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奥托·鲍威尔《苏俄的“新方针”》
2009年有人要我给《苏俄的“新方针”》写书评。拖了一年之后，在2010年写了。转眼十年过去了，刚才收拾东西看到了，发在这里。
《苏俄的“新方针”》可见 http://ebook.my1989.org/Bauer/20090827.xml
老鲍的这篇著作除了序言包括了四部分，分别是“•1.苏维埃共和国的第四年”，“•2.资本主义贸易和苏维埃资产阶级”，“•3.工业和租让”，“•4.专政的历史意义”。我打算也分四个帖子来分别讨论其中的内容。老鲍当时以为被历史证明的事情，过了若干年，后来又被历史反证明了。看起来似乎他的观点已经没什么价值了。但是深入的探讨一番，还是挺有意思的。
一、
奥托·鲍威尔在序言中写道，“《俄国革命和欧洲无产阶级》（1917 年维也纳人民书店版）中描述过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这本小册子是 1917 年 10 月 10 日即十月革命前一个月脱稿的。早在这本小册子中，我就说过，我深信俄国革命的最终结果只可能是出现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不能由资产阶级建立，只能由工人和农民建立，而工农为了打退反革命和进行伟大的土地革命首先必须取得统治，只有在进行了土地革命并巩固了它的成果之后，农民群众才会重新推戴资产阶级，从而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制。可见，那时候我已经把同农民阶级结成联盟的无产阶级的暂时统治，看作是俄国走向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一个必要的发展阶段。”
这是他全部《苏俄的“新方针”》的内容核心。他继续说，“一个月后，十月革命爆发了。那时工人和农民的统治采取了苏维埃专政的形式。我在 1920 年 4 月 12 日完稿的小册子《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1920 年维也纳人民书店版）中描述了俄国革命的这个第二阶段。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也把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本身必然会通过土地革命创造前提，使农民阶级上升，从而使俄国发展到资产阶级民主制。”
这些是关于政治的。关于经济，鲍威尔说，“我曾经预言，俄国将发展到采取独特的混合的经济形态。“工业、运输业和银行业中的国家社会主义，销售商品的合作社组织，农民的个体经营，趁城市缺粮而增长起来的农民财产，依靠黑市（这在农民的私有经济基础上是不能根除的）并同它一起发展起来的新资产阶级，在特殊的租让权基础上产生的、由外国资本建立的资本主义企业——俄国的新经济将由以上这些因素组成。””
鲍威尔认为“新经济政策”证实了他的预言。问题只剩下一个：“即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经济上的变革将造成什么样的政治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鲍威尔写了四篇文章，就是《苏俄的“新方针”》。他认为，“苏维埃政府及时地同它的经济上的种种幻想实行决裂，这是它的巨大功绩。但是，如果在经济上实行新方针以后不跟着在政治上也及时地实行新方针，那么实行“新方针”这个大胆的行动将是没有成效的。正因为我们深信国际无产阶级的命运是同俄国革命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有权利和有义务来证明必须实行政治上的变革，唯有这种变革才会使俄国革命、同时也使国际无产阶级免遭最严重的灾难。”
这就是说，他认为，只有重新拥戴资产阶级，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制，俄国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才能免受最严重的灾难。这是非常奇特的辩证法。
二、
第一篇文章，《苏维埃共和国的第四年》。顾名思义，这是1921年，协约国武装干涉失败，国内战争结束，战时共产主义已经失去效果，苏维埃俄国面临严重挑战：或者和战时共产主义一同死去，因为农民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而农民已经非常不满；或者执行“新经济政策”，一方面恢复经济，另一方面安抚愤怒的农民。
鲍威尔写道，“这战争的三年，是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官僚统治机器、红军和万能的警察组织“契卡”的时期。这三年同时是俄国国民经济完全听命于革命的国家政权的时期。在这三年，俄国的全部工业国有化了，农户的一切剩余被国家征用了，商业完全被压制了。国家征用农户的产品，把这些产品分配给城市居民。国家把其工厂生产的工业品运往农村，把它们分配给农民。资本主义看来完全铲除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实现了。”
