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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9-20 01:43:14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秋石客 - 小 + 大
【红色江青】-（27） 二、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要求苏联的变质引起毛泽东的高度注意，到了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毛泽东加了一段话，明确地强调了“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他指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接着提出了关于“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有着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三、毛泽东对具体接班人的深层变化 从形式上讲，刘少奇是毛泽东第—位接班人，但刘少奇只比毛泽东小五岁，很难是毛泽东晚年真正考虑的接班人，加上政治分歧，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成“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而垮台。 继刘少奇之后，小毛泽东十四岁的林彪成为明确的第二位接班人，被认为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三位伟大助手”（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但林身体不好，也不令毛泽东满意，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直有备用方案。 在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谈话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是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我们就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会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到底是谁？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原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两大势力，江青集团战胜了林彪集团，“九•一三”事件使林彪这位第二位接班人消失。林彪死后，毛泽东白发骤增，心灵受挫，毛泽东重新考虑自己的接班人，对接班人开始选弱避强。按理说林之后应选强者江青张春桥接班，但毛泽东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王洪文当第三个接班人，他这样做，除了防接班人过强又平衡了中央左中右格局。毛泽东的政治平衡要求对江青集团采取遏制政策，不然，江青集团的势力可能会过于强大，难以控制、驾驭。 1976年北京天安门事件发生使毛泽东重用了公安部长华国锋，令许多人误认为华是毛泽东挑选的最后—位接班人，这是不对的。因为任命华国锋当总理，就排除了他是接班人的可能。粉碎四人帮，其实就是政变，若华国锋是毛泽东钦定接班人，则发动政变毫无必要。所谓“你办事、我放心”等毛写给华的手书是“传位遗诏”显然是谎言。 毛泽东很重视制度性接班，“四大”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得到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充分地展现。改变党代会、人代会代表结构，工农兵的代表、少数民族的代表、妇女代表占绝对多数，他们参与党和国家大事的讨论和政策的制定。把工人代表王洪文升至副主席，农民代表陈永贵提升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成为国家领导人。让人民组织和武装起来，历史的主人必须有组织和武装，人民几千年受压迫原因是没有组织和武装，毛泽东在文革时让红卫兵等组织起来，提倡全民皆兵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障。成立老中青、军干群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其本质是运用三分思想方法让人民大众直接参加政权、掌握政权的直接民主，这是西方四年—次投票权的间接民主所望尘莫及的。 笔者认为，毛泽东逝世前放弃了任命接班人的打算，要培养千百万接班人，计划的是集体领导，左派和中间派联合执政。在一张为毛泽东守灵的照片中可看出轮廓，他们是：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陈熙联、吴德、毛远新。 那么，谁会接毛泽东的班呢？江青有可能吗？ 如果华国锋不联合右派发动政变，按正常开十届三中全会，会是什么结局呢？显然，江青当中央主席的可能性是可能的。许多人不知和不愿承认，江青是有实力接班的，江青当时在党内排名靠前，她是文革派的真正领袖，恰恰是毛泽东—直压江青，不让她当常委就是一例。 