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丨《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60年代遗产》

时间：2020-09-16 07:37:45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佚名 - 小 + 大

这是一篇由摘录及少量评注组成的读书札记。

《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理查德·沃林著，董树宝译）叙写的对象——“五月风暴”作为战后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是理解当今诸种社会运动与思潮的锚点，在当下左翼运动陷入低潮的时代仍然值得去回顾。
“五月风暴”缘起于1968年3月法国南泰尔学院学生抗议活动，3-4月学生不断因为要求释放左翼同学，抵制考试，集会游行等使抗议升温。5月3日，警方干预导致暴力冲突，数百名学生被抓，几百人受伤激怒了更多的人，也引发了市民，教师，工人等群体的同情和声援。5月13日之后，上千万工人罢工和游行（要知道当时法国总人口也不过五千万）。工人和职员扣留资方人员，占领和控制工厂与商店——资本社会日常生活和文化运转中断了。最终迫使戴高乐狼狈下台。
资本家的宣传机器会说1968是年轻人的“不成熟”“叛逆”，一场“闹剧”；不学无术的油腻之人给他们贴上一个“白左”的标签而洋洋自得，仿佛这样就显得自己比他们“高了一层”；官僚主义的僵化政党则称1968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造反”；保守派人士自然惊呼性解放的“世风日下”“道德衰颓”······“事件”是向政治现状提出富有意义的集体挑战的情境。就其本身而言，它们设法破坏政治常态的连续体。毫无疑问，“五月风暴”成为了一种事件，它发生在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稳定的战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叙写可谓是恰如其分——人们对于现状的“超越性”向度被阉割，丧失了对革命的想象。
然而，革命发生了。

“非暴力”？
1，假如冒着“个人生命，个人自由，个人身体”的危险是“真正的政治体验”的测度，那么福柯对巴黎发生的“五月风暴”感到失望也就不必惊讶了。正如许多评论家所特别指出的那样，“五月风暴”与其说是一场革命，倒不如说是街头剧。
我对此表示怀疑：五月风暴的“非暴力性”只能被称为一种奇迹般的结果，戴高乐早已私下里联系了军方人士，必要时可以介入时局。难以想象如果最终公投的结果不利于戴高乐他会做什么。“在用最后一个资本家的肠子勒死最后一个官僚之前，人永远是不自由的。”参与革命的群众并没有忘记运动转化为暴力的可能。

“创造力存在于大众之中！”
1，20世纪50年代见证了政治上的专家治国论——精英（大部分是白色人种的男性精英）管理的政府要比大众参与的冒险更可取。来自底层的政治动员被视为无理性的，靠不住的，是一首以其或“右”或“左”的变体来演绎的极权主义序曲。
2，在图海纳看来，“五月暴动”与其说是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造反，倒不如说是一场反对政治上专家治国论的起义。那些控制社会专家治国论的主旨思想是‘使你自己适应’（adapt yourself），‘五月运动’反对这一点，提出了‘表达你自己’（express yourself）
牧羊人，对手中的“羊群”引导，鞭训，乃至生杀予夺具有天然的权力。而羊群则被视为是懦弱的，无序的，仿佛天生就应该被管理，牧羊犬则尽职尽责地对那些特立独行想要走出羊群露出獠牙。官僚对于“秩序”的狂热追求反对任何理念的碰撞，为的是维持一个庞大臃肿的行政大楼。