但是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鲍威尔接着写道，“但是，这三年的国内战争严重地破坏了俄国的国民经济。农民知道，他们经营出来的任何剩余都将被征用，所以他们自己食用需要多少就只耕种多少。在 1920 年，粮食播种面积比战前减少 18.5%，马铃薯播种面积减少 27%。同时，由于缺少牲畜、肥料、农具，每公顷的收获量也大大地下降了。根据斯特鲁米林的数字，1920 年谷物收成的纯收获量只有 18 亿普特，而 1913 年为 30 亿普特。[ 1921 年 3 月 31 日《经济生活报》。——作者注 ] 但是，工业比农业还糟得多。由于工人营养不足，由于缺乏燃料和原料，由于工业的官僚主义领导的缺点，工业生产严重地下降了。克鲁敏把 1920 年的工业生产同 1913 年的生产作了对比。根据他的计算，1920 年的情况如下：
铁矿石产量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2.25%；盐产量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17%；原油产量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40%；煤产量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20%；生铁产量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2.12%；机器产量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25%；棉纱产量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5.6%；亚麻线产量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25%；糖产量 [ 1921 年 5 月 27 日和 28 日《经济生活报》。——作者注 ] 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6%。”
问题是，如何拯救这濒临于崩溃边缘的经济呢？鲍威尔提到了托洛茨基。“苏维埃政府起初认为，可以通过变本加厉地使用它在战争期间使用过的那些办法来实行重建。托洛茨基起草了他的使工作军事化的纲领。工厂应当军事化，工人应当置于严格的军事纪律之下。他们指望借此提高劳动强度。小资产者、农民、被剥夺的资产阶级的家属应当被征入劳动大军，并在军事强制下进行劳动；他们指望由此为巨大的公共工程获得劳动力。他们甚至认为可以使数百万农户服从官僚主义的领导；国家应当规定它们耕种什么和怎样经营土地。”
在序言中鲍威尔还提到过拉狄克，说拉狄克嘲笑他对俄国经济成分的预测是“新的孟什维主义哲学”。这里又提到了托洛茨基。拉狄克与托洛茨基众所周知的关系很奇特的体现在了这里。但是，按照鲍威尔的说法，工人、农民和士兵的骚乱以及暴乱表明苏维埃政府“不能沿着迄今走过的老路继续走下去。由于工人、农民、士兵的反抗日益增长，通过发展军事共产主义即以军事化强迫劳动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实现重建的一切计划破产了。”
鲍威尔这样总结“新经济政策”：““新方针”只对工人作了小小的让步。一般说来，工人仍旧被束缚在工厂里。只有当一个工人一直被迫干着非本行的工作或者在自己住地以外工作时，他才被允许在自己的住地找个本行工作做。对农民作出的让步要大得多。军事征用制取消了。完全象在奥国那样，农民仅仅必须向国家交纳一个份额——在俄国称之为“实物税”；他们收获的剩余部分可以由他们自由支配。这样一来，粮食的“自由贸易”首先恢复了。但是，最大的让步是对被认为在三年战争中已经克服了的资本主义作出的。苏维埃政府对用官僚军事共产主义的办法克服经济混乱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它认为，只有通过发挥“个人首创精神”才能克服这种混乱。列宁本人现在教导说，应当“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525 页。——译者注 ] 。因此，苏维埃政府不仅开放了资本主义贸易，而且还把战争期间已经社会化的工厂、矿山、森林拿出来租给国内和国外的资本家。同时，它竭力在俄国恢复资本主义贸易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它完全改变了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它恢复了银行业务，它修改了有关民法的法令，它向外国资本表示准备偿还沙皇政府的对外债务……春季在暴乱的压力下采取的“新方针”，到了夏季和秋季在歉收和饥荒的压力下愈来愈确定下来了。”
鲍威尔总结得很精当，但是却有些失于肤浅。“新经济政策”的某些思想其实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就确定下来了。比如鲍威尔所说的对资本主义做的“最大的让步”。列宁不只一次的申明过，愿意与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经济往来，愿意把矿山等租赁给外国资本家。列宁从革命后就开始不停的呼吁，要向资产阶级和旧的专家学习管理和技术，当然也包括国外资产阶级。
战时共产主义确实并非全部都是临时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一次尝试，实现共产主义原则的尝试。但是这个尝试不成功，因为这种尝试建立在不完备的基础上。虽然土地收归国有了，但是农民经济仍然是个体的；国家也远没有把所有经济活动都纳入到经济计划的有效控制中去。建立在个体经济上的农民经济，被政府强行拿走了所有余粮，这本身对农民就是不公平的。农民并没有享受到共产主义的好处（虽然工人也没有但是共产主义毕竟是偏向工人的），却承担了共产主义的义务。城市中的星期六义务劳动不过每周一次，而且也并非所有人都参加；农村的“义务劳动”却整年都在进行。唯一使农民接受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原因，如列宁所说的，就是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他们对待农民的方法，使农民宁愿接受苏维埃，接受战时共产主义。所以内战一结束，农民就站到了右翼。列宁指出，实施“新经济政策”，主要是为了向农民妥协。当然也有恢复经济、学习管理经济的原因。
