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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9-04 11:03:14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冲浪篇】-（12）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阴雨 星期一 新的一周来到了，在这新的战斗生活中我应当以战斗的姿态出现。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坚决发扬敢闯、敢革命、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奋勇前进！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对于那件“立场”问题的事，确实是自己思想上的一只包袱。对于这个精神上的负担不应当使之成为前进途中的绊脚石，必须迅速放下来。我是一个共青团员，我应当将情况向团委反映。早上，我将这个问题及“四清”运动中的情况向团委书记梁俊老师讲了。她告诉我应当放下包袱，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对于团的工作，梁老师说今天下午准备召开支部书记会议。我感到，团员有劲使不出。真的，共青团员在运动中反感到无事可干。 中午十一点钟，我到化学实验室找李老师，听见里面在讲话。李老师的声音：“就是政治组摆不平。”不知谁的声音：“干脆把他放在里面。”李说：“这要考虑考虑。”看来在讨论政史组的文化革命小组问题，将这些情况对同学讲了。 与李老师谈了这件事并将我的看法与他谈了。 他说：我对你的情况最了解，但不一定是我讲的，正因为我最了解，所以不会将四月份的事扯到文化革命中去。你猜想是我讲的是可以的，但是太片面了，事情总会澄清的。至于学习名单的问题，是我开的，你在第三个或第四个；我找你谈的目的有二：一，学习不在内可能有情绪；二，对那次在风雨操场的问题你在场，所以我给你提了要求，不要个人意气用事。……（到十一点五十分结束。） 对于这个问题，为什么要与李美常老师讲呢？其原因有三：一，探其口风（事实难于分析是谁），二，作一解释；三，作一汇报。因为我不了解情况，我分析下来最大的可能是他讲的。为了全面考虑问题，我想很有必要与他谈一谈这事。这样一来，有好处。如果说是他讲的，从谈话中可以看出。如果看不出，也可以说明我并无此事，事后澄清了就更能看清其本质。如果不是他讲的，就可以作一解释，作一汇报，希望他能帮助我弄清这一问题。李美常老师认为与他解释没有什么用。不管有用无用，我按照刘主席的指示办事，能解释清就解释，不能以后行动中来澄清。无论讲与不讲，我与他讲了此事总比不讲好。 下午我写了一张题为《不许李美常阻挠同学学习毛主席著作》揭发他去年九月十九日的那句话。又与顾玉利、朱慧琴等同学一起写了一张大字报最强烈地抗议政史组里的康才余、许万荣老师参加文化革命小组。 “立场问题”自今天以后我必须将它暂时放在一边，决不能将它作为包袱背在身上。 今天与支书讲了团支部的工作，她讲下午再讲，后她去开会，准备明天讲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阴 星期二 形势的发展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猛烈地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冲去。带着红袖章的“红卫兵”真是革命的闯将，他们“敢”字当头，将一切发着资产阶级腐臭的东西：如店名、路名和单位名称等等贴掉，换上革命的带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政治气氛的字眼：”白求恩”、 “红岩”、“防修”和“英俊”等等。那些在自然灾害期间（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曾经嚣张一时的阿飞流氓习气也遭到沉重的打击！大包头、奇装怪服、火箭皮鞋、港式衣裤等等统统滚开、毁光！那些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神物等等也被革命的小将们一扫而光！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是大快人心的事！革命的战友们，干得好！我必须向你们向学习，冲锋陷阵，当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闯将！ 今天早晨我一进校门就看到了建平中学、延安中学的革命战友们的来信。各个学校的革命战友们，让我们互相加强联系，一致行动，在党和毛主席的指引下，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上午，我们讨论了“红卫兵”的问题，准备组织“红卫兵”。