒,懒得松土、浇水、施肥;这种人贪,付出一分的辛劳想得到十分的眼福;这种人狠,他意不在花而在刺;这种人毒,谁摸他的宝贝就扎谁的手。养花者,意在修身养性;而种这种刺类植物的人培养的是冷酷、凶残、狠毒,修炼的是兽性、恶念、贪欲。
办公室里早有五个人等着张元彪。市委书记沈收银歪靠在他的宝座里,搭着的双脚高翘在办公桌上,交叉的两臂紧抱在胸前,微闭着眼的他仿佛一位放羊倌躺在避风向阳的山坡上养精神。眼下,捉襟见肘的市财政已威胁到公务员工资的发放,这事常闹得他头疼。至于哪来的“闲钱”兑现张元彪的承包奖,不要紧,请放心,他这个凶狠而且狡猾的赌徒早有了赖账的借口。
市长赵振山是位军转干部,个子不高,但长得蛮墩实。他声音宏亮,那是长期喊口号形成的;他说话干脆,那是下命令的必需;他的言行既大气又霸气,那是军人的风度。此时他背着双手在办公室里来回地度着步子,今天他是阵前的大将军,他在思考怎样先声夺人、怎样镇住对手、怎样掐住他、怎样一招置他于死地。这种演习中对付蓝军的思维方式他不知用过多少次,按说是轻车熟路、小菜一碟。但今天不同,对手不是头上一颗红星、领口两面红旗的军人,而是位有文凭的大集团的总经理、地师级的干部,他不得不考虑最佳的对策。
张华超的中学同学袁生发现在是主管文教卫的副市长,这位文学博士满腹经纶,他看问题的角度与打铁的张华超截然不同,如果说张华超是包谷地里的老鼠目光短浅,那他则是草原上的苍鹰视野开阔。此时他站在花架前静静地观看霸王鞭,貌似木讷,内心却在苦思冥想,他在寻找香樊市没有第二个人思考过的问题的答案:古人云,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竹令人韵,春海棠令人艳,秋海棠令人媚 ……照此思路,霸王鞭令人畏,虎刺令人寒;古人又云,栽松可以邀风,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那沈书记养霸王鞭和虎刺想邀的啥?城府极深的袁生发搅尽脑汁地攻克着这一官场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对他这位非同小可的副市长而言,觊觎市委书记的龙椅,仿佛小骑手想驾驭一匹极认生的汗血宝马,好像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的律师梦想司法部长的权杖,极似意大利的红衣主教妄图罗马教皇的冠冕。这事看起来想入非非,但合情合理。
纪委书记付秋菊虽女流之辈,但非等闲之人。久浸宦海的她知道等会的大战上沈书记会考验她的忠诚,自己要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表现……。付秋菊坐在沙发上,外部形态是“二小子穿大褂——规规矩矩”,内心却思想着最佳的出手部位——瞄准对手的下三段使劲踹。
政法委书记谷峰左边屁股坐在沈收银的办公桌角上,右脚踮在地上,真是“二小子进学堂——坐没坐象,站没站象”,就那他还在思考怎样给张元彪一个下马威,让他知道坐镇刑部大堂没有吃素的。谷峰那张阴阳怪气的脸这时是泾渭分明:左边铁板一块,纹丝不动;右边仿佛三叉神经发炎,皮肉不停地抽搐。相面大师刘伯温如果研究过这张脸,会从上面发现秃鹫与法官的混合形象;猛禽与讼棍能互相丑化、互相补充,讼棍使猛禽卑鄙,猛禽使讼棍狰狞。
张元彪和屠吉祥一走进办公室就感到气氛紧张到了极点:空气似乎由气态凝结成固态;活生生的五个常委变成了面目狰狞的木偶;室内的温度仿佛低到开尔文零度——连分子都停止了运动。沈收银像只刚从冬眠中醒来的黑熊,无力的、极不情愿地端正了一下身躯,斜着眼,板着面具似的脸,用手指着屠吉祥厉声问道:“你是谁?”屠吉祥第一次见到五大常委聚集一堂,且个个面带杀气,其恶象完全可与手提大刀的刽子手相比。他战战惊惊地回答:“我是张总的秘书。”沈收银朝门外挥了挥手:“去,去,去。到楼下接待室候着,不叫莫上来。”屠吉祥瞄了一眼张元彪,见他不置可否,便提心吊胆地走了。
