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维尔·霍查的《帝国主义与革命》——谬误从始至终（四）

时间：2019-10-20 08:11:52 点击：次来源：红色文献翻译作者：佚名 - 小 + 大

恩维尔•霍查的《帝国主义与革命》——谬误从始至终（四）

二、霍查与民族解放斗争

前面提到的那篇发表在《共产主义者》上的文章已经指出：霍查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而非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basic contradiction）；将外因看作社会主义下阶级斗争的基础（译者注：指社会主义下的阶级斗争主要并非来自社会主义内部的自身矛盾），否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质的差别，等等。由于霍查对这个问题的立场直接与他对毛泽东和（…）的攻击有关，并且我们在《共产主义者》（译者注：指《反击教条修正主义者对毛泽东的进攻——评恩维尔•霍查的<帝国主义与革命>》）中已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因此在本文中将不再涉及这个问题。我们还想请读者参考该文章的第一节，文中揭露了霍查否认被压迫民族进行民主反帝阶段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低估反封建斗争对此阶段的意义，完全反对人民战争的军事战略，以及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把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动员农民作为革命主力军对立起来等错误观点。所有这些都表明，尤其在分析中国革命时，霍查站在了托派、王明和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立场上。《共产主义者》这篇文章正确地指出，霍查的这种愚蠢观点不仅局限于中国革命，而且延伸到他对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斗争的整体看法上。
当然，霍查并没有在霓虹灯上宣传这种垃圾货色。他试图掩盖自己，（…），让自己看起来还不错。如果有人想用形式逻辑来代替辩证法，（…而又不喜欢一些路线…，）那么霍查绝对值得期待。但是，真实世界并不是作为（…某路线…）逻辑上的彻底反面而存在的。虽然他们的（…某战略…）战略是完全反动的，但抹杀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差别也同样反动。与霍查观点相反，列宁和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都没有把世界简单地归结为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两个世界”。关于自决问题或民族问题，列宁当时描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
“第一类是西欧（以及美洲）的各先进国家，在那里，民族运动是过去的事情。第二类是东欧，在那里，民族运动是现在的事情。第三类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在那里，民族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来的事情。”[1]
从那时以来事情有所发展，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问题曾经是将来的事情，但现在已成为问题；只是这些国家目前通常以新殖民地而不是直接殖民地形式被统治着。（列宁当年的现实问题—东欧的民族问题不再那么重要）。
列宁当时批判不支持民族自决权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时说，这等同于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号召“捍卫祖国”，并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被压迫民族就不可能从帝国主义控制下获得真正解放的基础这一论点谈到：
“在西欧各国民族运动是早已过去的事情。在英、法、德等国，“祖国”已经唱完自己的歌了，已经扮演过自己的历史角色了，也就是说，在那里，不可能再有进步的、能唤起新的人民群众参加新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民族运动了。在那里，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问题，不是从封建主义或从宗法制的蒙昧状态过渡到民族进步，过渡到文明的和政治上自由的祖国，而是从已经过时的、资本主义过度成熟的“祖国”过渡到社会主义。”[2]（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列宁进一步谈到：
“在这些先进国家（英、法、德等国）里，民族问题早就解决了，民族共同体早已过时了，在客观上已不存在‘全民族的任务’。因此现在只有在这些国家里，才可以“炸毁”民族共同体，建立阶级共同体。
在不发达的国家里，在我们（我们的提纲第6条中）列为第二类和第三类的国家里，也就是在整个东欧和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情形就不同了。这里的民族通常还是受压迫的、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民族。在这些民族中客观上还有全民族的任务，即民主的任务，推翻异族压迫的任务。”[3]
因此，被压迫民族的第一步主要是从半封建制度或其他形式的强制性落后过渡到“民族进步”，他们有“推翻外国压迫的民主任务”。
但是在霍查那里，一切都混为一谈。他口口声声说要分两个阶段，但是对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第一阶段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却几乎不做任何区别！在整本书中，他不断地将消灭剥削与同时驱逐这些国家中的外国势力作为革命第一阶段任务的一部分。他这样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帝国主义条件下,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革命的主要内部敌人都是处在资本主义秩序顶端的当地大资产阶级。他们用竭尽全力用暴力、压迫,煽动和欺骗等手段保持它的统治和特权地位，把危害其国家政权和阶级利益的任何工人阶级运动都扼杀和消灭在最微弱萌芽状态。”[4]
并且：
“（…一些…）领导人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第三世界’中，存在着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和被奴役的、贫困的、赤贫的农民，另一方面是剥削压榨人民的资本家和地主。不指出所谓第三世界的这种阶级情况，不指出存在的对立，就意味着对马列主义的修正和对资本主义的捍卫。在所谓的第三世界里，一般说来掌权的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通过对国家进行剥削，对穷人进行剥削和压迫来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使人民永远处于奴役和痛苦之中。”[5]
