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顾》中的若干“硬伤”（6-5）

时间：2018-09-30 00:19:32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双石 - 小 + 大

十二、所谓“七变”之说

《历中的回顾》在谈到西路军失败的教训时讲到：“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第一点就是任务问题。“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并由此指出中央及军委对西路军的任务有“七变”之说。结论就是“西路军的任务飘忽、多变，虽与风云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但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151）
第一，关于“一变”——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问题
《历中的回顾》称：“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
自四方面军甘南时期意在西进甘北，后又折回北上会师。其后，张国焘及四方面军数次表露出西出甘北的意图。10月10日，一、四方面会宁会师当天，朱、张、徐、陈就向中央提出西进甘北的设想；10月11日，中央及军委下达《十月份作战纲领》，明确宁夏战役作战方针，张国焘及四方面军仍一心渡河西进，从渡河时间、渡河地点、渡河力量、渡河后的发展方向，没有一处是按宁夏战役计划执行，渡河本身就违背军委意图。尤其是四方面军九军渡河后的兵力部署是向西发展而非北进宁夏。10月25日四方面军在三十军渡河成功后的报捷电和朱德、张国焘及伪造彭德怀署名下达的《甘北、宁夏作战命令》，清楚的反映出四方面军西进的意图和军委毛泽东“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的判断。张国焘及四方面军从一开始就没有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之意，自始至终也没有见到四方面军北进宁夏的作战计划。
陈昌浩在《报告》中写道：“总而言之，表面上是照着宁夏战役计划去做罢了；究竟怎样具体去做呢？没有讨论，实际上是不想去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52）
第二，关于“二变”——放弃宁夏战役计划独立西进问题
《回顾》作者在《历史的回顾》中称：“继而放弃这一计划，独立西进，准备打通新疆。”
放弃宁夏战役计划，主要是张国焘及四方面军在阻击作战时不执行军委“击破南敌、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放弃西兰大道、弃守会宁、放弃郭城驿反击计划，一心渡河之故。四方面军在10月27日提出全军渡河，在部队未能全渡的情况下，张国焘指挥河东部队撤出预定战场，导致可能扭转河东战场的“海打战役”夭折，宁夏战役被迫中止，直至放弃。而独立西进则完全是张国焘和四方面军所为，在中央提出《新计划》之前，张国焘在11月2日为四方面军设置出宁夏“三条件”；11月3日，四方面军提出“三选一”作战方案，四方面军提出“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11月4日，要求四军、三十一军渡河西进；11月5日，张国焘背着军委，下令四方面军“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11月6日，四方面军根据张国焘命令，向军委提出《平大古浪作战计划》；11月7日，四方面军提出建立新的党组织和指挥机构；11月8日，军委据四方面军的决心，同意“徐陈向凉州行”，并在战略《新计划》中提出西路军的任务进行酝酿；11月9日，张国焘批准四方面军的计划，指示其“以迅速执行为好”，四方面军当日西进。11月11日，当军委征询其东返西进意见时，西路军12日回复：“我们可以单独行动”。“独立西进”是张国焘及四方面军自己的决定，中央据此将其西进计划纳入战略《新计划》之中。
放弃宁夏战役计划的原因，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指出是张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所致，四方面军“独立西进”是张国焘命令所为，军委只能按其决心和行动“同意向凉州进”。
第三，关于“三变”——建立根据地问题
《回顾》称：“再又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
建立甘北根据地是张国焘及四方面军多次反复提议和主张。10月25日，三十军渡河成功，四方面军就迫不及待的表露出“我军渡过黄河将大大扩大红军，开展陕甘宁苏区根据地，把抗日后方放在更广大更巩固的基础上。”“目前部队正在夺取甘北、宁夏”；中央此时有进军甘北的计划吗？当日，张国焘更是伪造彭德怀的署名，下达《甘北、宁夏作战命令》，提出“扩大甘北活动地区”，这还是中央宁夏战役作战方针吗？11月5日，张国焘向四方面军下达“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站稳脚跟”。中央命名西路军当日，征询其东返西进意见，四方面军11月12日根据张国焘西进意图复电：“依据现在敌我力量估计，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现决在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11月17日，当西路军弃凉不取决心继续西进时，由于援助不知何时能来，军委根据西路军的西进计划，指示其在永凉一带建立根据地，以保持向东回旋余地。
军委指示其建立根据地与西路军根据张国焘西进避战的思路不合，张国焘命令西路军向西就是战略指导正确，军委不同意西路军继续西进就是战略指导的失误？
第四，关于“四变”——西安事变后忽东忽西的问题
《回顾》作者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