张元彪对着众领导拱了拱手,说了声“大家好”,便在靠门口的大沙发上坐下了。他知道那四个小沙发不是他坐的,那是四个千岁的固定位置,那儿离皇上近。
沈收银使劲地挤了一下眼,这个动作既可以提精神又可以去疲劳,他面色冷淡地说:“因为忙,一直拖到上个星期几个常委才开碰头会,专门研究了一下你的承包奖。该不该发……,能不能发……,确实是个大问题。二百万人民币毕竟不是个小数目!发奖金的事先搁一下,先谈谈你在承包期的作为,回头再谈这个话题,咋样?”这是谋划好的战术,是既定的程序,不管他张元彪是否同意都得这样进行。
张元彪听到沈收银讲“该不该发”、“能不能发”,就觉得头皮上每根毛发都在燃烧,脑内每个细胞都在爆炸。而浑身上下却结了冰,肌肉繃紧了,关节却放松了,周身不停地抖动,像筛糠似的。接下去评价他的话他压根就不想听,但又不得不听。
沈收银摆着谱不紧不慢地说:“财务报表我们都看了,咋说咧,一句话:无可挑剔。这五年你老张干得不错,向轴的发展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产值上去了,利税上去了,工人的工资也上去了……,一切好得没话说。成绩嘛,我就不帮你吹了,说多了节外生枝反成累赘。作为领导要多讲下级的不足,这是逆耳之忠言,‘打出来的娃子揉出来的面’嘛。
“你老张的成绩除了自身的勤奋努力,还有许多其它的因素,就像农田里的庄稼长得好,‘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一项不能少。别的不说,你的前任给你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除了大量的生产原材料外,还留下一笔非常可观的真金白银。家底厚,干劲足,这一点我们清楚。
“你承包的这几年向轴的产值和利税大幅提高了,可你想到没有,这是水涨船高。你就是站在珠穆朗玛峯的尖尖上有啥了不起?个子还是那高。别的不说,单说你们引以自豪的银质奖轴承7815E,你承包的头两年出厂价是三十八块五一套,你承包的最后一年出厂价是多少?五十九块三!五年整整涨了百分之八十。涨得太吓人了,这个涨幅怕是世界第一。如果考虑涨价因素,按89年的‘可变价’来计算,你老张完成的那几项指标是要大打折扣的。不说剔光浑身的肉,扒掉一层皮绰绰有余。我为啥讲这些不中听的话,无非是给你泼点凉水,让你清醒一下:不要觉得自己多了不起;向轴多了不起,‘瞎婆抱个秃娃子——人家不夸自己夸。
“好了,不多讲了。你老张朝思梦想的二百万承包奖该不该发?是福不是祸,是祸你躲不过。下面由我这一届的市长赵振山同志代表市委给你说说。”
赵振山咳了一声,板着面孔,迈着每步七十五公分的军人步伐,稳沉地走到坐在沙发上的张元彪跟前,居高临下地瞪着他。那恶狠狠的眼神大有先声夺人的威势,好像蜘蛛能摄服苍蝇一样。他说:“在我讲话时你不要争辩,有意见我讲完再说。我们不绕弯子,开门见山:虽然你完成了各项承包指标,但我们不该给你发承包奖!”讲完这句带着宣判性的、具有极大刺激性的话,赵市长有意地停顿了一下,检验刚才他说的话算不算数,同时也在观察张元彪,看他是不是那种爆竹脾气,别人一点火就蹦三尺高。当他看到对方气鼓鼓地坐在那,仿佛一只冠子被啄得血流但仍不服气的公鸡,暂时占上风的他只得再接再励。
