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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10 00:42:04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古彭万俟轩 - 小 + 大
（45）文凭的故事 我出生于1953年6月4日，身份证和户口本上却是1958年10月4日。我只上到高小毕业，而各种履历表上却填着“大专”学历。我身份证上的年龄和履历表上的文凭全是假的。但这不责任不在我，年龄和文凭的造假，都是他人所为。 1966年9月初，13岁的我从高小升入初中。此时，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高潮。不久学校就处于停课状态，老师和学生们都忙着组织大串联。12月初，我随七个初二学生从家乡火车站出发，先后来到南京、镇江、扬州、常州、无锡、苏州、上海等地。春节前后，上级下发通知，要求停止串连，所有师生立即返校就地闹革命，大家便陆续从各地回来。此时，学校已经停课，书不能再读了，我的学历也就从此终止。由于中学一直没有发给我毕业证，文凭便始终停留在高小六年级的位置上。 小时候，几乎所有教我的老师都夸我学习成绩好，将来一定能考上大学。但是，没想到我只读到高小毕业就回家了，从此与土地、锄头打交道。尽管如此，我做梦都想上学，都想继续去读书。1969年底，学校复课，原先在公社驻地办的初级中学改成了两年制的高中班，初中则一律下放到各大队，与初小或完小合并一块，名曰“戴帽中学”。如果按学习成绩，我是最有希望进高中的，可是，那时候上学已时兴推荐，因为我外祖母、大姨、二姨都是富农和地主成分，“社会关系”复杂，因而被拒之门外。好在这一年年底，我作为大队统筹工进了大队卫生室，成为令人尊敬的“看病先生”，这才暂时平衡没能上学的失落心情。 但此后的多年里，每当看到与我同龄的年轻人初中毕业、高中毕业，甚至上了工农兵大学，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我常常想，如果能给我一个上学读书的机会，那该多好啊！这个机会终于被我等来了。 1977年下半年，全国统一恢复高考。听参加高考的人回来讲述试题内容，我觉得并不难，自己完全可以去试试。尽管我只有高小毕业，但喜欢读书，除了数学，政文史地等学科自觉可以对付，于是就报了1978年的文科考试。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着手准备，看了许多参考资料。只有数学看不进去，也看不懂。考场设在临近的棠张公社，进了考场，政文史地四门考试都比较顺利。考数学时，我自知考也白考，所以连考场都没进。这一年，我的考试分数是328分，超过录取分数线8分。 大约是7月下旬，公社通知我到徐州地区招生办公室去一趟。那时候，徐州地区招生办公室设在地区一招，也就是后来的宏达宾馆。徐州地区招生办负责人叫王璞，八十年代后期曾一度担任徐州市教育局局长、党委书记。我并不认识他，见面后他自我介绍，说他曾在我们公社当过副乡长。当问到我家情况时，他说不光知道我父亲名字，还认识我爷爷。最后他告诉我，看了考试资料后，发现我的分数很奇怪：政文史地分数很高，数学却是零分。我告诉他自己只是高小毕业，考数学时根本没进考场。当他听说我很喜欢文学，还发表不少作品时，就说，如果按照现有分数，虽然可以录取，但只能去一般学校。若根据个人特长推荐的话，就可以去好一点的大学。他让我回去准备一些推荐材料，再让大队、公社、县教育局盖个公章送过来，其他工作由他来做。 我很高兴，当即回家准备。我先搞了一份作品剪贴，又写了一份自我推荐材料。大队和公社的公章盖得很顺利，只是到县教育局时卡了壳。当时的铜山县教育局副局长是位女同志，姓张。她看了我的推荐证明和材料说，局长外出搞观摩教学去了，盖公章要等他回来才能决定。张局长让我回家耐心等候，一有消息就通知我。 我满怀希望回到家，结果一直等到快开学才接到王璞的通知。当我赶到地区一招时，他踌躇好半天才说：情况有变化，有关部门不认可这种推荐，现在招生工作已经结束，只能等下一年了。他还鼓励我说，你有这么好的文科基础，下年再“冲”一次吧！其实他这是宽我的心，因为我的年龄1978年25周岁，下一年就超龄了。关于这件事情的真实内幕，我到1982年秋天才略知一二。