但是从一开始，就明确了的一点，是“新经济政策”并非是社会主义的政策，“新经济”的俄国不是社会主义的俄国。虽然“新经济”的俄国如同鲍威尔所说的那样，充斥着各种经济成分，但是却是社会主义成分不断发展的经济形态。施行“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说以后就永远这样了，更不是要退回到资产阶级民主制，要重新拥戴起资产阶级。事实也证明，苏联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三、
第二篇文章，《资本主义贸易和苏维埃资产阶级》。鲍威尔认为，”从 1917 年起，由于封锁和本国工业遭到破坏，城市不再能向农村出售工业品，而农民不会为了不能拿来交换工业品的贬值的纸卢布而出让他的辛勤劳动的果实。这样，城市遭到农村的封锁：它再不能取得必需的粮食了。于是它试图用暴力把农民不愿意交给它的东西据为已有。十月革命以后，武装的工人队伍开到了农村，并且用暴力从农民那里夺走了粮食。饥饿的工人这种自发的征用发展成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征用制。全部收获遭到没收。军事征收队伍收割了庄稼。迫于军队和城市的痛切需要，征收队伍给农民留下的东西往往甚至不够满足他们本身的口粮以及种籽和饲料的需要。农民通过缩减播种面积、隐藏储备粮、武装抵抗征收队伍，通过暴乱来反对这种征用制；他们要求取消征用制，恢复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当农民的暴乱在 1921 年春天广泛地蔓延开来的时候，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在进行了三年斗争后投降。1921 年 3 月 21 日的法令取消了强迫交付和恢复了粮食的自由贸易，这标志苏维埃政府向农民、城市向农村、无产阶级向农民的私有制投降了。农民的经济实力战胜了苏维埃政府的政治军事暴力。亿万农民群众的顽强抵抗被证明为比契卡的恐怖手段、革命法庭的死刑判决、红军的刺刀更加强大。“
恢复了粮食的自由贸易之后，其他商品的自由贸易也就很快开始了。战争期间出现了依靠走私和盗窃发财的暴发户，“这个阶级迄今可以说是非法地存在的，一直受着契卡那只惩罚手臂的威胁。但是“新方针”使这个阶级合法化了。现在它在重新开放的自由贸易中可以合法地使它的资本增值了。”
鲍威尔非常正确的意识到了粮食自由贸易的恢复意味着商品流通的恢复，“但是农民的胜利同时意味资本的胜利。”“资本主义贸易代替共产主义的征收机构和分配机构来组织粮食供应。一旦商业资本重新支配了这个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那么，它同其他部门就不再会离得很远了。在粮食的自由贸易恢复以后，其他的贸易限制也取消了；只有对外贸易仍由国家掌握，但是这一贸易垄断实际上也被广泛的黑市贸易打破了。”
鲍威尔指出，这个革命后的新资产阶级和苏维埃政府有合作的共同基础，与被革命推翻的旧资产阶级是不同的。新资产阶级是革命后的萧条的受益者，“但苏维埃政府是由于经济必然性本身才被迫满足这个新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的。因为，一旦国家本身不再组织粮食供应，而把这种组织工作的很大一部分交给商业资本时，它就被迫排除妨害商业资本活动的障碍，使商业有可能供应粮食。这样，苏维埃政府就修改它的民事立法，以便重建资本主义商业的法律基础。这样，它就建立银行，因为资本主义商业离开银行业便无法维持。这样，“新方针”就首先引起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决定性变革。”
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决定性的变革，是货币的稳定。鲍威尔非常敏锐的指出，革命后内战期间空前规模的货币投放，并非全然是被迫的，也是有意识的做法，目的是消灭货币。鲍威尔说，“不断增发纸币是达到“取消货币”的正确手段：通过不断增发纸币，最后货币就会完全丧失价值，从而共产主义的自然经济就会代替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
这并非是鲍威尔的臆断。这是有资料可查的，当时的苏维埃政府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确实有通过货币贬值从而消灭货币的意图。不过这个意图也是公开的（至少是半公开的吧）。
鲍威尔还指出，“ 同时苏维埃政府还企图通过征收新税来增加它的收入。因为直接税带来的收益太小，所以考虑恢复间接税和金融垄断。这样，苏维埃政府一旦开放资本主义贸易，它就必然被迫走上资本主义财政政策的轨道。”
