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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9-21 01:47:15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古彭万俟轩 - 小 + 大
（26）两战徐洪河 1970年冬季，17岁的我第一次参加扒河（农田水利工程），从那以后，我先后参与的大型水利工程不下十次。那时候扒河全靠两个肩膀，200多斤的大筐一抬一冬天，一直干到1976年春季才结束抬大筐的历史。此后虽然还参加了几次，但已不从事体力劳动，而是作为其他身份参战的。前后参与的十多次水利工程，最难忘的是两期徐洪河大会战。 开挖徐洪河，是国家“南水北调”水利工程江苏境内的一部分，首期工程是1976年冬季开始的。那时毛主席刚逝世不久，所以这期工程带着非常浓厚的时代色彩。数十万民工从徐州所属各县浩浩荡荡开到泗洪，开展为期两个多月的大会战。在通往泗洪的公路上，各种车辆络绎不绝。车上绑着红旗，车身贴着大红标语，写着“继承毛主席遗志开展南水北调工程”、“化悲痛为力量大战徐洪河”等文字。由于各地经济条件不同，朝工地运送物资和民工的交通工具也大相径庭。条件好的用四轮或50拖拉机，条件差的用手扶，也有用马车、平板车运送的。我们大队是徐州市机械局下设的知青点，机械局领导非常热心，派来五辆大客车，把200多民工送到工地。又派来3辆解放牌大卡车，把各种物资也一次性运到泗洪县的金镇肖庄。肖庄是我们大队民工营的驻扎点，距离施工现场大约500米。整个水利工地绵延数十公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到处都是“继承毛主席遗志，化悲痛为力量，开挖徐洪河，实现南水北调”的巨幅标语。 那时候水利工地实行军事化管理。地区和县统称指挥部，公社称工程团，大队称工程营，生产队则称工程连。红旗上一律落款写上某某工程团某某工程营某某工程连等。我这次也去了泗洪，但不是以民工身份参加。因为这次外出离家远，200多名民工是一支庞大的队伍，所以公社统一布置，要求每个大队必须去一名赤脚医生。我们大队医务室只有两人，另一位还是个妇女，所以只好让我跟队。另外，公社还要求每大队要有一人负责政工宣传，大队考虑我平时喜欢写写画画的，我去工地，可以宣传医疗一肩挑，能省掉一个人。 我之所以说两期徐洪河工程令我难以忘怀，是因为首期工程有两个收获让我意想不到，第二期工程则让我伤透了心。先说说首期工程的两个意外收获。 第一个收获，我在徐洪河工地认识了两个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是八十年代后期担任中国青年报报社副社长的樊永生，另一个则是后来享誉全国文坛的著名女作家王安忆。 我们到达工地后，地县两级指挥部开会，要求负责政工的必须定时向指挥部汇报各种施工信息，每个星期至少还要向地县两级指挥部主办的《工地战报》撰写一篇稿件。也许是碰巧了，刚到工地的第一个星期，地县指挥部的《工地战报》就采用了我好几篇稿件，还刊载了我写的两首诗歌。就因为这两首诗歌，让我结识了樊永生。那天我刚进地区指挥部大门，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突然迎面走过来问：“你就是王继庭吗？”我很惊奇，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通过交谈才知道，这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叫樊永生，是地区团委筹建组的。这次来徐洪河工地，主要负责宣传报道。他说看了我的诗歌，写的还不错，就想跟我结识一下。我诚惶诚恐，一时不知说啥好。因为我知道，自己并不会写诗，只是瞎划而已。后来得知，他也很喜欢写诗，我认识他时，他已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很多作品。自从跟他熟悉后，回到徐州我还经常去地委大院找他，每次都留我吃饭。我们一边吃一边聊，谈得很开心。我们主要谈写作，他还多次帮我修改作品。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地区团委筹建组的，后来就失去了联系。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妻兄担任《农民日报》副总编，通过他才知道樊永生已经是《中国青年报》的副社长。我妻兄听说我和樊永生有交情，当即与他电话联系。没想到樊永生出差了，我们失去了再次见面的机会。