“为啥?两条:第一,签承包合同时你厂归我市管,但去年承包期未满你厂的管理权被张省长拿走了。因此你们的税金相当一部分交给了后娘,我们这亲妈拿的可能是小头,你不为我打工反找我要奖金,天下哪有这好的事?你别做梦娶媳妇;第二,你的承包合同是与上一届政府签的,上一届政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利令智昏,为了把向轴办成试点,竟给你那优惠的政策,明知道生产资料市场化后物价会飞涨,还跟你按‘不变价’签合同。要我说,他李棋绝对是憨B一个,傻透了、苕到了家、要脸不要腚的货。说穿了,你们搞的是个对国家对人民极不负责任的合同,跟袁世凯签的‘中日马关条约’差不多。而我们这届政府是个清廉的、高效的、负责任的政府,不承认你们那个合同是理所当然。
“你张元彪心里有数没有?五年内轴承厂一共给市里交了多少税金?你开口就要二百万,是不是狮子大开口?你也不想想,我这个市长的年薪就算一万,也得干二百年啦!这大一摞子钞票不说我眼馋,只怕省长的血压也会升高,总理的心跳也会加快,手掌痒痒的,他们不想孬点子贪污才怪。罗列了半天一句话:不该给你发承包奖!要钱,没有;好梦,别做;工作,还得继续干。我的话完了。”
此时的张元彪是“孙悟空关进老君炉——三魂冒火,七窍生烟”,满腔的愤怒憋得他快要爆炸了!今天他算碰上了一伙强盗,一伙冠冕堂皇、道貌岸然的强盗。这帮强人要毁他做了五年的美梦,要抢走他辛勤劳动的成果,要把他朝思梦想的二百万化为乌有!而这帮匪徒却打着“遵纪守法”的招牌,亮着“精神文明”的旗号……。张元彪在心底大声呼喊:老天爷,看见了吧!这伙坏蛋是“卖布的不带尺——存心不良(量)”,是“补锅的戴眼镜——有意找岔”,是“教悌忠信礼义廉——无耻”,我老张做了一千八百二十五天的美梦只怕是“三十晚上盼月亮——没指望”了。
张元彪清楚此时自己最需要“安”,在这些“父母官”面前任何激动毫无作用,只会适得其反。张元彪吸了一口可达丹田的长气,用这口鲜气把体内憋了半天的浊气逼了出来。一声长叹后他感到自己平静了许多,起码身体不打颤了,他尝试着站起身来,还好,立得住。
张元彪面对主将赵振山说:“刚才你讲了两条不该给我发承包奖的理由,我想针对性地谈谈我的看法。第一点,税收问题。我厂是93年收归省里,前四年的税金全部交给市里了。收归省里后我厂仅‘所得税’这一项税金上交给省里,其余的十几项税金还是交给市里了。而‘所得税’占全部税金的比例日破天不到百分之二十。不仿算笔细账:前四年你们收了百分之百的税金,第五年少收了百分之二十,总的来说:零点二除以五,少收了百分之四。你们是额头能跑马,肚里能撑船的人物,这区区百分之四完全可以四舍五入、忽略不计。”
眼看赵振山被张元彪“精打细算”得一筹莫展,功于心机的付秋菊觉得她该挥刀上阵了,她站起身来尖着嗓子说道:“‘癞蛤蟆打哈欠——好大口气’。税金的百分之四你都敢四舍五入?你知道百分之四是多少?一千万是四十万,一个亿是四百万!再说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白花花的税金流失吗?绝对不行。不要说几百万,就是一分钱的流失都不行!‘五十步笑百步’,都是犯错误……。”付秋菊越说越带劲,徐娘半老的她黄脸上呈现出绯红,她端起茶杯喝了口茶,压压激动。
张元彪压根不理睬这个女流之辈,对她的花拳秀腿视而不见,他仍然面对赵振山,全力以赴地还他的招,“在我的承包期内该交的税金我都交了,地税也好、国税也好,一分不少。仅仅最后一年的百分之二十没流进你的腰包,你就嫉妒我了?就算93年的税金全部交给了省里,可那前四年的税金我是分文不少地交给了你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咋说你们也得给我发个五分之四,也就是二八一百六十万的承包奖吧?向轴归到省里,你们少收了税金,这不是我的责任。我压根就不想组建那个球集团,省里是‘牛不喝水强按头’,逼着你搞。要说我违约,那是天灾人祸,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要讲理找张省长去,他会让你服气。”此时张元彪极自然地想起那天张仁志夸下的海口,张省长信誓旦旦地模样浮现在他的眼前。
