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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9-27 00:45:18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古彭万俟轩 - 小 + 大
（32）自行车春秋 1978年，我调公社办公室工作。来到机关后的最大愿望，就是能拥有一部属于自己的自行车。 那时候，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统计，每天通过手摇电话与各大队会计联系，索要各种进度和数字。年终要搞年度报表，平时还要撰写各种总结、发言、调查报告等，就相当于办公室文书兼统计员。由于要写材料，所以经常陪书记、主任或有关领导下村队、厂矿、企业实地调查。我们这个公社当时是徐州地区人口最多的，面积也比较大，山地（所谓山地就是很小的山丘，最高的山也就海拔100多米）、平原各占一半，总面积127平方公里，人口75000人，大约12万亩耕地。平时组织各大队书记、主任检查参观，开现场会，大家都是骑自行车。公社领导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带队，后面跟着大队干部，浩浩荡荡，很有气势。如果会议规模较大，要求三级干部都参加的时候，公社就从农机站抽调两部汽车或50拖拉机，拉着机关干部。各大队也开着拖拉机，拉着大小队干部，一个点一个点的跑。但多数时间是骑自行车，特别是分片驻队或下队搞调查。有的大队距离公社驻地很远，最远的要超过三十华里，没有自行车实在不方便。 我是1972年秋天学会骑自行车的。当时公社卫生院派驻我们大队的医生叫朱宝义。这人很热情，他主动对我说，你得学骑车，不然出门太不方便了。他把自己的自行车交给我，让我放心大胆去学。刚学会时，车瘾特别大，摸到自行车就不想撒手。那天，我骑着自行车朝村外跑，没承想刚到村口，就发现一个光屁股小孩正坐在村口小桥中间。为了躲孩子，我一慌神，结果连人带车都钻进河里。好在水不深，但由于是直接扎进去，全身都湿透了。我浑身湿漉漉地爬上来，担心这样回去让人家笑话，干脆骑着自行车朝村外生产路上跑。我想通过这种办法，尽快让风吹干我的衣服。一个多小时过去，衣服干得差不多了，我才回医务室。那时正值秋末季节，一个多小时的秋风把我吹出一场重感冒，吃药打针一个多星期才好利索。 在去公社机关之前，我一直在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虽然还兼着大队团支部书记，但除了参加各种会议外，多数时间都在医务室里。即使需要出诊，也在本大队范围内，路程最远也就七八里路。那时候人们都习惯徒步，即便出诊，来回个把小时的路程根本就不算回事。当然骑车的机会还是很多的，朱宝义那部半新不旧的自行车，几乎成了医务室的公车。除了他回家时使用，大多时候都是我骑。比如去公社卫生院进药，参加防疫例会，分片检查卫生等等。 到公社机关后才发现，没有自行车实在不行。急用时想朝人家借，可人家的也不一定闲着。看到人家不太情愿的样子，自己也感到难为情。那时候，自行车供应还很紧张，都是按计划分到各基层单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紧俏商品先运到供销社，然后由公社负责财贸的副书记或副主任掌握分配。因为数量少，需要排队挂号，就是挂上号了，也要等个一年半载甚至时间更长。我这个新来的社有人员，虽然也挂了号，但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为了出行方便，我便退而求其次，决定购买一部二黄自行车先凑合着。这个想法很快就实现了。1978年底，公社组织委员老郭分到一部永久牌自行车，他原先骑的旧车便“下岗”了，通过党委秘书从中说合，我花了70元买下老郭这部旧车。 这部自行车是“德国造”，锰钢的，分量非常轻。整个自行车最多也就二三十斤，一只手就可以轻轻举起来。另外，车子还是单飞的，不仅分量轻，车速也非常快。有了这部自行车，我终于可以不再低三下四去求人，开会、下队调研都非常方便了。1979年五月份，为迎战四夏（夏收、夏种、夏分、夏管），公社干部包干驻队，我被分配到刁店。这个大队距离公社20多里路，每天早上7点钟从家里动身，只要没有特殊情况，8点前可以赶到地方。当天下午5点从大队动身回公社，不会耽误6点钟的汇报。这部自行车陪我一年多，不仅驮着我跑遍了全公社二十多个大队，还救过病人。 那是我到刁店驻队不久的一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急着赶回公社汇报。在刘庄大队村口，突然有人拦车。这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汉子，可能因为我在办公室工作、又经常下队的缘故，很多人认识我，但我却不认识他们。这个中年汉子指着一个抱小孩的妇女，着急地对我说：这小孩发高烧，医务室的赤脚医生去城里奔丧没回来，你把她带去医院吧！我一听，人命关天，不管什么事，还是救人当紧。我二话没说，立即表示同意。这部车自从到我手，今天还是第一次带人。