西安事变刚刚发生之时，鉴于西安事变的历史机遇，军委主席团于12月15日向西路军下达“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并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的行动指示，西路军并未回复军委这一指示；由于西路军此前多次要求西进，军委主席团于12月18日明确：“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西安事变后情况变化急剧，12月20日，周恩来向中央报告东北军的要求，提出西路军一部“逼近兰州”； 12月22日周恩来再电，询问西路军“能否到达凉州以东”。12月22日，西路军向军委报告“决渐西移”。 12月23日，毛泽东在回复周恩来“准备调四方面军向兰州、平凉、由兰州补充其被服弹药”的同时，西路军向军委提出：“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 12月24日，毛泽东一方面回复周恩来徐、陈所述东进兰州的困难，另一方面向西路军提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并指示西路军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 12月25日，西路军万万火急电，提出有条件东返。同日，鉴于西安事变的形势变化和西路军的意见，周恩来向中央提出：“四方面军主力既不便东下，仍以留在原地并打通安西为妥。”12月27日，军委根据西路军的要求和周恩来的意见，指示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
中央第二次指示西路军东返被西路军拒绝了，丧失了极好的一次机遇。“忽东忽西”的原因是西路军不接受军委东返的意见，当时如能向西进一样无条件的当天接令即向东行，也就没有所谓“忽东忽西”之说。
第五，关于“五变”——临高地区再建根据地的问题
《回顾》作者称：“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
西路军12月27日第三次西进，1月2日先头五军进至临泽、高台，本部及主力进至甘州以南地区时，西路军提出在高抚地区休整。“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这个计划和安排是西路军预先确定的。12月22日，西路军就向军委提出“决逐渐西移”，“拟于明年一月中，九（军）、三十军抢占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西路军1月4日电将停下来休整的理由讲的更为充分：“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军委1月5日根据西路军的提议指示“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1月6日，西路军致军委主席团，指责“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1月7日，军委指出：“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1月8日，西路军再次向军委提出三十一军、四军归建，“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任务。”当日，军委主席团针对西路军的指责，提出：“你们应从依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因为消灭敌人创造根据地，正是接通远方，建立抗日后方的实际行动。”这一历史事实，就是《回顾》作者所讲：“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军委当年已经把令其“暂时勿再西进”的根据和原因讲的很明白，把三十军、四军不可能策应的原因也讲的很明白，把建立根据与消灭敌人以及打通远方的关系讲的更明白，但不为西路军所接受。
第六，关于“六变”——策应河东改为东返的问题
《回顾》作者称：“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
西路军第三次西进至临、高地区后，自信心已极度丧失，西进不能，就地不可，已经表露出没有外力援助，“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出于对西路军安危考虑，基于全局形势，军委第三次提出东返问题。1月16日，军委电告西路军：“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应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西路军根本就没有回复军委东返的意见。1月20日，五军在高台遭到严重失败后，临泽也陷入重围之中，西路军看到西进的道路已经被阻断，有可能被敌各自击破。1月21日，西路军报告军委：“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一小时后，军委毛泽东将西路军东返的消息告在西安的周恩来，“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仅仅三天时间，当西路军集中在甘州以南龙渠一带时，西路军东返的决心又发生了变化，报告军委：“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同日，军委回复：“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针对西路军东进决心的动摇，1月25日，军委再电西路军：“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但西路军已经下决心不走了，1月27日，西路军以“马上东进不易”为由，提出“可否即在现地区争取时间，东进外（援）不可靠，可否再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西安事变发生后，军委就指示西路军：“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但西路军丝毫没有东返之意，部署也没有做出任何调整和改变。
