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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07 09:34:41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冲浪篇】-（73） 1969年2月17日 阴 星期一 今天大年初一，病情已经好多了。脑子里想的东西更多了。 小任送饭来，并且给我带了《王杰日记》等书籍。坐在床上读者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杰的日记，觉得内心异常激动。王杰同志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我必须向王杰同志学习，做一个王杰式的毛主席的好学生。 王杰同志的事迹实在令人感动，他是一个“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下面摘录几段王杰日记：“要老老实实的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完成党交给的工作任务，没有别的窍门或捷径，唯一的只有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永远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1964年1月1日） “真正的革命者，就要准备在斗争的过程中迎接万难，排除万难，不怕困难，经受住各种多样的风浪的考验。哪怕是刮起十二级台风来，也要站稳脚跟，坚定不移的前进。”（1963年9月6日） 干革命是要吃苦的。革命的道路是崎岖不平而又险阻的。革命前辈在革命的道路上已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是革命的接班人，有什么理由畏惧困难，逃避艰险呢？我们青年人要像疾风中的劲草，岁寒时的松柏，经得起困苦的考验，勇敢地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担。-——（1964年2月3日） 我是一个革命者，我要做一个革命的良种，党和国家把我撒到哪里，我就在哪里生根、开花、结果。撒在沙漠上，我要长成绿色的长城；撒在荒山上，我就要使荒山变成花果山；撒在田里，我就要长成丰产的庄稼。——1963年 …… 王杰同志的共产主义品质千千万万，都值得我学习。今后，我应当时时处处多想想王杰同志及其他一切革命优秀战士的优秀事迹，向他们看齐，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作为生命的第一需要，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统帅自己的一切行动，做一个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好战士。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一场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一场极其广阔的群众火热斗争的大风雨、大世面，我十分幸福地赶上了这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革命运动。虽然，我在近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世面，参加的战斗并不多，但也给了我永生难忘的印象，获得了一定的阶级斗争的知识。回忆起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历程，心里就抑制不住地激动兴奋起来。1966年10月1日下午1时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幸福的时刻就在眼前呈现，真想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的口号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恩情比天空还高，比太平洋还深。我的一切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给的。王杰同志生前的名言：“毛主席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必须成为我今后行动的准则。 想到这里，我怎么能再在床上呆下去呢？我必须赶快出院，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猛抓革命。狠促生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身体不好，对国家、对人民是有害的。我今后必须更加注意，不要让这个毛病发起来，这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但是，保重身体是为了革命，而不是为了活命。所以千万不能中了刘贼之流宣扬的活命哲学的毒。在革命需要的时候，我必须准备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用以维护革命的利益。 在平时，保重自己的身体，应当有明确的革命目的，这就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离开了为人民服务，保重身体就失去了其最重要的意义，也就可能走上刘少奇、赫鲁晓夫之流宣扬的“丢了脑袋，原则有什么用？”的修正主义道路。干革命就不能怕死，怕死就不能干革命！在这一点上，王杰同志就是我最好的学习榜样！ 1969年2月18日 阴 星期一 气没有完全平息下来，但我却再也呆不住了，要求医生让我出院。医生说，再住一天再说。说实话，明天去论如何我要出院了，不管医生同意不同意。 上午到汽车站去看了一转，实在闲得慌。 “历史认为那些专为公共某福利从而自己也高尚起来的人物是伟大的。经验证明能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的人，他本身也是最幸福的。……”——马克思。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历来认为斗争就是幸福。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人的思想是教愉快的，因而对于战胜疾病也是有利的。 对于疾病来说，药物治疗是不可缺少的，但这不是唯一的。