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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9-03 06:38:32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毛主义在苏联及东欧的存在（1956-1980）（5-1） 《哪个东方才是红的？》是对中苏分裂之后在苏东地区出现的、鲜为人知的“反修正主义”思潮的研究，尤其是对那些自称为毛主义者的人的研究。这个研究主要集中于1960年代席卷苏东地区的“毛主义之风”，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球掀起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风暴。它也讨论了文革对社会主义第二世界的外交影响。最后，本文挑战了对苏东集团马克思主义内部异议的主流学术研究，后者代表了苏东集团内部异议研究错误的两种人：那些拥抱了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与克里姆林宫官方版本马列主义的人。简而言之，关于冷战时期苏东阵营内部异议运动的新研究必须将毛主义者——共产主义反对者包括在内。 译者说明 本文所指的毛主义者是指当时受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运动影响的人。当今的毛主义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第三阶段——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它是由秘鲁共产党和贡萨罗主席总结提炼的。 引言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 从1950年代晚期到197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理论鼓舞了很多人——年轻人、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去给世界现行秩序制造“麻烦”。当时，世界正在经历一场非殖民化以及超越美苏冷战的新视野的旋风。紧随着苏联首脑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的攻击，国际共运在欧亚两洲的社会主义国家遭遇了戏剧性的分裂——全世界的共产党均分裂为了支持苏联及东欧的一派与支持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一派。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苏联的）政治权威，以及对战胜资本主义和进入共产主义的革命实践似乎岌岌可危。中国和她的阿尔巴尼亚盟友似乎在斗争中被孤立了：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社会主义力量，但是却可以看见中苏决裂[1]后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倒向了苏联，而北越和朝鲜政府则在两边摇摆不定。 如果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党反对毛和中共正在取得的新地位，那么这种事情不能解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更广泛进行。事实上，横跨第一和第三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分裂为了互相对立的亲莫斯科的党与亲北京的“毛主义”党，双方都宣称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继承人。世界上左翼政党的数量突然就翻倍了，而新的毛主义组织往往会在名字的最后加上“（马列主义）”的称谓。这些毛主义组织往往在开始时规模较小，而在“全球六十年代”渐渐壮大起来。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许多社会中的学生和青年运动组织都觉得毛主义的要旨很有吸引力：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对他们老一辈的修正主义造反的、改良主义的和对亲莫斯科的威权政党的替代方案。例如，美国的黑豹党和革命联盟（即后来的美革共）、法国的无产阶级左派；还有非洲的反殖民起义，如安哥拉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NLA）、津巴布韦的津巴布韦非洲国家联盟（ZANU）都挥舞着《毛主席语录》（红宝书）、戴着无处不在的毛主席像章等打破旧习的象征。 现代历史话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探究毛是如何成为横跨第一与第三世界的反修正共产主义的鼓舞者的，但似乎存在着一个缺口：第二世界呢？除去阿尔巴尼亚，东欧没有毛主义吗？我的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对甚至是处于主流话语边缘的关于六十年代的毛主义的英文资料仔细检查显示它是存在的。互联网的出现不仅使我们能够接触全世界的新资源（特别是新解密的档案），也能够像联系到相关领域的学者一样通过网络联系到当年斗争中的老战士。这个研究当然是不容易的，幸好，我个人多年的对苏联历史和毛主义理论的研究帮助我完成了研究。由于俄罗斯政府只是偶尔缓慢地泄露其资料来源，所以苏联的档案大部分仍无法查阅。而对于这个研究所涉及的其他国家，要不是我与他们内部的毛主义组织的接触，（这些国家的研究）也是无法完成的。 目前的研究遗漏了中苏决裂以及它对东欧知识分子世界的影响，认为东欧的马克思主义与异见思想整体上要么亲苏联，要么亲西方。本研究是对这一话语的挑战。为什么苏东集团会被排除在全球60年代的思潮之外呢？尽管这些国家拥有大量的警察以及监控设施（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史塔西到苏联的克格勃），使得组建新的共产党或激进组织异常困难。但他们确实没能阻止中国的“东风”，就像他们也没能阻止通过他们与全球相连的社会与文化——来自美国领导的第一世界的“西风”一样。那些因持左翼或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而被（苏东集团）官方定罪的不同政见者以及那些被湮没的声音，应当作为新的对第二世界、全球60年代及冷战的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而重见天日。 这篇研究的结构与方法论按年代划分，从展示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结盟开始。接着，它进入了对中苏决裂的叙述，以及北京与莫斯科在解释马克思主义上的分歧，或者说“修正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冲突。