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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9-10 09:51:54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秋石客 - 小 + 大
【红色江青】-（17） 江青被批 二月逆流的发生和江青有很大关系，这—点很少人知道。 关于二月逆流，后来许多人说了假话。他们说文化革命不该搞，他们当时早就看出来了文化大革命搞的不对，这不符合事实。可以讲，当时在66、67年的时候，没有人敢公开反毛泽东，二月逆流有另外深层原因被许多文革问题专家忽略了，就是陈伯达、江青私下打倒中央常委陶铸的事。陶铸这个人调到中央以后，老是和中央文革、毛泽东的调子不同，一方面搞极左，提出怀疑—切、打倒一切，另一方面却右得很，如搞换头术，他看天安门国家领导人登上城楼的照片出来以后，没邓小平，陶铸就把陈毅的头像用技术手段去掉，把邓小平的像贴上了，因为陶铸跟邓小平的关系不错，邓小平当时还是挂名常委。但是陈毅不愿意，你怎么把我替换了？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文革里面有很多复杂的事情。换头术事件发生后，中央发现陶铸很多事不听毛主席的，准备拿掉，不让他在中央担任领导工作。但陈伯达和江青，在中央还没有做正式决定情况下，就把消息放出来了，要打倒陶铸，大字报上街了。一些老同志向毛主席汇报，陶铸是中央常务委员，怎么能随便打倒？毛主席也生气了，批评陈伯达：你有什么权利，一个常委打倒另外一个常委？严令陈伯达、江青检查。陈伯达说是江青让我这么干的，我是刘盆子，弄的陈伯达哭哭啼啼的，非要闹自杀。陈伯达说的话有可能是事实，后来有人说，陈伯达是傀儡，中央文革是掌握在江青手里的。毛泽东在批陈、江当时说了，仅限于几个常委知道，不能外传。但李富春还是把消息传到许多老帅那里，老帅们很兴奋，以为主席开始纠左，声言我们要贯彻主席的精神，要立功。结果就开会就立功，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两次会议上公开指责陈伯达、张春桥，谭震林打头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纷纷出马，指责文化革命过火行为，史称二月逆流。毛泽东要陈伯达、江青做检查，二月逆流因为有这个背景下发生的，不能像后来说是的是二月抗争，实为顺争。 对陶铸，毛泽东于1967.01.08有谈话：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B、二月逆流内容 原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党内许多高官们、特别是军队的—些头以为文革是毛、刘争权，是红区的头与白区的头争权，认为刘少奇没有足够功劳当接班人，刘少奇跟毛泽东有矛盾，他们就站在毛主席的一边。后来他们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毛泽东不但在中央搞刘少奇，还要动摇党内高官的利益。他们不明白，如果只是倒刘少奇这样简单的话，毛泽东用不着搞天下大乱。搞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目的？高干们慢慢明白了，原来毛泽东要反党内官僚阶级，要反他们，他们开始集结反抗。客观上讲，毛泽东继续搞文革，把文革引向深入，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曾经遭到了程度不同的群众运动冲击，至少贴大字报是没有问题。各省、部的官僚们，对文化大革命采取的办法，是表面上我不跟你说不对，阳奉阴违，然后支持一帮人组织起保守派战斗队保自己，打击反对自己的个人和造反派组织，于是，文化大革命后来就产生了两派，说到底，文革大乱的深层的原因是党内干部在操作，支持一方，反对一方。毛泽东一看很乱，让军队介入一下，让军队支持左派，但军队多数偏偏支持右派。在解放军支左以后，问题就更大了，解放军绝大多数支持的不是左，陷入了复杂化，这样就出现了一些新的事件，小的来，比如说青海的赵永夫下令开枪，打死了不少学生。大的事件表现在二月逆流。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中共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2月11日和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这两次会上，—些老同志借江青被批，以为毛泽东要反左，借机反对文革。 在1月19日和20日京西宾馆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上叶剑英拍案斥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造反派揪斗军队高级干部。徐向前也愤然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其他老帅也发了言。在2月11日和16日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斗争达到了高潮。关于党的领导问题，叶剑英当面质问康生、陈伯达：“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谭震林尖锐地指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关于对待老干部的问题，陈毅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李先念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李先念还指出，在群众中进行大规模两条路线斗争，把老干部统统打掉，“是从《红旗》第3期社论开始的。”谭震林怒斥张春桥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关于要不要稳定军队的问题，徐向前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C、江青参与反二月逆流 后来，陶铸被正式打倒，江青参与领导了全国性的反二月逆流的斗争。《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全国各地造反派受压，向中央文革告急的信件、电报、电话从全国的四面八方，雪片似的飞向北京，飞向中央文革，来到江青的案头。千百万革命群众只因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就被打成反革命、野心家、右派分子，被逮捕入狱，或者举着稻草游街，跪在地上几天几夜的向毛主席请罪，被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最突出的是：1月17日，谭震林在农林口扶植保守势力搞假联合，制造了“一•一七”假夺权、真复辟的反革命事件，镇压革命造反派；2月17日，叶剑英支持四川的李井泉，出动飞机散发传单，开枪打死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制造了“二月镇反”；2月23日，青海的赵永夫，大搞反革命夺权，非法拘禁青海军区主要负责同志，逮捕和残酷镇压“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制造了流血事件，等等。 16日晚上，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连夜整理好碰头会记录，在江青、康生的安排下，于17日上午向毛泽东作了汇报。18日晚，毛泽东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并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还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停职检查。