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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9-08 07:14:41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秋石客 - 小 + 大
【红色江青】-（16） 2、钓鱼台女主人 1966年5月28日，中央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组长为陈伯达，副组长为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康生为顾问。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实为文化革命前敌指挥部，江青实为指挥部核心，加上多数文革小组成员住钓鱼台，因此可以说江青是钓鱼台女主人。 钓鱼台女主人做了许多大事。 （1）、与毛泽东共商文革大计 江青自从参加制定《五•一六通知》之后，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曾几度去杭州见毛主席。五月在北京除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外，还出席了全军创作会议，看了六十八部国产的、与军队有关的影片，并发表了十分重要的意见和建议，成为以后军队电影工作的指导性原则。随后来到上海，与张春桥等人共同替中央文化部（文化部已由中央文革小组代管）起草了《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上海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研究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六月二十九日给在外地视察的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七月八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复著名长信给江青。此信江青建议在党内最高层部分人中传阅，毛主席同意，后来应林彪和叶群的要求，又在江青、叶群、戚本禹的监督下把原件烧掉。 （2）、反击刘邓资反路线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南下视察，刘少奇、邓小平在京主持领导文化大革命工作。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一张批判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负责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经毛泽东的同意，该大字报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上开始向全国广播，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加了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称赞这是文革开始以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立即在全国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在刘、邓看来，把文革烈火烧上当权派是不行的，为保自己，力求转移斗争大方向，试图把文革引向反右轨道，就是在干部群众中抓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在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鼓舞下，各单位的干部群众纷纷行动起来对本单位的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各单位的党委很快瘫痪。这时，刘少奇、邓小平按照共产党搞运动的常规，向各单位派出了工作队和工作组领导文革运动。工作组按照刘邓的指示，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和中央关于“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方向，把矛头指向了一般干部、群众。工作组一边把许多单位的领导干部打成黑帮，组织群众批斗，一边开始在各单位抓起了右派和反革命。在50多天时间里，各单位特别是高等院校的许多干部、学生、工人被打成了黑帮、右派、反革命、小爬虫等等。特别是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等一大批学生和干部被工作组长叶林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亲自打成了反革命，影响很大。 毛泽东点燃的文革烈火眼看就要被扑灭，就在这时，毛泽东返回了北京，和江青一起反击刘邓路线。 江青秘密看大字报调查研究，支持学生反工作组。七月二十二日，江青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负责人一起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二十三日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当北大师生高呼“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时，江青也高呼“党中央万岁！北大革命同学万岁！”并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多懂得些事，少犯点错误，跟同志们，一块来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是一块的，不是脱离你们，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现在我们了解还不够，还提不出什么正确意见。总之，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革命是大熔炉，最能锻炼人。”还一再说：“革命派跟我们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我们永远站在革命派一边。”最后江青诚恳地说：“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七月二十四日，江青又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来到北京广播学院，了解情况，并支持这里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二十六日晚，江青参加了北京大学批判“刘、邓工作组”的万人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同时，她与其他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碰头磋商研究后，立即在大会上当众宣布撤消北大工作组，让革命师生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毛泽东则公开痛斥刘邓，指出凡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好下场。 