军委东返的意图不仅仅是西路军策应河东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西路军的生存和发展，向东更为有利。但西路军不仅不愿东返，而且认为向东外力援助不可靠，意图在现地等待新疆方面的援助和四军、三十一军归建。西路军生存最后的机会和希望丧失了。
第七，关于“七变”——倪家营子坚守待援的问题
《回顾》作者称：“再又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
坚守倪家营子是西路军1月27日龙渠会议的决定，由于坚守困难又无援兵，西路军多次提出四军、三十一军归建。2月7日，西路军在西进、东返、南上三个方案中，选择并提出南上西宁、大通。对于东返，此电清楚的表明，“目前在（东进凡）取敌有利条件下，目前较易做到，如延拦根本大计，反长二马之力，尔后击之更加不易。”东返与西路军的“根本大计”意愿不符，其南进青海意图遭到军委的批评，被《回顾》作者称之为：“放弃东进计划”。自2月21起，军委毛泽东就开始考虑派兵援助西路军的问题，告周恩来：“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坚守月余，既不能破敌击敌而被敌击，又不愿东返，南上更是绝路，2月21日决定突围，向西北方向进至威狄堡，当晚即返回倪家营子。2月24日，西路军向军委报告：“我们二十一晚移威敌堡，敌于天明即接近，因地形堡寨太多，敌易封锁，又于当晚仍回集倪家营。”《回顾》作者为此与陈昌浩发生争吵。鉴于西路军守不得、走不得的形势，2月26日，军委主席团提出“固守五十天。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同时，军委下令组建援西军，“立即准备完毕。”固守倪家营子是西路军自己的决定，坚守倪家营子更是西路军固守待援的意图，在西路军陷入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军委抽调河东部队半数以上组成援西军，西路军东返不能，西进不可，不固守待援西路军还能怎么办，军委命西路军固守待援也成为罪过，成为军委命令“多变”的罪状。
陈昌浩在《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指出：“高台以后之持久防御是实迫此处，而高台以前之单纯防御确是自取其祸。”（153）
上述情况，事都有，但“任务飘忽、多变”的根本原因不在军委，而在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及西路军。军委多因四方面军及西路军之变而变，“任务飘忽、多变”的责任完全在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及西路军，现在则成中央及军委战略指导的失误。
《历中的回顾》刻意回避了张国焘对四方面军及西路军的战略指导及影响问题，指出任务“七变”之说，更是颠覆了事实真相，颠倒了是非曲直，混淆了因果关系，其观点和结论都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十三、记述含糊不清

《历中的回顾》有两处记述其意含糊不清。
⒈关于接应五军事
《历中的回顾》在叙述五军高台作战之后，接着记述：“我们获悉五军危急的情报后，立即派出骑兵师前往接应，但途中与敌遭遇，激战中大部损失，师长董彦俊、政委秦贤道均壮烈牺牲。”（154）
这段记述，给读者的直观感受是，高台五军遭到攻击，西路军指挥部接到情报之后，立即派出部队前去接应。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西路军进驻高台、抚彝、沙河、倪家营子地区后，五军分驻两地。董振堂军长带两团、骑团等约三千余人守高台；黄超政委带两团和后方人员（非战人员）约两千余人驻守抚彝附近的唐家湾，总供给部驻抚彝城。马敌先后攻击高台、抚彝。二十日高台城破，抚彝危急。十九日，西路军派出接应部队，这支部队接应五军没有错，但是接应那里的五军，是高台的五军，还是抚彝（临泽）的五军，回忆录记述的含糊不清。
马敌攻击高台、抚彝时，马朴、马彪所部为一路攻高台，马元海率马禄、刘呈德部、马步銮部为一路攻抚彝。阻援部队的主力是马元海所部马步銮团。
我骑兵师的接应路线是由沙河向抚彝方向，主要接应位于抚彝的总供给部及五军。
马元海于一月十九日向马步芳详细报告了关于沙河阻击我军增援作战的经过。今日晨五时，由沙河来匪，向我鲁尔一团驻地攻扑；同时，马禄传令兵报告，又来匪骑师，亦向鲁沙一团夹攻。职即亲率步銮团骑兵五百往援，约八时已到阵地，与匪接触肉搏。至下午二时，我大获全胜，杀伪骑师叶师长一名（应为董师长），将首级带回作证，戮伪团长两名，毙匪一百余人，烧死匪一百人，毙匪马二百匹，俘匪一百一十余名，获马一百数十匹，获枪约在一百数十支。当收匪堡之际，忽由沙河又来匪援二千余人，向我方从四面猛扑，我沉着应战，相持半时许，我军子弹用完，职命旋击旋退，遂即收队。计我方伤亡官兵不上五十余名，所有所获枪支，并伤亡官兵详数，调查确后，再电续陈。（155）
西路军先派出一支力量极为薄弱的骑兵部队增援接应，结果骑兵师被马家军击败，大部牺牲；后又派出约两个团增援骑兵师，但为时已晚。骑兵师援助的目标、方向并非高台，而是抚彝（临泽）。《历中的回顾》“接应五军”，其意含糊不清。
⒉关于引用毛泽东建立根据地指导事
《历中的回顾》记述：“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也是不切实际的。”“创建革命根据地，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前提是消灭敌人，否则，便谈不上发动群众。毛主席说过：‘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毛泽东军事文选》第八十五页）对西路军的要求有悖于此，伏还没有打胜，就令一屁股蹲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行得通吗？”（156）
《历中的回顾》引用毛主席这一段话的记述以及结论，有点莫名其妙。
《回顾》作者引述毛泽东关于“创造根据地与集中打仗”的观点，试图说明毛泽违背自己提出的指导原则。毛泽东这一指导原则的提出，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针对八路军开展“独立自主地山地游击战”战略背景下提出的，这一方针与西路军时的战争背景、战略环境和战略方针根本不是一回事，不可同日而语。用抗日战争时期对八路军的战略指导和作战原则转嫁到对西路军的战略指导和作战原则，以此论证毛泽东对西路军“战略指导失误”。这是关公战秦琼的把戏，是典型的移花接木之术。如果引用，也应该是毛主席“后说”，而不是“说过”。