“生命，而不是苟延残喘”
1，“五月起义”的目标不是按照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去夺取政治权力，而是使政府，教育和车间中的决策过程民主化。学生抗议者与其说聚焦于阶级政治的传统问题，倒不如说他们对准了有关“日常生活政治”的性质议题：消费社会兴起，现代化的加速过程与法国大学的破落条件。
2，学生激进分子及其追随者试图重新发现自我实现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意义：“闲暇时间”越来越被大型组织（国家官僚机构，广告集团，大众文化巨头和跨国公司）令人厌恶的联盟支配了。
3，“五月造反”关键性的政治进步之一是其以非传统的方式来觉察统治的能力。这场运动的领导者理解了权力机制与权力形态在质的方面扩大了。这些不再等同于或化约为国家镇压或资本主义的负面效果。相反，在一个“景观社会”中间，权力的触角到处延伸，以致权力能够渗透到国家最深层的隐秘之处。
“死亡和无聊”成为了现代资本文明的突出特征之一，一切都被按部就班地规划好了，人在其中不过是用来填充社会再生产的载体罢了。幼儿园，大学毕业，结婚生子，加班，退休，死亡。用着同样的物品，干着同样的工作，赞同着网上寥寥几个KOL同样的观点，有着同样的爱好，追着造星公司生产出的流水线明星。这些同质化的，统一的生活模式根植于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因为恰恰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下，社会的一切都被纳入进规定和重复之中。有可能迸发出创造性的领域不断地在被资本所侵吞，“休闲”领域早已不在自我的掌控之中，休息时间并不属于你个人。不然，为何腾讯和字节跳动两大文娱巨头会为了占据人们的休闲时间开战呢？

“不要来解放我，我负责自己解放自己”
1，当他们开始寻求各自的，常常不能协调的解放观念时，人们开始想知道：他们持有的共同价值是什么？如果每个受压迫群体必须为自己且只为自己辩护，因为只有这个受压迫群体才能分析自己遭受的苦难并决定合适的行动步骤，那么是否有人敢为全部被压迫者辩护吗？
附言——致你们之中对马科斯是否为同性恋感到疑惑的人：马科斯是旧金山的同性恋者，美国的非洲裔，996制度下的员工，农村的留守儿童，欧洲的亚洲人，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贫民窟中的帮派分子，纳粹德国的犹太人，政党中的女性主义者，后冷战时代的共产党人，波斯尼亚的和平主义者，没有画廊或画册的艺术家，任何一座城市、任何一条街区上星期六晚上的家庭主妇，被迫编造花边新闻的记者，女权运动中的性歧视者，夜晚10点地铁上的单身女人，无地的农民，待业的编辑，失业的工人，反叛的学生，新自由主义的异议者，没有书或没有读者的作家，当然了，还是墨西哥东南的萨帕塔人。总之，马科斯是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马科斯是所有那些遭排斥的、受迫害的、抵抗的、迸发出呼唤：“受够了就是受够了！”的少数群体。所有少数群体开口说话之日，便是强势群体陷入沉默与忍受之时。所有遭排斥的人们，寻找着语词，自己的语词，令强势群体分崩离析。所有那些令权力和良知不适之人——这就是马科斯。
注：“副司令马科斯”是1994年在墨西哥兴起的无政府主义萨帕塔运动中的代表性人物，这是他所写作的一篇附言。（部分内容有修改）

“当人人都属于自己，我们就成了新的好主人”
1，政治反而被重新定义，包含了“文化政治”的含义。政治开始包括自我改造的行动对个人本真性的探求。公民意识到他们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政治成为个人身份新探求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至关重要的遗产之一就是：文化的即是政治的。
政治的传统形象发生了改变，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公民权利等“公”的领域而在某种国家行政体系内外进行斗争，政治的范围大大被扩充，以往被视为“私”的领域——诸如家计生活，情感，身份认同等，同样被纳入进政治的范围。