[2]之后的每一个章节都讨论了与苏东阵营的毛主义有关的人和事。通过一个讨论苏联案例的关键章节，研究总结了更长、更全面的解释来让我的研究挑战历史研究者们，并且呼吁改变我们看待东欧漫长的60年代的方式。 应当指出的是，这个研究明显遗漏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尽管这些国家中确实有一小群年轻人致力于对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赠送的《毛主席语录》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翻译的简短尝试，但他们的尝试是如此简短且缺乏成就，以至于做出任何关于南斯拉夫毛主义的显著结论都是无意义的。[3]而中国和罗马尼亚维持着不温不火的友好外交关系，我没有在任何有关中罗关系的学术文件中找到任何罗马尼亚公民把毛主义带回他们祖国的证据。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也完全相同。希望未来的关于苏东共产主义异议者的研究可以发现任何在1960到1970年代试图将毛主义带到这些国家的尝试。 我的主要研究使用了很多同时代的期刊、手册以及其他文献。它们补充了学术资源，特别是对中苏决裂及文革的专题研究。其他学者的报告记录了他们在国家档案中的发现及关于不同国家中的（毛主义）运动的论文的汇编。它们对我来说都极有价值的。事实上，通过社交媒体和公共论坛与学者和活动人士建立联系，极大地有助于我对研究材料和活动家回忆的收集，否则我是不可能完成这项研究的。 注： [1] 在大多数文献中，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和意识形态分裂被称为“中苏决裂”。(北京：外国语出版社，1965)，4：428。 [2] 术语“毛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反修正主义”是本研究中的关键术语，它们经常重叠或似乎互换使用：然而，它们本身是不同的术语。今天，“毛泽东思想”最常见的称谓被认为是“毛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及其国际盟友认为，毛泽东的理论不一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新的、更高阶段，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民族解放斗争、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和社会主义中的文化革命的历史舞台上的应用。直到毛去世后，幸存下来的亲北京党才宣布“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三个普遍适用的阶段。“反修正主义”一词是所有拒绝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的共产主义思想流派的总称，并认为苏东集团从官方的国家意识形态中“修正”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他们的国际盟友在与莫斯科认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进行对比时，称自己为“反修正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1世纪，毛主义者称自己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而亲阿尔巴尼亚的霍查主义者继续称自己为“反修正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3] Dominique Kirchner Reill， “Partisan legacies and anti-imeprialist ambitions：the Little Red Book in Italy and Yugoslavia，” Alexander J. Cook ed.， Mao’s Little Red Book：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97-204. 第一章 不易的联盟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甚至在他自己的革命之前，列宁就目睹了一场革命风暴在亚洲达到高潮。当他谈论到在1911-1912年推翻了清王朝并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和国的辛亥革命时，他明确表示：“中国是一片见证了充满活力的社会运动和民主高涨的土地。”同时横跨亚洲的反殖民主义和左倾民主运动同一战中欧洲工人阶级共产主义运动一样，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的新发展。[1]随着俄国革命后共产国际的发展以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苏联现在与中国的政治轨迹利益攸关。为了协助发动全球革命的渴望，莫斯科指派了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到中国帮助新生的中共通过斗争转变为拥有群众基础以夺取政权的党。[2] 然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共产党建议中国的共产主义者采取一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所不同的独特路线。考虑到党小而散的特点，以及分裂的军阀仍然在中国肆虐，苏联建议中共与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组成统一战线。这个安排被称为1923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它创造了一股使得共产党与国民党获得独特而密切的共生关系的政治动力。同时加入两党几乎成为了共产党员几乎必要的条件，而共产党也能把他们杰出的干部派往国民党高层。他们(共产国际)不仅期望一个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联盟统一中国，而且也想把国民党自身变成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事实上，苏联人一直对国民党最终加入共产国际的可能存在兴趣）[3] 当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想当然地把国共第一次合作视为一个壮大他们的党的绝佳机会时，应该注意地是这个行为其实是半自愿的。理论上来说共产国际扮演了全球共产党的国际议会的角色，各方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和全面的自决权。但事实上，苏共不言而喻地拥有对所有事务的最终决定权，甚至是全球层面上的。而在1930年代，共产国际的主要任务本质上变为了保卫新兴社会主义世界的核心的苏联[4]。