“红卫兵”是首都北京大中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是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祖国的红色尖兵，他们是革命的闯将，是破四旧、立四新的先锋。我坚决要求参加。 延安中学的来信中说这是“红五类子弟的组织。我校高二（1）班陈开展等同学说，为了保证“红卫兵”组织的纯洁性，坚决不让非红五类子弟（即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贫下中农）参加，这一点我表示不同意。“红卫兵“必须以工农兵子弟为主，因为他们的父兄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是革命的接班人。但是绝不应当把坚决要求革命的非工农出身的子女关在外面，这是不符合党和毛主席的指示的。革命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阴 星期二 昨天下午，我帮许万荣老师贴了半天大字报。 今天早上，陈开展、胡美芳、钱蟾仙、李宝元、徐明祥、姜克勤等召集了“红卫兵“成立会议。会上我班的同学与高二（3）的同学发生了摩擦（为了倪锦云的出身问题）。当时有些人对此会很不满意，感到没有劲（例如俞飞飞、郑富亭）想跑出来。 高二（1）写了一横幅“基本如此”，旁边两条标语：“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时有些人有反感，而后来，被我班的同学扯了。 下午，我们班级“红卫兵”到各办公室去扫四旧，将一些有毒的、散发四旧的东西统统拿出来（如“唱片、书籍、杂志等等）。我去参加了。 在我们学校里出现了一种极其不好的现象——几乎各班都有（指初三、高中），这就是昨天那种“一律不让非红五类子女参加“红卫兵”并且召开会议也不让他们知道，还有人竟在会议上公开讲：“不许不纯洁的工农出身的子弟参加，出去！出去！”弄得这同学痛哭。又如初三（3）班的唐国治（团支书，职员出身）戴了红袖章，也被同学阻止，吵到党支部校长室。我班有些同学就非常狠，像对敌人也似的对待非工农出身的子弟说什么：“谁敢动一动标语，就一棍子打杀他。”“非红五类子弟滚开！”郑富亭与钱蟾仙发生了争吵（两次），非工农子弟心里非常闷，连文化革命也感到没有劲，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顾玉利、滕国强对工作也不想搞了。初三有一班级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凡此种种，有利于文化大革命么？所有这些都不利于文化革命。 在我们学校里提出这样的口号：“一律不许非红五类子女参加‘红卫兵’！”造成了同学之间不团结，这完全不符合党的要求、党的政策。他们这样做是要被敌人有机可乘的。千万不能放松阶级警惕。兰州事件就是教训。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每一个人都要经受一次实际的阶级斗争锻炼。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造牛鬼蛇神、四旧的反。革命应当轰轰烈烈的，就是暴动、造反，决不能那样文质彬彬。不破不立，大破大立。不造四旧的反，就不能立四新。这个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冲击是不行的。困难就是考验，斗争就是幸福。立新就要破旧，革命就要造反。有些同学说，这个学校没有读头，转学！我认为，决不能转，虽然我校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老像老牛拖破车似地跟不上形势发展，虽然说我校领导问题至今没有揭开，像水泼不进一样，虽然说，我校里的阻力重重，但是决不能以转学逃避矛盾，逃避斗争。越是困难，越是要斗。本想（早上）我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这是绝对不对的。因为这是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的态度。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支持（毛主席说坚决支持你们）。有广大工农兵的支持，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有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革命小将，怕什么堡垒不能冲破，怕什么人间困难。广大的学生都起来造反了，难道我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就不敢么？像那些不利于文化革命的东西（牛鬼蛇神、四旧等等）不造它们的反，怎么行呢？我决不能再像前一阶段那样“怕”字当头。你不敢造反，那些敌人就要造你的反。对敌人的慈悲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学校团委停止了他们的工作，我们团支部的工作不能停止，革命不能停顿。有团员，有同学他们提出，团委不领导，你们就不造反了？依靠群众，敢于造反。 有党和毛主席撑腰，只要发动群众，有什么可怕呢？