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也再没见到他。 结识的另一个人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著名女作家王安忆。她是樊永生介绍我们认识的。王安忆从上海下放皖北，后来到徐州地区文工团工作。这次到徐洪河工地，是随团慰问演出的。那时的王安忆还没有什么知名度，在文学界也没有后来那么大的名气。樊永生介绍她时，悄悄告诉我：王安忆是茹志娟的女儿。我当时很兴奋，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名人之女。因为茹志鹃是全国著名女作家，她的作品我很早就读过的。王安忆回上海后，通过作品走向全国，名气比她母亲大多了。过去人家介绍王安忆，都说她是茹志鹃的女儿。现在人们介绍茹志鹃，恐怕都要说她是王安忆母亲的。后来我曾和王安忆见过几次面，但都没有深谈。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徐州日报社工作，有一次王安忆从北京回上海路过徐州，顺便下车看望自己的第二故乡。她应邀到徐州日报社做客，报社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我也参加了。座谈中我说起当年徐洪河的见面，她想了半天没有印象，我也就没有再继续攀谈。后来我的一篇作品在上海获奖，颁奖大会上再次见到了她。鉴于上次经历，我没有主动套近乎，只象征性地跟她握了一下手。 首期徐洪河的第二个收获是发表了很多作品。两个多月里，我先后在地县两级《工地战报》上发表新诗30多首，其中有好几首就是经樊永生修改后发表的。另外还有三首新诗发表在《新华日报》钟山文学副刊上。这是我首次在省级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很是兴奋了一回。 首期徐洪河会战，让我回味的东西很多。说实话，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干劲和热情非常高，那是让人终生难忘的。200多民工在徐洪河工地苦战70多天，直到大年二十八才回家。原定工期45天，最后竟拖延了将近1个月。工期拖延的主要原因是挖到4米深处遇到流沙。只要是扒过河的人都知道，水利施工最头疼的就是流沙。头天晚上刚疏浚好引水沟，第二天早晨就被流沙溢满，前功尽弃。流沙还容易引起塌方，不仅给施工带来极大难度，还容易出现事故。遇到流沙以后，各施工单位都千方百计采取措施，我们大队从后方运来600多根洋槐棒，像楔木桩一样，把洋槐棒砸进河道两侧，以固定河坡，防止塌方。 由于流沙的出现，工期大大延长。我们大队工程营原计划40天完成任务，结果干了72天。最早带工的大队副书记当年已经50岁，在工地硬是累出一场大病，最后只好中途换人接替。团支部书记杨德军是施工营副营长，也累得连饭都吃不下。最要命的是，由于工期延长，后勤供应出现了问题。此前所有物资都是一次性运送到工地的，现在蔬菜、米面即将用完，工程才进展一半。各施工单位都派人回家求援，要求加派民工，增加物资。我们大队米面还有一些，主要是副食品已用完，只剩下几百斤大白菜。扒河是很重的体力活，伙食太差不行。我曾陪着带工的副书记先后两次去泗洪县城采购，但是，由于这个很小的地方聚集数十万民工，又因为需求量太大，猪肉根本买不上。我们从县城买只回两口袋咸菜，对付了三顿早饭。其余几顿午饭和晚饭，都是煮大白菜。好在这种苦日子只过了不到三天，后方就紧急把猪肉和大米白面送了过来。 工程最紧张的时候，后方给予前方很大的支援。公社剧团和放映队多次来工地演出，各级领导也带着礼品到工地慰问。尽管工地因出现流沙而推迟工期，但大家的干劲很大，热情也很高。临近年关的时候，几乎所有施工单位都把民工分成三班，一天二十四小时，歇人不歇机（用手扶拖拉机头改制的爬坡机），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施工间隙过长给流沙带来蔓延机会，还可提高功效。各施工单位还召开诸葛亮会，研究讨论加快进度和对付流沙的办法。施工最紧张的时候，各施工单位都动员全部力量投入一线，团营的主要干部都赶到工地与民工一起干。本来我是不参加施工的，最后也上了工地，光加夜班就去了五个晚上。 这次徐洪河大战历时两个多月，徐州地区出动民工数十万。当时徐州地区共有八县、200多公社、4000多个大队，每大队平均出动150名民工，民工总数至少在60万以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数十万民工聚集在几十公里长的河道两侧数百个村庄里，两个多月里竟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刑事案件。