“造反有理！”
1，在早期，革命的中国不再是一个经验主义的参照点，它反而变成了一个隐喻：一个左派政治想象的投射。从社会心理学立场看，毛主义允许一批有天赋的法国青年队伍在一个动荡的，令人困惑的时代去解决身份构成问题。
2，然而这股造反冲劲在法国共产党人中间肯定找不到了，他们官僚主义僵化作风与议会守旧态度的结合已经在学生和知识分子等以前的同盟者中间产生普遍的失望情绪。
3，受Cultural Revolution激发，他们试图抹掉下列社会差别的一切痕迹：“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差别，还有学生与工人之间的差别。“自发性”转化成一种哲学实用主义，其支持者先天地拒绝理论化。而理论应该存在于一种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之中。在观念上，它可能产生于与人民斗争的接触之中。
巴黎高师的知识分子认为毛主义提供了一个与苏联模式（以及受其严重影响而官僚主义横行的法共）所不同的，“大众的”政治参与模式，发动群众，“造反有理”——当然，至于在遥远的东方真正发生了什么，倒不如说，他们愿意相信发生了什么。电影《解放军在巴黎》则提供了一种在法国知识分子眼中的“革命中国”的形象展示。学生的毛主义陶醉证明了法国文化生活一个不朽的修辞“东方主义”（Orientalism）——其理念是注入非西方国度的“原始的”能量将补偿欧洲的衰落，给衰落的宗主国法国注入活力。

“保守主义就是腐烂与丑陋的代名词”
1，左派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类人，他们意识到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可以使他免除虚无。他放弃了特权，或者尝试将其付诸行动。
2，萨特总结说左翼知识分子从没解决他们普世抱负与职业排他主义之间的矛盾，这种排他主义迫使他们安于现状。萨特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对他来说是一种逃避他早期存在主义立场具有倾向性犬儒主义的方式。在他看来，只要知识分子的普遍自负与阶级负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意味着他们持续地留在“自欺”之中，知识分子就是“不可能的”。
3，在“五月造反”的余波中，毛主义达到鼎盛之时，法国知识分子学会听从的，也学会领导。福柯创造了恰如其分的新名词——特殊的知识分子取代了普遍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民主的知识分子将取代雅各宾-布尔什维克气质的先锋知识分子。
先知知识分子（prophetic intellectual）——声称对历史进程拥有独特洞察力和为愚昧大众指示前进路线的著名作家或思想家。
特殊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具体的，局部的斗争中承担“论战”（contestation）的行为。具体信息和棘手事实的提供者，而不是空洞无物的，徒劳无益的理想的提供者。
4，普遍知识分子可以在道义上令当权者面对正义和真理的高尚理想时感到羞愧不已。
5，随之，先知知识分子——善于展望人类光辉灿烂的乌托邦未来的政治洞察者——消逝了。普遍知识分子从其灰烬中再度重生。
6，特殊知识分子拒绝站在弥漫于现代社会的权力之网外，Ta反而努力地，有策略地在权力之网的内部工作。像毛主义者的工作台一样，特殊知识分子通过导入那些与权力有直接联系的人们的“局部知识”来与权力展开斗争。“大众不需要他去获得知识：他们心知肚明，没有幻觉；他们远远比知识分子更明白事理，他们当然能够表达自己。”在福柯看来，那些自我标榜为高级理论真理的学识渊博之人，自诩为大众的代言人或代表，他们其实就是规训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样的规训社会在依赖或束缚的条件下养活他们。知识分子的角色不再是“使自己‘稍微往前，靠边’，以便表达被窒息的集体真理；相反，这一角色将与权力形式做斗争，而这些权力形式却把他转化为它在‘知识’‘真理’‘意识’和‘话语’领域中的对象和工具。”
跟每个时代的种种问题面对面，尽一生努力去找寻出路，这大概是每一位人文社科研究者的屠龙梦。有些人选择去介入大众进行启蒙，有些人选择在特定领域廓清迷雾，展开批判，无论如何，要想担当起“知识分子”这一称号，必然是要腰板直一些，脚步实一些。