可以说，在这些分析上，鲍威尔都忠实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做了，他的论证非常有力，非常尖锐也非常准确。所以，鲍威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这是我们看到这样复活起来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被新资产阶级所操纵，它依靠数百万的农户，而国家的立法和行政不得不被迫与之相适应。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曾经认为，工业无产阶级虽然在俄国人民中只占很小的少数，但是只要它建立起自己的专政并通过自己的恐怖手段把居民的大多数镇压下去，它就能够把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强加给亿万农民群众。经验教给它的却不一样。不可能在成百万落后的、刚刚通过革命摆脱封建主义羁绊的农户（俄国的少数城市和工业地区只是分布在其中的小岛）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一旦农民群众的反抗迫使苏维埃政府回到自由贸易，那么全部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就会通过贸易本身的内在逻辑而恢复起来。在这个重大的历史经验中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思想得到了证实：每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它的社会制度；任何专政、任何恐怖、任何暴力都不能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的那种社会制度强加给一个国家。
不幸的是，鲍威尔的这些正确的结论，却没有成为苏俄的实际历史。那为什么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结论，却和历史进程背道而驰了呢？
原因在于，鲍威尔和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懂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懂得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方式的道理。可是，鲍威尔却没有看到，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国家政权并不是一个被动的力量，相反，它有它的历史主动性。列宁曾经说过，和经济比起来，政治不能不是更加重要的。这话乍一看完全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它恰恰是真正弄懂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敢说出来的话。正是通过对商品经济的恢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让步，让苏俄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改善了群众的物质生活，稳定了社会情绪，从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而与此同时，苏维埃的共产主义倾向从未动摇过，经济的资本主义成分也从未发展到动摇苏共的执政、苏维埃的政权基础。当经济恢复到一定程度，工业化提上日程的时候，新经济政策就被毫不犹豫的结束了。如果列宁还活着，估计他也不会有第二种选择。只是对于农业集体化，列宁应当采取温和得多的办法而已。
苏俄实行恢复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除了俄国本来的落后之外，还在于战争给俄国造成的严重破坏。在经历了如此残酷和长期的战争之后（1914——1921），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基础都不能不被严重破坏，而工业基础的破坏必然导致城乡之间的对立。
四、
鲍威尔的第三篇文章，《工业和租让》。他的主要观点是：内战结束后，工业企业运转不灵，很多停产，苏维埃政权没有办法，只好向私人租让。但是由于俄国资本家已经在革命和内战中破产，所以“真正租出去的大企业不多。由于苏维埃卢布贬值，要经营一个工业企业需要雄厚的资本；在俄国新的资产阶级中，只有少数资本家才有可能筹集这样一笔资本。这样，苏维埃政府便必须努力寻找承租俄国国营企业的外国资本家。”
此外，由于苏俄需要大量进口国外商品，从而对外贸易赤字，所以迫切需要国外资本。“支付逆差始终只能通过输入资本来达到平衡；如果外国资本家不下决心向俄国投放大量资本，那么俄国国民经济的混乱就将继续下去，这种混乱除了导致一场可怕的经济灾难外不会有别的结果，而苏维埃政权将会在这场灾难中崩溃。”
可是，鲍威尔认为，因为在革命过程中苏维埃政府无偿没收了国外资本的投资，又随时可以镇压政敌，所以国际资本很难会去苏俄投资。“布尔什维克也认识到，不把必要的法律保障恢复起来，俄国是无法把外国资本吸引进来的。斯切克洛夫在莫斯科的《真理报》上开始了一场战斗，争取建立必然会代替目前盛行的独断专横的那种“革命法制”。但是这种“革命法制”恰恰是意味着共产党的专政自行取消。列宁本人曾经给专政下定义说，专政是统治阶级的无限制的、不受其本身的法律约束、限制的权力。如果吸引外国资本的经济必然性将迫使专政为了一种与资本的需要相适应的法律制度来限制它自己的无限权力，那么，它恰好将以此取消专政。布尔什维克仍旧相信，对他们的政治法律统治制度作一些微不足道的改变，就可以支配他们为了使俄国的经济不致在可怕的灾难中崩溃而必须引诱到俄国来的那一资本。他们仍旧相信，他们用资本主义手段进行再建的新政策是可以同继续实行恐怖主义的专政并行不悖的。他们仍旧相信，重建资本主义是可以在共产党的专政下进行的。但是，通过还是那么迷人的租让办法来引诱外国资本到俄国的一切计划的破产，证明这一信念是一种幻想。这再一次证实马克思的学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会发生整个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只有苏维埃政府本身逐步地废除恐怖主义的党专政，逐步地使俄国转而采用民主的法制国家的法律形式，它才能得到必须吸引来的外国资本，即得到俄国重新加入世界市场的前提。如果它做不到这一点，如果它坚持专政和恐怖，那么，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在将来也会把外国资本拒之门外，俄国就无法找到进口外国生产资料的必要的支付手段，因此，俄国的国民经济就会毫无希望地继续衰落下去，直到苏维埃制度在一场经济灾难中遭到彻底崩溃。恐怖主义的专政已经成为俄国重新加入世界经济的障碍；这种重新加入的必要性将迫使苏维埃俄国废除专政。”
