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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9-18 06:47:02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古彭万俟轩 - 小 + 大
（23）老实人刘孩 说起老实人，我就会想起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杨德军。 杨德军比我大三岁，1966年高小毕业时正好周岁十六。杨德军乳名“刘孩”，是她姥姥给起的。乡下有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孩子生下来后，吃“喜面”（庆祝孩子出生摆的酒宴，有的放在生下来第9天，有的放在第12天，因为姥姥家要送米送面庆贺，所以叫吃“喜面”）之前就要起好名字。据说，杨德军生下来9天吃“喜面”时，名字还没有起好。他外祖父家姓刘，因为是刘家女儿生的，他姥姥就自作主张为他起了个“刘孩”这个名字。名字起好后，杨德军的爷爷不高兴，认为杨家的孩子不能用外姓，但是名字起好不能再改，就在“刘孩”的前面加了个“杨”字，从那以后，他的名字就叫“杨刘孩”了。乡下孩子即使上学也很少喊大名，我的印象中，1969年杨德军19岁了，我们还都在他后面喊“杨刘孩”。 我们小时候非常羡慕杨德军，认为他命好，有福。他小时候很胖，就像一个圆木墩儿。一般来说，胖娃子都是招人喜欢的，无论走到哪儿，都有人喜欢他。杨德军最大的特点就是老实，不招惹是非，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村里，他的口碑都很好。无论干什么，他都会尽力去干，从来没有怨言。他不喜欢说话，只知道老实干活。但他并不聪明，成绩在班里属于下等。由于他的个子大，有力气，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一直担任班级劳动委员。六年级时还被选为少先队大队劳动委员，胳膊上别着“三道杠”，大家看了非常羡慕。那时候人们都喜欢老实孩子，大人教育孩子也都拿老实孩子做榜样，喜欢说“看人家杨刘孩多好”，或者“也跟人家杨刘孩学学”等。他的老实口碑让他“占”了很多便宜。记得小学五年级时，学校要从各班挑出两个贫困学生，不仅免学费、书杂费，每学期还发给3元簿本文具钱。这3元钱是非常可观的，要知道那时候我们一学期的学费、书杂费才一两块钱。其实，杨德军家并不困难，他家生活状况要比我们家好得多。他的学习成绩也不好，之所以选上他，就是因为他的口碑好：老实。 他的好口碑还让他摊上一件天大的好事。 1966年，我们村在公社驻地上学的7个高小毕业生中，有6个考上了初中，我考试成绩还是全公社第一名，唯有杨德军一个人考上的是农中。同学们都有点看不起他，可是，这个让我们看不起的人突然摊上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大家一时都傻了眼。 那年夏天，我们高小毕业的前夕，学校里已经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了，校园里张贴了许多大字报。暑假结束到中学报到后，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高潮。我们一边上课，一边参加闹“革命”。从这年的9月下旬开始，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陆续接见红卫兵，大家都把能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当作人生最大的幸福。这一幸福时刻终于来临了，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公社摊上5个第一批去北京去见毛主席的名额。这5个名额是这样分配的：中学2个，农中1个，小学界2个，在农中上学的杨德军被选上了。这些学生去北京的那天，成千上万的中小学生打着红旗，列队唱歌，把他们送上火车站。我当时就哭了，觉得杨德军比我们幸福。我当时就想，尽管我的成绩是全公社第一名，可是与杨德军的荣誉幸福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这年冬季，我和杨德军分别在不同的学校参加了不同的红卫兵组织，后来还分头随红卫兵组织出外“大串联”，春节前后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 回到家乡的杨德军，好事仍然不断。我1969年进大队医务室。因为原来的团支部书记早就出嫁走了，一直都是大队会计兼着的。1971年冬天，从“戴帽中学”初中毕业的杨德军被提拔为大队团支部书记，成了名副其实的大队干部。除了享受一年3600个工分外，还能经常到公社、县里去开会。他还是那样不大言语，但老实能干。1973年，已经23岁的杨德军，有人开始给他介绍对象，对象是邻村的，还是个高中毕业生，人也长得很漂亮。可是，杨德军就是不愿意。那时候都提倡晚婚，男青年至少25周岁以上，女青年至少23周岁以上。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有的年轻人到二十七八岁还不结婚。