“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革命能改变一切。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我的胆子太小了，前怕虎后怕狼，太缺乏革命造反精神了，这是必须克服的。 总之，我必须做到胆大心细。干劲鼓得足足的，头脑保持冷冷的。这样，就能 应付复杂的环境，就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善于分析，善于团结，善于学习，敢于斗争，敢于造反，敢于胜利，这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晴 星期四 上午，我、俞飞飞、沈月娥、郑富亭、滕国强和顾玉利讨论如何解决当前的问题。我提议在班级中组织学习毛选。分两组：红五类子女一组，学习有关如何团结其他同学的论述，克服骄傲的思想，防止产生不利于团结的现象；非红五类子女一组，学习“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克服悲观思想，加强自我改造，防止产生不利于团结的现象。郑富亭也无心思，只考虑到自己的问题；俞飞飞、沈月娥表示同意；其他两个人灰溜溜的，总觉得低人一等。 严校长报告说：我校将有59人参加到北京去取经。参加条件就是一个（区里布置）必须是红五类子女。说非红五类子女选上了代表也要重选，就是说，非红五类子弟没有被选举权。那么给予选举权不等于拿一块糖去骗骗三岁小孩么？本想选举，现在坚决不要选举权。明天的选举，我和顾玉利、张裕明等十七位同学表示明天不参加选举。理由如下：一，不民主，自解放以来，除了对右派分子以外，从来没有什么“没被选举权而有选举权”的前例。如果我们参加选举，岂不是成了与右派类似的人了么？二，既然选出来的的人是“红卫兵”的代表，不是班级的代表，（因为主要去的目的是取有关“红卫兵”的经，如果是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的话，为什么不让非红五类子弟参加呢？）我们非红五类子女不是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么？那么，我们参加选举岂不是干涉“内政”么？现在假惺惺地来这一套，不是假民主么？老实说，我们不吃这一套。 当然，我们这样做，可能会造成同学之间的不团结。这一点可以说明：我们反对的是这种反动的形而上学的做法（也可能是坏人的阴谋破坏），反对的是歪曲和篡改党的政策方针，决不是个人意气用事，也不是破坏团结，更不是反对“红卫兵”组织。 下午，我与顾玉利、滕国强、吴国森、王世立、沈月娥、余俊矞、李蓉芳、王见非、林忠发、陈鸿飞、张振福、奚根发、张裕明、邹海星、顾和平、朱港英，到杨浦区委去了解“红卫兵”的性质、任务、对象及到北京去的问题。一个姓陆的（女）（我们向她谈了一些学校的情况）她说也不了解。后来，我们坚持要区委书记来，我们宁愿等。她出去叫另一个接待员来（姓杨，男），讲了一会，也没有什么结果。不是区委的决定，也不是市委的决定（到北京去的问题），而是广大同学的要求。 “红卫兵”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合法的组织，但是，我班的“红卫兵”似乎是“不合法”的。开会，偷偷摸摸，非红五类子女不能知道。甚至连“扫四旧”的革命行动也不大可以参加。现在来说，我班半数（可能半数以上）的同学处于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状态，革命的力量削弱了，这是极其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因此，回来以后，由我起草写了一份呼吁书，大声疾呼要革命、要团结。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晴 星期五 早上，我到广播室里用麦克风向全校革命师生呼吁：坚决反对反动的、形而上学的唯成分论，捍卫十六条，捍卫党的政策！ 之后，到校长室去问严校长：现在我校这样（指唯成分论）情况是否对？他果断地回答（毫不考虑）：对的。当时，我非常气愤，老子反动，儿子不一定是混蛋，何况我的老子并不是反动派，当然，我儿子更不是混蛋。我要起来造反，造形而上学的反！家庭出身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起着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但是决不是根本因素。一个人的成长其根本原因在于本身的主观努力。现在，我校（我班）的“红卫兵”组织法中采取必须是红五类子弟才能参加的方法来保证红卫兵的纯洁性是天真、可笑的方法。家庭出身固然重要，但是绝不是保险箱。自来红、自然红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抹杀了和否定了唯物辩证法。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出身是个外因，本身主观努力是内因。