以及：
“在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和‘第二世界’国家，都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这样的同一种社会力量在统治无产阶级和人民，必须加以消灭。在这里，主要的动力也是无产阶级。”[6]
霍查对于（…某些人..）拒绝做任何阶级分析的批判是正确的，这的确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但是霍查关于“资产阶级”掌权的论点只有一半是正确的，忽视了民族被征服这一特征，并且他认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中均是完全相同的社会力量在掌权的这一前提是荒谬的。
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和新殖民地必须经历两个阶段的革命，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国家中外国帝国主义的存在（霍查的确多次指出这些国家中大量外国投资，特别是来自美国、欧洲和苏联投资的存在，这将在稍后讨论），更是因为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的压迫意味着该民族被征服（不管是公开的还是以新殖民地的形式），阻碍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
这种统治意味着，在大多数这些国家中它或多或少地支持封建或半封建生产关系，并且总体上排除了当地资产阶级利用本民族市场，剥削本民族国家的可能性。帝国主义与代表旧封建社会的地主结盟，使农民受到比以前更大的压迫，阻碍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当然，帝国主义也残酷剥削工人阶级、压榨城市小资产阶级，并且在这些国家中确实创造出一类帮凶（或买办）资产阶级。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被压迫国家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帝国主义，而其他阶级所处角色主要取决于它们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霍查不仅忽视了革命两个阶段的物质基础，而且显然不同意以上观点。刊登在《共产主义者》上的文章明确指出了霍查如何忽视农民这一在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被压迫国家[7]中占据中心地位的问题，以及他对于毛泽东(以及列宁和斯大林)对被压迫国家革命分为两个阶段并且在第一阶段中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这一分析的异议。[8]
顺便说一句，霍查曾提到，“中农以及与外国资本缺乏联系、渴望国家独立发展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也可以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9]
然而，当霍查批评毛泽东在中国号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其观点却和上文截然相反。霍查不断强调消灭剥削是这些革命第一阶段的一部分。的确，由于领导解放斗争或者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不管其最初爱国与否，迟早要向帝国主义投降，因此霍查的路线也许有一定的吸引力。并在霍查的观点似乎至少一半正确，因为在谈到（…一些人…）正在努力将“第三世界”国家头目“组织起来”时，他摆明了自己的立场。但是，在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国家中，这种把“反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的尝试（译者注：原文为“反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单一阶段的革命）仍然是失败的秘诀，将会与中国曾经实施的王明路线产生同样后果。[10]
如果我们看看霍查书里所谈在实践中的含义，我们就能对他的路线有更多了解。霍查确实对印度尼西亚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他说:
“为了平息亚洲国家的革命和解放斗争，并为其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计划的实现开辟道路，苏修和（…）彼此激烈竞争，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从事肮脏的活动：分裂和摧毁这些国家里的共产党以及热爱革命和自由的力量。这一活动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遭受灾难以及是印度共产党遭受分裂和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译者注：印度共产党（CPI）在60年代大论战影响下发生分裂。右派继续盗用CPI名义，实行吹捧尼赫鲁、无条件跟随苏修的右倾路线；左派以及中派组建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CPI(M)）。但CPI(M)领导拒绝彻底批判苏修，并很快陷入议会泥潭，镇压农民起义。随后该党内左派分裂出来，组织武装斗争并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一直延续至今，在21世纪初多个革命派组织合并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苏修和（…）主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当地反动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达成团结，然而归根结底他们都是在争取赢得统治资产阶级的友谊以达到自己的目的。”[11]
霍查提到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遭受的灾难发生于1965年。当时美帝国主义发动的政变使得苏加诺下台，并以反动的苏哈托将军取而代之。政变发生后，据估计在印度尼西亚有多达100万共产党人、革命者及进步人士遭到屠杀。（…但是当时发生的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者之间的竞争…），（…而是与一些人的“建议”有关…，）这项“建议”是将其政党组织成一个人民群众团体，放弃武装斗争，在印度尼西亚朝着通往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努力，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苏加诺为代表）合并。而由中国党推行所谓“分裂”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斗争的问题。
