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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15 00:04:43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古彭万俟轩 - 小 + 大
（50）计生工作队（连载完） 人民公社解体后，改革之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因被官方否定而成为公知精英们大肆攻击的重点。他们言之凿凿地说：毛主席“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个亿”；还胡编乱造说：毛主席一句“人多力量大”，造成生育无节制，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灾难；他们还无中生有地造谣：毛主席一直不重视计划生育，让中华民族吞下一枚难以消化的苦果。 其实，这都是毫无根据的一派胡言。 实际情况是，毛主席是我国最早提出“人口生育要有计划”的人。毛主席当年不仅没有批判马寅初，倒是马寅初在毛主席的教育启发下，形成了他的“人口理论”。这个事实早有公论，谣言和污蔑只能成为笑柄。人口爆炸式增长，根本不是人民公社时期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恰恰与人民公社强迫解散、一味推行大包干有着直接关系。说毛主席不重视计划生育，完全是不负责任甚至别有用心的造谣。毛主席不仅非常重视计划生育，而且是最早提出重视计划生育工作、科学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稳妥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领导人。 我手头现在就有一份资料，证实毛主席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曾多次提出过计划生育问题。五十年代，毛主席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革命的促进派》，这篇文章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66--479页）。这是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讲话的“第三点，农业”中，先后两次提到计划生育。他明确指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计划生育，——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是处于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大家可以通过网上搜索看到这篇文章。由于这篇文章的存在，公知们的谣言不攻自破。 毛主席逝世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他老人家没有及早意识到中国需要开展计划生育，这完全是恶意攻击。其实，毛主席一直非常关注计划生育，直到一九七四年，年迈的毛主席仍然关心和支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曾直接参与这项工作，有事实依据，有文字资料，所以也最有发言权。 1973年春天，我到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的第四年，公社组织计划生育工作队，我是被抽调的工作队成员之一。 这支计划生育队伍，主要成员是各大队妇联主任、团支部书记和赤脚医生。工作队分三个组：宣传组、手术组、后勤组。手术组由公社卫生院抽调的医生和部分赤脚医生、卫生员组成，负责结扎、上环、流产、引产等手术。宣传组主要由团支部书记、妇联主任这一拨人组成，具体负责舆论和宣传工作，人数占整个工作队的二分之一。后勤组除了保管各种物资器材，还负责送药上门。因为接受避孕药物的大多是育龄妇女，所以这个组的成员全是女同志。 我在计划生育工作队的时间接近一年，直到年底去县医院参加赤脚医生复训为止。现在有人说人民公社时代不搞计划生育，造成人口急剧增加，给改革开放后的计划生育工作留下很多后遗症。其实，这不是事实，那个时候不仅搞计划生育，而且年年搞。至少从1970年起，计划生育就被列为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时候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不准强迫，不得有过火行为。由于工作做得细，而且非常人性化，所以效果也比较好。 我被分在宣传组。这个组属于“先头部队”，都是赶在手术组之前进驻各大队，每大队三到五名队员。进队后，大队妇联主任、团支部书记以及各生产队的妇女队长，都按照公社党委要求密切配合。大队还要召开一次社员大会，支部书记亲自作动员报告。动员报告后，由工作队成员宣讲计划生育政策。主要讲两项内容，一是提高认识，即为什么要开展计划生育，开展计划生育有哪些好处；二是具体步骤和措施，包括如何发动党员干部带头等。因为宣传材料都是上级编好印发的。我们先学习领会，然后再向群众传达，所以都能讲得条条是道。在提高认识方面还有好几条具体内容，一是宣传少生、优生的好处，提倡“一对夫妻两个孩子”。在宣传中，要通过实际事例让大家理解孩子多的坏处。比如，孩子多的妇女，不仅个人身体不好，还会影响胎儿和幼儿的发育成长；孩子多的家庭不仅经济负担重，还影响子女的教育和学习。二是教育大家摈弃养儿防老的封建思想，让大家充分认识到：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儿子女儿一样可以养老。