杨德军亲口告诉我，因为他是大队干部，在28岁之前他是不会结婚的。 那些年里，不声不响的杨德军确实为大队、生产队出了不少力。我记忆中，他先后三次带领全大队的民工外出扒河（水利工程），因为他没有什么领导能力，虽然一直兢兢业业的埋头苦干，但只能当副手。从1972年开始，他连续5年被评为县、公社两级优秀团支部书记。这些年里，媒人几乎踩破了他家的门槛，给他说媳妇的媒人一个接一个，他一直不同意，非坚持28岁以后再谈婚论嫁。1976年冬天，徐州地区8县数十万农民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南水北调”工程，我们所在的公社民工全部开拔到泗洪县金镇附近的“徐洪河”工地，这是杨德军最后一次带工扒河。从工地回来后，大队书记考虑到杨德军已经26岁，按照他的工作能力，确实很难再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就向公社打报告，希望公社把他安排到社办企业里去。那时候社办企业是年轻人最向往的地方，进了企业就算社办“亦工亦农”人员，除了拿出部分工资缴队拿生产队的满劳力工分外，每月还有10多元的工资剩余。公社很快就为杨德军安排了工作，任命他为公社砖瓦厂副厂长，每月工资28元，缴队15元，还能剩余13元。这时候的杨德军还憧憬在美好的梦境里，决心在砖瓦厂干个名堂，然后再考虑个人婚姻问题。 可是，杨德军万万没有想到，现实把他的美梦击碎了。1978年以后，已经年近三十的杨德军突然不像以往那样受人宠爱了，上门提亲的也越来越少。从1981年起，砖瓦厂被厂长承包了，这个厂长不喜欢杨德军这种老实人，很快他的副厂长职务就有名无实了，脱坯、进料、装窑的重活是他的，好处却没有他的份，他已经与普通工人没什么两样。他也看出这个厂长不喜欢他，就到公社副业办公室反映。但此后不久，很多企业陆续被厂长承包，企业内部的许多重要位置都被厂长安排给自己的亲属子女，公社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安排他。他先后换了好几家企业，这些企业的头头几乎没有人喜欢这个老实人，只把他当成出力流汗的工具。1983年下半年，我们这里开始分田单干，拿钱买工分成为历史，33岁的杨德军万般无奈地回家，开始种他的责任田。 杨德军的人生下坡路从此开始了。老实能干，过去是褒义词，是大家学习效法的榜样，现在却成为懦弱无能的代名词。为他登门提亲的媒人越来越少，姑娘对老实能干的青年人已经嗤之以鼻了。头脑灵泛的、眼头活络的开始在社会上吃香，拎着录放机、叼着烟卷的长头发青年越来越受姑娘们青睐。从1983年开始，33岁的杨德军明显憔悴了，他不再像以往那样白白胖胖的，不仅黑瘦，额头上还添了皱纹。他的母亲开始唉声叹气，忙着乞求人家给儿子介绍对象。可是，人心不古，老实能干在人的心目中已经贬值了。 1984年春天，31周岁的杨德军终于结婚了，媳妇小他8岁。但是，他娶回一个媳妇，却赔了一个妹妹。他们两家是“换亲”，20岁的妹妹嫁给了29岁的男人，这个男人就是杨德军新娶媳妇的哥哥。 我有很多年没有见到杨德军了，最近一次见到他还是几年前的一个夏天。2010年7月，我干奶奶（父亲自小认的干娘）突然病故了，我赶去奔丧，在那里见到了杨德军。没有想到，杨德军的变化如此之大，就像一个猥琐的小老头。他所从事的职业更让我吃惊，原来他已经成了“土头”。所谓“土头”，就是我们这一带专门负责殡丧活计的，包括为死人穿衣、下葬、扎灵棚等，还要负责殡丧礼仪，如路祭、家祭、点汤、火化、送盘缠等。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农村中最低下的行当。但他干得很认真，也很专业，就像他小时候那样一丝不苟，实实在在。据说，每一次丧事大约忙碌三四天，他可以得到大约200元钱，此外还可以得到一些香烟、毛巾、肥皂等物品。 在办理丧事过程中，我问他怎么学起了这个行当。他笑笑说：我这个样子，能去干什么呢？ 听了他的介绍，我才知道他这些年的经历。杨德军早些年主要跟建筑队干小工。但是，大家都欺他老实，脏活重活都是他的，好处却没有他的份。因为他没有技术，报酬很低。工资一般都是老板先开给包工头，包工头再开给承包的小建筑队，小建筑队的头头最后再给工人结算，本来钱就少，他们层层尅扣，并变着法儿少给你，最后就所剩无几了。因为他人老实，头头就专门难为他，不是说你解手时间长了，就是说你毁坏了工具，罚得你晕天黑地。你如果表示不乐意，他就马上撵你滚蛋。后来年龄越来越大，建筑队干脆不要他了。 2003年冬天，村里有一家办丧事，老“土头”何圣斌忙不过来，就喊杨德军过来帮忙。他发现杨德军不声不哈，肯干老实活，就想收他当徒弟。一开始杨德军觉得这是个下贱活，不想干，后来想，自己已经没人愿意要，在家里闲着也不是个办法，干“土头”毕竟是条挣钱门路，于是就跟着干上了。 杨德军似乎很满意。他说，这个活没人愿意干，所以他不怕有人来竞争。而且农村也是少不了这个行业的。现在一个月至少能“上”七八个活，也能收入一千多块，比干建筑收入虽然少些，但风不打头雨不打脸，活计也不重，他很满足。他自嘲地说，怎么不是过一辈子呢？ 前后几十年，社会变化太大了！老实人以前是大家的楷模和学习榜样，现在却成了懦弱无能的代名词。 2014年6月30日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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