没想到这车虽然轻便，却很扎实，抱小孩的妇女坐在后座上，竟非常稳当。我跑了10多里路，一直把她送到医院。尽管汇报迟了十分钟，但说明情况后，领导也没有批评我。没想到第三天上午，这个抱小孩的妇女和她丈夫找到公社办公室，连说要感谢我。因为医生告诉她，如果再晚一个小时，孩子恐怕就没命了。 尽管已经拥有一部自行车，但这部车太破旧。我从内心里还是希望尽快能轮到我，换一部新车。1979年年底，分管财贸的李书记告诉我，这次供销社来了一批自行车，但大部分是无锡产的长征和南京的大桥，他问我要不要？其实，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能买到一辆永久或凤凰，其他品牌，我有些不大情愿。于是我问，这次要长征或大桥，如果以后来了永久、凤凰，还有我的份吗？他说长征和大桥也是挂号的，当然算指标。我一听，当即表示这次不要，再等下次机会。 1980年夏天，这个机会终于让我等来了。我接到通知，这次一共来了三十部永久自行车，按排号顺序已经轮到我了。可是当我准备好钱的时候，情况却突然出现了变化。 原来，有个要退休的助理员，知道来了自行车，临退前提出要求，希望以照顾的名义给他儿子一辆自行车。对于这个请求，公社领导班子决定予以满足。但是，车子分配都是排号的，把谁的名额让出来呢。他们从三十个排号人员中反复筛选，最后我非常荣幸地“当选”。分管财贸的李书记找到我，让我顾全大局，还保证下一次来车，第一个就是我的。我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和资格，只好等下一次机会。 这年年底，供销社又新进一批，我终于买到一部属于自己的永久牌自行车。 我把车子推到自己的办公室，看着这部闪着光泽的自行车，心里非常激动。我当即取出几张刻钢板的蜡纸，又把早就准备好的一卷废弃电影胶片拿出来。先用蜡纸将自行车大扛仔细缠好，外面再用电影胶片包扎。这样做就是为了保护大扛不受磨损。包好后，我又用蜡纸的底层薄膜，将车身、钢圈和车链子，非常仔细地擦拭一遍。当天傍晚，我是骑着新车回家的。回到家，我又把车身、车圈新粘的泥土再次擦拭干净，才放心去干别的。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欢喜的不行。那几天我异常兴奋，骑在车子上都感觉浑身轻松。 俗话说，乐极生悲，这种高兴的心情只维持几天，就被破坏得一干二净。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心血来潮，决定骑着新车转转，其实就是想显摆显摆的意思。上午10时左右，我来到潘楼大队舅舅家。看到我的永久自行车，几个表弟羡慕得直咂嘴。他们每人都骑着车围着打麦场遛了一圈，我虽然心疼，但也只好由他们去。中午饭在舅舅家里吃，可是二表弟骑着车子一直没回来，一开始我还以为他骑车显摆炫耀去了，可是一直等到下午三点都没见到他的影。看着其他几位表弟挤眼抽鼻的奇怪表情，我突然明白了。我知道，在我离开之前，二表弟是不会回来了。果然，舅舅掏出180元钱放在我面前，他说，你在公社上班，比他们有办法，这辆自行车就让给他吧！我能说啥呢？看到这个结局，我懊丧万份：你没事瞎显摆啥哪！车子加锁，一共一百七十六块五。我收下这180元，没好气地从兜里掏出五块钱找给他们。我实在没想到，这部自行车到我手里只有四天就改换门庭，最后还“亏损”了一块多钱。 自行车被二表弟骑走后，我只好重新骑上我的那部“二黄”。我羞于向人们提起这件事，怕人家笑话。当然，不少人还是很快就知道了，便嘲笑我，看你还炫耀不？ 分管财贸的李书记对我很同情，他安慰我：我替你想着呢，只要有机会，一定再给你弄一辆。可能是因为我曾“顾全大局”，所以他还记在心里。我也知道他这么说是好心，但大家都在排队，我怎么好意思再去争人家名额呢？ 从此，我便死了心，抱定“守着二黄车、彻底闹革命”的念头，再也不想新车的事了。可是，越不刻意去想，好事却偏偏会突然降临。那天，李书记笑嘻嘻地对我说，好事来了，快准备钱吧，给你一部永久！我不敢相信自己耳朵，这怎么可能？原来，前几天我跟新来的书记下队搞调研，他发现我骑的自行车非常破旧，就询问李书记。李书记把我的情况给他讲了，新来的书记立即表态：先把我那部给他，我自己以后再说。原先，我们公社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书记新到任，都要先给他一辆自行车。新来的书记本来自己有，而且还是九成新，所以他就把他的那部让给了我。 我顿时惊喜万分，同时也从内心里感谢这个新来的书记。新车子到手，我还像上回一样，里里外外包扎一新，只是吸取了上次教训，再也不敢去亲戚家显摆了。 我把这部新车当成了宝贝，爱惜的了不得。一开始的几个月，我几乎每天都要擦拭一遍，后来嫌浪费时间，就改成两天擦一遍，一年以后，就变成一个星期擦一遍了。因为我发现，经常擦拭并不科学，本来很有光泽的，都因为擦拭太频繁而变得浑浊。另外，下队都是走土路，下雨阴天时最容易粘泥，擦拭不当，对车子损害实在太大。所以，只要不是太脏，一般都不去擦它。 其实，自行车给人们带来的方便不少，但带给人们的苦恼和麻烦也很多。 骑车人，最大的苦恼就是碰到粘湿土路。有句话：干天车驮人，雨天人驮车，就是指的这种苦恼。车子行走在粘湿的土路上，车圈与泥瓦之间很快就被粘泥塞满。一旦塞满粘泥，车子就无法再行走了。