毛主席回到北京后，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康生、江青等人的汇报。笔者认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把他亲自找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谈话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了解了这些情况后，非常气愤，立即召开了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会议中间八月五日，毛泽东亲自写了一张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的大字报彻底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有关决议，进一步指明了文革的方向。江青从八月一日到十二日参加了宣布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垮台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参与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3）参与上海—月夺权风暴 1967年元旦前后，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认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深入，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而在大批判中，要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由姚文元执笔，写了长篇批判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毛主席毛主席亲自在文章的结尾加了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当前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会有反复，会有起伏，会出现种种假象，会遇到反动势力的反扑和软化，要准备再打若干个回合。” 毛泽东认为文化革命“会触动政权。路线斗争归根到底还是政权斗争。有了正确路线就可以把政权掌好掌牢，保证不变色。现在的问题是中央以下的政权到底掌握在哪些人手中，还不明确，是好人掌权还是坏人掌权还是不好不坏的人掌权？下一段要解决这个问题。” 江青根据上海走资当权派制造的安亭事件和的蓄意停车破坏生产，提出要开会研究夺权问题，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毛泽东在会议上对周恩来等人说：“上海的工人阶级应该把权夺过来。我看需要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上海的工作，春桥、文元亲自抓。” 会后，江青对张春桥、姚文元说：毛主席让我转告你俩，尽快赶回上海，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掌握上海的形势。现在，敌人妄图用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手段来瘫痪上海，威胁中央，你们就要号召工总司等革命造反派擦亮眼睛，粉碎他们的阴谋。曹荻秋、陈丕显再跳出来捣乱，就把他们的权夺过来！毛主席历来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现在是到了从政权上考虑问题的时候了。 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于1967年1月6日，成功地支持革命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罢了陈、曹的官，提出“一切权力归左派”的口号。 江青把上海—月夺权告诉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中央应该明确表态，支持上海。 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上海革命造反派《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毛主席口授的编者按；1月10日，毛主席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进攻》和《紧急通告》后，立即批示：“此件很好。请中央文革小组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请恩来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 周恩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贺电草稿。与会者分歧不小，有的听说革命造反派要夺自己的老部下、老战友的权，不高兴，而江青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上海出现的壮举感到兴犹未尽。 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首先发难：“上海是不是把陈丕显同志打倒了？”陈丕显是他的老部下，关系特别亲密，谭震林一心要保他。 陈伯达吞吞吐吐地说：“没，没有打倒，还在监督工作。监督工作不能算是打倒嘛。” 谭震林又问：“那上海这么搞，算不算夺权？” 周恩来回答说：“上海已由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贺电写得很明白。” 谭震林仍质疑：“为什么夺陈丕显的权，他可是红小鬼出身，出生入死的老革命。” 周恩来说：“我看你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 江青说：“陈丕显过去的功劳没人抹杀，但解放后生活腐化，连住房门上的扶手都经常用红外线消毒，又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应该靠边站，接受群众的批判吗？” 谭震林质问江青：“批判批判，难道你们就不应该受批判？现在一切都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算，未免太霸道了吧？！” 江青说：“谁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应该受到批判，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夺他的权。没有人例外。区别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既有理论上的根据又有现实中的标准，你到群众中去看看大字报所揭发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要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有问题，更不都是走资派，只有阶级敌人才混淆是非，搅乱阶级阵线。” 