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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9-11 12:41:03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秋石客 - 小 + 大
【红色江青】-（18） （6）、毛泽东纠左江青暗受挫折 武汉“7•20”事件 1967年6月初，全国一些省市已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但有些省两派仍在打内战，武斗严重，形势仍然稳定不下来。毛泽东主席很着急，他建议，有的省可把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两派群众组织头头请到北京来谈话，解决问题；有的省可派中央代表团下去就地解决问题。毛泽东对西南地区比较担心，他听说四川、云南较乱，便决定派谢富治为团长组成中央代表团去西南“救灾”。代表团成员有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空军政委余立金、广西革委会主任李再含等人和四个北航红旗学生。1967年7月13日，正在西南重庆处理问题的谢富治、王力突然接到周恩来总理紧急电话，要他们马上赶到武汉有重要任务，到武汉后才知道毛泽东主席要来武汉亲自处理武汉问题。 文革中，武汉地区两大派斗争激烈。以工人为主体的“工总司”和以学生为主体的“三钢”、“三新”等造反派和以老工人、党员、专业军人为主体的“百万雄师”保守派势不两立，打得很厉害。而以陈再道为司令的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坚决打击甚至镇压造反派。造反派也不甘示弱，致使武斗不断，形势大乱。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认为“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武汉军区“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历史的事实是周恩来在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第一次代表中央宣布了这些意见，而不是后来一直当替罪羊的王力。 1967年7月20日，武汉军区某些官兵和“百万雄师”一些群众因对中央的决定不满，围攻和冲击了毛泽东主席和谢富治为首的中央代表团驻地东湖宾馆，抓走并打伤了中央代表团成员王力和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等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也被打伤。这就是文革中有名的轰动全国、全世界的武汉“7•20”事件。 武汉“7•20”事件，实为二月逆流的继续和恶性发展。 武汉“7•20”事件，一派群众和军人造反，抓了中央大员，迫使毛泽东主席逃离武汉，这件事就闹大了。 毛泽东被迫纠左 “武汉事件”后，全国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热潮。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亲自批准，武装了“北航红旗”，发给北航数千支枪。全国许多军区由于之前支持保守派打击镇压造反派而遭到了造反派地激烈反击和冲击，全国顿时大乱。 毛泽东主席后来冷静下来后认为，如果陈再道真要造反、叛乱，我肯定从武汉出不来。陈可能没有指使部下闹事，但他也没有制止。于是仅仅罢了陈再道的官，留在北京保护了起来。“武汉事件”对毛泽东主席的刺激很大，他发现不是所有的军队和群众都听他的，他的话不再是“圣旨”，不是“一句顶一万句”。从此，他老人家开始反思自己的文革策略。 笔者认为，“武汉事件”类似于“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改变了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抗战策略。张学良把他一抓，为了活命，不得不答应条件，和共产党联合抗日。“武汉事件”，提醒毛泽东军队不好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他的名言，怎么忘了呢？在“武汉事件”之前，毛泽东的文革既定方针是坚决支持革命群众造反，支持左派即造反派，甚至要武装左派。可是“武汉事件”迫使他改主意了，发现文革的仗不好打，不能这样打下去了，于是决定撤退，并说了一些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要团结、联合等。毛泽东迫不得已地撤退，实属无奈之举，是暂时的战略性调整，他的文革目标和总战略思想是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的。 随着文革深入，文革派染指一切。除了倒刘、邓及其部下，还有人要倒周恩来，倒政府，以及倒军队一小撮。文革激进派认为，文革将继续进行下去，趁着这样的机会，要贯彻5.16通知的精神，把党里面，政府里面，文化界里面，军队里面的修正主义都端出来，他们自认为是彻底的革命派。他们到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打倒周恩来，冲击外交部、火烧英国代办处、抓军队一小撮等，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使毛泽东四面受敌。加上武汉事件，迫使毛泽东做出决策。 从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并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大专院校之后，红卫兵运动基本终结，中国文革进入了调整期。