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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7-06 16:07:41 点击： 次 来源： 作者：旗帜中流 评论员 - 小 + 大
| 毛主席是唯物辩证法大师，他历来倡导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解决问题。为什么必须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看问题、去解决问题呢？因为一切客观事物都包含着相互矛盾着的两个方面。 例如美帝国主义无论在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同时它又是纸老虎。看到它纸老虎的一面，我们就可以具备斗争信心，就可以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它“真老虎”的一面，因而我们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在具体战术上重视敌人。 又例如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立足基点就是要彻底否定资本主义思想理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在具体实践中，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又分为各个集团、各个部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又有着各种不同的具体形式，各个资本主义集团之间、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往往存在着各种矛盾，我们在斗争中必须认识和利用这些矛盾，才能一步一步地打垮资本主义。 再例如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可是修正主义又往往打着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旗号，这种旗号其实是与修正主义的内在本质相反的，可它既然打着这种旗号，就有一定的欺骗性，我们要分析修正主义、要揭露修正主义，就必须从它的外在旗号入手。否则，我们就不能说服群众。 1944年，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指出：“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据吴冷西同志在《忆毛主席》一书中回忆，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各国共产党内部的修正主义分子纷纷跳出来大肆攻击斯大林，其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同盟的领导人铁托特别积极，他甚至提出要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为“斯大林主义”和“非斯大林主义”两部分，并号召把各国共产党中的“斯大林分子”赶下台。毛主席召开会议，布置撰写《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回应国际上的这股潮流。 怎样回应呢？文章怎样写呢？据吴冷西同志回忆，毛主席说：“这里用得着中国古人做文章的方法。一个叫做‘欲抑先扬’，一个叫做‘欲扬先抑’。所谓‘欲抑先扬’，就是说，你要批评他的错误时，先肯定他的正确方面……”毛主席说：“对铁托，宜采用这个方法。” 毛主席又说：“对于斯大林，现在全世界都骂斯大林，我们要维护他，但方法宜于‘先抑后扬’，即在论述他的功绩以回答对他的全盘否定时，先要讲斯大林有哪些错误，这样才能说服人，使人易于接受。” 为什么对铁托需要采取“欲抑先扬”的方法呢？因为铁托当时名义上还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主席、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总统，也就是说，他还是代表着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 铁托毕竟曾经在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斗争中，带领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开展过游击战争。20世纪80年代，苏联、中国、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联手时，中国曾上映一部电影叫做《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再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游击队在“二战”期间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斗争。当时中国修正主义走资派故意上映这部影片，也是有其用心的。 1956年时，如果我们一上来就把铁托当作敌人、进行猛烈的批判，那么我们的文章在国际共运中就有可能不被人们所接受。铁托一方面打着共产党的名义，另一方面却大肆攻击斯大林、干着共产党人不应该干的事情，这就是一对矛盾。只有剥去铁托的外衣，才能揭穿他的本质。因此，必须从他的外衣入手。