那年春天，我所在公社驻地供销社有一位叫韩建华的女职工，老家住河北张家口，她本来是张家口纺织厂的工人，在开展拥军活动中，结识了骑马训练摔伤导致双目失明的解放军战士马广山。她多次去医院看望，对马广山由同情发展到爱情，决心照顾他一辈子。后来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在马广山退役回家后，毅然从几千里外的张家口跑出来，追到马广山的家，并与马广山结成了连理。我根据韩建华的事迹写成一篇4000多字的通讯，结果这篇通讯很快就在《新华日报》发表了。随后，韩建华的拥军事迹传遍祖国大地，传遍大江南北。当年，她被评为国家级拥军模范，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拥军模范先进代表大会。后来县广播站的一位编辑根据我写的通讯再次深入采访，写出长篇报告文学，在新闻节目中连播。诗人、剧作家阎志民、王军、马家科、桑先伦等，又将韩建华的事迹改编成大型剧本《塞上芳草》，据说后来还拍了电视剧。我的那篇通讯，最初是公社民政助理为了向县民政局报材料让我撰写的，结果受到上级重视，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故事。县民政局知道是我写的这篇文章后，就通过公社民政助理把我请过去，帮他们采写柳新公社一位复员军人带领社员勤劳致富的事迹。没想到民政局的这位主要领导正是几年前的教育局张副局长。她见到我时突然一愣，立即想起四年前的那件往事。晚上开车送我回家的路上，她悄悄告诉我，当年我的推荐材料被送到地区招生办公室，但情况发生了变化。说到这里，她欲言又止，没有再继续说下去。最后轻轻叹了一口气说，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真可惜你了！联想到当年王璞的难言之隐，加上她今天的欲言又止，这些都似乎告诉我，中间一定有什么我所不知道的东西。但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年，我实在没有时间和兴趣去追究这中间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我的大学梦也就从此夭折。 1978年秋末，我被抽调到公社办公室负责统计和宣传，调出时非常顺利，没有因为文凭太低受到影响。但1982年的一件事却刺激了我。那时候，我还兼着公社团委宣传委员，和团委书记小李关系不错。有一次他悄悄告诉我，他可能要调走，县团委让他推荐几个候补人选，我不仅被推荐，还排在第一位。但在审查时，因为我只有高小文凭被刷了下来。小李说，今后用人会越来越重视文凭，你得想办法弄个文凭才行。他的话对我震动很大，当时正好开办农业广播大学，我便买了一套课本跟着学习。但不久就因一篇小说获奖，我被《徐州日报》聘走。忙碌的编采工作，让我再也顾不上别的，广播大学一事只能半途而废。 随后的几年，我才渐渐发现，文凭越来越重要了。大约是1987年前后，省新闻主管部门提出要求，报社的编辑记者，必须具备高中以上文凭。如果没有文凭，业务能力再强，也不允许从事编采业务。1987年，报社新招进20多位编采人员，除政治方面的要求，文凭是主要考察条件。这也是我第一次离开报社的原因之一。 1988年，我回到镇政府，党委给了我好几次机会，都因文凭太低而搁浅。党委本来想让我担任广播站长，结果因文凭一事上面不批。后来又想让我当党校副校长，也是因为文凭没有批下来。还有一次，乡镇一级要增设一名房管员编制，党委想让我参加考试，结果名单报上去，仍然因为文凭太低被刷了下来。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必须正视文凭这个问题。 1989年，我到北京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学习，学院为了给大家弄个文凭，抽出两个多月时间给大家复习，于四月份全员参加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成人教育考试。考试结束后，校方通知我，缴纳学费3000元，在北京师范大学脱产学习三年，毕业后发给大专文凭。我当时在乡镇工作，每月工资70多元，这3000元学费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另外，脱产三年，没有任何收入，再加上三年在北京的吃住等开销，已经成家立业、还有老婆孩子需要养活的我，无论如何都难以承受。