三是让大家明白，开展计划生育不仅对个人、家庭有好处，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好处，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在宣传具体步骤和措施时，主要就是提倡党员干部带头。我印象中，第一批进行男扎手术的，几乎全是干部，而且是大队的主要党员干部。我们宣传时也反复提醒党员干部：你们向群众宣传计划生育是好事，是好事就要带头！要不然，社员群众怎么会信服你呢？ 我们宣讲和印发的宣传材料，有很多活生生的案例，包括孩子多造成的家庭困境，少生、优生给家庭带来的诸多好处等等。那一年我还不到20岁，经常在会上给大家做报告，讲这些案例。文沃大队妇联主任董玉萍为此取笑我：你个小屁孩，又没结婚，这些男女之间的事你怎么知道的？把我闹个大红脸。其实我并不知道，那都是材料上写的。 上门做工作的主要对象是育龄妇女，所以要求一律由女队员负责。工作做通了，手术组紧紧跟上。记得当时还闹出一个大笑话，传遍整个公社。有一位已经生了四个孩子的妇女，因为服用避孕药物时出现强烈反应，工作队员便动员她做结扎手术。最后工作做通了，没想到即将上手术台时出了“洋相”。这个妇女没文化，又不明白结扎手术方面的知识。她听说做了手术后就不能生孩子了，还以为是把生孩子的地方缝起来。所以当她被扶着来到手术室门口时，突然紧张得大喊大叫：“我的娘哎，你们行行好吧，好歹给俺留个尿尿的地方！”扶她进去的妇联主任和工作队员哭笑不得，耐心解释了大半天，她才停止哭喊。 说实话，那时候的计划生育工作，难度也是很大的。因为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传宗接代的旧思想、旧观念还比较严重，多子多福的思想根深蒂固，对实行计划生育，很多农民一时想不通。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做工作都是以说服教育为主，绝对不准强迫命令。这是一条不能逾越的原则，也是做群众工作的指导思想。所以，大小队干部只能左一趟右一趟朝计划生育对象家里跑，反复说服教育，一趟不行两趟，两趟不行三趟，直到做通为止。那时候的党员干部，要求群众做的，党员干部要先做到。符合结扎的先结扎，符合流产的先流产，符合带环的先带环。党员干部做完了，再做社员群众的工作。我所在的大队，妇联主任怀了第四胎，她不愿意流产，在群中影响很坏，结果被公社党委免职。所以说，只要党员干部带头，群众工作也好做。 我记得，那时候生产队对做手术的社员都给予照顾，并根据男扎、女扎、流产、带环等不同手术，记若干工分或发给误工补助。除此之外，大队还指派专人带着点心、红糖等营养品登门看望。我曾多次跟着这些干部一起家访，所以记忆很深刻。其实，尽管计划生育工作难度很大，但连续几年的宣传教育，很多社员群众开始理解并慢慢接受。除那些有女无儿的家庭和少数钉子户，多数家庭都能接受“一对夫妻两个孩子”的政策。特别是儿女双全的家庭，有两个孩子就感觉很满足了。多数家庭向工作队反映：一个孩子有点少，两个孩子刚正好。他们能理解到这个程度，说明当时的计划生育工作是取得很大成效的。 但是，人民公社解体后，计划生育政策与过去发生了变化，说服教育变成了强迫命令，后来还制定《计划生育法》，把“一对夫妻一个孩子”作为一项不能违反的法规。而导致这项政策的出台，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人口失控。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人口急剧增加，一度给国家带来沉重负担。政府在难以承受的情况下，遂采取严厉措施，出台了极端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有人说，这一时期人口急剧增加，与改革前人民公社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这是明显的栽赃陷害！我觉得，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人民公社，而是“大包干”。 后来有人说，“大包干”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实所有人都明白，这根本不是什么积极性，而是激活了农民头脑中“自私自利”的小农经济思想。这一时期，失去约束的农民，在自己的土地里积极性确实很高，再加上人民公社时期打下的良好基础，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提高。而过去的集体，变成了一家一户的单干状态，劳力强的农户很快就显现出优势。此时，很多适合集体操作的大型农业机械被分光卖光，大部分体力劳动都得依靠人力，劳力弱的家庭明显吃亏。劳动力的珍贵，使不少农户愈加感觉人口的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农民产生多生儿子适应形势需要的念头。生了女儿的家庭也不甘心，就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个、再下一个，直到生了儿子为止。另外，实行“大包干”以后，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谁也不再管谁了。很多农户不得不考虑，以后要靠儿子养老送终。因为他们眼睁睁地看到，一些没有儿子的五保户由于大集体解散了没人管，六七十岁还佝偻着身体到地里干活，悲苦和艰难都写在他们脸上。活生生的现实告诉他们，如果没有儿子，老了以后连生活都难以维持。于是，他们便想方设法生儿子，有条件的生了一个还想生第二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人口迅速膨胀。 那期间我曾接触不少农民，他们都说：“现在传宗接代已经是次要的，关键是晚年的生活有没有保障。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没有孩子和孩子少的家庭，晚景凄凉啊！”有一对五十多岁的老夫妻，儿子快结婚时出车祸死了，就剩下他们两个老人，而且也不能再生育了。