毛泽东逝世后，有许多人写信给中央，建议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春桥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洪文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是个信号。 当然，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也是很有可能接班，林彪集团就因担心他接班才有庐山风云。张春桥比毛泽东小二十四岁，整整相差一代。据说毛泽东曾让毛远新作张春桥工作，让他谦让华国锋当总理，学遵义会议的毛泽东，张春桥心领神会。由于江青是毛泽东夫人，她拒当主席让张春桥当也是可能的。 笔者认为，在政治斗争中，只有能坚定继承毛泽东思想的人，才能被定为接班人，能坚定地继承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人，只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及毛泽东希望团结在四人周围的政治局委员们。疾病缠身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否决了邓小平，并且让邓小平的政治盟友叶剑英病休，党权归江青、张春桥，政给了中间人物华国锋，军委工作交给了中间人物陈锡联，这是他最后的交班。 苏联和中国的宫廷政变频繁、苏联的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到最后哪一天才明确召示给后人，在这种没有民主的官僚政体下，一人害党，千万党员毫无反映，一人乱国，亿万国民不能制止，足以证明没有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民主制保障的斯大林式专制政体模式是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毒瘤，他告诉后人，不告别斯大林官僚政治制度，不解决大众民主制问题，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10）、热月惨败 江青能否接班，由热月政变终止划上句号。 一九七六年，上天注定新中国出大事，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紧张、不安的气氛在神州大地上漫延。 一九七六年元旦，中央广播电台播放了毛泽东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播音员慷慨激昂的声音，使毛泽东“试看天地翻覆”名句成了预言。 按照历史学家的眼光看问题，公元一九七一年，震惊国内外党内外的当代最富有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历史巨人毛泽东陷入了他一生的最富有难言之隐的失败和痛苦之中。面对复杂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形势，作为伟大的政治家的他被迫选择全面性的战略退却。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实际上大为降低，党内外反文革势力死灰复燃，明里暗里向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派发动了不断的反扑，其中一九九二年的右倾回潮，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就是代表性事件，以至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在政治局遭受长达多月的围攻，可见问题的严重性。而毛泽东也只好静观其变。 以上种种事件说明毛泽东晚年的政治作为是极其困难的，一九七三年的反右倾回潮，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一九七五年的评《水浒》和批投降派，以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运动是文革派对反文革势力的主动出击，其结果都是胜负未分，打了一个平手，实际上以失败告终。 一九七六年，新中国历史进入了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初，毛泽东病危，周恩来病死，党内各派势力摩拳擦掌准备做最后一搏。 当时的中央大致可分左中右三派：一派是江青为首的文革激进左派，一派是以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为代表的文革温和派，也可称之为投降派，再一派就是以邓小平叶剑英为领头的反文革右派。 一九七六年，在周恩来病重前后，毛泽东支持文革派主动出击，发动反右倾翻案风运动，试图控制局势，但遭到反文革势力最顽强抵抗。一月八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在如何对待周恩来问题上，左派犯了错误，右派利用得当，打周恩来旗帜对抗毛泽东旗帜，按当时一位高干子弟的话来说，这就是最后的斗争，是他们将来生活在天堂还是人间的最后决战，因此，借机发动四五运动就成了右派的生死一搏。 华国锋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浮出水面的。 华国锋是靠文革青云直上，跟毛泽东、江青很紧，做一些行政具体工作，很会伪装自己。在谁来继任周恩来总理职位问题上，毛泽东是大费心思的。邓小平来当总理，显然不行，靠不住，他是反文革的，他是要秋后算账的。张春桥当总理，应该是毛泽东首选，但会激化同反文革势力的矛盾，胜算不大。作为一流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在两军对阵，力量不分上下的存亡之秋，他把目光投向中间派，争取中间派。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决定利用一下表面老实的华国锋，提名为代总理。