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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9-16 07:52:57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秋石客 - 小 + 大
【红色江青】-（23） 江青本身就是一个反传统反潮流的代表人物，她在批林批孔反右倾回潮运动树立了不少反潮流的典型。 典型之—是李庆霖。 李庆霖原是福建省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降职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任教，爱人是炊事员，家庭经济比较拮据。在“文化大革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李庆霖的子女到了福建最贫穷的山区插队，生活也很难。李庆霖于1973年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自己的处境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情况。毛泽东复信，并馈赠人民币300元。毛泽东的复信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国。李庆霖在1973年第11期《红旗》杂志上发表《谈反潮流》的文章，成了敢反映民意的英雄，江青等对李庆霖事迹进行了宣传。 典型之二是张铁生。 张铁生是辽宁省锦州市兴城县一个公社的知识青年，担任过生产队的队长，想上大学。1973年国务院转批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要坚持选拔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核，张铁生参加了招生考试。张铁生理化考试时由于缺少复习只答了少部。面对理化考卷，张铁生有意见，于是在理化试卷的背面，给领导写了一封信。 在辽宁省大学招生文化考查座谈会上，锦州市招生办公室负责人在汇报时谈到张铁生写信一事，毛远新得到信后很重视，决定在7月19日《辽宁日报》上加编者按语发表，编者按认为张铁生在大学招生的文化考核中，虽然交了白卷，但他在白卷背面写的一封信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提出的意见，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经过调查，得出张铁生一贯表现很好，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均未发现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 8月10日，《人民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加以转载，并发表了评论，认为张铁生答出路线觉悟高的卷，是反潮流英雄。张春桥认为文化考查这样搞法，把无产阶级寄于希望的青年卡在门外，使修正主义有希望，无产阶级没有希望。毛远新认为：“在今天，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实在是大有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嫌。” 典型之三是黄帅。 黄帅是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的信和日记反映她和班主任矛盾，反对师道尊严。这个材料先刊登《北京日报》的一个内刊上。迟群、谢静宜看到后，接见了黄帅，表示支持。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加编者按语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按语说：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路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大家都要当教育革命的促进派，而反对那种促退派；要当动力，而不要成为阻力，更不要站在运动的对立面。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28日，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与《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并再加编者按语。《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并提出“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我们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对教育战线的干部、革命师生和学生家长进行深入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此后，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大量传播《人民日报》编者按等材料。国务院科教组还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从此在各中小学中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运动。 典型之四是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 1973年7月10日下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一）班学生张玉勤在英语考试时交了白卷，反学英语潮流，写了：“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ＡＢＣＤ，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的批评，并要她做出检查，学校负责人也在12日初中班学生大会上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张玉勤不堪压力，于14日在水库自杀。江青得知此事立即派迟群和谢静宜带人到河南重新进行所调查，认为马振扶公社中学是复辟回潮的典型，张玉勤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受害者，中学负责人和班主任老师是凶手。江青在1974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流泪说，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逼死了天真的女孩子，要向全国控诉。王洪文要求给该校教师和负责人判重刑。中共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提出：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情况。最终，该校负责人和班主任被判刑2年。并对此事展开批判。江青抓住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在全国领域推动反复辟斗争。 天津市小靳庄。 小靳庄当时是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公社的一个大队，不过是一个只有一百零一户、五百八十二人的小村庄，解放前的小靳庄是地主的一个佃户村，广大贫下中农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劳动人民翻了身，走上了合作化道路，一直到成立人民公社。但是，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文革前的小靳庄亩产停留在一、二百斤左右，仍是一个老大难的穷村庄。文革开始后，广大干部、社员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成立了新的党支部，开始狠抓政治思想工作，社员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干社会主义的劲头更大，广大社员群众平整土地，建设园田，挖渠引水，开肥源，从而使农业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小靳庄有了更夫进步，在江青发现小靳庄前夕这个村庄被评为天津市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小靳庄那里的社员群众能写诗，能唱样板，能批林批孔，江青三次来到小靳庄，使这个无藉藉之名的小村庄名扬天下。 