“你莫拿张省长来压人,别以为你是‘苍蝇飞到驴胯上——抱住粗腿了’”。付秋菊不依不饶、毫不示弱地说:“谁不知道你跟张省长走得近,跟得紧。你有张省长,我们有官书记,谁怕谁?”妇道人家摆开架式跟人打口水战时,极容易得意忘形地亮出自己的后台老板,仿佛他是附在她身上的鬼,每到这时必定跑出来吓唬人。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他们敢有持无恐地讹人,原来有这硬的后台。张元彪知道了这个扎人手的野玫瑰的根,也是长在那个石头缝里。这话当然也验证了胡部长对张元彪的谆谆告诫,“沈收银跟官书记走得近,你要特别小心。”
张元彪对付秋菊这种妇人之心不屑一顾,他仍然一门心思的对付赵振山,“上届市政府与我签的承包合同是受法律保护的,你们不承认它,因为你们都是法盲,你们不了解《合同法》。全国刚搞完《二五普法》,你们的法纪观念、法律知识像‘武大郎的个头——一点也没提高’,要求子女当博士、考研究生,自己却是个不求上进的大文盲,这是时下很普遍的现象……。”
听到张元彪说“法”,政法委书记谷峰的兴致极高,就像乡下娃子听到“卖麦芽糖”的来了。他不失时机地披挂上马,冲到阵前,把撕杀得香汗淋漓的付秋菊换了下来。他厉声喝道:“我们五大常委都是法盲,就你懂法?你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太离谱了?当心风大伤了牙。沈书记不懂法他能领导我这个管政法的书记?本书记不懂法能号令我市的公检法?我倒反问你:你懂法?你守纪?你怀疑党的领导,与我们唱反调;你不相信政府,跟我们对着搞:这本身就是法盲的所作所为。因为法纪是执政党的化身,是政府的灵魂。你懂不?”哎唷,这样的法纪要跟一个伤心人找麻烦,真是难以想象,那简直叫人恨光明而觉得盲人的世界可爱。
谷峰一上阵就对张元彪没头没脑地挥了三斧头,他自以为这是程咬金眼能剜、腰能砍、头能劈、天下无敌的绝技,哪知张元彪对他这甚荒唐的花样既不躲避又不接招,对这位轻浮得不知斤两的法律门外汉置之一笑。他继续对阵前的主将赵振山叫板。
张元彪毫不气馁地说:“刚才赵市长说我与上届市政府签的承包合同是个败家子合同,我觉得其辞过于夸大,纯属无稽之谈。93年的产值和税金按89年的可变价计算肯定要打折扣,打多少?去斤把泥?刨二两皮?说不准。但另外几项按‘率’计算的指标我们不是同样完成了吗?比方说产量的‘年增长率’不低于百分之十,89年我厂的产量不到一千万套,而93年达到二千万套,五年翻了个斤斗——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们的质量合格率、出口创汇率不也是完成的很好吗?这些鸡蛋里你挑不出骨头。五年间我们的宝贝疙瘩7815E的价格涨了不少,百分之八十,不假。可五年间生产轴承的原材料价格涨了多少?说出来嚇死你,同样是孙悟空翻斤斗,由每吨两千三涨到每吨四千六。
“在我承包的五年里一共给市里上交各种税金过亿元!这在全市的企业里可以说名列前茅。这大的贡献难道你们当领导的视而不见?端起饭碗就该想到这一点!承包合同给我的奖励是二百万,也就是百分之二,这能算狮子大开口?我说你老赵是个糊的,心里没数。看到别人夹了块肉心里急,急上了火,火红了眼。
“我上交的税金按‘不变价’计算你们说有水分,要打折扣;照此逻辑,我那二百万承包奖也是按‘不变价’签的,今天物价飞涨,承包奖一点都不升值,还是二百万,我岂不吃了大亏?”