有许多革命者患了药物不可治疗的病症，但是毛泽东思想却能战胜这些不治之症。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已经治好了不少药物不能治好的绝症。我对自己的毛病来说，不能过于迷信药物。要有科学的医学方法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相结合。对于支气管炎哮喘，我也应当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相结合的原则方法来对待之。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最好的精神治疗方法，对疾病也有治疗的效果。 毛主席说，政治是灵魂，是统帅。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它是从人类的生产活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不可能在一个人的头脑中自己产生，必须从外面灌输进去。共产主义世界观也不是一个人生下来就会树立，而它的树立是一个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不断斗私批修、灭资兴无的过程。因而自己必须改变前一阶段时间不加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革命要有自觉性，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这两天在医院里，学了一些王杰同志的先进思想和事迹，学习了一些毛主席语录，学了一些“支部生活”上的文章，也比较集中地读了最近的报纸，发现前一阶段自己由于忽视了政治学习，忽视了思想改造，思想觉悟落后了一大段，头脑有些生锈了，这是十分危险的。今后必须引起教训，千万不要再重蹈前辙了。 经常地学习时事政治，天天学主席指示，经常学习英雄人物，这是非常重要、不可缺少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头脑中经常吸收到新鲜的东西，才能清除头脑中的废料，保持朝气勃勃。 1969年2月19日 阴有雪 星期三 今天一早就办好了出院手续，回到站上，汤头头和杨头头很关心我，叫我休息几天再上班。但是我不能休息了。因为车站上的广大职工都在忙着。我应当以实际行动向王杰等英雄人物学习，将自己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因此，一出院就上班，在堡镇站上。 1969年2月20日 阴 星期四 今天起，春节放假回沪和来崇的客人又多起来了。因此，大忙的时间又到了。 紧张的工作努力地干着，为人民服务，决不能停在口头上。仍然在站上放客、收票。 在站上的工作，说轻松也不轻松。许多同志不愿意留在站上而宁愿跟车。我本来也是如此。毛主席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作“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的人，怎么能挑肥拣瘦。只要是为人民服务，不管是什么工作都应当去干，而且一定要干好。 晚上但黄祥郎老师傅家去玩了。 1969年2月21日 阴 星期五 昨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篇人民日报重要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生产新胜利》，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祥郎家床上，我收听了这篇社论，并且将毛主席的两段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背了出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推动力的促进下，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出现了更加先进的面貌。一个工业生产战线上的新发展正出现在我国。《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根本指导思想，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迎接九大召开。 今天下午堡镇来了一只过去在南京渡口专门运火车的浦江车轮船，乘客有2000多人，这下形成了少有的忙乱局面。少数农场知识青年不遵守秩序，拥挤乱来。交通任务尤为紧张繁重。忙了整整半天，连中饭也没有吃上。身上的裤子也被弄得很脏，并且撕破了。 下班后，拿到了两封信。一封是父亲写来的，一封是余俊矞写来的。由于忙，我在最近来信都没有功夫写。 为人民服务是革命者的天职。最近的工作真是忙极了，我的全部思想和力量都集中到搞好春节客运工作上去了。正因为自己的身体差，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小，因此更应当集中精力，全力投入紧张的工作，还有什么理由、时间去考虑个人的事情呢。2月5日，自从我头脑中产生了这个想法以来，一直没有很好地去想过这个问题。今天余俊矞的来信中讲了她的看法和想法，我觉得应当抽空写一封信给她，简单地谈谈自己的想法。因为这两天工作紧张，决不能影响工作，影响为人民服务。 1969年2月22日 晴 星期六 今天早班，堡镇港船三四只。客头很多，忙了整整一天。虽然说上早班到下午二三点钟可以下班了，但我看到任务忙，于是一直干到天黑，大家下班为止。多作一点工作，多为人民出一点力，这是极大的幸福。 今天跟军卡到东方红农场去了一次，到前哨去了一次。接船班等。 讲给父亲的信寄了出去。 1969年2月23日 阴 星期日 今天上午早班，在堡镇站上，今天回了一封信给余俊矞。这两天正是农场青年回崇明的高峰。因而忙极了。晚上有轮船来，虽然我早可以下班了，头头也叫我休息好了，但我觉得不能休息，为人民多做一点工作是最大的幸福。于是我自己跟车到码头去了，并且将前进农场的青年送到场里回来。 1969年2月24日 阴雨 星期一 早晨，彷佛听见有人叫我。虽然自己是晚班，但我也起来了。仍然跟包车去了一次（卡车）。下班后。因第九期支部生活只有半本，于是到南门去了一次。 1969年2月25日 阴（有雪） 星期二 春节期间，连学习也挤掉了。 本来在站上，后来郁时德生病，于是我就跟县供销社的卡车04跑了一天。 今天晚班船仍然有。许多老师傅去了，我没有去。 平时（在学校里），我到余俊矞家去的次数是较多的，是因为我在平常的接触中觉得她较要求进步，思想觉悟较高；作风正派，为人正直，不像某些人那样妖里妖气，讲究吃好穿好。