应当说，毛泽东的这种选择是稳妥的，但谁能预料华国锋会叛变呢？当然，毛泽东也可孤注一掷，令江青当主席、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当人大委员长、毛远新当中办主任，效果将是另一个样子，但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寻求的是更稳妥的方针。毛泽东说，华国锋这个人老实，他不会捣鬼。他总是说自己如何如何不行，我偏要选拔一些自己认为自己不行的人挑大梁。华国锋其实最不老实，他对毛泽东的安排心知肚明，在左右两军大决战中并不十分靠近江青为首的文革派，而是拥兵自重（指华为公安部长），静观其变。当天安门事件爆发，矛头指向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采取断然措施，一打一拉，重演了一出楚汉相争汉高祖刘邦的故事。一打，就是决定撤消邓小平党政军职务，令叶剑英闭门养病，一拉，就是假戏真做，任命华国锋为总理，中央第一副主席，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二千多年前，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刘邦屡败屡战，心情极坏。时大将韩信所向无敌，捷报频传，刘邦朝思暮想，盼韩信率大军前来助战，可韩信迟迟不动，却写信给刘邦，要刘邦封他为假齐王，借口是便于统治刚刚占领的齐国。当韩信信使赶至刘邦面前汇报时，刘邦正在吃饭，一听韩信要封王，气不打一处来，破口喷饭大骂，大意是老子正处危机存亡之秋，你不快来帮忙，却要急着要封王做官，岂有此理。话没说完，多亏谋士张良暗中踩他一脚，刘邦脑子转的快，故改口说男子汉要做王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当场决定封韩信为齐王。但事情没那么简单，过一段时间，韩信依然按兵不动。刘邦不解，问计留侯张子房，张良认为是没封地缘故。刘邦觉得有理，马上下令封齐国之地给韩信，韩信从此非常感谢刘邦，亲率大军与刘帮合击项羽于垓下，大获全胜，项羽死，刘邦终成汉高祖。后来，吕后借口叛乱罪，诛杀韩信。二千年后华国锋成了半个韩信，江青却比不上吕后，结果是大相径庭。 华国锋当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他做梦也不敢想的。他将计就计，以接班人自居，自欺欺人，一方面向毛泽东江青继续表忠心，例如，他曾对江青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忠于毛主席，忠于江青，听从指挥，借以麻痹毛泽东和江青，另一方面，全力镇压四五事件，借以打压另一个政敌邓小平势力，取得了一箭双雕效果，然后静观其变。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历史巨人毛泽东与世长辞，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斗争达到白热化。反文革势力处在地下状态，密谋东山再起。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方面严密注视邓小平叶剑英一举一动，另一方面积极筹备中央会议，争取大获全胜。而文革温和派华国锋，更是处心积虑，图谋执掌大权。有人云华国锋热月政变是江青逼的，大错，恰恰相反。江青一生，对路线和政治问题历来敏感，却犯下对投降派应有的警惕，棋错一招，满盘皆输。 四人帮倒台后，许多人争功，以至于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在云里雾里，什么小平之功了，什么叶帅谋定了，都不是历史真相。不论热月政变正确与否，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主角是华国锋，而不是其他人，这是毫无疑义的。 毛主席死后，华国锋心知肚明，接班人不会是他自己，中国没有当总理又当主席的先例，党中央一把手不是江青就是张春桥。对华国锋来说有三种选择：一种是按照主席意愿，全力扶助江青，另一种是制造江、叶平衡格局，自已左右大局，第三种是自己真正掌权。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放手一搏，争当接班人。在华国锋看来，江青集团没有军权，政敌很多，只要把为首的干掉，他继续举毛泽东旗帜，当领袖是完全可能的。 为达此目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封存毛泽东遗言遗稿，谁都不能看。为什么？因为华国锋在毛泽东在世时，连一次单独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对比之下，江青、张春桥他们却是单独见毛主席如同家常便饭。他非常担心毛主席有文字东西不利于他而利于江青等。所以，当张春桥向中央办公厅李鑫索要毛泽东遗稿未成，惊魂不定，决计提前下手。李鑫以为他是首次向华提出采取措施的人，是不自量力的想法，其实华国锋早就在想政变方案了，李鑫只不过是添把火而已。 搞政变要有基本条件，华国锋恰恰具备政变条件。 第一、要有主动权。华国锋是名义上主持中央工作，有召集会议一网打尽之首要条件。对此，是其他人是办不到的。 第二、必须有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首脑参加。所以，御林军统领汪东兴，就成了政变关键人物。汪东兴如果倒戈，华国锋等就会成阶下囚。有人会问，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卫兵头子，为何不去忠于江青，反而助华国锋呢？答案很简单，汪东兴最害怕江青掌权。江青早就看不上汪东兴，像对待家奴一样呼来唤去，汪东兴内心早就怀恨，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中，汪东兴投靠林彪，被江青抓住不放，要不是毛主席力保，早就成了黄吴李邱一样下场了。