中国党的革命路线，通过与苏联修正主义者的一系列论战而得到推广，并且当时正在帮助世界各地的各个党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摆脱苏联所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控制!(霍查哀嚎“分裂”，恰恰暴露了他对于执政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唯心主义观点，并且霍查将其观点应用于非执政党的党内斗争，得出了反动的结论：这等同于是在反对“分裂”的名义下向机会主义投降。)这也进一步暴露了霍查仅仅在口头上反对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因为在实践中，根据霍查的逻辑，一个“真正的”政党不会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发生分裂!（译者注：指霍查拒绝通过另立新党的方式来与修正主义作斗争，因此他的反对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简单地介绍下相关事情的来龙去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帝民主斗争。民族资产阶级(苏加诺等)一直是这场斗争的领导。由于其在反抗荷兰帝国主义和日本占领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印尼共产党(PKI)得到人民支持因此基础强大，但它由于路线错误未能引导这一阶段的革命走向胜利。正如PKI所说:
“这种理论上的弱点和无法对世界和印度尼西亚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结果是，PKI无法利用1945年八月革命所提供的这个极为有利的机会来克服其不足。PKI没有坚持领导反对荷兰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没有发展与农民民主运动相结合的游击战以赢得了农民的全力支持，而这是战胜荷兰帝国主义的必经之路。相反，PKI甚至赞同并奉行夏赫里尔（Sjahrir）的社会党右翼的反动妥协政策。PKI没有通过领导农村的反封建斗争来建立工农联盟，也没有在这种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同一切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PKI非但没有巩固自己的力量，反而使自己的角色退居幕后。这就是为什么1945年的八月革命没有按照应有的方式进行，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最后没有达到目的。”[12]
因此，在战胜荷兰之后，反动的封建买办国家机器并没有被摧毁。而是建立了一个包括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分子(有时甚至包括PKI)在内的联合政府，但实际上这个政府代表着封建买办的利益。自然，民族资产阶级在政府中起着动摇的作用。PKI错误地把这些让步(事实上,人民的力量当时正在参与政府)当作该政府 “亲人民”的方面，因此PKI应该立足其中。故而土地革命战争是没有必要的,党的先锋队角色可以取消,印尼很有可能通过议会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正如PKI后来总结的那样，“1945年的八月革命本应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一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由反帝反封建阶级共同统治的国家。这就是所谓的人民民主国家。”[13]
显然这里可以对印度尼西亚的经验谈的更多些，以上只是一个关于发生了什么和涉及到一些政治问题的粗略轮廓,很明显,PKI的错误不在于承认苏加诺是爱国资产阶级，是统一战线的潜在一部分,而是与民族资产阶级搅在一起(跟在苏加诺后面),取消武装斗争问题,把政权的更迭和打碎反动派国家机器等混淆起来。只有托洛茨基派和霍查等头脑简单的反动路线，才会把PKI的错误归结于没有认识到苏加诺(爱国民族资产阶级)和苏哈托(美帝国主义买办)是“一样的”，因此得出结论，苏加诺应该是“革命目标。”（译者注：苏加诺在九三〇事件后被苏哈托赶下台，软禁直至去世。）正如PKI在政变后总结的那样:
“纠正党在民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中的错误，并不意味着现在不需要同这个阶级团结。我们党必须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把民族资产阶级争取到革命的一边去。”[14]
但即使抛开霍查对印度尼西亚历史的改写问题不谈,其他方面也暴露了他对现在正在进行着的民族解放斗争缺乏支持。当霍查该书第一次写成的时候，伊朗革命正在开始；而当1978年12月该书被重新编辑之时，伊朗革命正处于高潮。霍查显然对这场革命保持了沉默。(该书编者说:“自第一次出版以来发生的一些事件也已包括在内。”但伊朗革命不是其中之一!)
当然，无产阶级在斗争当前阶段并不具有“领导权”，这不仅对霍查的梦境式托派其意义成立，对于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也是如此(虽然无产阶级力量过去和现在都在朝着这个目标壮大自己)。霍查不但没有提到撰写本文时发生的革命，而且书中有一部分似乎是一记反手耳光。因为在伊朗发生的任何类型的“斗争”中，他唯一提到的是：
“众所周知，美国石油公司和墨西哥政府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38年，以墨西哥政府的反对政策崩溃告终。英国石油垄断企业与伊朗政府之间的斗争也出现了类似的结果，导致了摩萨台（Mossadeq）的倒台。这种毁灭性的冲突一直在进行，并以美国大型托拉斯的胜利而告终。”[15]
我们是否有可以猜想下，也许霍查在他写这本书时只是把伊朗正在发生的群众高潮看作是一场“毁灭性的冲突”(（…）)? 我们不这么认为，因为霍查绝对不支持伊朗的革命。事实上，他刻意不去提及或分析伊朗正在发生什么。当他批评（…一些人…）与伊朗国王或其政府打交道时，他至少有三、四次机会去谈谈这种斗争的存在。（…然而霍查却一次也没有…）
几个月前，阿尔巴尼亚党终于承认了伊朗革命。在伊朗新政府上台之后，与在群众运动高涨期间同样明显保持沉默的苏联人大约在同一时间，先后承认了霍梅尼—巴札甘（Khomeini-Bazargan）政府的成立。(资产阶级的建议中有一个有趣的附带说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持认为“正确使用石油武器”是推进革命的关键。[16])（译者注：此处含义不十分明确。）伊朗的斗争不符合霍查任何关于民族解放斗争在其发展阶段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理想化观点，因为所有的剥削阶级都不是目标，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没有领导权，等等。）
斯大林在《列宁主义基础》中所说的话，今天仍然适用:“民族运动的革命性完全不一定要以这个运动有无产阶级分子参加、有革命的或共和的纲领、有民主的基础为前提。”[17]这不是因为阶级意识使得工人阶级不想领导这些斗争,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运动削弱了帝国主义(这些运动的确做到了这一点!),而是由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在物质世界中发挥作用时,必须理解什么代表着进步，什么代表着反动,支持和团结真正的进步力量(绝非不加鉴别地或以尾巴主义的方式)，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领导权”，以领导一切阶级力量，在特定的阶段把革命推向前进，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并走向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