文凭虽然很诱人，我却只能望而却步。 1991年，我报了南京大学社会科学系的自学考试。记得一共14门课程，每年考三到五门。我那时候正在镇里负责办公室、信访、人大等方面的工作，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大约用了两年时间，先后考过去八门。正当大学文凭向我招手的时候，我的工作突然发生变动，紧接着父亲又患重病，我只好辞职回家去尽孝心。大学文凭再次与我擦肩而过。 这其中还发生了一件事。1993年，县文化局要招收文化干部，明文规定，参考人员年龄必须在35周岁以下，文凭必须是高中以上。党委为了给我这次机会，四套班子开会研究，让派出所长（兼副镇长）为我改年龄，宣传委员负责给我搞一个高中毕业证。改年龄非常简单，那时候户籍还没有上网，从户籍档案中把我的那一张抽出来，换一张新的，再办一个新的户口本就行了。1953年6月4日出生改成1958年10月4日出生，我一下子就年轻了五岁多。直到今天，我身份证、户口本上的年龄都是改过的。但因为全国联网，即使再想改回来都不可能了。关于办高中毕业证的事出了点麻烦。因为补办新的毕业证，一眼就能看出是假的。而按照我新改的年龄推算，高中毕业时间应该在文革中后期，至少应该在1976年以前。宣传委员费了好大劲也没办成，因为找不到当时的毕业证。另外，那时候还没有“办假证”这一行业出现，所以把个宣传委员急得直搓手。正在这时，情况有了转机。我那时还负责人大办公室工作，有一天谈起这事，县人大代表、中学校长马志贵突然说，他家里就有文革期间的空白毕业证。原来，文革期间，他就负责发证。那时候的毕业证都是提前盖好校长私章，然后再交给办公室，贴照片，填姓名年龄，最后再加盖公章统一发放。马志贵说，咱们中学名称几十年没变，填好名字、贴上照片，加盖钢印就行了。我一听喜出望外，连忙千恩万谢请他帮忙。他让我找一张1976年以前的照片，我手头恰好就有。结果第二天就给我办好了。这张毕业证是1976年的，上面还印着毛主席语录，学校钢印、校长私章一应俱全，还用钢笔填写着“某年某月毕业于我校高中部”等字样，绝对是一张能经起检验的、非常逼真的高中毕业证。 没想到事情后来发生变化，新改的年龄和毕业证都没有用上，真是可惜了党委和这么多人的一番好意和苦心。 1998年，我再次回到原来的报社，从事老本行做编采工作。刚开始还很顺利，问题出在后来新创办的《都市晨报》上。创刊后，省新闻出版部门要求把编采人员名单报上去，根据审查结果发放记者证。编采人员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文凭必须在大专以上。报社领导对我的处境很为难，就商量着让我弄一个假文凭，并让一个领导帮我去办。那时候，办假证已成为很热门的行业，大街小巷，到处贴着“办证”的野广告。这个领导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说按照“办证”野广告提供的电话打过去试试。结果一打就通了。对方约定见面地点，见面后我把要求提出来，对方说需要先交押金，以防他们做好了我不要。我见他说的有道理，就按他的要求缴纳了200元押金。可是，到了约定的交货时间，对方电话却“停机”了，白白让人家骗去了200元。我气得连说不要什么狗屁文凭了，不发记者证就干脆回家。报社领导为了挽留我，把另一位记者的大学本科毕业证复印一份，在姓名处贴上我的名字，然后再复印一遍。当时省新闻出版部门要的都是复印件，所以他们在审查时也没发现其中有诈。很快，我就接到了盖有国家新闻出版署大红印章的记者证。直到2008年底离开报社时，我的出生年月都是“1958年10月4日”，我的文凭也是“大学本科”。 为了文凭，我努力奋斗了大半辈子，直到今天仍然是假的。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些年，我当赤脚医生，参加县复训班，入党，担任团支部书记，抽调去公社工作，从没因为文凭太低而受到刁难。可是，在改革开放的特色年代，文凭却弄得我焦头烂额、遍体鳞伤，想起来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2017年9月27日初稿 2017年10月14日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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