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老左派同志们办起了《中流》、《真理的追求》等杂志，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私有化，弘扬社会主义、弘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当时的情况下，限于当时的政治条件，这两个杂志上在批判当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现象和资本主义私有化现象时，也不得不引用凳晓瓶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毛主席的历史地位”等方面的论述。 当然，这样做一方面是限于当时的条件不得已而为之，另一方面也是采取了一种策略，先肯定凳晓瓶在某些方面的论述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社会实际中，大量事实证明，并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没有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样，就是一个“欲抑先扬”、“先扬后抑”的过程。 目前，中国的左翼队伍中有一个“保救派”，他们一方面大肆标榜自己热爱毛主席、特别是标榜他们拥护文革，同时他们也批判新自由主义、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但是他们又贩卖“保党救国”的主张，宣扬对走资派的政治幻想，并鼓吹美帝和中国的矛盾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并且把不同意他们意见的左派同志都打成“F党”、“美国的带路党”、“另起炉灶、推墙拆庙”等等。 面对“保救派”的这一套表演，在左翼队伍里出现了两种态度。 一种人看到“保救派”标榜热爱毛主席、特别是看到他们拥护文革，便感到非常可贵；再加上他们也批判右派经济学家的新自由主义、批判右派学者的历史虚无主义，因此就认为以上这些是“保救派”的可取之处，至于他们散布对走资派的幻想、至于他们用民族矛盾、用批判右派学者的斗争来干扰或者取代反对修正主义走资派的斗争，那是“内部分歧”。 另一种人看到“保救派”散布对走资派的幻想，看到他们用民族矛盾、用批判右派学者的斗争来干扰或者取代反对修正主义走资派的斗争，便认为这才是“保救派”的本质立场和真实用心，因此对“保救派”加以猛烈批判、毫不留情。 在批判和揭露“保救派”的斗争中，有些同志往往只专注于揭露“保救派”吹捧走资派、散布政治幻想的一面，而维护“保救派”的人往往又强调“保救派”也歌颂毛主席、也拥护文革、也批判右派学者“精英”这一面。结果，“批保”和“拥保”双方各执一端，谁也无法说服对方。 特别是这两年“保救”观点被各地更多的左派同志识破、被各地更多的同志批判之后，“保救”分子纷纷夹起尾巴，变直接宣扬“保救”观点为委婉、隐晦地宣扬“保救”观点，这就更增加了“批保”的难度。 我们不能把左翼内部一切对“保救派”有好感、对“保救派”有一定程度的肯定的朋友，全都看作“保救”分子、全都扣上“保救派”的帽子。然而，分析一下以上情况，“批保”的同志为什么有时候陷入困境？“拥保”的朋友为什么总是对“批保”的行为想不通？ 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批保”的同志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首先肯定他们弘扬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正面肯定文革、批判私有化、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这一方面的工作。当然，我们同时也要向中间派朋友们阐明，这项工作不仅仅“保救派”在做，而是所有左翼都在做。但是，既然“保救派”也在做，我们就要肯定，而不能因为他们的整个观点有荒谬的一面，就抹杀或否定它正确的一面。 而且，在批判“保救派”的错误观点时，如果我们采取“先扬后抑”、“欲抑先扬”方法，首先肯定“保救派”弘扬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正面肯定文革、批判私有化、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这一方面的工作，恐怕就更能令中间派朋友们接受。 须知，“保救派”是以热爱毛主席、特别是以拥护文革的面目出现的，再加上他们也批判私有化、也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很多中间派朋友要识别和区分“保救”观点和“保救派”，是有相当难度的。 我们说，在目前的左翼队伍中，“保救”思潮和“保救派”，特别是被人们批判了之后不思悔改却隐藏起来的“保救派”，是一株必须加以警惕的毒草。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宋代诗人苏轼有一句诗：“灵苗与毒草，疑似在毫发。”就是说，在客观现实中，由于毒草往往穿着华丽的外衣，它并不像在我们头脑中那样截然分明、容易分辨。 我们有时候在红群里看到有人发了一个“保救派”写的帖子，就斥责发帖人，认为他不应该发“保救派”写的文章、不应替“保救派”做宣传。而这个发帖人却感到很委屈，他会说：“你看，这个文章是歌颂毛主席的呀，其中没有‘保救’观点呀。” 再说，一篇帖文里，即使有时候存在某些“保救”观点，发帖人恐怕也不可能马上敏锐地识别出来，这不仅因为不同的人觉悟程度不同、识别能力不同，更因为“保救派”写的文章，往往把“保救”观点与正确观点掺和在一起。 正因为如此，我们要特别帮助所有的左派朋友，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认真拆解“保救派”的文章，并且为了使人们容易接受，更应该多采取“先扬后抑”的方法。 我们同“保救派”争取群众，不能急于要求中间群众同意我们的观点，而要勇于承认群众的看法、群众的感受。例如有些群众看到“保救”文章里有一些有道理的地方，我们要勇于承认。这样做，算不算我们认输了呢？不算。我们在这个小地方认了输，在大地方就更易于争取群众了。 