霍查以革命的名义反对“三个世界”（…）战略，但他自己的“两个世界”大杂烩同样是修正主义。
虽然霍查认为最好不要明确攻击伊朗的斗争,在美国他的一些忠诚追随者(如马列主义组委会,信不信由你，现在被称为CPUSA-ML)一直坚持这条路线,像每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和他的党派（译者注：原文为“母亲”）那样，号召把代表伊朗国王政权的巴赫蒂亚尔（Bakhtiar）和霍梅尼看作同样程度的革命对象。这种愚蠢的做法只会助长反动势力，客观上站在美帝国主义一边。如果当时在伊朗实行这样的路线，实际上会削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获得领导权的能力，增强霍梅尼的地位。
霍查“非常革命”的两个世界论点,连同他的“三个基础矛盾（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总体上抹杀了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特殊性，并宣扬这样的错误观点：不同类型国家的革命斗争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被压迫民族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对付更多的外国统治。虽然偶尔提到“两个阶段”，但霍查把这两个阶段的内容合并为单一的社会主义革命，并反过来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则强加给这些被压迫民族。因此，霍查在很大程度上根据工人阶级的规模—他所要求的社会力量必须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来评估进行革命的潜力和革命问题，而不考虑这些国家本身的阶级构成和社会关系。因此，他的路线带有托派在这个问题上持有的唯心主义色彩(也带有明显的旧民族沙文主义色彩)。
霍查确实谈到亚非拉地区斗争“正在沸腾”,他还提到了亚洲正在进行的一些斗争，并表示拉丁美洲正处于一种革命性的形势当中(或许是因为拉丁美洲的工人阶级比其他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要多?)但总的来说，正如我们之前所指出的，他的重点是在这些国家发生革命的困难(贯穿整个不发达世界，并针对每个大洲都重复讲了很多次)。虽然霍查使用了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的提法来描述革命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但这只是针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毫无关系。这并不奇怪。如果这些国家一定要把霍查的理论应用于革命中去，在他们达成目标之前，地狱也许会变冷。（译者注：英文谚语，指永远无法实现）
霍查的“两个世界”理论，以及他把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同为一个无产阶级—民族阶段的特点，听起来非常革命，但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条路线，如何以经典托洛茨基主义的形式导致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遭受挫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同一条路线也可能会导致更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
正如《共产主义者》那篇文章所指出的，这样的路线放弃了无产阶级争取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必要性，否定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资产阶级的革命，必然要有资产阶级的力量来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从世界各地无数的事例中可以看出，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者往往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许多人甚至还加入了共产党，而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却仍然是资产阶级的。认识到革命分为两个阶段以及认识到阶级力量和阶级意识形态将发生冲突的事实，将使得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例如毛泽东)在第一阶段（或者说民主阶段）正确地认识这一事实并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否则这些倾向会阻止革命彻底战胜帝国主义，阻止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霍查的无产阶级民族主义路线不仅理论上令人反感, 还为不发达国家的各种“社会主义者”敞开了大门。这些“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放弃了反对外国统治的斗争任务，往往沦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人民的“社会主义”刽子手门格斯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注：
[1]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着重号为列宁所加。
[2]同上。
[3] 同上。
[4]见霍查原著217页。
[5] 见霍查原著261页。
[6] 见霍查原著263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7]《共产主义者》1979年5月第5期：《反击教条修正主义者对毛泽东的进攻——评恩维尔•霍查的<帝国主义与革命>》。请参阅第1节，尤其是第3-5和16页。
[8]同上，第一部分，特别是第6页和第10页。
[9]见霍查原著222页。
请参阅上述《共产主义者》文章的第1节，尤其是第4-5、24页。
[11]见霍查原著193页。
[12]《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声明（摘录）》，第14页。转载于小册子《印度尼西亚人民团结起来，推翻法西斯政权》（北京，1968年）。
[13]同上，见15页，着重号为PKI所加。
[14]同上，见42页。
[15] 见霍查原著102页。
[16]《今日阿尔巴尼亚》，1979年第2期，第62页。
[17]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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