“我们的屁股是革命的！”
1，高中和大学里为了同性恋解放与自由表达而进行的斗争，反对种族主义，歧视和恐同症的斗争——每场反对压迫的局部斗争对于反对作为压迫的，总体化的统治模式的晚期资本主义进行的斗争是极为重要的。
2，真正的问题不是同性恋是什么，而是社会为什么如此地惧怕同性恋。奥康让继续挑战社会改革者宣扬的观念，这些改革者认为社会正平稳地走向对同性恋态度的自由化。奥康让断言，随便看一看当代欧洲同性恋压抑的历史，就是暴露出这种想法是荒唐的。20世纪前十年对同性恋刚刚出现的宽容已经随着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而消失了。在“二战”后匆忙慌乱重建过程中，对同性恋的反感继续增强。实际上，同性恋在法国直到维希时期（1940-1944年）才被宣告是非法的。正如奥康让有说服力的论证那样，逮捕的人数和惩罚的严厉性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开始平稳增加。
3，同性恋者开始内化并展示了资产阶级社会为他们制造的一成不变的特征。奥康让贴切地说：“我们为了支持精神地狱而逃离了地狱之火。”
4，此前同性恋欲望曾被视为一种对于每个人的可能性，而现代精神病学将其视为一种与特殊的社会群体相关的病态表现。社会需要异性恋者，也需要同性恋者，但是这些范畴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建构，是资本主义创造的虚构范畴，以便将区分和限制强加到无限的欲望流之上。
5，通过将争论从政治领域转到科学，医学，精神病学和遗传学等被认为价值中立的领域，规训社会能够把一种政治威胁变成一场关于“偏离常规”（deviancy）和“社会病态学”（socialpathology）的“客观的”争论。
不论是非洲裔，女性还是性少数受压迫群体为自身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反抗当代社会系统性压迫的斗争被“巧妙地”转化成了一种不同价值观的“争论”，权利的正当诉求被掩盖和歪曲，沦为了一种社会不同成员间的无意义争吵。真正的，触动到既得利益群体的议题被悬置和消散。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警察，必须铲除他”
1，监狱有助于促成这样一种幻想，即社会的规训机制被限制在这个单一而体制性的场所。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福柯有时称之为“监狱社会”的浓缩案例而已。
2，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中间，权力通常根据现代自然法和司法模式来考虑：作为一种权利和宪法的功能。然而这两种方法都在理论抽象化的平面上展开，这种理论抽象化经常掩饰和模糊了权力具体的，现象学的，日常的效力。这两种立场都将权力视为某种否定之物——约束或限制的体现——而不是一种生产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制造出那些最终揭示权力的真正社会本质的驯服身体与驯顺自我。
3，通过权力在各个方向上弥散，他自相矛盾地冒着稀释权力的核心因素和组成部分的危险，从而使之难以辨认。······一旦权力被剥夺了核心，那么反抗也就被剥夺了对象。
4，反对权力的遍在性（omnipresence）——其表现在监狱，医院，精神病院和大学——最终与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相一致，因为权力的主要功能之一仍然是加强和精简资本主义制度。
后五月激进的左翼风潮促使福柯在1971年组建“监狱信息小组”，这一组织以及相关的监狱介入研究组成其思想转变的一部分。进而70年代初期他阐述了一种全新的方法：不是在启蒙哲学家的崇高规划中而是在历史实践的变迁中找到某些“理想观念”的起源。

作者的评价
1，社会风俗方面的革命实现了……还有日常生活的革命，先前僵化的社会关系消失了，象征性的等级制度松懈了……一种缓和的氛围，弥漫于车间和家庭的关系中间；纪律少了一些严厉性，行为规则不那么严格了，对身体的控制——一项宗教的小资产阶级道德的遗产——松懈了，由此赋予欲望前所未有的自由度……知识分子，名流，医生，牧师，律师和法官的传统权威性遭到了一致性的质疑，并逐渐消失了。
2，“对话”与“共识”在当权者中间变成了新型的暗语。直接性的指令，无可争辩的命令和独断专横的指示逐渐的被丢弃到历史的垃圾箱里。在这一意义上，“五月造反”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五月风暴不是一场不成功的革命，而是一场伟大的改良主义的造反，一场具有民主精神的起义……而且，它就以这样的方式成功了。
五月对法国在物质财富上带来的破坏可谓是微乎其微的，在当下已难觅踪迹。但在社会文化，思想转变，民众意识觉醒等层面带来的震颤仍回荡在高卢雄鸡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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