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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9-24 00:45:53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古彭万俟轩 - 小 + 大
（29）王书记下乡 1964年我11岁，那年清明节一大早，我揣着母亲给我煮的两个鸡蛋（徐州一带有清明节煮鸡蛋、插柳条的习俗），扛着铁锨，跟着爷爷去祖林上坟。 我们家的祖林坐落邻村郭楼西南角的山坡上，距离我们家只有二里路。这里埋着我的老爷爷、老太太。我二爷爷的坟在祖林南面300米处，奶奶的父亲埋在祖林东面200米处。分别给他们添好坟土后，还要赶到距离老家六里多远的王山山后，那里还有几座坟需要我们烧纸添土。爷爷说，这几座坟是他的姥爷、姥娘和舅舅的。他姥爷姓潘，但潘家的坟地为什么要我们王家来添呢？难道他们潘家没有后人吗？爷爷说，当年我们家是逃荒要饭从安徽来到苏北的。老爷爷、老太太，一根扁担两只筐，一头挑着全部家当，一头挑着爷爷兄妹几个，流落到现在我们所住的村庄。那一年闹饥荒，我们全家快要饿死了，是爷爷的老舅卖光了家里十几亩地，才使我们全家人得以活命。可是，爷爷的老舅家从此败落下来，连个媳妇都没娶起。他死后，整个家族也没有人了。爷爷说，他的舅舅是为了我们王家绝后的，咱王家不能忘了他。只要王家还有一个人，每年清明节都要过来给他烧纸，并添上几锨土。 爷爷是个懂得感恩的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去世前，自知不久于人世，便要求我们这些后人，把他老舅的坟迁到他的坟旁边，还反复嘱咐我们，记住年年清明代他添坟烧纸。也就是那一年，我们在把爷爷的老舅迁来的同时，还把二爷爷和奶奶的父亲，也一起迁到我家祖林附近，以便就近祭奠。我从七八岁起就跟着爷爷去上坟，每次上坟爷爷都给我讲过去的事情，所以有些细节至今都记得十分清楚。 那天半晌午的时候，我跟爷爷来到王山山后他老舅的坟墓旁，刚要烧纸，就看见一个戴着席荚、挎着粪箕的中年人，老远对我爷爷喊：“大叔，上坟呀！” 爷爷一看，忙说：“是王书记啊！你这是从哪里来？” 那个中年人笑着说：“我转转，看看小麦，顺便捡点粪！” 几句话以后我们就分开了。爷爷告诉我，这个和我们打招呼的人，就是公社的王书记。我很奇怪：他怎么会认识你呢？爷爷笑了，王书记来咱公社这两年，所有村子都跑遍了，有的村队都去过几十次，所以很多社员都认识他，他也认识很多社员。我说，他当书记怎么还背着粪箕捡粪呢？爷爷说，他就是这个习惯，平时肩上不离粪箕子，走哪儿捡哪儿。说到这个书记，爷爷很兴奋，他说王书记没有架子，对咱们这些老百姓，就像一家人。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公社王书记。 第二次见到他是当年九月初，我升入五年级，到公社驻地去读书。没想到开学的第一天就见到了这个王书记。学校请王书记给我们新生作报告，讲他当年打鬼子的故事。这时我才知道，原来王书记还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在那次报告中，我知道了王书记的很多故事，比如他十六岁就参加了八路军，还参加了淮海战役。淮海战役结束被留在地方，调来我们公社之前，任县委宣传部长。王书记的报告通俗易懂，他语言风趣，喜欢讲老百姓最爱听的乡土语言。我们听得津津有味，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好好读书，练好本领跟我们一块建设社会主义！”大家热血沸腾，一起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这次报告中，王书记还风趣地讲了一个笑话。他说好多男同学下地帮父母干活时，大小便喜欢朝河沟里跑，这多浪费啊！只要跟前没有人，就可以在庄稼地里解决嘛，这样做还能给庄稼增加肥料，你们说好不好呀？学生们哄堂大笑，都说好。 因为我们在学校读书，跟公社王书记接触机会不多。1965年，公社礼堂开大会，我们学校少先队也参加了。我们有机会再一次听王书记作报告。这个报告给我印象很深，因为王书记在会上曾经讲过一个笑话。他说，有些人喜欢吃辣椒，说是“窝头蘸辣椒，越吃越添膘”。还有人说，吃辣椒下饭，本来只能吃三个窝头，有辣椒的话，就能多吃一个。如果真是这样，我呼吁大家不要吃辣椒，因为吃辣椒浪费粮食啊！他的话刚说完，整个会场都是笑声。好多人都说，听王书记作报告，没有人会睡觉。他的报告生动风趣，没有官话套话，老百姓喜欢听。 因为我在学校读书，所以见到王书记的机会并不多。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却先后见过他好几次。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1967年春天那次。那时候，各地正闹派性，我们公社“八一”、“红联”两大组织相互对立，对当时的公社党委，一个保一个踢。