鲍威尔这些话写于1921年。和前边几篇文章内容一样，鲍威尔的分析不能不说是非常犀利和正确的，但是历史事实总是和他的预言相左。就在1921年，美国人哈默成为了第一个在苏俄经营租让企业的美国人。随后是福特。然后是许许多多资本家。这些资本家和投资也许不能说是非常多，但是对于恢复俄国经济却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有效的。鲍威尔显然低估了资本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显然忘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过的著名的话：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挺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
这就是真正掌握了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学究式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在鲍威尔这里，马克思主义运用的非常熟练、准确，但是却是死板的、教条的。他只看到了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对生产方式、流通方式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却从来没有意识到有力的国家政权的反作用和历史主动性。他完全没有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只是从消极的一面否定性的去理解这一专政。这是他所有种种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分析的全盘落空的根本原因。
五、
鲍威尔的第四篇文章，《专政的历史意义》。因为鲍威尔对形势做了机械的、消极的判断，否认农民与工人阶级联盟的可能性，所以他认定苏维埃政权不能长久、无产阶级专政必将倒台，由此，他认为有必要给无产阶级专政预先来个盖棺定论。
鲍威尔认为，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共产主义目标和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革命进程中的激进空想。他认定俄国革命只是也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因此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信念和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激进主张一样，都是“空想的、幻想的目标，远远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这些目标不可能实现。“远远超出一切当时可以达到的目标的这些思想意识，使革命战士具有把他们引向胜利的激情。但是，他们的胜利的客观后果却总是与他们的主观目的完全不同。这种专政作为一把铁扫帚有效地扫除了封建社会制度、专制国家制度的一切残余，从而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但是，一旦这种专政除此之外还想有所作为，一旦它想实现它的种种幻想的目标——象英国的“圣徒公社”，法国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它就会碰到无情的经济事实而遭到失败。专政垮台了。专政的遗产由资产阶级继承了，专政摧毁了封建制度，从而替资产阶级开辟了道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描述过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这个发展进程。他在描述 1649 年的英国革命时写道：“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在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集的胜利果实，也必须使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正如 1793 年在法国和 1848 年在德国那样。这看来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 [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92 页。马克思的原话为“资产阶级的胜利果实”。——译者注 ] ”