影响毛泽东对文革战略进行调整有如下因素：一是国际上中国正陷入美苏南北夹击态势，二是党政军内反文革势力混合挑战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如“二月逆流”和“武汉事件”，三是文革极左势力四面出击，搞得天下大乱。 怎么调整？得找切入点。为了缓和主要是军界的不满和压力，毛泽东采取了丢卒保车的策略。战略调整就要作出牺牲。果然，“武汉事件”后不到几个月，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实践冲锋陷阵、劳苦功高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成员就先后被当做替罪羊关进了秦城监狱，随后又开展了抓“516”运动，军管会、军宣队反文革势力乘机把文革中为毛泽东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红卫兵造反派头头和骨干积极分子几乎一网打尽。从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前途一片喑淡。 实际上，文革中造反派被整，有很多次了。第一次被刘少奇整，第二次就是抓“5•16”运动，反多中心，以后又有抓“三种人”等等。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文革的全部内容就是整刘少奇和造反派过程，整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本意，整造反派是迫不得已。这个说法看来基本正确。历史上，造反派或改革派在历代官僚体制内都不受欢迎，属于异类，历史上的造反派和改革派大都没有好下场。农民起义不说，封建体制内的法家改革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晚清的戊戌变法等，其积极分子下场都不太好，像谭嗣同等人就在北京菜市口被砍了头。党内有这个派，那个派，那个造反派是不属于党内的，所以林彪的军界、周恩来的政界对镇压造反派都很卖劲。在对待造反派的问题上，党内外多数人至今是观点相同意见一致的。笔者认为，只有马克思、毛泽东才是真正支持革命造反派的。文革中整造反派并不是毛泽东本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违心之举，是政治家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而已。 关于“武汉事件”后毛泽东主席的收兵决策或者说战略调整对不对，许多文革学者是认可的，但我觉得未必。陈再道这类文革反对派再厉害，也没有办法彻底改变毛泽东的文革既定方针，后来的林彪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当时以“武汉事件”为鉴，在全军、全民中开展一场文革理论大学习、大教育运动，给军界中高层军官彻底洗脑，让他们理解并坚决拥护中央的决策，似乎不是什么难事。当然，毛泽东和中央也必须吸取教训，纠正文革中的某些做法和政策，特别是支一派打一派的错误做法。这样，文革照样能按照毛泽东原来的意图顺利进行，并取得最后胜利。 江青对毛泽东的纠左，明里是支持的，但她的文革基础却大受削弱，暗受挫折。 （7）、杨、余、傅事件与江青 —九六八年，发生了不大不小的杨、余、傅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除了发表形而上学的唯心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错误，主要在毛、林、周、聂之间搞投机，有野心。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主要是许世友揭发说余立金是个叛徒。傅崇碧与杨成武关系密切，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长期以来都在杨直接指挥下工作，主要还有没通知江青就带武装闯钓鱼台江青住处索要鲁迅书稿。他们共同存在华北山头主义问题。 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对吴法宪说：赵子珍和余立金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要坚持原则，要敢于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来，要顶住。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凌晨，毛泽东在住处主持会议，讨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的问题。 周恩来分别与许世友、叶群、吴法宪谈话。接着，周恩来到江青处主持召开中央文革会议。会议经过四次讨论，通过了两项决定。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会议中途通知吴法宪参加会议。 毛泽东见到吴法宪即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 毛泽东问林彪：这样，谁来当这个总长呢？林彪说：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了，是不是调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任第一副总参谋长或代总参谋长？毛泽东问：黄永胜是从哪里来的？林彪说：黄永胜是武汉警卫团的一个班长，秋收暴动以后，就跟你上了井冈山，上山以后当了排长。毛泽东说：原来是武汉警卫团的，在井冈山就当了排长，那就不要这个代字了，就叫黄永胜当总长吧，就这样定了。 