形象玉树临风,阳刚明显不足;言谈一贯潇洒,举止总是风流;鼻梁架着金丝镜,顶上蓄着大分头;肩扛北大文学博士的招牌,头戴市文教卫主管的桂冠:这便是副市长袁生发的模样。“你不要老把‘我吃亏了’挂在口头。”急不可待的袁生发早在一旁热完了身,叫罢板,他便来了个“许诸战马超——赤膊上阵”。
讲俏皮话是种口才,标示着文学水平。副市长袁生发是文学博士,要论玩歇后语,他算得上顶级。无论场所,只要他讲话,那张能吐莲花的嘴里总能冒出一两句,既像行云流水那样顺畅,又似水到渠成那般自然。
袁生发的“前奏曲”跟沈收银是一个谱子,但低一个调子,“你老张和你们向轴是‘萤火虫落在秤杆上——自以为是颗亮星’,其实不然,你们是‘司号员打鼓——自吹自擂’,没啥了不起……。”看到袁生发一上场就用狼牙棒向自己砸来两句歇后语,同样有这个爱好的张元彪本能地想用霸王鞭回击他两句俏皮话,“摇着脑袋吃梅子——瞧你那个酸劲”,“鼻头上搽白粉——一副奸相”。但看到人家文质彬彬的一副“二姨子”样,又念及他是张华超的同窗,张元彪架式都摆开了,可那恶狠狠的两鞭还是没使出来。
袁生发继续嘀嘀嗒地吹着他的小喇叭,他说:“我们当领导的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语言和形象,不要开口闭口‘钱!钱!钱!’这是凡夫俗子、市井小民的口头语,难听的很。难道你就差那一点点?不发二百万就穷得揭不开锅、没饭吃?又是五分之四呃,又是二八一百六十万呃,你嫌不嫌掉底子、丢身价?孔子说得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依我看,你活脱脱的小人一个。”
“我是小人,你可是个道貌岸然的大人。”张元彪本不想理睬这些偏激、牙将,可这位不知好歹的家伙太讨人嫌了,他手持的狼牙棒上尽是尖刺,而且直捣自己的眼窝,你不得不接他一招,杀杀他的锐气。
张元彪面对着这位衣冠楚楚、貌似斯文、言语却极不干净的副市长,心中涌出的第一个念头:张华超竟有这样的朋友!他从上至下地打量了一下这位看似陌生但曾有过“一面之交”的故人,他那眼神像把锋利无比的七星刀,“刷”的一下给袁生发来了个大开膛,里面是驴肝、马肺、黑心肠……。当二人的眼光对视成一线时,袁生发那冷若冰霜的眼珠感到剧烈的疼痛,不得不转移方向,因为张元彪目中的气焰太盛,灼伤了它。
张元彪单刀直入地说:“我们现在执行的是商品制度,交换商品的媒介是啥?……是钱!……你吃的米面要钱买,你穿的衣服要钱买,你抽的云烟要钱买,你喝的龙井要钱买……。一句话,地摊上的萝卜白菜,不给钱你拿不走!我保证:你一天不说三个钱字,我给你磕仨响头。”
乘张元彪停顿之时,袁生发接上茬说:“生活的必须品那是用我的劳动报酬、我的工资交换来的……”
“你为啥不说‘用我的钱买的’呢?”张元彪看准时机打断了他的话。“好一个伪君子!以为你是王衍,硬要把钱说成‘阿堵物’。英雄秦琼为啥贱卖他的黄骠马?没钱住店呀;好汉杨志为啥标售他祖传的宝刀?没钱吃饭呀。两个月不给你发钱试试,你还是大人?我看你就是个孙子。到那时你也会丧魂落魄、低三下四,到那时还看你满口的‘仁’呀、‘义’呀,说不定就是活生生的‘男盗女娼’。”
“你说谁男盗女娼?注意一下礼节行不?说话出格会激化矛盾。”看到袁生发这文学博士原来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水货,张元彪三招两式耍得他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阵前的主将赵振山忙打马舞刀上前营救。
张元彪顺其自然地说:“我是个小人……,不懂礼节……,文化水平低……,刚才那个词用得不准确……,莫见怪。袁副市长只是一个人,他可以当强盗,但他绝对不能当婊子。男盗女最少是两个人,多点嘛……是一伙人。”
“那你的意思是……?”谷峰用手环指了一下众领导,表情十分惊诧,“你骂我们男盗女娼?”
张元彪略显得意,他心平气和地说:“岂敢,岂敢。我这个小人连一个大人都斗不过,怎敢打击一大片?男盗女娼是个骂人的话,不中听,脏得很,可你不伸脑壳天下掉下来的石块会砸你的头?”赵振山对谷峰小声地说:“他又在骂人,叫我们当缩头乌龟。”
此时张元彪的心情倒平静了许多,不再是惊涛骇浪,而是微波荡漾。他知道跟这帮人讲理是对牛弹琴,他们摆出的阵势就是打狗子架,这只冲上来对你狂叫几声,那只扑上去狠咬你两口,转着搞,轮番上。自己能应对的办法除了四面出击、见招拆招外,唯有“撒泼”:你们是有头有脸的爷们沙,老子自掉身价,跟你们来个竖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是个人都怕不要脸的……老子搞负急了!