江青背后骂他是特务，他完全知道。如果江青当权，没他好日子过。跟华国锋走，前途一片光明。极端自私使他走上不仁不义之不归路。毛泽东生前顾情面，没解决汪东兴问题是一大败笔。 第三，必须有军队支持。如果军队不支持，你既使政变成功也会翻车。当时军队有四个力量要摆平。一个是中央军委，一个是北京军区，一个是卫戍区，一个是实力派人物叶剑英。华国锋思前想后，最早单独找的人是吴德。吴德长期担任北京市一把手，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是名符其实的党政军首脑。那么，吴德为什么会支持华国锋，从而反对江青呢？其中奥秘可从他自己的回忆录中找出答案。其回忆录中谈到毛泽东秘书张玉凤向汪东兴汇报江青私下同她的谈话内容中有一条，说吴德是国民党和苏修特务。因此，吴德很清楚，如果江青当家，他没好果子吃。所以和华国锋一拍即合，共同谋划倒江青的政变。当时军队中另外一个关键人物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他不同意抓江青也不成，是吴德做了吴忠工作，吴忠提出他听中央军委指挥，因此，华国锋亲自出马，找关键人物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陈锡联支持华国锋并亲自给吴忠打招呼，叫他听从吴德指挥。最后，军队中最关键的人还要数叶剑英。他长期担任中央军委领导人，军方影响最大，又是名义上的中央副主席。他和江青长期不合，是死对头之一。华国锋通过李先念做通了叶剑英工作。这样，有了军队支持，华国锋夺权信心大增。 第四，必须有公安系统支持。华国锋担任过公安部长，对公安系统很了解，唯一担心的是公安部副部长何祖康，他令公安部的副部长杨贵，用调虎离山计，陪同叶祖康出差，远离北京，解决了公安系统可能发生的问题。 第五，必须有合理的借口。为解决这个问题，华国锋一方面断章取义，打着毛泽东要解决四人帮的指示。另一方面，伪造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手迹的真意，造成他是毛泽东指定接班人之假象。华国锋正是利用伪造的合理借口，打着毛主席旗号，做通了许多人的工作。有了上述五个政变条件，华国锋终于完成了十月六日政变计划。 在整个逮捕江青等人的过程中，对先后次序，个人重要作用等社会上说法不一，根据我个人分析，加上一些知情人所述，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 华国锋是主谋，叶剑英是后盾，汪东兴是主办。 参加第一人为华国锋，第二人为吴德，华国锋最早和吴德密谈此事。第三人为李先念，是吴德建议华国锋找李先念谈单独谈话。第一次有第三者参加的会是华国锋，吴德和李先念，李先念提出要有叶帅参加，经同意后由李先念出面先谈，李先念完成了任务，因此叶剑英是第四人。叶剑英提出抓江青等要有汪东兴参加，华国锋答应做工作，因此汪东兴是第五人。至于汪东兴是不是最早策划人，只有华国锋清楚，按理他应排在第二位。第六人是吴忠，由吴德做的工作。第七人是陈锡联，由华国锋亲自促成。具体执行人分别是张耀祠和武振华李鑫等，他们各带一组，张耀祠负责抓江青和毛远新，武振华负责抓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整个斩首行动情况大致如此。 抓捕四人帮，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华是主谋，汪是总执行人，叶是高参，以快打慢等战术据说就出自叶剑英。 事后，华国锋等采取软硬兼施办法，迫使中央政治局同意他们的既成事实，为欺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做了两项决定，一是出版毛泽东选集，另一项是违背毛泽东和江青生前约定死后埋在香山的意愿，在天安门广场盖毛主席纪念堂。从此，华国锋当了短命的英明领袖。 华国锋掌权后，提出抓纲治国路线，继续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试图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但由于他的低能和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未能如愿。为保住自己英明领袖地位，他不断地向反对文革势力让步，不惜牺牲其死党汪东兴，吴德及拥护他的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和吴桂贤等，结果在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面前，一败涂地。一九七八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革派全军覆没。华国锋等宋江一类人物，最终得到了可耻下场，真是不分左中右，人心大快。 对于华国锋这样的污浊小人和他干的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政变大事怎样评判，这是需要认真分析和评判的。 从个人品质上分析，此人乃是人间垃圾无疑。逮捕江青等人和牺牲汪东兴等足以证明他的自私自利，忘恩负义本质。邓小平叶剑英等反对江青，反对毛主席文化革命，是出于政见不同，无可厚非。而华国锋完全是出于见不得人的私利，是可耻的，不可原谅的。就是这么一个人，脸皮比天安门城墙还厚，居然每年还有脸去毛主席纪念堂，是认罪呢？还是继续污辱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只有老天和他自己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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