谭震林不同意江青的话，反击“我还要你来教训！” 江青指出：“我是没有资格教训你，在你眼里只有论资排辈，等级差别森严。但我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平等的。实际上有些人就是落伍了，光看到真刀真枪的敌人，看不到隐藏很深的敌人；光能革别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这些人应该想一想，我们革命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是不是还在继续革命，还是不革命了，甚至把革命拉向后退？走资派不是天生的，是逐渐形成的，也不是明牌标价的，而是他自己的言行确定的。” 后来，毛泽东也参加了会，看完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的贺电说好。跟周恩来说“马上把贺电发出去！结尾的署名应该加上中央文革。” 从此，全国夺权开始，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 （4）正确处理联动反文革组织 随着文化革命的深入，许多狂热的高干子女红卫兵发现革命革到自己父母头上了，极为不满，于是成立了西纠、联动等保爹保妈的反文革学生组织。联动等干了些什么，可从文革初《“联动”的十大罪状》看出，完全是无法无天。 对待疯狂反江青、反毛主席的“西纠”“联动”，公安部门当然要采取措施，抓捕了一些头头，毛主席知道后却下令放人，江青为此还发表了讲话，体现了毛主席、江青的大海般的胸怀。 江青对高干子女而言，并不存在迫害，相反，她是爱护的。可是，致富了的少数“红二代们”至今心怀不满，恨江青，恨江青妨碍他们升官发财，说江青整他们。事实如何呢？我们看江青如何对待文革初“保爹保妈派”无法无天的高干子弟组织“联动”“西纠”就真相大白了。 江青说：“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众答：没有）有点不好，就是接见你们太少了，对你们帮助太少了。前一个时期我有病，没有接见你们，我有责任，委屈你们了。主席说要立刻释放你们。（众呼，毛主席万岁！很多学生哭了。）所以今天把一个会都打断了，请来了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杨成武、谢富治、王力等同志都来了，和你们见一见。（众拍手）你们也不要写自我检查就可以出去。出去以后如果你们还要“联动”还可以把牌子挂出去。如果不要，再恢复你们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如北大“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回去恢复你们的组织闹革命。搞革命犯点错误不要紧，这个错误我们责任大，有个同学叫彭小蒙写了两次信给我，说牛宛平的问题，我也不清楚这个问题，派了个记者去了解了一下。还是我责任大，对你们帮助少。你们去八宝山上坟，搞颓废主义。八宝山也不都是烈士嘛！你们半夜里出来喝酒，吃猫肉。你们关了多久了？（答：100多天了。）（两个月。）允许你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吗？（允许）虐待你们没有啊？（没有）。责任我们负得多，教育得不够，你们写了一副对联“为革命召之即来”，有点才气。你们回去以后再恢复你们的组织，如北大“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我不知道我把毛主席的意思传达得怎么样，总之主席很关心你们。你们犯了一些错误，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在陈伯达讲话时江青同志插话说： “我们对西纠的评价，开始是有贡献的，后来犯了错误，你们不要灰溜溜的，要振作起来，有错误改了就好嘛。”“如果你们还要搞“联动”的牌子的话，我给你们交通汽车，印刷等。父母革命儿女不一定革命，父母革命儿女可以革命。因为有毛泽东思想，我相信你们能够革命。”“你们过去犯的错误应该我们负，不要搞请罪，写悔过书，主席最反对请罪，今后好好干革命就是了。”“什么手续都不要，今天晚上就出去，今天你们可以回家去。” 周总理讲话后江青说：“已发给红卫兵的文件，统统发给你们。你们不要把自己划成一个小团体，会引起误传。你们自己考虑。！” （众：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参见《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杨成武等接见被关押（扣留）140多名“联动”头头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四月廿二日晚。》） 江青对干部子弟的爱护，还表现在她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干部子弟问题： “最后，我想简单讲一点教育子女的问题。对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如果对自己的子女就宝贝得上天，对人家的子女，劳动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这是不对的。但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当然也不是将孩子怎么样，而是管起他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陈士榘同志，你那孩子管起来没有？（陈：管起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太过份了。这也就是那个“长安君”的问题。这个“重器”是什么？“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相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我们家的子女也不是那么高明的，他们虽然都到大厨房吃饭，可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总还是有社会影响的。我们要很严格地教育他们，如果抓得紧，将来他们可能会好一些。社会影响这一面，就拿我们的一个孩子来说，她在小学的时候，她说，我们有个教员讲，有一本什么“顿顿的静河”。误人子弟呵，是《静静的顿河》。我说，你是不是要看这部书啊，她说“是呀，妈妈”。我说这部书，你只能当作苏联的历史材料来看，当作苏联的战争史的材料来看。这部书可不好啦，它把一个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当做主角，这是不好的。她驳我说：“妈妈，你能这样说吗？大家都说好。”她就这样责问我，因为当时对这本书还不能够批判。我说，你不要出去说，妈妈是研究过的，是妈妈个人的意见，后来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为子女还是得从政治上、思想上服一点务。例如《红与黑》，法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这部小说抽掉了政治、经济内容，拍成了一部黄色电影。我们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来研究，对身边的青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讲。