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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9-30 00:12:46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古彭万俟轩 - 小 + 大
（35）家庭小饭桌 苏北地区，农户家里的饭桌俗称“案板”。案板的桌面多用杨柳木做成，下面四条腿，中间两根牚，非常扎实耐用。案板的用途很广。擀面条、包饺子用它，烙馍、蒸馒头用它，切菜、剁饺馅还用它。饭菜做好了，把案板上的东西收拾收拾，一家人围一块，这个做饭做菜的案板就变成了家庭小饭桌。另外，这个饭桌不仅做饭做菜吃饭时用，学生回家做作业时用，妯娌小姑做女红时用，红白喜事过大年写对子时用，来了客人喝酒招待还是用它。 这个扎实的案板尽管很耐用，但多数家庭使用几年后，桌面就会变得坑洼不平。比较小心的家庭主妇，案板寿命就会长一些。不会使用的，案板很快就惨不忍睹了。手巧的妇女，案板“分工”明确：剁肉、剁馅用力重，对桌面损害大，这时就用四条腿支撑的部位，烙馍、擀面条时才用中间。有些妇女不注意，不管做什么，连剁骨头都在案板中间用力砍，结果四个角还好好的，中间已经凹陷下去。最严重的，有时还会因为用力过猛而出现桌面损坏断裂等情况。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的案板要比别家大一些。因为我们家人口一直比较多，最多时达到十一口，桌子太小围不开。另外，父亲还非常好友，经常请亲戚朋友来家里吃饭喝酒，有时七八个人，围得满满的。 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母亲从来不上桌。一是人太多坐不开，二是她还有给我们盛饭的“任务”，坐在桌子跟前不方便。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几千年的封建陋习：女人不能上桌面。尽管解放以后已经没有了硬性规定，但多数人家还是传承了这个不成文的老规矩。 在我们家，父亲一直最受优待。他的伙食变化情况，可以看作是我国农村几十年家庭餐饮的发展史。我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记事，1958年以前的事情记得不是太清楚，但从1959年初春开始，记忆就特别清晰了。因为从那年春天开始，大家开始饿肚子吃不饱饭，所以有关吃的记忆就特别深刻。 父亲的伙食一直都比我们好。这其中的理由很充分，一来他是家长，是这个家庭的最高领导者；二来他是家庭顶梁柱，重活苦活都是他干，所以理应吃得好一点；三是他的“嘴缺”。什么叫“嘴缺”，这是一句苏北土话，就是不愿吃“孬”的。这个“孬”读平声，就是“不好”的意思。但这个“孬”只是相对而言。白面馒头与地瓜窝头相比，地瓜窝头是“孬”的。而地瓜面窝头与野菜树叶相比，野菜树叶就是“孬”的了；大鱼大肉与白菜罗卜相比，白菜罗卜当然是“孬”的。而白菜萝卜与少油无盐的野菜汤相比，野菜汤又是“孬”的了。说到我父亲的“嘴缺”，爷爷常说那都是他们从小给惯坏的。我父亲是独子，没有兄弟姐妹，逃荒要饭被我爷爷收留的奶奶，将近四十岁时才生下他。爷爷老年得子，就像得了一件宝贝，从小便娇生惯养。尽管家里十分贫穷，但只要有一点像样东西，都要送进他的嘴里，所以从小养成了“嘴缺”的毛病。 1959年春天，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开始。记得上一年粮食是丰收的，可不知什么原因庄稼大多没有收上来，成了丰收不丰产的特殊年份。结果第二年春天遭到了报应，食堂也开不成了，大家都为填不饱肚子发愁。很多人跑到尚未开冻的地里，刨开冻土，寻找上年掩埋在地里的红薯。多数红薯已经冻烂，但还能充饥。把它弄回家，捣碎后在锅里煮或在笼里蒸，也可以拍成厚厚的饼子放在鏊子上熥。父亲不肯吃这种东西，母亲就把家里仅有的一些面做来给他吃。当我们吃红薯叶或其他野菜掺红薯面做成的窝窝头时，他吃的是纯红薯面。当情况略有好转以后，我们能吃上纯红薯面做的窝头和“龟打”（苏北的一种普通面食，原料多为劣质的红薯面，因无法烙成烙馍，只能用手拍扁，然后在鏊子上熥熟）时，父亲吃的“龟打”就要包皮了。所谓“包皮”，就是外面用白面粉，里面裹着红薯面，然后做成“龟打”。随着生活的进一步好转，我们的伙食不断升级，父亲的伙食也在向更高层次冲刺提升。所以，当我们吃上“包皮”的“龟打”时，父亲已经吃上纯麦面的烙馍。我们能吃上烙馍了，他的烙馍已经开始用猪油熥成油馍，或用葱花、鸡蛋熥成“菜夹馍”了。 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社员都是按所得工分计算报酬的。一年中有预分、决分两次分配，分别放在夏收之后和年末两个时间。家庭劳力多的农户工分挣得多，年终分配时钱就分的多。