我只管随意地撩你们,你们不发恼就算了;要是发了恼、动了粗最好:我就像泼妇跳着脚、扯着嗓子、通娘骂老子地跟你们对着搞。我要让办公楼里的干部都晓得:张元彪把五大常委骂了个狗血淋头;骂得他们狼狈不堪,身价大跌;骂得他们自觉无理,不敢还口;骂得他们日后见了老张就害怕、就头疼、就弯道走。以后人们自然会去究其原因:想讹人家的承包奖!
要跟我挥拳踢腿那更好,我这大的块头不是吃素的:我不光把你们打得人人趴下,还要把这屌书记的办公室砸个稀里花拉。把他高档的办公桌砸了!把真皮包的沙发、红木雕的花架砸了!把那天天想扎人手的虎刺、时时想喝人血的霸王鞭砸了!把万恶的世界、人间的地狱砸个稀巴烂!!!……
当众人唇枪舌剑的拼杀时,老谋深算的沈收银在一旁冷静地观敌料阵,博击双方技艺上一招一式的更改,情绪上一丝一毫的变化,他尽收眼底。今天他像一位冷酷的杀手熬练恶鹰、调教猎犬,看见他们四位表现极佳,配合默契,他挺高兴。
想穿了的张元彪企图打“极限战”,因为这是“弱势”对“强权”最有力的手段。但事态并没按他的意愿发展。当沈收银看到张元彪由一上场的极怒变成现在的安定;由拘束紧张变成洒脱开放;由只打主帅被动接招变成了全面应战主动出击:他深感形势不妙——张元彪可能找到了法宝。而张元彪最好的武器是啥?毫无疑义——鱼死网破!同归于尽!沈收银觉得该鸣金收兵了:如此这般,一旦遂了张元彪的意,中了他下的套子,进了他设的笼子,只能挨他的叉子。那时自己没有主动权,想下台也幺不了锣,肯定“吊得大”。
“好了,好了。”分寸拿捏得极准的沈收银平摊的双手向下压了压,高声说道:“莫争莫吵,大家要有君子风度,和为贵嘛。张元彪的承包奖该不该发,市委已定下来了,不该发。”此话刚一出口,他赶紧站起身来指着张元彪说:“你老张先莫激动,肝火一上百病丛生。你坐下听我往下说。山穷水尽你莫疑无路,柳岸花明还是有一村的。下面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张那二百万能不能发。‘该不该’和‘能不能’不是一码事。我们知道这五年你老张干得蛮下锛:起早摸黑,含辛茹苦,有目共睹。我们当领导的不给你意思一下太不尽人情了,说不过去嘛。你看这样行不行?二百万一分不少地发给你,但钱不由市里出。你厂先拔根毛,把钱交给市里;然后由我们发给你,还是以承包奖的名义。当然市里不会叫你厂吃那大的亏,毕竟二百万好大一堆。到时候适当地减免对你厂的税收,两扯平。这样既给了我们面子,又照顾了你老张的个人利益。公私兼顾,两全其美。你老张先回去考虑考虑。”
沈收银侧过头来对袁生发说:“你去把老张的秘书叫上来,接他的老总回去。”沈收银挂了“免战牌”,下了逐客令,他这一举措像一柄大铁锤,将张元彪刚刚昂扬起来的斗志一下子砸了下去。张元彪无话可说,他口里迸出硬梆梆的五个字:“不用了。告辞。”说罢扭转身子走出了这个他感到十分恶心的房间。出门没走多远,听不清沈收银说了句啥,他手下的四大金刚发出了一阵狂笑,笑得山动地摇。这笑声使张元彪着了魔似的头晕目眩,他感到天地在打转,五个面目狰狞的妖怪围着他不停地晃动……。
在回厂的车上,张元彪脸色铁青、眉头紧锁、双目紧闭、牙关紧咬……,像个在地狱中熬炼的冤鬼。善于察颜观色的屠秘书深知此时老总的心情极坏,最好莫理他,万一摸倒了毛他会尥蹶子踢你。
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张元彪对屠吉祥说:“你出去把门关上,任何人都不准进来。我要安静一下。”大脑里更激烈的拼杀是真,“要安静”绝对是假。屠吉祥走后张元彪便躺在沙发上,他想放倒身体,放松思想。“是祸躲不过”呀,刚才的那一切不去想它都不行,只要合上眼,就像按下VCD的播放键,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又呈现在眼前。今天的戏名叫《承包奖》:上半场《该不该发》幺了锣,戏完人散;下半场《能不能发》还没开场,主角正在着装。
一想起上半场的唇枪舌剑,张元彪的心头之火又燃烧起来,这帮人简直是强盗!哪像共产党?政府换了届,上届政府签的合同可以不认账!照此逻辑,上届政府卖出去的国债下届政府可以不兑现,哪里还有法治观念,哪里还有诚信可言!原来天天叫嚷“以法治国”的官员竟是强盗,天天叫嚷“取信于民”的公仆竟是无赖。百姓不要脸,男的去偷,女的去卖;政府不要脸,啥丑事它干不出来?!