对于如何处理余立金，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 江青又提出傅崇碧与杨成武关系密切，傅长期以来都在杨直接指挥下工作，况且还有闯钓鱼台的记录，为了防范，最好也动一动，毛泽东也同意江青的建议。 经林彪提议，会议决定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毛泽东、林彪退席后，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了五个问题： 1、命吴法宪派飞机立即接黄永胜进京，周亲自谈话。 2、命令李作鹏和邱会作带领中央警卫团部队去杨成武家，将杨带到人民大会堂，由林周等人谈话。 3、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谈话，并准备飞机将傅崇碧送去沈阳。 4、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逮捕余立金。 5、决定在3月23日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为解决杨、余、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命令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 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 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 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8）、参与刘少奇专案 在文化革命时，江青因刘少奇案有功备受赞赏，文革失败后江青又因刘少奇案而获罪，倍受责难，真是—事两个中央两重天。 刘少奇案由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在这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仍把刘少奇作为党内路线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待，没有要打倒刘少奇和立案审查。 1966年11月3日，在接见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询问刘少奇的工作、生活情况。当刘少奇表态要到群众中去接受锻炼时，毛泽东表示：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1967年1月，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两派红卫兵组织几次勒令刘少奇到院检查，毛泽东派人转告刘少奇不要去。1月13日，毛泽东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1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一位外国党领导人的谈话中还称刘少奇同志，谈到刘、邓是不是能选上中央委员，毛毛雨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2月12日至18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三次谈话中讲到：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但事情是变化的，随着文化革命的深入，红卫兵上天入地找了不少材料，涉及到不少叛徒问题，掀起抓叛徒热，刘少奇身陷其中。 1967年3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61人集体叛变问题的材料，在批语中认为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允许党员自首悔过的决定是叛卖的决定。3月21日，毛泽东同意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3月30日，公开发表戚本禹的著名批刘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在最后一稿中增加了刘少奇的八个为什么，认为刘少奇是假革命、反革命。 随着批刘的深入，不少人起来揭发刘少奇，如雷英夫等。 雷英夫的揭发内容是： 一、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从不宣传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传达执行主席的指示。例如少奇同志一九六四年九月给江渭清同志的信，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宣传毛主席指示的集中表现。他借口是江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没有蹲点，不了解情况，手里没有真理，实际上是说王光美桃园大队的经验是真理。而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个十条却不是真理。因此，大家应该学习王光美的经验。不应该学习毛主席的指示，这是何等恶毒的作法。 二、自以为可以和主席“平起平坐”，可以当最高领袖。这里我印象最深的有四件事： 1、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罗瑞卿想在人代会上讲“以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事前，彭真亲自定了调子。 2、一九六五年九月，朱德同志在会议上提出，将来打起仗来，“最高统帅是刘少奇同志”，根本不提毛主席。