劳力少小孩多的农户工分少，分的钱也少，而且还有一些户要透支。所谓“透支”，就是所分的粮食、物品，折成钱后已经大过工分收入。一般来说，透支户都是困难户，不要当年缴纳透支钱，而是挂在会计账上，等来年分配再结算。有的户一直透支多年，直到孩子大了，工分挣得多了，才慢慢把欠款（透支钱）还清。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孩子多的困难户，往往会无形中占到不少便宜。粮食分配原则按“劳三人七”，劳力占三成，人口占七成。所以人口多的家庭分的粮食就相应多一些。而且按人口分配时，大人小孩的标准是一样的。小孩多的家庭，口粮每年都会有结余。而劳力多的农户，反而口粮显得很紧张。结余的粮食可以拿到集市上换些钱，或者用粮食兑换一些家庭必需品。所谓“便宜”之说，就是因为分配的口粮价格很低，与市场相比差不多悬殊一半。所以透支的困难户，实际上变相占了便宜。 按理说，我们家小孩也不少，与其他社员农户相比，生活水平至少不会太差。但事实不是这样，我们家的口粮每年都不够吃。这原因就出在父亲身上。 一是父亲宴请好友的消费太多。我印象中，我们家三天两头有人来，一来就是好几个。来人吃饭是非常破费的事，不仅需要花钱买酒买菜，主食还不能吃杂粮，至少要吃白面烙馍。那些年，我们家的大米白面几乎都进他们肚子里去了。1970年以前，我们这里还没开始大规模旱改水，水稻面积占的比例不高，所以在分配的口粮中，小麦只占三分之一，其余都是高粱、玉米和红薯。麦面不够吃，只能变卖杂粮兑换。杂粮换细粮，有时要二三斤才能换一斤，所以我们家也会出现口粮紧缺的情况。为了节省和顾全脸面，母亲曾想出很多办法。每次烙馍都按客人多少计算出需要的数量，绝不做得太多。我们吃的杂面“龟打”则放在烙馍下面充数，这样就会显得烙馍数量很多。每当来了客人，我们必须等到他们酒足饭饱离开后才能吃饭。因为我们不能吃数量有限的烙馍，只能吃杂面龟打，而龟打都在下面，一拿就露馅了。另外就是做菜时也很有讲究，客人酒足饭饱离开，母亲要把剩菜里面的肉拣出来，以备下次来人再用。直到把肉拣出后，馋涎欲滴的我们才能一窝蜂冲上去，抢吃那些残羹剩菜。有时候会很幸运，因为烙馍还剩几张，我们兄妹就能在吃杂面“龟打”的同时，还能吃上一张白面烙馍。我记忆中，那些残羹剩菜剩汤，尽管有价值的东西已被母亲拣走，仍然很香很好吃。母亲看着我们你争我抢、狼吞虎咽的馋样子，心里肯定不好受。 第二个原因是父亲交友送人的数量太大。我父亲非常喜欢交友，而且出手特别大方。当别人需要而家里没有时，他也会千方百计花钱买或用粮食换。我母亲一直说他“打肿脸充胖子”。最让我母亲生气的是，他还非常武断，不管送人什么东西，从来都不跟我母亲商量，都是先斩后奏。那些年，我们家几乎所有的好东西都被他拿来送人了。生产队分的花生、棉花、大豆等，一样都搁不住。我记得公社食品站站长老齐就和他是好朋友，两人经常在一起喝酒。因为他们有交情，所以很多农户过年过节或遇到红白喜事时，都喜欢托我父亲帮他们买猪头下水。老齐跟我父亲的关系确实很好，我父亲的出手大方，也让老齐很钦佩。那一年，父亲把家里分的20多斤籽棉，拿到轧花厂脱籽后，六七斤皮棉全都送给了老齐。母亲知道后很生气，父亲解释说，老齐家在山东，媳妇在家种地，一个人晚上睡觉太冷，送他几斤棉花添个棉被不行吗？七十年代中期，老齐突发脑溢血在单位病故，我父亲忙里忙外好几天，还随着灵柩把他送回老家。还有一次，在母亲不知道的情况下，他擅自把家里仅有的几十斤黄豆送给火车站的一位朋友，同时还给这个朋友带去一口袋白面。快过年时，几户邻居合伙做豆腐，每家都要按比例拿出二十斤黄豆来，我们家没有，只好用小麦跟人家换。父亲把黄豆送了人，自己却忘记了，还埋怨母亲不会过日子，连几十斤黄豆都搁不住。母亲为此气得跟他大吵一架。 上述两个原因，造成我们家口粮短缺，也连累得我们跟着吃苦。这种状况直到1970年以后才开始慢慢好转。因为那时候我们这里开始大规模旱改水，水稻面积大幅度增加，除少部分经济作物，如棉花、花生、大豆、苜蓿、薄荷等，大部分耕地都是小麦、水稻轮作，只有靠山坡的一些零星土地，还种着红芋、玉米等作物，大米白面已经不紧缺了，我们的伙食才开始慢慢好起来，白米饭和白面烙馍也逐渐成为我们家饭桌上主食。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农户家庭大多都有了八仙桌，有的家庭还添置了餐桌和茶几，切菜做饭都有了专用的菜板和面板，那种粗糙的案板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在农户家庭逐渐消失。但是，我在这个被称作案板的家庭小饭桌旁，至少坐了三十年，所以对案板有着特别深的感情。 2017年2月20日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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