1936年，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谈到战争中必要的退却时，用我国先秦时代的哲学家老子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辩证观点，阐明了暂时的退却与尔后的进攻之间的关系。 毛主席说：“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 同时，毛主席批判了当时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不懂得这个辩证法，而是采取“左”倾冒险主义，一味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主张“不丧失一寸土地”，结果给革命战争造成了严重失败。 我们说，“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是一种对敌斗争的智慧；“欲抑先扬”、“先扬后抑”是一种论辩的智慧；而“一分为二”则是其基础。 “一分为二”是观察事物的一种客观、认真的态度。在反面教员尚未彻底暴露、仍然穿着华丽外衣且不易识别的时候，争取中间群众就必须特别讲究方法。而“一分为二”、“欲抑先扬”是毛主席教给我们的工作方法和斗争智慧。 当然，我们在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分析“保救”文章、争取中间群众时，也要警惕某些顽固的“保救”分子假装成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迷惑人。 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老左派同志们创办《中流》和《真理的追求》杂志时，限于当时的政治条件，引用凳晓瓶的某些看似正面的言论，是出于韬光养晦，也是为了“先扬后抑”、与当时的社会混乱现实作对比，那么在21世纪，广大网友、特别是广大青年已经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凳晓瓶的本质有了整体认识之后，如果还有人硬说凳晓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是诡辩了。 再例如，如果某些左派朋友不了解某一个“保救大师”的全部言论，而只是看到这位“大师”的某一篇文章不错，就转发了，那属于眼界不够宽广；如果有人在别人向他反复阐明真相之后，却置若罔闻或百般狡辩，仍然到处转发“保救派”的文章或视频，那就是故意替“保救派”作政治宣传。 “保救”分子也和其他一切机会主义分子一样，善于诡辩、善于偷换概念，你如果指责他们“保党救国”，他们就会说：“我们确实保党，但我们不保走资派”；如果你说他们只批判右派学术“精英”、不批判修正主义，他们就会说：“党内有修正主义者，也有马克思主义者”。 伟大导师列宁曾经指出：“谈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决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像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 今天左翼队伍中的“保救派”，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因此，毛主席在倡导“一分为二”和“两点论”的同时，又历来倡导“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辩证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时，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是“重点论”。 1965年12月，毛主席在与浙江省委部分同志谈话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不是把它们看作都一样，各占一半、半斤八两，而是严格地把它们分为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分为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马克思主义所以坚持重点论，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的主要方面规定的。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淆起来，就认不清事物的本质，就不能判断是非，就不能进行工作。” 我们承认“保救”文章里也歌颂毛主席、也拥护文革，承认他们也批判私有化、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但相比于他们的正面作用，他们散布对走资派的幻想，其危害性更大。其错误方面如果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或者其错误观点的危害作用大于其正确观点的进步作用，那么这样的思想体系就是“保救思潮”、这样的文章就是“保救毒草”、贩卖这种观点和思潮的人就是地地道道的“保救派”。 反之，如果仅仅是由于一时分辨不清，或者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那就只能是思想认识有局限的群众，而不能把这样的人打成“保救派”。对于这样的中间群众，我们必须热情地与他们沟通、耐心地向他们解释。 “先扬后抑”，“扬”只是第一步，“抑”才是重点。对于“保救派”的言论、观点以及他们的文章、视频，我们要向广大左派群众作出全面的介绍，使大家从整体上和联系中去了解和把握“保救”思潮，以便广大左派群众从整体上认清“保救”观点。 当然，在此过程中，“一分为二”、“欲抑先扬”是不容忽视的工作方法。 |
| 责任编辑：大地风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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