少奇同志和朱坐在一起，不加反驳，还很得意，看来很听得进去，使人吃惊。 3、近多年来，每逢十一、五一等节日，报纸上都是刊登毛主席、少奇同志两张一样大小的照片，从未见少奇同志有谦虚的表示。 4、八大报告中提出，“以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此事由来如何？不清楚。 三、少奇同志除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外，在历史上也犯过很多方向性的严重错误，他虽然背着“一贯正确”的包袱，但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不懂毛泽东思想。例如： 1、一九四六年所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和政策，使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工作受到了损失。 2、一九四七年在西柏坡土改时提出，“家家冒烟，村村点火”。使土改发生了大偏差。 3、一九五〇年在天津蹲点时，提出了资本家可以管理企业的政策，有严重错误。听说当时就是在王光美的哥哥在天津所开工厂蹲点得出的结论。 4、一九五六年八大时，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把“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去掉了，少奇同志说七大时有必要，现在可以不说了。 5、一九六二年赞成陈云等同志的右倾意见。 6、一九六四年农村社教中搞了桃园大队那一套完全不相信群众和广大干部的政策。这是资产阶级神秘主义和《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中的一套做法。少奇同志负责搞的后“十条”也是形“左”而实右的。 7、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二日，少奇同志和越南黎笋的谈话，是和主席的谈话精神完全相反的，这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 主席多年来一再说，越南人在南方打的很好，对游击战、人民战争有发展；少奇同志却说越南人民军没有学会打歼灭战，不会打仗。 主席历来说，我们要向越南同志学习，并说他要到越南南方去；少奇同志却说，越南同志要先承认自己不会打歼灭战，然后才肯学习，或者，越南派旅以上干部到中国来学习，或者中国派韦国清同志到越南去教。 主席历来说，要防止大国沙文主义，不要盛气凌人，干涉别人内政，越南的事归胡志明负责，我们做后方和支援；少奇同志却以老子训儿子的方法和人家谈话，并干涉人家内政，说什么你们两次歼灭战，都是陈赓和韦国清代替你们指挥的，这引起武元甲的不高兴，我这些话只能告诉胡志明、范文同同志，其他人不能讲等等。 主席从来不愿多讲自己，一谈到自己总是很谦虚。少奇同志却相反，他说从一九四九年我就过问越南问题，陈赓、罗贵波、韦国清、乔晓光等，都是我派到越南去的。 8、一九六六年二月，少奇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可以考虑派代表团到苏联参加二十三大，这样的好处是可以了解情况。（这个会上总理等多数人，是主张不派代表团的） 四、少奇同志的组织路线方面也有很多错误。 1、不传达不执行主席的指示；（如文化大革命） 2、对主席不请示不报告，搞独立王国； 3、安插私人，有宗派圈子； 4、包庇坏人（如彭真包庇罗瑞卿，对小型会所定的清规戒律，都请示过少奇同志），彭真在刘的支持下，非常狂妄，例如在65年彭德怀调离北京时去西南前，竟对彭德怀说：“如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你还是国防部长。” 5、打击镇压革命左派，实行白色恐怖；（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例子） 五、思想作风 1、惟我独尊，一言堂，但又拿不出什么办法； 2、经常拿帽子、棍子压人、打人，很多人说他是阎王； 3、吹棒老婆，达到非常庸俗、低级的地步。如王光美在桃园大队蹲点后，少奇带着她到全国各地去作报告，要中央批发了她的报告，并加上很多按语，说她的经验“带有普遍意义”。要全国县以上各级常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 少奇同志给江渭清的信中又提出要“学习王光美同志的报告”，因为她手里有“真理”。王光美作报告时，少奇同志也当众大肆吹棒，很多话说的肉麻。 4、少奇同志的岳母是资本家老婆，常住在少奇同志家里，享受常委的待遇，少奇外出时，也带到各地游山玩水。这是丧失立场的事，影响很坏。 林彪把雷的书面揭发刘少奇的材料批送江青，要她酌转毛泽东。 这封揭发信在部分中央领导同志中作了传阅。 9月16日，康生亲自给毛泽东写信，重提1936年薄一波等61人经组织决定出狱一事，认为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使毛泽东把刘少奇和整个干部队伍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 群众中许多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各种揭发材料，包括说刘少奇几次被捕叛变等假材料，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也报送毛泽东，在一定范围内印发、传阅。 在这些材料中，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还是刘少奇被捕叛变问题，促使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刘少奇的看法。