6月22日，江青来到小靳庄，表示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我带来了毛主席的好。 江青下地地同广大社员在一起割麦子、翻场，锻炼自己。召开批孔报告会，精心准备的一批批孔材料已分发到了社员，批判孔老二的男尊女卑思想，并呼唤男女同工同酬。一个名叫郭淑敏的半边天批判孔老二越批越气愤，突然反问道；“孔老二说我们妇女无用，我们是无用吗？”这一问再次激活了江青的女权思想，她立即打断了郭的讲话说：马克思说生产力中劳动力是最主要的，劳动力是谁生的，是女人生的，这是超过他们的，中央不合理，在政治局就她一个是单干户，他们都是大男子主义。于瑞芳的“半边天”汇报说自己写了74首诗，江青直夸她了不起，要她当场读了自己的诗作。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人大唱样板戏，社员唱，浩亮他们也唱。浩亮唱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江青演了李奶奶，浩亮演李奶奶的儿子李玉和。下午6时30分江青一行离开小靳庄。 E、考教授 江青在批林批孔中发现教授们喜欢出难题，也为难了—次教授，对教授考试。 1973年12月中旬，毛泽东在与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中，肯定了福建李庆霖的信和辽宁张铁生的信，提出不要看不起“儿童团”：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毛泽东强调不要看不起年轻人。他还提议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考他们。 江青根据毛泽东的谈话，搞了一场考教授。在1974年1月25日，江青等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提到考教授的事情。 谢静宜讲：不要盲目的迷信一些专家权威。就从考试一些教授来看，就破除了这个迷信了嘛，东北就考过嘛，而且这一次，北京市去年年底三十号，当天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科教组召集会议，上午，完了之后，就在清华出题，出完了下午五点钟到北京市集合二十辆小车，同时到十七所院校去考试，当时我们说的是开座谈会，到那个时候啊，他们还真拿着笔记本，还认为开什么座谈会。我们说，今天就是来突然袭击，给你考试，你不是看不起学生吗？这么一考啊，613名教授、副教授参加的，及格的是53名，占8.6％，不及格的是560名，占91.4％，还有200名教授、副教授是交了白卷，打了零蛋的。其中还有两所学校都是考零的。还有些学校是平均零点一分、零点四分的，就是因为有那么一个教授大概考得好些，其他教授不好，那么一平均，还有零点一分、还有零点四分。迟群：有一个单位是个人教授平均一个人一分，原来是有一个教授答了六分，其他是零分，所以一平均，一个人一分。江青：这个我还得要讲一下，有一些教授啊，他答不出来啊，是应该谅解的，因为他多年不搞了，多年不搞了，但是他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整学生啊。我觉得是应该的。这个考教授，是从东北开始，就是张铁生。我呢，也冒了冒失，我也不知道谁搞的，我是在一次会议上说，我说这是大好的事情，后来不是说东北也不对嘛，东北考教授的这个人，他自己本人就是大学生，他自己先考了，结果他有几道题答不上，他说我总是个大学生吧，他这样考了教授。那么北京考了，北京考了，这两次考都有缺点了，说是没有出社会科学的题目。上海考的时候出了社会科学的题目了，你连基本路线都答错了。还有答基本路线是三要三不要。 姚文元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什么呢？有的教授答是注意清洁卫生。还有说是《水浒传》是讲什么东西呢？有的教授说是讲社会上很怪的事情。江青：最糟糕的是，自命为社会科学家，但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哪，五大特点哪，一概答不上，那么，这就不能够说是考得不对了。你自己专业是社会科学家嘛，列宁的名著嘛，《帝国主义论》嘛，有五大特征嘛，一个也答不上。有的说是遵义会议上提出来的。有一位教授写了一首诗，我想也是暴露嘛，孔孟之道的危害啊，说，突闻考试实担心，突然闻到考试，实在心里害怕了，此事当年害学生，这件事情当年害学生，指的从孔夫子下来害了少人，搞资产阶级呀，修正主义呀，苏修那一套啊，此事当年害学生，今日临头试滋味，今天临头我尝到了这个滋味，从今开始做新人，从现在开始要像是谁？要像以张铁生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江青：哎，基本路线他说是不是还有多快好省，总路线有的说是三要三不要。 F、反文艺回潮 江青在文艺界也开展了反右倾回潮，主要批判有： 晋剧《三上桃峰》 《三上桃峰》，取材于《人民日报》1965年7月25日的通讯《一匹马》，讲的是河北省抚宁县的事，戏中女主公给因为买了病马而蒙受损失的桃峰大队送去一匹大红马支援春耕。王光美曾在抚宁县桃园大队搞过社教，1966年春她也给桃园大队送过一匹大红马，于会泳等认为是吹捧桃园经验，为刘少奇翻案，2月2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修改，经江青、张春桥定稿，初澜为名的《评晋剧〈三上桃峰〉》的文章，号召击退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 湘剧《园丁之歌》 《园丁之歌》描写青年女教师俞英耐心教育引导小学生克服缺点、爱学习、守纪律。 江青把《园丁之歌》看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作。1973年7月28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审查湘剧影片《园丁之歌》，江青认为：“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该是共产党，怎么是教员？剧中没有文化怎能担起革命重担这句话问题更大，这句话简直是反攻倒算。张春桥认为：“这个戏在教育路线上也有问题，学生受老师摆布。1974年6月14日，江青说：“《园丁之歌》的电影应上演，上演的同时发表批判文章。”7月19日，国务院文化组给北京、天津、上海、湖南等省、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8月4日，初澜根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的文章。指出该剧是“掩盖和抹杀教育战线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是宣扬地主阶级“文化至上”、“智育第一”，“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要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统治我们的学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 （5）、江青四届人大受挫 1974年，81岁高龄毛泽东，提出召开几经推迟的四届人大会议，完成国家政府机构重建及其人事安排。围绕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江青与党的文革反对派进行了斗争。 江青于1974年10月6日晚到医院找周恩来谈话，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主要是谈军队总参谋长的人选，周恩来没有明确表态。 1974年10月14日，江青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国产“风庆”轮的报道，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写了一段批语：“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样的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语，并要求借“风庆轮事件”，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矛头指向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人。 