那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骑车人：他们一手推车，一手拿着树条或木棍，走一段路就要停下来清理一会，不然就无法前行。有时候路上实在太黏，骑车人只好把车子扛在肩上步行，这就是俗话说的“雨天人驮车”。这种情况很长时间才改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农村的土路逐渐被石子路、水泥路、柏油路取代，骑车的苦恼才逐渐消失。 骑车人的第二个苦恼就是碰到阴雨天。大家赶路或者上班，总要披上雨衣。但阴雨一般都与大风相伴，雨衣经常被风刮起来，穿上等于白穿，最后还是被弄得浑身湿漉漉的。最令人哭笑不得是，骑车到单位后，前面看不出什么，身后却溅满了泥点，一件衣服就这样被弄脏。有时正骑着车子前行，一辆汽车从身边的水洼经过，哗啦一下就会弄你一身。你在后面高声喊骂，司机却得意的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所以，有时上身是干的，下身却搞得全是水。有的二黄车，时间长了，毛病也出来了，不是爱掉链子，就是车子跑气。车链子掉时，双飞车子还好办，单飞的就很难处理。有的担心车子跑气或半道没气，干脆把打气筒随身携带，随时预备着。那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种“光腚车”，就是除了车把、大扛和两个轮子，其他啥都没有，链盒、泥瓦全拆掉了，那是防止爱掉链子、粘泥塞车而故意拆掉的。有时候，车子连脚踏子都没有，只有一根细细的铁棍，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光腚车”。有人说，除了铃铛不响啥都响，就是指这种老掉牙的破车。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舍不得丢弃，一直修修补补，继续让其效力。有了它，就比走路轻便快当。车子再破都比儿子强，车子可以整天驮着自己，儿子却不能。 回头再说说我的永久牌自行车。公社化时期，它陪着我跑了好几年，跑遍了全公社二十四个大队、七十六个自然村、一百六十八个生产队，跑遍了全公社六十九个山头周边的所有大路和小路，甚至跑进数万户社员的家庭小院。1984年初，我应聘到徐州日报社工作，每星期都要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往返一次，它又陪我六年多，至少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柏油路、石子路，丈量了三百多次，直到第一次离开报社为止。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骑着这辆自行车，还干了很多很多事。在我养牛、养猪、养鱼的日子里，我用它买过猪精猪种，买过防疫药物，载过猪草饲料，载过鱼种鱼苗。在我从事商业经营、企业运行的时候，它驮着我度过无数次凄风苦雨，陪着我度过了将近十个春秋。直到1998年第二次回到徐州日报社，又是它驮着我第二次进城。进入二十世纪，这部车子已经十分破旧，但我仍然舍不得丢掉它。尽管交通越来越便利，骑车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但我还是偶尔会把它推出来，骑着转几圈，找一找久违的感觉。 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乡镇机关的自行车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不仅书记、镇长换上轿车，即使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也都有了价值数十万元的坐骑。过去乡镇领导骑着自行车带队开会检查，大家感到很亲切，都有接地气的感觉。现在开着小轿车，离群众是越来越远了。不久前到某办事处（好多乡镇都改成了街道办事处）找人，发现院内院外都是车，一打听，原来是召开村组干部会议。有人说，不仅乡镇长一级干部有小车，村干部也有，有的地方连村民小组长都坐上轿子了。表面看生活水平提高了，交通工具也上了档次，可老百姓却不这么看。他们说，除了干部和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咱老百姓有几个能坐起？ 看到不少人把自行车束之高阁，有钱人换成了小轿车，上班族也换成摩托或电动车，有人便推断，自行车可能要退出市场，成为共和国的历史。我对此持不同观点，从环保和锻炼身体的角度，自行车一定还会有很大的市场和空间。我觉得，按照绿色健康环保的社会发展要求，在一定时期内，自行车还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自行车的春秋大戏还会继续上演，城市公共自行车的出现和快速发展就是一个明证。 2017年2月20日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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