后来他在接见外宾以及内部谈话中，在讲到刘少奇问题时，一再说“那时还不知道他的历史情况”，是“我们红卫兵现在查出来的材料”，并多次讲了“被捕叛变”的例子。 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支持他批刘少奇。蒯大富于12月25日发动打倒刘少奇的大规模行动，率领成千上万人到天安门广场召开誓师大会。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12月30日，江青、王力、关锋、姚文元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表示“坚决支持”。 由于江青等人的发动，全国形成了打倒刘少奇的高潮。 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就在这种复杂背景下开始了。 王光美专案与刘少奇案的关系 1966年冬，社会上有王光美历史问题的材料出现。在12月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议组织班子进行审查。决定设立王光美专案组。成员是： 谢富治（组长） 汪东兴、萧华、叶群、陈伯达（顾问） 领导成员确定后，从军委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抽调了4名工作人员。 1966年12月18日晚，由谢富治、汪东兴主持，在中南海西楼一个小会议室召集抽调来的人员开会，正式成立专案组，名称叫中央办公厅丙组。谢富治在会上宣布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审查王光美。 1967年3月21日下午7时半，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与会人员后，留下来议论一些问题。议论中对有人提到“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1927年叛党嫌疑问题”，研究、决定把决定关于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1927年叛党嫌疑及1929年在沈阳被捕等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即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 这样，最初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与王光美专案合并成—组。 1967年5月中旬，谢富治向“丙组”人员宣布，丙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五〇四组”，组织上归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领导。从此，专案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有调整，规格有提高，周恩来、康生、江青参加，周恩来为组长。1968年2月22日，谢富治在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表明江青是重要成员。 江青很重视抓刘少奇专案，她对办案人员说：“刘少奇是个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小将整理的材料，比你们整理的好。你们现在的材料有进展，但有好多东西没有超过红卫兵的材料。”“你们的前途很伟大，不要骄傲；你们是中央信任的干部。一个同志为党中央所信任、所依靠，比什么级别都重要。”“所有列入专案的，都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要同这些人作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江青最早是从刘少奇的检查看出问题的。刘少奇在1966年7月份的检查中说：“1936年3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见如何？’柯说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陕北党中央，请党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办理。”江青由此发现让薄一波等人叛变出狱完全是刘少奇一手包办的。薄一波他们出狱的《反共启事》文发表在1936年8月30日的《华北日报》上，“子文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当兹困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徐子文（安子文）刘华甫（刘澜涛）杨仲仁（杨献珍）周斌（周仲英）董旭天（董天知）夏维勋（鲜维勋）冯俊斋（马辉之）张永璞（薄一波）徐立荣（徐子荣）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刘少奇事前支持写声明，也会看到这份声明的，他不光同意这种做法，而且重用这些人，提升他们的职务，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引起江青的深思和中央的警惕，决定审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 江青看的第一份材料是湖南省公安厅、宁乡县公安局军管会转来的材料《杨剑雄反省》，其中交代：1925年12月16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审讯，湖南省省长、反动军阀、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刘少奇的同乡同学、湖南省政府会计、赵恒惕的至亲杨剑雄知道后，立即邀约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局长洪赓扬、刘少奇的同乡、反动军阀的师长叶开鑫、贺耀祖以及刘少奇的胞兄、大地主刘云亭，联名具保，答应了赵恒惕的活命条件：“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好好读四书五经。”