10月17日晚，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与会政治局委员当场表态，问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邓小平回答已经圈阅，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江青问邓小平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邓小平拒不回答，并反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紧跟江青一起批评邓小平，邓小平愤然退出会议。 邓小平敢于挑战江青，说明形势发生变化。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数见周恩来，要摊牌。 江青感到事态严重，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 10月18日清晨，王洪文致信毛泽东：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他工作中碰到了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 上午，王洪文赶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说：北京有庐山会议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政治局其他人，也没有告诉总理。我们四个人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这件事（指风庆轮事件），江青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是活动频繁，昼夜忙着找人谈话，一直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医院去他那里，经常去看总理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以毛泽东的大政治家水平，对王洪文所说早心知肚明，但不宜摊牌，因此，毛泽东听完王洪文汇报后却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10月19日，周恩来在305医院先后找华国锋、纪登奎、李先念和邓小平谈话，了解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风庆轮事件讨论情况。周恩来对王海容、唐闻生说：经过了解，事情并不像江青等人说的那样，而是江青他们四人事先就计划要整小平同志。他们已经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了很久了。王海容、唐闻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将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20日，邓小平陪同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飞长沙会见毛泽东。 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邓：主席也知道了。）好！（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我赞成你！（邓：她［指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用手指王、唐）都不高兴。（邓：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这个好。 （邓：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罗。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唐闻生、王海容的记录稿。唐、王二人后被毛泽东视为不可靠，此记录仅供考。） 11月10日，周恩来同准备陪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去长沙会见毛泽东。 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的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日四次谈话要点： 留三天谈谈。二十四日又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二十五日说，你们还可再留两天。二十七日见面时说，现在没有什么要谈的了。 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在二十四日谈话中，主席又说在批刘批林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洪文同志有回答，我与洪文同志谈了话） 在二十三日谈到小平同志时，主席写了“人材难”三字和“强”一字，并指指脑袋，说小平是难得人材，政治思想强。在报告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主席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讲到副总理名单时，主席在听到我念邓、张、李对，又加了一个陈（锡联）字，念为邓、张、李、陈，并说张有才干，李较软弱。 主席说他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江青同志说，没有工作做，主席说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主席自己多少年来就是这样做的。对江青同志，主席说，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这一条，我们报告主席，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一谈，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主席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我们说，在一、二月份，下达那些指示，开了那样大会，我们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所以七月十七日主席离京前约政治局同志谈话时，我曾说过，有些事是我们“怂”起来的。 主席说，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现在五经四书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谈到国际形势，主席认为越讲缓和越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要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要有所准备。主席认为要弄清苏修对我试探的真正意图。主席问，如果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该怎样？我说，如他真想来谈，可考虑，但我们不能去请他。主席点头。（注：源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周恩来手稿。）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四届人大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女）、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国务院副总理。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重要会议。 从表面上看，人事安排是综合左右的，但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国防部长的职务由邓小平、叶剑英担任，江青很不满意，可以说是挫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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