尽管如此，公社的各项工作还是正常运转，公社领导该干什么仍然干什么，并没受多大影响，我们村与公社驻地只隔一道山梁，徒步半个小时就能翻山走过来。不知道那天王书记来我们村干什么，记得他挎着一个粪箕子，头上带着一顶半新不旧的席夹。当时学校已经停课，我也从学校回家参加劳动。其时农村正在预备春耕春种，我们队的社员都集中在村西山坡地和村东的平原地里。村东的社员把冬天挖藕时甩出来的塘泥朝山坡地里运，村西的社员把山坡地红土刨出来朝平原地里拉。庄户人都说：山土掺湖土，一亩顶二亩。这句话的意思是，将山地红土与平原沙土混合在一起，土壤肥力会大大增加，就好比给庄稼地增添了上等肥料。 王书记一下山，看见大伙正在忙碌，马上放下粪箕子，操过一把铁锨朝太平车上装土。他是道道地地的庄稼人出身，各种农活都会。而且还舍得出力，不一会就弄得满头大汗。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他这次来我们村，还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那时候，我们大队的社员，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间也形成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有的支持保派，有的同情踢派，常常在地头场边开展大辩论。持踢派观点的人，认为上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出来后，下面的各级领导也应该触及一下灵魂。从上年末开始，各地造反派就要求召开批判会，让各级主要领导在批斗大会上认真反省，并向广大工农兵做深刻检讨。现在公社一把手王书记主动上门，我们大队的踢派认为，这正是一次批判的好机会。对于这一要求，大队持保派观点的人坚决不同意，还有一些社员也不愿意。他们说，人家王书记好心帮咱们干活，还要批斗人家，实在有点不近人情。两派为此僵持不下。王书记见状，就说，可以召开批判会。这次运动是一次从上到下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我们每个人都要积极响应。我来这个公社已经好几年，肯定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欢迎大家提出来，这就好比大家给我洗洗脸，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大会就这样召开了，其实也就是一个田头批判会。与其他地方的批判会大同小异，先是从批判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开始，然后结合当地实际，向领导提意见。记得有人提出王书记反对社员吃辣椒的事，说这是对贫下中农的限制和侮辱。王书记承认自己有时候说话太随意，而且喜欢在重要的场合开玩笑，以后一定要注意。说是批判会，其实并没有剑拔弩张的气氛，反而让人们感觉很轻松。 由于我一直在大队医务室，很少有机会跟王书记见面，但还是通过不同渠道，获悉王书记的一些信息，但这只停留在道听途说的层面。直到1976年下半年，我在干赤脚医生的同时，还兼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就是这个缘故，我和王书记有了很多次见面机会。 那时候，公社经常召开各种形式的现场会，比如水稻育秧、小麦良种推广、棉花营养钵的推行等，要求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和相关人员参加。参加现场会的人，一律骑自行车。王书记骑着他的二黄加重飞鸽自行车，戴着一顶黄草帽，一直跑在最前面。他穿着不系扣的白布褂子，里面是一件印着红五星的衬衫，骑着车子跑起来，褂子飘呀飘的，后面是呼啦啦一大群大小队干部。那个阵势至今令人难忘。到了开会地方，先看现场后讨论，王书记做最后总结。因为大家都喜欢听他讲话，说听他讲话就等于是一种享受。这种现场会，我参加了好几回。 王书记1963年初从县委宣传部调到我们公社任党委书记，一直干到1977年上半年调走，在我们公社前后任职14年半。社教、文革两个重要时期，都是在我们公社度过的。 我1978年调到公社办公室，那时候王书记已经离开这里。我无缘跟王书记一起共事，无缘与他近距离接触，感到非常遗憾。此后，公社名称先后换了好几次，先是改成乡，后来改成镇，现在已经改成街道办事处了。党委书记也先后换了十多个。这些党委书记各有特点，王书记之后的几任书记，还曾骑着自行车下过村队，九十年代以后风气大变，都是书记坐着小轿车走在前面，村队干部在后面骑着车子追。后来村队干部也坐上了小车，一出门就是浩浩荡荡的车队。像王书记那种接地气的干部，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记忆，一去再也不复返了！ 2017年2月20日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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