《回顾》作者用片面对立的观点和狭隘的理解，把中央及军委提出建立根据与集中兵力两者对立起来，而没有用对立统一的思想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建立根据地与集中兵力不是相互对立，互不兼容，在指导上“两者不能并举”，但并不是只能干一件事。建立根据与集中兵力两者是对立的统一关系，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是建立根据地的前提和根本，而建立根据地又是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基础和条件。其一，在同一个时间段，同时存在各种情况和各种工作，但只有一个是主要的和主要的方面；其二，任何情况下，指挥员都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事物的关键，推动其它工作的展开；其三，毛泽东讲是正确认识事物的特点和规律，“两者不能并举”，即不能等同对待，而是有主有次，有轻有重，有缓有急。
《回顾》作者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话，恰恰说明《回顾》作者当年坚持西进的思想基础——即片面、狭隘的理解中央及军委意图，不仅放弃张国焘和徐、陈多次向中央提出到甘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既不想建立根据地创造有利战机，也不想集中兵力打即歼灭敌人，而是一门心思只想“走”。恰恰说明《回顾》作者撰写回忆录时思想认识上仍然没有什么进步，从而曲解毛泽东这段话的原意。用毛泽东的观点证明毛泽东对西路军“战略指导失误”，无疑最具有说服力，但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其思想认识是多么的偏颇和狭隘，这个论点根本上是不成立的。
十四、思想观点有错

《历中的回顾》有一句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即“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157）可以说，这是《回顾》作者历史回顾的思想根源和重述历史的理论基础。《回顾》作者把西路军失败归结于党内斗争。即如此，党内斗争就没有是非曲直？党内斗争就没有正确错误？党内斗争就可以根据形势变化随意改变？党内斗争做为个人就可以颠覆党中央的决议？
“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的思想认识是错误的。研究西路军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绝不可以随意的裁剪和编造历史，更不能根据形势变化改编历史。
“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的思想认识是错误的。当年党内、军内对四方面军某些领导有较为强烈的反映，中央特意作出指示给予澄清，并作出了客观公正的结论。1942年7月2日《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之指示》指出：“原四方面军干部，在国焘路线统治时期，是服从与执行了国焘路线，但必须区别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与积极帮手之间的分别，只有几个人，对国焘路线的发展是起了积极帮手的作用，压倒的大多数，由于文化政治水平关系，由于国焘的愚民政策和压迫威胁政策，由于军队的集中原则等等原因，因而服从和执行了国焘路线。抗战五年来的实践，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了一九三七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所指起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内，他们在国焘路线时期，并未起过此种作用。（158）但是，当时中央似乎太乐观了，高估了个别人的党性和觉悟。几十年之后，按照历中的回顾中的说法：“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的认识和观点，一些人在推翻和颠覆西路军历史的同时，也颠覆了中央对四方面军一些人的历史结论和评价。
“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的思想认识是错误的。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思想认识的真实写照，西路军历史成为现今颠覆中央决议的“起诉书”、“控诉状”。
西路军问题的回顾与研究，只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是立论之本。
西路军问题的争议，不再是简单的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学术争论，而是对党正确路线的否定，对中央关于张国焘路线及西路军失败结论决议的否定，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品格的否定，也是对《回顾》作者等老一辈革命元勋历史功绩的否定。这是一个时期以来，党内思想混乱，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的真实写照。《回顾》作者在《历史的回顾》中清楚的表明：“西路军的失败，虽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时期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但由于党的全局路线是正确的，因而终于冲破重重困难，赢来了全民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崭新局面。”（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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