刘少奇对联名具保的人千恩万谢，完全遵照活命条件，于1926年1月16日离开湖南前往广州。 江青分析了这份材料认为，1925年“五•卅”运动后，阶级斗争复杂激化。刘少奇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被捕时已公开的身份，经审讯而判决的“斩决”，但白色恐怖的长沙，杀人不眨眼的赵恒惕却决定了释放，没有强有力的担保、没有苛刻的保释条件，是不可能被释放的。同样的在长沙被捕，时间到了1927年，还是默默无闻的杨开慧，只不过因为是毛泽东的妻子，经过多少上层人士的多方营救，只因为杨开慧不答应活命条件——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最后被枪杀。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同意江青的意见把这一条作为刘少奇被捕叛变的证据。 刘少奇历史上第二条证据是1927年在武汉、庐山等地进行叛卖革命的活动。 第一个写出亲笔供词是董锄平：“刘少奇大约系一九二六年冬到武汉的，系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同时把黑手伸入到湖北省总工会，为省总秘书长，成为省总的当家人。出卖工人阶级，出卖党，做各个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做蒋介石的帮凶，保护资本家，破坏革命，干出了种种罪恶活动，择要列举如下：一、贩卖美帝国主义的工运黑货。刘少奇到武汉后，就摆出工运理论家、工运决策者架势，将党内负责各业工会的头头，召集到省总听他讲工会组织的课。据今日回忆，他基本是贩卖的美帝国主义者的‘产联’、‘劳联’那套黑货，拿经济主义来消失（蚀）工人革命运动。他还搞了一个工人运动讲习所，地点在黄陂会馆，也是拿的那套黑货去毒害学员，妄图把中国工人运动，纳入美帝国主义的轨道，把中国永远陷入殖民地。二、作英帝国主义者的代言人。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中国工人阶级、武汉革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工人纠察队，一举而夺回了英帝国主义在汉口的‘英租界’，开我国反帝斗争史的创举。在‘英租界’被我包围使汉口英总领事向国民党求援，要求派军队前往保护，由于革命群众强大的压力，国民党因以拒绝。该英总领事认为若再坚持下去，英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武装势必被我革命的武装歼灭，乃耍无赖，通知国民党，把‘英租界’托其临时代管，不承认‘英租界’已为工人阶级、革命人民自动夺回。可是英帝国主义在武汉的所谓‘政权’机器，已被我完全砸毁，英海陆军被我赶下长江，逃往军舰，英行政人员，惊魂失魄，纷纷逃上商轮、军舰，连夜驶往上海，我工人纠察队夺回汉口全部‘英租界’建立革命秩序。……刘少奇这个工贼，迫令工人纠察队退出‘英租界’给国民党军警接防……”1927年6月，“刘少奇调走工会骨干。刘少奇替国民党缴去工人纠察队武装，甚至连劳动童子团的木棍也收缴了。随即将工会党员骨干四五十人调离武汉，另调新人接替工会工作。刘当时说：‘这是保存党的力量。’实质是适应汪精卫的需要。因这些被调离的党员骨干，都有社会基础，如码头总工会的张计储等同志，完全可转入地下，继续同蒋汪匪帮作斗争。一调走，显然是为了减弱工会的力量，调来的新人，人地不熟，无法开展斗争，如店总的赵敏就被捕牺牲，刘少奇一箭双雕之计甚毒。”1927年7月，“刘少奇在革命紧要关头潜入庐山。刘在汪精卫‘七•一五’叛变前，我看到他身体很健壮，决没有病。刘在庐山‘养病’，住在大军阀朱培德的公馆，显然是有政治阴谋，与汪精卫党羽进行政治勾当。” 江青和专案小组看了董锄平的亲笔供词着手取证。发现1927年6月28日晚，汪精卫、陈公博将刘少奇等人公开逮捕，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见法租界巡捕房1927年6月29日给总领事的信）。6月27日前刘少奇就作好了解除工人武装的准备（有成柱周——1927年担任刘少奇的秘书——1967年12月27日的亲笔供词为证）。供词全文是：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前作好了解除工人武装的准备：六月二十日左右，刘少奇叫纠察总队总队付朱菊和分队长周霖在纠察队总部把枪支登记好了，准备交给国民党。刘少奇在六月二十六日拿了一个电报稿，即《要求自动停止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的勘电，叫我根据电报内容拟草出布告、致军事委员会信、致汉口卫戍事宜处信；告工友书、告军士同志是宣传部李昌荣起草的，都经过刘少奇亲自审查修改的。上述文告，于六月二十七日就搞好了，六月二十九日交枪前后都公开发布了。刘少奇在缴工人械前的言论：刘少奇在缴械前经常说：我在安源时，工人没有武装，照样搞工会，现在刀刀枪枪的太危险了，这样下去迟早要闯祸，不搞武装斗争好。不然，会影响全局。六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对我说：若是不交枪，一定要造成流血事件，引起冲突，国共要合作到底，只有交枪，有枪反而危险。革命是要革命，有可能把自己的脑袋革掉，但是我们要保护脑袋。