我自己的工作，每天虽然比起同志们来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还是大的，身体也不太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教育子女，但是，只要是我发现了的，我都进行了研究，并给他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学习。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驳爸爸的。有时还故意地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但是很多时间，他们不是驳斥，对父母是尊敬的。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弄得老是“是，妈妈！”“是，爸爸！”有什么好处啊，我看那不好。我觉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一点，就是对他们的爱护。”（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 从以上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江青对高干子弟是关心的，对犯了一些错误的高干子弟也是如此，不知看了此文的反江青的高干子弟们作何感想，会不会感到羞愧。 江青也是反对唯成份论的，对出身不好的不能参加红卫兵是不赞成的。如对联动七月份抛出的反动对联：（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江青同志建议将上述对联改为：（上联）父母革命儿接班；（下联）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联动不听，却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专政到底。 毛主席、江青的文革矛头是向上针对当权走资派，反对血统论。而当时高干子弟的这种血统论思想与刘邓资反路线相结合，把矛头向下针对学生、教师和黑五类。文革初使许多“黑五类”遭暗算，这是历史事实。 为联动问题，1967年1月初，江青和谭震林还有一次交锋，。谭震林他们认为公安部门抓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到处搞打砸抢的反革命组织“联动”的头头是中央文革小组让干的，江青是后台。谭震林找到江青发难，“你们不光整老干部，连他们的子女也不放过。你们还有没有人性？”江青针锋相对地指出：“你是说那些‘联动’头头高干子弟吧？他们犯的错误甚至罪行，北京的老百姓哪个不知道！并且他们出问题都是你们这些父母怂恿和支持的。” 谭震林不信，要江青拿出证据。江青拿出一份材料摆在谭震林面前：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广大群众所揭发，这时贺鹏飞、刘涛、李黎风等人多次在贺龙家开秘密会，贺龙、李井泉、孙志远等都亲自参加，并出谋划策。经常出入贺龙家的还有谭力夫、赖锐锐等。在贺龙家里，设有手摇油印机、打字机、摩托车及大批活动经费，供他们使用。就连贺龙的小汽车，一度也成了刘涛、贺鹏飞的专车。在1966年11月份，贺龙亲口对几个高干子弟说：‘你们跟着小龙没错。’对贺鹏飞说：‘刘少奇检查是被迫的，毛主席的路线是错误的。’‘谁反对刘少奇，谁就是反革命。’后来当形势对他们不利时，贺龙就对孙志远说：‘在必要的时候，要拉孩子们一把。’还对他的子女们说：‘你们现在到外边，不要随便说话，注意你们的身份，不要让别人抓住你们的小辫子。’他积极支持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炮打中央文革。臭名昭著的北航‘八一纵队’、‘霹雳兵团’、‘梅花’、‘四野’等几个反革命组织所写的‘四问、四致中央文革’等反动传单和大字报，也都出自贺家黑窝。在贺龙等人的操纵下，贺鹏飞、李明清、李黎风等混蛋疯狂到了极点，竟敢提出‘毛泽东老人家让位’。1966年12月16日，还指使‘四野’这个反动组织，广播反对中央文革的反动传单《一论向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谭震林无言以对，回去告诉陈毅、徐向前、叶剑英他们：“贺胡子做事不慎，叫武则天抓住了把柄。” （5）、江青与二月逆流 A、二月逆流产生有两大背景 二月逆流产生有两大背景，—个是军委八条命令，另—个是江青被批。 首先看军委八条命令 在全国的夺权浪潮中，毛泽东首先发现了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率先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的典型。1967年1月21日，让江青给林彪捎去一封信：“林彪同志：要派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广大群众。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左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实际上早已介入了。此事应该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两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决定还未发出，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马上召集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人商量，认为是个反击的好机会。叶剑英出谋划策争取林彪的支持，说军队被革命造反派搞乱了，到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把军队的指挥系统搞得失灵了，连大军区都受到冲击，全国乱得一塌糊涂，军队不表态不行了。林彪最顾军队的面子，我们抓住这点，搞个军委文件，向那些敢于向我们造反的实行镇压。 林彪按毛泽东指示，与军队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等老帅拟定了文件： 军委命令（军委八条）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的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作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注：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送审的中央军委命令稿共七条，经毛泽东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两次批语、修改，毛泽东特地指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以及“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20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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