两个月前我也是一个人躺在这沙发上,思考政府为啥还不给我发承包奖,我设想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万一”,哎唷,老话说的好哇,“智者万虑,必有一失”,今天早上从天而降的那个“该不该发”就是我老张挖空心思、搅尽脑汁都不曾想到的“万一”,一个名副其实的“万一”——万一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不要脸,耍赖怎么办?
现在看来自己还是太单纯太幼稚了。不!老张还是我老张,丝毫没变样,而是社会变得太复杂、太阴险。以前的社会像一湾小河的流水,鱼翔浅底,目及卵石,清澈透明;现今的社会似涧端的深潭,黑不见底,恶龙卧藏,时翻巨浪。那天自己躺在这,怀疑这怀疑那,唯独没有怀疑共产党,为啥咧,因为党是母亲啊!儿子能怀疑娘?……可现在不说“世上只有妈妈好”,也不“唱支山歌给党听”了,不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不唱《国际歌》了……。难道共产党变了?不受人欢迎了?这个尖锐的问题像根转了基因的竹笋,三九天在张元彪的心头破土而出,他有股不寒而栗的感觉,胳膊上顿时起了鸡皮疙瘩。此刻他猛然明白了那天胡局长与他长谈时为何表现得愁眉不展、忧心仲仲,原来胡局长那双佛眼既看懂了过去,又看清了现在,还看到了未来。
张元彪像个僵尸一动不动地挺在沙发上,而他的思维却像一条小蛇在水草中不停地游动,堰塘只有那大,窜来窜去也出不了那一亩三分地,绕了几个圈子还是解不开那个痛苦的心结——二百万人民币!民间歪搅赖账的事也有,可那是地痞流氓、土豪劣坤;而今天欺负我老张的不是一般的人,是市委书记,五大常委。明知他们专横,可我上哪评理?“你有张省长,我们有官书记”,看来他们在省里、部里,可能中央里都有后台,要不咋这发泡、这硬气? 这时张元彪又想起了胡局长对他的告诫:要提防新市委书记。咋提防?提防得了?本来就是“染匠穿白大褂——再当心也不行”。单单一个市委书记还好说,人狠不缠,酒狠不喝,惹不起老子还能躲;可那“关、张、赵、马、黄”是几位骁勇善战的大将,他们镇守着香樊的四座城门,把持了所有的行政机关。你不喝“演义”酒可以,你能不喝香樊的江水?不踩香樊的土地?不吸香樊的空气?绝对不行!看来只要在他们管辖的地界里,我老张早的晚的都是“案板上的排骨——挨剁的货”。
哎唷,人生如同坐过山车,总会遇到几次能影响他一生的万般无奈,仿佛明镜不幸而遇嫫母,古砚不幸而遇俗子,宝剑不幸而遇庸将……,你又能咋样?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无情的现实,无法躲开。万般无奈是人生历程中最大的坎坷,是人生记忆中最深的划痕,它将对人的主观世界进行无情的打击,甚至更新他的理念,改变他的信仰。
张元彪悲伤的思想游移到哲学上,因为哲学是方法论,它能说明问题,能指导思想。辩证唯物主义既承认事物的客观存在,即它的强大,又不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无限的创造力。“该不该发”已成铁的事实,我老张万般无奈;而“能不能发”还有回旋余地,能否做点文章?