只听说发生过盗窃案，逮住好几个小偷，但都是外地流窜作案，不是民工所为。更让现在人难以置信的是，几十万男青年在这里两个多月，竟没有发生一起强奸案或流氓骚扰案件。我觉得这主要与当时的军事化管理和教育有很大关系，各级施工单位都对民工的思想教育抓得很紧，跟部队一样，反复教育民工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民工与地方老百姓搞好关系，哪个单位出问题，由哪个单位的领导承担责任。各公社还要求民工营配备政工人员，除搞好宣传外，主要就是开展民工的思想教育。记得一次放电影，因为争位置两个施工营的民工发生争执，但争斗很快被制止。第二天，施工营主要负责人通过广播大喇叭做检讨，检讨录音在工地连续播放好几天，此后再没出现类似事件。 当然，工地上也不是风平浪静一点事没有。施工过程中因界墙而产生的矛盾和纠纷还是时有所见。但只要被上级领导发现，都会及时加以解决，以免矛盾扩大。其实，地县两级指挥部一开始就明文规定不允许单位之间留有界墙。但牵扯单位利益，界墙纠纷仍然或多或少的存在。我们公社就因界墙出现一次大事故。其中有两个大队之间历史上有矛盾，施工时互不相让，之间出现了界墙。团部领导曾出面协调，两个大队也都同意拆除，但还没等到拆就出事了。那天吃过午饭，两个民工靠在界墙向阳的一面休息。由于太阳光照射，原先冰冻的界墙开始融化，2米多高的界墙突然倒了下来，把两个人压在下面。大家干着急没办法，只好用钢丝绳捆住界墙顶端，然后开动爬坡机拉拽。没想到钢丝绳没栓牢，等到拉起1米多高时，钢丝绳突然滑脱，又重重倒下去。这一下比第一次更加致命，因为第一次是徐徐倒下的，这一次却是突然倒下来，其重量和压力可想而知。结果把界墙清理完后，其中一个早已停止了呼吸。这次事故发生后，各级施工单位亡羊补牢开展教育，此后再没出现过界墙纠纷。 当然，没有发生强奸流氓案件，并不等于没有任何男女私情事。水利工程结束后，有不少民工从驻地附近讨了老婆带回来。泗洪地区比我们这里落后一些，那里的女孩子很乐意到徐州来。当然这属于正常恋爱，别人不能干涉，也是无可指责的。 第二期徐洪河工程是1990年冬季实施的，与首期工程相隔了十四年。二期工程在我们徐州境内，距离我们村只有几十里路。当时我在镇党委办公室工作，也被抽调去工地指挥部，负责政工宣传。时过境迁，这次施工与首期大不相同了。二期施工时，农村早已实行分田单干，仅民工的抽调组建就成了大难题。人民公社时期都由大队生产队负责组织，按劳力排，排到谁谁去，任何人也不能推辞。现在不行了，地都分到户，必须按分地数量摊派民工。有的家庭棒劳力很多，但因土地少，只出一个工就可以了。有的家庭老弱妇残，劳力不足，只好花钱雇工。当地雇不上，就到外地去雇。还有的家庭跑运输搞建筑或办个体企业，也采取雇工办法。当然也有自认为身份高的人，腰包有钱又不想出力，也都采取雇工办法找替身。由于人员组织难度大，开工前一个月就召开动员会，直到开工时仍有好几个村没把民工组织好。开工后，因人员成分复杂，管理起来难度很大。当地人和外地人掺在一堆，也很容易产生矛盾和激化矛盾，打架斗殴的事层出不穷。团指挥部为此专门成立了治安保卫组，共12个人，派出所长亲自带队，还带来5个民警6个联防队员。我们指挥部一共40多人，为了解决矛盾，大家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有时指挥部全体出动，就是为了制止打架斗殴等突发事件。有一次，某村民工之间打群架，我们得知消息后迅速赶去制止，因为是晚上看不清楚，打斗双方都各持武器（铁锨铁镐等），还有的用砖头石块攻击对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一块石头正好落在我的头上，当时就昏了过去。为这，我躺在床上休养了十几天，至今也不知道谁是罪魁祸首。强奸案、调戏妇女等流氓行为更是多次发生，其中一起轮奸案，四五个民工被抓。还有一个施工营干部白天不去工地，在家里与女房东通奸，结果被女房东丈夫抓住了，险些弄出人命来。 首期徐洪河工程，我们全公社有6000多民工住在几百里外的工地上，连一个警察也没派，更没成立什么治安保卫组织。我有时想，如果把那次远征放在今天，真不知会发生什么天大的事来。现在群体事件那么多，老百姓的心都散了，真要出现群殴或打斗事件，场面失控，可是很难收场的啊！ 2014年6月30日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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