另外，她家经济条件较差，受到党和国家的照顾，当然对新社会、对毛主席应当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所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她（当然还有其他同学）较为接近的。不过，在那时，我从来没有产生过2月5日心中所讲的想法。 1969年2月26日 阴 星期三 今天在站上。堡镇站候车室里老是有人将自行车推在里面。地方小，不能放。于是我就将它们统统推在外面，并且写了两张纸条贴在外面和里面。 今天上晚班，于是就在早晨写了一封给余俊矞的信。信中谈了我的看法和想法。 平时，我对于那些在学校里就谈恋爱的人是十分反对的。我们青年人，正在长知识、长身体的大好时光，精力充沛，正是为党、为人民、为祖国出力的时候。不应当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个人的问题上。写2月5日那封信前后，特别是以后想到这事，思想斗争很激烈。有时觉得不对，有时相反。总的来说，认为现在谈这种问题不太妥当。怎么处理呢？我写信表白了自己的想法：不管怎么样（余俊矞的态度如何），都应当暂时不谈此事。她同意的，我的态度是过几年再讲。不同意的，我必须就此在脑子中消除对她的这种想法。不过即使我们不谈，也是革命的同志关系。 在阶级社会中，不管对什么事，都必须将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在上述问题上，我认为也必须如此。选择对象，必须看看对方对主席、对社会主义有无深厚的阶级感情，决不能将家庭经济条件好坏、对方长相如何等等作为主要标准。对于家庭出身问题必须考虑，但主要看本人的一贯政治表现。对对方的生活、思想、工作等方面的作风也必须考虑。 “抓革命，促生产“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是工人阶级的光荣天职。决不能影响生产与革命、所以，我在今天的信中告诉她，希望她在不影响”抓革命，促生产”的前提下，认真、反复、郑重地考虑一下，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 1969年2月27日 阴 星期四 今天将信寄出，并写了一封给俞飞飞的信。 上级公司的同志今天大部分回上海去了。堡镇还留下李龙、陈福荣、周爱仲等数人，他们在3月4日回去。这意味着大忙季节过去了。我们的亲人——人民解放军也回去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援，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是难以想象的。 上海的老师傅们虽然来崇明不到一个月，但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像钱莲金等老师傅，他们工作积极认真，服务态度周到热情，值得我们学习。解放军同志更是我学习的榜样。 1969年2月28日 阴雨 星期五 在车上认识的施亚英老妈妈，有些人和我一样都有一个感觉，即她说话不一致。我觉得不可靠，在2月14日中午，她儿子跌断手臂，我借给她五元钱，不巧，我自己也生病，借了任贤富3元钱，今天他交饭费没钱了。于是我就到是妈妈家去了。 今天做早班。下午2点40分班车去。晚上住在是妈妈家。 昨天晚上与任贤富两人去看电影《地道战》。这个影片描写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平原的广大革命人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开展了一场人民战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发挥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智慧，把日本法西斯强盗淹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1969年3月1日 阴雨 星期六 昨天，那些放在候车室的自行车统统被我推到外面去了。上面的坐垫套或玲，我拿了下来。目的有两个：一，这两样东西最容易被人拿走，拿下来较为妥当；二，我想找这些放自行车的人，对他们讲希望他们不要放在里面。只是昨天下午我走了。结果有人为此事争吵起来。听说汤头头责怪我做错了。 昨天下午，班车没有放客，1点40分的班车上就做了10多个人。他们是“特殊的乘客”，是“开后门”放进来的。平时这些人站在车站上妨碍工作，我叫他们下来，一个都不下来。我就来火了。这怎么能搞好工作？其他乘客有意见，班车的同志也有意见。这种行风头头们不制止，相反还带头这么干。因此，我昨天就不想干了。站务工作，我并不讨厌。问题在于对那种邪风，站上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 今天上午，为此事，头头还当面责怪我将自行车推到外面去。说：“自行车偷了怎么办？”我说：“布告早已贴了，他们还是放在里面，推出候车室放在门口，如被偷了，自己负责。”头头很不高兴。 我真不愿意再在站上工作了。今天我对调度再一次讲了“我上车售票去。站上工作我不干了。如果将问题弄好了，我再到站上也没有意见。” 三个月来，我对这里有的工作人员的某些做法确实有意见。例如有的同志为了请宝像，竟然大“开后门”给赠给她们宝像的人先上车等等。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呢？赠送宝像是件好事，但是有人将这件好事作为交易，就不好了。另外，我最有意见的是有些人把广大农场青年都看成是“阿乌乱”，都是坏的。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他们对上海青年的态度比阶级敌人还狠。例如站上的资本家之类，有些人对他们客客气气，而对农场青年，不管其是好是坏，一律冷谈如冰。这是什么感情。不否认，农场中有少数青年确实染有严重的坏习气，但他们大多数毕竟是好的。大多数和一小撮必须分开。像今天有三个红星农场青年没有钱买票。我叫他们写一张欠条并留下证件，回去后将钱寄来就行了，但有人就偏不同意。结果葛慧芳借给他们2元钱买票完事。今天有两人没有票子，照理应同样处理，都补四角五分车票，但是因为一个是崇明人只补2角，另一个是上海青年，就补四角五分。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这种做法究竟对谁有利。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千方百计地为落实主席最新指示而考虑过么？