鲍威尔的观点看起来和M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中的著名论点如出一辙。M在文章中写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以矫枉。不同的是，M在其后的革命实践中已经超出了矫枉的范畴。纵观国际革命史，保守派和革命派的分歧往往在于：过正的目的仅仅是在于矫枉，还是要继续向下一步发展下去。
随后鲍威尔发表了一系列非常混乱的言论，这些言论当然被布尔什维克们认为是叛徒的言论。
他在引用了两段列宁的话后说，“这是一个自供：俄国只有通过资本主义才能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各种前提，发展出一个人数众多、训练有素的无产阶级。这是一个自供：俄国革命的客观结果不可能是别的，它只能是俄国资本主义在农民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础是由于革命而扩大了的、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的。由此可见，这个专政本身认识到自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阶段。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毁灭了。那些“言辞和幻想”破灭了。俄国革命的真实本质在其“新方针”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事实上列宁完全没有这样的“自供”。一段引文中列宁说：
“资本主义如果得势，工业生产就会发展，无产阶级也会随着增长。资本家将因我们目前的政策而得势，创造出工业无产阶级，而我们的无产阶级由于战争和极端严重的破坏，已经失去阶级性，这就是说，它已经逸出自己的阶级轨道，不再作为无产阶级而存在了。所谓无产阶级，就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企业中生产物质财富的阶级。既然资本主义大工业已被破坏，工厂已经停顿，无产阶级也就不存在了。它有时在形式上仍算作无产阶级，但它已经同经济基础没有联系了。”
“恢复资本主义，就是恢复无产阶级，也就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在大机器工厂里从事生产，生产有利于社会的物质财富，而不去作投机生意，不去制造打火机出卖，不去从事其他不太有益但在我国工业破坏的情况下必然会作的‘工作’。”
显然列宁的意思是，因为战争的破坏，工厂已经停顿，无产阶级已经不成为无产阶级了。因为阶级归根到底要看它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和作用，而由于生产的停顿，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已经成了空话，脱离了具体生产的无产阶级已经瓦解了，不是一个阶级了，只是“同经济基础没有联系”的形式上的“无产阶级”了。那么要让无产阶级重新成为无产阶级，就要开工。而资本家能让工厂开工。所以列宁的意思完全不是“俄国只有通过资本主义才能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各种前提，发展出一个人数众多、训练有素的无产阶级”。列宁的意思其实就是一点：工厂要开工。为了开工，有必要向资本家做出让步。鲍威尔则把话扯得太远了。
另一段引文中列宁说，
“资本家将同你们在一起，外国资本家，承租者也将同你们在一起，他们将会从你们那里攫取好几倍的利润，他们将在你们那里大发横财。让他们去发财吧，但你们要跟他们学会作经济工作。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建成共产主义共和国。”
显然，列宁的意思是，工人要向资本家学习作经济工作，这样才能建设共产主义。这与鲍威尔引申的含义也截然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作为阶级工人是绝对不可能学会作作经济工作的，不论是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总体来说，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破坏和瓦解作用绝对超过教育作用。鲍威尔在这里确实太教条了。
在这些种种错误基础之上，鲍威尔一再重弹他的老调子：专政必须取消，也必然取消。要么就是和平的方式，要么就是暴力的方式。对此历史已经做出了裁决，也就不必再多废口舌分析他的错误了。
最近我也读了一些考茨基的东西。第二国际的这些领袖们，对待革命的机械态度，对待革命的“冷静”和“学究气”，与马克思、恩格斯对革命的热情颂扬、对革命暴力的肯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考茨基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教皇不可能不发觉自己和上帝的分歧），于是用各种理由来搪塞，来给自己找出各种借口，用历史上的各种事件来证明自己的正确，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的任何稍微有利于他的话来给自己辩护。这些领袖们，就这样成为了工人阶级运动的障碍，有意无意的背叛了工人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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