按照沈书记的意思:厂里拿二百万交给市里,再由市里以承包奖的名义发给我老张;到时候适当的减免向轴的税收。再傻的人也能看出对他这是转嫁危机,对我是火中取栗,可问题能否找出个两全其美之计?张元彪由表及里地展开了分析。
首先,能不能这样干?从我老张承包向轴的第一年开始,同时在厂内推行层层承包。当时厂里明文规定:完成了全年的各项指标,年终我老张可拿“厂里发的”承包奖五千元,六位厂级干部是我的百分之六十——每人三千元,近百名中层干部是我的百分之二十——每人一千元,七千多职工是我的百分之六——每人三百,每年这笔巨额的承包奖由厂里出,“井里放白糖——甜头大家尝”,肚皮大的多喝点,能耐小的少抿点。
这次由“厂里拿”二百万,经市里转个手再发给我老张,叫我老张在腰子角悄悄地吃独食,全厂职工能接受吗?中层干部能接受吗?这样干太出格了!这样干会怨声载道,无疑将自己架到火上烤,将自己陷入不仁不义之中。因为谁都会说业绩是大家干的,好处人人有份,要撒胡椒面。
如果我老张拿了从“向轴”这只肥羊身上割下来的血淋淋的二百万,六位副手要割属于他的百分之六十,中层干部要割他的百分之二十,工人要割那百分之六,随便扒拉一下,乖乖隆的龙,八个多亿!向轴这只肥羊身上的肉会割完,血会放尽,连骨头碴子都啃得光光的!
此时张元彪的心情是“老太太住高楼——上下两难”:不拿,于心不忍;拿吧……味全变了,男不男女不女的像个二姨子。
明着干这种转手的交易是万万不行的,那么暗着干行吗?这是掩耳盗铃,也不行!你能瞒得一时能瞒一世?迟早会暴露的。这样我老张在向轴呆一天,就有人在背后指着脊梁骂你一天,干部骂、工人骂、人人骂,我这个“千夫指”还有么活头?
如果厂里先拿二百万,以后市里“适当的减免”向轴的税金……,这一条也万万不行!首先,减免多少“适当”?那是“天上的星星——没有确数”。如果是二百万,那还有点眉目,值得斟酌一下,因为这个拿得出手的理由可以搪塞职工,他们不会有太大的意见。但咋说我老张脸面上有点过不去,毕竟转了道手,干得不如原来的干净利索、光明磊落。这样的结果嘛……,我老张还是乐意的,毕竟那些银子落进了我的麻袋。
这里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适当减免”的不是二百万,仅仅是千而八百、万把两万,或者干脆是个零;仅仅是沈书记口头说说,一个托词而已……。如果是这样我老张就吊得大了,厂里职工不光骂我卑鄙,还会加个骗子的罪名。
“适当的减免”不可相信,绝对靠不住!它不光是句没有量化、模棱两可的语言,更重要的是说话的人压根就没有人格。跟这种“秤杆塞进肛门里——一肚子心(星)眼”的人打交道,你脑壳里非得加根弦。“不见鬼子不挂弦”,不说死,不立下“减免二百万”的字据,你万万不可把钱交给他们。沈收银这个老狐狸把我当苕盘,我那傻?这个圈套我不钻!哎唷……我老张也该多个心眼,长点记性了。
有一种东西被抢,比一所银行被抢更令看见的人痛心,这东西就是耄耋老汉刚拿到手的退休金。张元彪的承包奖类似退休金,那也是拼着命干出来的;虽说数目大了点,但买卖双方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当初是有合同的。最终这个原本光明正大、堂而皇之的“梦想”,却被阴谋家施了魔术:用一种惨痛的方式、充满悲伤的结果所代替。即使是那些额头能跑马、肚里能撑船的好汉,这也是口咽不下去的恶气。张元彪在灾难的泥潭中沉陷着,眼见着那高高一摞子钞票在熊熊的烈焰中烧成纸灰,腾空而起,随风而去,绝望的他痛苦地闭上了双眼。当淤泥快埋到脖颈时,他清楚地听见沈收银在空中狞笑,并看见他那双匪眼充满下贱的喜色,也是一个奸狡、不义、凶残成性的人,能有机会践踏和侮辱他所眼红的、哪怕往日与他无怨无仇的对象时具有的那种喜色,一个能把脚跟踩在巨人头上的侏儒的欢乐,一只豺狗在开始撕裂一头病到已不能自卫、却还有知觉感受痛苦的雄牛时的欢乐……。愤愤不平的张元彪立即恢复了人的天性——求生的欲望,他朝着这个魔头狠狠地瞪了一眼。
《承包奖》的全剧就这样结束了。俗话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欲知何种苦难接踵而来,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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