这种对广大农场青年采取冷淡、不信任的态度，对十几万响应毛主席“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新指示的落实，客观上起了一种阻碍的作用。然而头头却对此置之不理。真不明白呵！ 站在宗派、地方观念的立场上处理问题，必然会使自己丧失无产阶级立场。不分敌我，太危险了。 1969年3月2日 阴 星期日 今天开始上车工作了。对于站务工作，我没有意见，主要是对站上某些现象有意见，而领导却对这些现象听之任之，甚至纵容、助长之。所以，我不愿意再呆下去了。对于车站上的“开后门”现象，只要头头们采取措施；对于上海知识青年的看法纠正过来。我就没有意见。我始终坚持：知识青年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候车室内不容许停放自行车；除了应该照顾的人员之外，不准在放客时先让一些人优先上车。 六车队的政治空气不用说了，实在是单薄得可怜。政治是统帅，不知某些人将政治放在是没地位上去了。一九六九年的两个月过去了，第三个月已经开始，但是车队里竟然只办了一期学习班（头头参加的）；贴出了一期大批判专栏。这一期学习班和大批判专栏，是在领导上抓了一下之时，勉强搞起来的。这种状态怎么不令人痛心呢？无产阶级政治不挂帅，资产阶级思想就乘虚而入。站上的空气是那么庸俗不堪。整天谈的不是吃、穿，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等等。下流不看的话，什么都讲得出。打扑克钻台子的风刮得浓浓的。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国家大事都很少有人谈起。甚至连内部刊物——“支部生活”的发行工作也乱七八糟。我至今（只发了10期）就有两期没有拿到。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一个人要堕落下去是很容易的。 对于这样的情况，是否要对头头谈谈自己的看法呢？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我心里很着急。 1969年3月3日 阴 星期一 三八妇女节就要来到了，场里办学习班，刘红贞去了，因此我托她将10斤糠带回上海去了。 今天早晨电台里广播了苏修对我国边境发动武装挑衅的严重事件及我外交部的强烈抗议。苏修在我国领土乌苏里江珍宝岛发动军事挑衅，打死打伤我人民解放军树人。这充分说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越来越暴露在世界人民面前。 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决不会自此那个消灭的。我们必须随时作好战斗的准备。千万不要忘记世界上还存在着拿枪和不拿枪的敌人。 今天做早班，仍与汤明亮搭班。到南门跑了一趟。上海公司大班子的老师傅们全部今天回去了。短暂的一个月光景，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公交系统的同志来说，是直接为人民服务的，因而服务态度的好坏，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必须做到的。来公交系统工作有三个多月了，但是自己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很不够，经常产生一些错误缺点，服务态度不好等等，想想实在难为情。“为人民服务”要有实际行动，必须向解放军同志学习，向公司的同志学习，学习他们对人民热情、周到、和气的态度。 政治学习问题。必须自觉加强。 1969年3月4日 晴 星期二 今天做晚班。仍然是荡班。接了两次船班，都到牛棚镇。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必须努力学习它们来统帅、指导自己的一切行动。今天，我到南堡镇书店去购买了一本伟大导师列宁的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有空应当好好地读一读此著作。 3月1日和3月3日晚上，我两次观看了阿尔巴尼亚的影片《广阔的地平线》。这部电影是描写阿尔巴尼亚的共产主义战士——布拉尔的英雄形象。这部电影是根据阿尔巴尼亚的雷锋——亚当·雷卡的光辉形象摄成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将自己的一切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这是一切共产主义战士的唯一宗旨。把自己有限的生命献给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为中国和世界革命奋斗终身！ 今天我车队革命职工每人都请到了一只“毛主席去安源”的宝像，这是十分高兴的喜事。 苏修叛徒集团一手炮制的“三·二”武装挑衅的事件，激起了亿万中国军民的极大愤怒。广大革命群众，义愤填膺，纷纷举行集会、示威游行，愤怒声讨苏修集团的滔天罪行。今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 1969年3月5日 晴 星期三 今天做早班。本该七点一刻到陈镇接车的，后陆正飞替我跑了一圈，于是没有去。 苏修武装挑衅的罪行激怒了亿万中国革命人民，崇明地区也和全国人民一样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愤怒声讨苏修。 1969年3月6日 晴 星期四 我打算9日左右回沪去一次。因为父亲马上就要出差去了。本月公休每人休息两天。我们上海的同志休息4天左右。 我们堡镇站人员少，工作十分紧张。 1969年3月7日 晴 星期五 本来打算与黄祥郎注陈家镇的，后来因为我加班到南门去了，所以没有去。 今天美英回农场了，给我将罩衫、米袋和书包带来了。在南门，因为我送美英及她的同伴上车，与南门门岗纠察秦品文等争吵起来。 事后想想，自己理亏。作为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应当遵守纪律，不应当私字当头。 因打算明天下午回上海，所以今天夜里住陈家镇，准备买些鸡和鱼。 1969年3月8日 阴雨 星期六 上好班以后，与任贤富一起坐下午四时半的船回沪。晚上七八点钟到了家。 1959年3月9日 晴 星期日 自从去年11月到崇明以来，回沪三四次了，没有到斜桥局门路娘娘家去过，因而下午去了半天。 将米袋拿到了余俊矞家。她做早班，因而没有碰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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