失去依靠的老人，气得破口大骂：上世纪八十年代宣传说：“一个孩子好，政府来养老”；现在却说“养老不能靠政府”，他妈拉个逼的，说话不算数，这还算他妈的人种办事吗？ 实行“大包干”以后，严酷的现实让很多农民意识到，要想以后过得好，必须多生孩子。一开始计划生育政策还不太严，罚款也不多，加上多数农村基层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大批孩子出生。直到八十年代末，上级才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为时已晚。再加上实行了“大包干”以后，农村管理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计划生育的形势更加严峻。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采取严厉的措施和手段，实施有史以来最严酷的政策。正是这种政策，直接导致干群关系恶化甚至严重对立，有的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上世纪的1990年，我回镇政府工作，刚好碰上计划生育最紧张的时期。当时，几乎所有干部都把精力集中到计划生育上，各级政府都实行“一票否决”。什么叫“一票否决”？就是说，只要计划生育工作不合格，所有工作都等于零。我曾多次和机关的同志一起下村，眼睁睁地看着被殴打的怀孕妇女大声哭喊，眼睁睁地看着一栋栋房屋被推倒，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跪地求饶。我现在仍然问心无愧的就是：我没有动手打过一个人，没有参与推倒一栋房子。让我感到不安的只是，我没有能力和办法去阻止。那时候，到处都可以看见非常血腥的标语，上面全是计划生育内容。记得最清楚的有以下两句：“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牵猪赶牛。”“喝药给瓶，上吊给绳。”等等。有一个时期，计生办、派出所、司法所等单位的房屋全部腾空，都关得满满的，全是违反计划生育的村民或亲属。这其中有计划外怀孕妇女的公公婆婆，有她们的父亲母亲，有她们的哥哥姐姐，甚至还有他们的嫂子、姐夫或者其他亲人。1992年，我小弟弟因为只生一个女儿，想再生一个儿子。计划生育工作队想抓他们没抓到，把我年迈的父母亲也抓到计生办，前后关了一个多星期，直到我弟弟、弟媳前来做流产手术为止。我作为一个“机关干部”不仅无能无力，还因此受到批评，说我没有做好自己亲属的工作。 在如此严厉的手段和措施下，还是有很多家庭宁愿冒着家破人亡的风险，冒着房屋院落被扒掉的悲惨结局，仍然拼命也要生个儿子。有一对夫妻常年躲在外面，七八年后才回来。回来时身边已有三个孩子，上面是两个女儿，最小的是个儿子。如果不生这个儿子，恐怕一直都不会回来。像这种流离失所、在外面多年才回来的夫妻，几乎每村都有。他们回来后，重新收拾破烂的家。当然还要再缴纳为数不菲的计划生育罚款。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他前后生下五个女儿，直到第六个是儿子时才“叫停”。其实，国家制定的《计划生育法》，真正起作用的是城镇和机关，制约的是城镇户口，制约的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在广大农村则是有名无实，大家随便到一个村庄调查，你就会发现，说是“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可真正只有一个孩子的农户有几家？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在农村，计划生育政策不仅造成严重的干群对立，最终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实行这种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还给很多家庭带来悲剧。我妻兄1980年以前生了两个女儿，按照“七九三、八零二”的政策，当时就做了绝育手术。本来他们还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的，可是实行“大包干”以后，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有劳力、有儿子的家庭，相对要比他们家好过和优越。后来和邻居闹纠纷，对方又骂他们是“绝户头”，他们一气之下，发誓要个儿子。由于已经做了绝育手术，就跑到外地买回来一个。结果花了几万元，最后发现还是个残疾孩子。现在，这个孩子已经三十多，除了会吃，什么都不能干，给他们夫妻俩带来沉重负担，并造成终生悔恨。 关于人口急剧增长一事，我手头有一份文字资料，证实人口急剧增长确实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毛主席逝世后的1978年，我国人口还不足八亿，而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仅仅不到十年时间，人口就猛增到十一亿。人口的增长远远超过经济的发展，到了“崩溃边缘”、非控制不可的时候。但是，“亡羊补牢”，出手太狠，造成农村干群关系由原来的“鱼水关系”成为“水火关系”，甚至是“敌我关系”，而为此发生的恶性报复案件也屡见不鲜。 现在国家已经恢复“一对夫妻两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这等于变相承认过去政策的失误。可是，造成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却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 2017年10月7日初稿 2017年10月15日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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