在出身于非工农家庭里的人中，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例子是很多的，按照那些“唯成分论”者来看，似乎成了不可理解的事了。 对于这一种违反辩证法，破坏革命力量团结、有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作为一个稍微有一点革命要求的同学，怎能不愤慨呢？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态度怎么会不激动呢？是的，我在大发脾气，像吃生米饭的，要知道我是在对违反毛主席教导，违反革命利益的东西大发脾气。对于反动的、形而上学的唯成分论，我不仅要大发雷霆，而且即使要我拼命也要反对。我一辈子要反对它，不将它在人们头脑中彻底铲除，我死不瞑目。 上午班级里开会，（我迟到，严校长同意将这问题提到同学中讨论。）我就将自己的问题提了出来，与钱蟾仙、陈开展等辩论了一会，也无结果。 下午，我班“红卫兵”拉反革命施复初、历史反革命分子曹进行、57年的右派陈晓籁、戴毅在校园里游街，我们大多数同学在教室里，也不来叫我们。由此可见，我们连斗反革命、右派的权利也没有！如果说，这是红卫兵的事，那么也应当叫同学参加呀。革命力量越大越好。 班级里的同学没有组织起来，没有领导，我提出大家组织起来，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因此我们成立了一个与“红卫兵”性质、任务相同的三卫战斗队。一斗、二学、三卫、四敢。讨论结束，大家立即推我为代表去问党支部书记严华业，请示要求得到党的领导。严校长的意见是慢慢叫组织。回来经同学讨论后说不同意，继续存在下去。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晴 星期六 一天在丄粮八库劳动——推小车子。在劳动中，郑富亭提出既然我们的性质、任务、纲领等等与“红卫兵”一样，所以还是成立“红卫兵”，要学校发红袖章。（现在的“红卫兵”也是学校发袖章的）。中午，大家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多数人表示赞同，也有些同学不同意。郑富亭提出除了钱、沈、蔡、何、徐、陈外，其它红卫兵都应与他们团结。 劳动结束后，我们同学回到学校。请严华业校长来。我们要求发予红袖章。严校长不同意，他说：“班级本身存在红卫兵，”“不能组织。”我们认为它不是从群众中来的，所以我们不承认。云云。对于红卫兵的性质、任务都不了解，就承认，这对革命负责么？我对严校长说，这点我记下来。他说，这样的态度对组织很不好。是的，我的态度是不好，但不是对组织，对你校长一个人。因为你一个人不能说是整个组织。我的态度不好是由我个人负责，个人检查，决不能连累别人。难道你严校长的态度好了么？是谁说：“江荣清是你们领导”？都是你严华业讲的呀。 严校长一再提出由支部出面与我班的“红卫兵“协商解决。我们同学提出要求：协商要平等。协商后不统一怎么办？严起初不讲，最后说，不同意开扩大辩论会。 今天，我的态度是不够好的，这样是要办坏事的，这是今后值得吸取的教训。错了就要改，改了是好汉。只怕脸皮厚，知错不肯改。 “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这是愚蠢的做法，既然将人家的对联撕了，现在却自己写上同样的内容贴在自己的教室。这不是天大的笑话么？这真是自搬砖头自压脚呵！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晴 星期日 几天来一直十分忙，大脑皮层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太疲倦了，整整睡了一天。起来以后，再三学习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觉得对于我们学校及社会上讲的一切东西都要有一个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去对待。 网上，正当我在吃饭时，我班的郑富亭对我说，叫我去问问党支部书记关于昨天的协商的结果。到校后，校长不在，由党支部副书记王允敏对我们讲的。谈到关于组织与领导的问题，也谈到“压力”问题，也谈到我本人反对的就是唯成分论的问题。王也认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唯成分论”的观点是错误的。使我最满意的一句话是我能听到列宁所讲的一句话“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出来后，与蔡妙康谈起关于班级情况，我们认为这是不团结现象。我找到一个原因：唯成分论。他认为可能由“红卫兵”的组成引起。谈到关于支委的问题，这时沈敏、陈德祥、张洪生与蔡妙康四人认为有四点理由：1，非红五类，2，不称职（组织生活不按时），3，本身要求改选，4，高一来没改选过。 陈认为第一个理由是最主要的理由。对于组织生活的态度是：他们认为高兴参加就参加，不高兴参加就不参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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