甚至在列宁还在担任苏联领袖的时期，任何偏离共产国际的蓝图（的行为）对中共来说都极度困难，除非它不是前者完全禁止的。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努力在一开始是成功的。它为国民党打造了国民革命军(NRA)，它有能力把共产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联合到使中国摆脱军阀割据的困境的战斗中。在1926年，国民革命军发动了成功的北伐，消灭了东部的军阀并把他们置于蒋介石松散的“党国”支配之下。国共合作的蜜月期结束了。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厌倦了共产主义者试图把国民党拉向左翼的尝试。在北伐半途中，他解除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并在1927年4月27日利用忠于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发动了针对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大屠杀，这引发了中国共产党一直持续到1949年的起义。[5]在军阀们在北伐中遭受到巨大挫败的同时，中共严格遵守了莫斯科的命令，克制自己，不要寻求独立于国民党的道路，最终导致了血腥的悲剧。 苏联很快谴责了蒋介石（尽管共产国际与国民党断交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6]，而中国共产党转移到农村开始了革命的“人民战争”。莫斯科对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爆发的共产主义革命欣喜若狂，即使它的发起方式与共产国际当时的政策相悖。不幸的是，由于中共缺乏与苏联边界接壤的领土，苏联没有办法支援武器、资金或者额外的共产国际代理人给新生的革命。据1938年埃德加·斯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经典报告《红星照耀中国》所言，“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用着比中国现代史中的任何军队都少的外国援助在战斗”[7] 1941年6月，德意志帝国向苏联发起竭尽全力的进攻。而日本人还没有和苏联开战且忙于中国和满洲的战斗中。日本仍然是轴心国的一部分并且是莫斯科的间接敌人。横跨欧洲与中国，莫斯科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道义和顾问支持。后者在1937年与国民党组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与共产党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将日本人驱逐出中国。在1945年8月，战争结束的几周前，苏联红军突袭并解放了满洲和日占朝鲜的北半边。随着日本遭到了两颗核弹的打击，失去了满洲，以及日本在中国的军队的被摧毁，日本向同盟国投降。 第二次国共合作几乎立即就破裂了。内战一直持续到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获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现在是中国毋庸置疑的领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者，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紧随其后，在1949年12月及1950年1月，毛前往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和其他的苏共领导人。斯大林祝贺中国共产党击败国民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胜利。在毛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中国人与苏联人达成了协议，允许苏联向中国全境派遣经济顾问来帮助中国革命后的重建。谈判随着《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署而结束。[8] 然而，解放后的中苏关系仍然是紧张的，当斯大林因毛违背莫斯科的指示对日本和国民党斗争所获的胜利所触动时，一股怨念依然存在。斯大林一直试图控制毛泽东从而维持他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地位。共产国际已经在1943年解散了，但是苏联仍然把自己视为社会主义阵营无可争议的领袖及战后社会主义秩序的缔造者。[9]当朝鲜战争在1950年6月25日爆发时，因担心南朝鲜首尔政府统一朝鲜而成为美国攻击中国的跳板，中共无条件地团结在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身边。[10]中苏同盟，这个非常脆弱的同盟，在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即同年7月27日南北朝鲜停战前就开始破裂了。 注释： [1] 列宁， 《亚洲的觉醒》(1913年5月)（原文为：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 [2] Alexander V. Pantsov and Stephen I. Levine， Mao：The Real Story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2012)， 100106. [3] 同上，151-155. [4] David Priestland， The Red Flag：A History of Communism (New York：Grove Press， 2010)， 124 [5] Pantsov and Levine， 178. [6] 同上，190. [7]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8] Pantsov and Levine， 367-373. [9] 同上，371. [10] Zhou Bangning，“Explaining China's Intervention in the Korean War in 1950，”Interstat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014/2015，no.1，(2015)：1， http：//www.inquiriesjournal.com/articles/1069/2/explaining-chinasintervention-in-the-korean-war-in-1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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