张春桥等文革派晚上向毛主席汇报，当时毛主席听了汇报以后，非常的生气，发义愤，发脾气，康生说是发无产阶级之怒。毛泽东大意讲文革按你们的办，把江青枪毙，把康生充军，你们出来做事，文化大革命让你们领导，人数不够可以请王明回来，我和林彪上井冈山，咱们较量一下！周总理当时吓坏了，带头检查，劝毛主席息怒，说这些老帅不是针对你的。28日，毛泽东又在陈伯达送去的一个材料上批示：“从上至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从2月22日至3月18日，中央接连召开了7次会议，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并将这次斗争定之以二月逆流。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而代之。 谭震林就跟江青公开较劲，给林彪写信，让林制止江青。林彪加了一个批语转给主席，说谭的思想糊涂到如此地步，我都没想到。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激怒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北京卫戍区和中央警卫部队的人员进行了调整与新的部署，加强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谭震林等人的控制。然后，他告诉周恩来，让他出面在中南海怀仁堂从二月下旬开始，召开政治局生活会，有计划地批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几个代表人物。同时，他还叫江青代表自己，带着王力，一大早奔赴毛家湾林彪的家，通报情况，做好林彪的工作，让林彪出面向军队讲话，击退这股“二月逆流”。 为反击二月逆流，中央政治局生活会开了二十多天。与会人员开展了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的批判，连叶剑英也成了批判的积极分子。江青代表受迫害的革命造反派在会议上进行了血泪控诉，周恩来痛心得说不出话来。江青说：“你们恨我，骂我，诅咒我，告我的黑状，恶毒攻击陷害中央文革小组，无非是因为我们紧跟毛主席，搞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触动了你们的利益，触及了你们的灵魂。但如果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高高在上、官僚主义，形成特权阶层，脱离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会起来革命，打倒你们。再说，如果真的资本主义复辟了，你们的特权利益能保得住吗？那时，或者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或者被资产阶级推翻。现在革命群众起来批判你们，你们就暴跳如雷，下令开枪，大开杀戒，你们到底站在谁的立场上？帮了谁的忙？”“你们看看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她用手中各地报来的材料哭诉：“你们开枪打死的红卫兵中还有不满18岁的孩子，他们响应毛主席‘造反有理’的号召，刚刚走向社会，不是死在战场上，不是死在敌人的枪弹下，而是死在人民子弟兵的枪口下，你说他们是怎样看待这件事？你们剥夺了革命群众革命的权利！毛主席说‘革命无罪’，‘大民主无罪’，你们为什么不听？你们为什么要镇压我们的孩子？就凭这一点，说你们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点儿也不委屈你们！为了这些积极搞文化大革命而牺牲性命的孩子，我恨死你们了！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就是要为革命小将做主，为革命造反派做主！” 面对中央反“二月逆流”的严峻形势，林彪也积极起来。在江青造访他之后，便大张旗鼓地按照毛主席的统一部署，着手解决军队支左问题，并从1967年3月20日开始亲自主持召开军级以上干部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江青几乎从头到尾参加了会议，并于4月12日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 这篇长达八千多字的讲话，首先推心置腹，严于解剖自己，其后讲“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后谈教育子女的问题。 江青很清楚，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宝贵财富，弄不好，也是革命失败的根源。战士是好的，关键是指挥他们的将军。按照马列主义学说，阶级要逐渐消亡，国家也要逐渐消亡，作为国家的柱石——军队也会消亡，消亡的必由之路，就是永远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骄傲自满，是胜利的军队都存在的弊病；贪图享受，争名争利，是私有制传统势力在军队的客观影响；不思进取，故步自封，是和平环境下腐蚀人民军队的天敌。现在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亘古未有的事，成败与否，这些解放军的将领们的态度认识是决定因素。江青讲述了《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告诫大家，要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做人民大众中的一员，永远支持革命左派，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要立新功，必须抓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律特点。 江青以大量的篇幅讲了政治革命、意识形态领域革命，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提出：在“思想领域里，就是不能和平共处；一和平共处，它就腐蚀你”。腐蚀就要变质，变质就是变成了资产阶级，变质就是把无产阶级手中的权力变到资产阶级手中，就会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腐蚀斗争，就是把腐蚀了的政权夺过来，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的伟大意义就在这里，解放军从左的方面介入文化大革命（“事实上，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的伟大意义就在这里。 江青在讲话的最后部分现身说法，谈了教育子女问题。当时的形势是，党内走资派不甘心自己受批判、被夺权，极力蒙蔽和操纵高干子弟，特别是军队干部子弟，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说：“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陈士榘的儿子参加反动组织‘联动’，炮打中央文革，他的老婆受他人利用恶毒污辱江青并且不知悔改。陈士榘不光管儿子，而且和老婆离了婚。将孩子管起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相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对子女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 对二月逆流的参与者，毛泽东是批保结合，过节日的时候，决定让他们都上了天安门城楼。 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把二月逆流定性为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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