刘少奇在缴械后的言行：六月二十九日缴械后，在一个晚上，刘少奇在省总办公室大声说：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交了，我也放心了，没有目标了，军队也不会找我的麻烦了，危险也小了。）丁觉群在1968年的供词则也讲述了刘少奇在1927年6月份主动解除了工人武装后躲到庐山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充当内奸，叛卖革命的情况。 江青和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其他成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继续查阅党史资料和敌伪档案，询问了众多的知情人后认为：1927年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集中表现向国民党武汉政府乞求革命，害怕革命群众的武装斗争会破坏统一战线，当时刘少奇如果单单是右倾机会主义，那么向国民党交枪、解除工人武装是不会如此积极主动的，更不会和汪精卫、陈公博秘密勾结，出谋划策，说明刘少奇决不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阶级立场问题，是抱着投机革命、混在革命队伍内部，时时为着自身利益去出卖革命、充当革命队伍内部的工贼、扮演着内奸的角色。刘少奇是破坏了革命，镇压了革命工人运动，致使革命起义受到损失、千百万革命的优秀儿女被屠杀，说刘少奇“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革命同志的鲜血，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一点也不过份。 刘少奇在历史上的第三条罪证是周恩来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会议上首先提出的：“刘少奇的简历上有时写：‘1930年春，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被捕于沈阳，在狱中坚不吐实，敌人找不出证据，遂得以出狱。’有时又把‘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几个字划掉，改成‘在罢工中’可是有些材料上说刘少奇是1929年被捕过，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仔细查一查。” 江青调来当年满洲省委负责人的材料查阅。发现了刘少奇同为满洲省委负责人孟用潜的亲笔供词：“1929年8月，我和刘少奇到奉天纱厂开支部会，讨论纱厂罢工问题，被支部书记常宝玉出卖被捕。当晚奉天纱厂审讯，刘少奇承认他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我，省委委员丁君羊、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还出卖了省委办公机关以及沈阳六、七个支部。第三天，奉天警察厅审讯，刘少奇进一步出卖了东北地方党组织，包括北满、东满、关东州特委和特委书记，以及大连、营口、清帮子、辽中、辽阳、抚顺、延吉等重点县市委和县市委书记。审讯后，刘少奇还在‘自首书’上签字画押。当晚，奉天警察厅继续审讯，刘少奇又供出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负责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机关。然后警察厅就要刘少奇和我带着警察去抓人。刘少奇说：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他于是向敌人献策，要求把刘少奇和我提前释放出狱，给奉天警察厅收集党的情报，为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工作，其用心至为恶毒。几天后，奉天警察厅对刘少奇献策表示同意。为便于刘少奇和我继续混入满洲省委，决定地方法院对这一案将不作为共产党案审讯，而作为煽动工潮案审讯，不承认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即可取保释放出狱。以后在地方法院也是这样审讯，这样判决的。出狱后，刘少奇同省委几个负责人说：这一案以煽动工潮开始，最后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取保释放而结束，是一个工潮案，不是共产党案，毫无问题。这样他就仍然当满洲省委书记，并决定调我到哈尔滨任北满特委书记。同年十一、二月间，刘少奇到哈尔滨。他同我说奉天警察厅找他谈过话，他也给警察厅送过材料，并要我给他收集北满的材料。那次给刘少奇的有阿城、珠河、牡丹江、东宁、密山等县委名单、支部和党员统计表以及县的重要报告。一九三○年三月刘少奇调离满洲省委，四月满洲省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江青看过之后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注意到供词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刘少奇专案”成立之前，不是为了审查刘少奇才搞出来的材料；又看了1929年与孟用潜同管满洲省委组织工作的丁基实（丁君羊）的供词和1929年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的当事人关辅金、徐廉奎、陈元祯、关庆云、刘青等人的亲笔供词，表示刘少奇问题可以报告毛主席、党中央定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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