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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04 00:07:19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古彭万俟轩 - 小 + 大
（39）纯真的感情 在人们为我提亲并确定婚姻关系的那段时间里，还有两个女性曾一度闯入我的生活。其实这些算不上男女之间的爱情，只是一种纯真的友谊。但我和这两位女性之间密切而又直率的交往，却让我一直难以忘怀。 1973年春天，我所在的公社组织了一支将近40人的工作队，分赴各大队开展计划生育工作。除公社卫生院抽调几名医生，其他成员均来自各个大队。有团支部书记、妇联主任，还有大队医务室的赤脚医生或卫生员。我当时也是这个工作队的成员。工作队分成三个组：手术组、宣传组、后勤组。手术组主要负责结扎、上环、流引产等手术，由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和部分赤脚医生、卫生员组成；宣传组负责开会发动、宣传动员、上门送药等，主要由团支部书记、妇联主任组成。后勤组人数很少，主要负责后勤供应。 工作队成员以女性为主，只有为数不多几个男同胞，而我就是这几个男同胞之一，同时也是整个工作队年龄最小的一个。可能需要撰写总结材料的原因，我也被分在宣传组里。当时全公社一共二十四个大队，分六个片开展工作，每次四个大队。手术室安放在位于几个大队中心位置的大队医务室里。因为每次四个大队同时进行，所以我们宣传组又分成四个小组，每组五到六人，分头去各大队宣传发动。 在我们这个以女性为主的队伍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个姓侯，一个姓滕。 那年夏季五月底，我们工作队来到刘庄大队。工作队这个姓侯的女同志，是该大队的妇联主任。小侯入党时间很早，文革开始初中二年级时就是中共党员了。学校成立革委会时，她还被选为革委会主任。1969年底公社办高中，她成为该校首届高中毕业生之一。因为是“老党员”，毕业回村后担任大队妇联主任。这次组建工作队，她也被抽调出来。小侯当年二十四岁，正值花样年华。她个子不高，但皮肤白皙，脸庞清秀，平时轻言慢语，非常温柔的小模样。她有个姓黄的高中同学毕业后到煤矿工作，对她追得特别厉害。但小侯并不喜欢他，看到他便远远地躲开。有一次，这个姓黄的同学来工作队找她，小侯见他不肯走，竟扯过被子蒙头大哭，那可怜的模样让人心疼。小侯为人和善，心地非常善良。但一开始我对她印象并不好，因为她曾经让我下不来台。我那时还负责工作队的伙食，每周要定期公布一次伙食账。第一次公布伙食账就出了洋相。那时候，工作队伙食非常固定，早晨稀饭、馒头、咸菜，中午、晚上除主食外另加一菜一汤。早晨一个标准，中午晚上一个标准。因为都是固定的，所以我在公布伙食时，干脆把早餐简化成稀饭，中晚餐简化成咸饭，也就是一咸一淡两个标准的意思。于是，我的公布就成了“某某稀饭几顿”，“某某咸饭几顿”。在我们苏北，“嫌饭”是个忌讳词。女人怀孕后出现慵懒、厌食、喜酸等症状，就是俗称的“嫌饭”。而我公布的“咸饭”与“嫌饭”同音，对还没有结婚的女同胞来说，无疑有点不恭。但是，我那时真的不懂“嫌饭”是啥意思，更不是故意的。我正扯着嗓子一个个公布时，小侯一伸手打掉了我的本子：“你瞎嚎什么？”我一愣，其他人这时再也憋不住，全都哄堂大笑。其实小侯是出于好意，怕我再继续念下去让大家受不了。但她当面让我出丑，让我感到非常难堪。后来小侯知道我不是故意的，而且真的不懂“嫌饭”是什么意思，便很诚恳地向我道歉。 到刘庄大队的第二天中午，我突然发起疟疾来。先是感觉寒冷异常，蒙上两条被子还受不了。过了中午开始发烧，浑身就像捂在蒸笼里一样，而且头疼剧烈，最后竟烧得迷糊过去。等到我醒来时已是小半夜，但黑咕隆咚的不知在哪里。电灯打开后才发现，我原来是睡在小侯家里。当时，我们驻在刘庄工作组只有我一个男的，小侯每天晚上回家，其他四个女队员住大队办公室，我一人住在医务室。我被烧迷糊后，小侯担心我没人照看，就和大队团支部书记李玉芝一起，用平板车把我拉到她家。那时候，小侯的父亲早已病故，大哥结婚分开单过，二哥是部队军官，家里只有她和母亲两个。我醒来后不仅感觉头疼欲裂，而且口渴得厉害。小侯早已将开水倒在碗里冷着，还准备好了饭菜。她见我苏醒过来，就说，饿了吧？先喝点水，然后再吃饭。她还说，当时看你昏迷过去，真吓坏了。大队医生说没事，用冷水湿毛巾放额头上冰一冰，等烧退就好了。她说，把我拉到她家后，她一直用湿毛巾给我降温，已经换了好几次。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我的额头上还用手绢紧紧箍着，是我发烧时呼喊头疼，她给我箍上的。 我对此非常感激。她比我大四岁，她当时能够那样做，应该是出于姐姐对弟弟的那种关心，不会有其他什么意思。事情过去后，我总想感谢她。她用手绢为我箍头，后来一直也没有把手绢要回去，我就想买一个新手绢送给她。于是，我到供销社认真挑选，最后选了两条花色非常好看的手绢。刘庄工作结束后，我们来到潘楼大队。这里是我外婆所在的村庄。工作队下村后，大家已经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到了谁的村，就把大家喊到家里吃顿饭。我舅舅见我来他们村，也想喊我去吃饭。我说我们一共六个人呢，他说那就一块来吧。于是，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和小侯等人一起来到舅舅家。吃完饭，庄上正好放电影，其他几个人一窝蜂跑去看电影了。小侯觉得应该帮助我妗子收拾一下，所以落在后面。这就给我提供了一个单独送她手绢的机会。送她手绢时到底怎么开口，在此之前，我已经想过很多遍。但我心里仍然像揣着小兔一样砰砰直跳，生怕她拒绝。 出了舅舅家门，我们慢慢朝放电影的地方走。那是一个月光皎洁的晚上，周围很静，但我心跳得厉害，一直不敢提。快到电影场了，我觉得再不说就没机会了。于是壮着胆子说，我生病时多亏你照顾，真得好好感谢你。她笑着说，这算什么？我说，还有那个手绢，都弄脏了，我给你买了两只新的，不知你喜欢不？她愣了一下：你这是干啥？我不要！我说，已经买了，怎么办呢？她说那就留给你妹妹用吧！我一听，脑子顿时轰的一下：这是什么话？我曾经想过好多种结局：或婉言谢绝，或羞涩收下，或开始拒绝最后再收下，却没想到她会说出这种话来。我感觉受到侮辱似的，啥都没说便大步流星地跑走了。那会儿，我眼里肯定是满含泪水的。第二天，她突然找到我，悄悄对我说，既然已经买了，那我就收下吧！我一赌气：已经退给供销社了！说完扭头就走。多年以后她还嘲笑我：看你那个瞎脾气！ 工作队还有一个姓滕的女队员，与小侯是高中时的同学。她是我们邻近大队的赤脚医生，比我大两岁，那年刚好二十二。这个姓滕的赤脚医生与小侯不同，她性格直爽，喜欢说笑，大家都很愿意和她接近。那时候小滕留着两条过膝的大辫子，这条辫子就好比一个与众不同的标志，城南只要提起“大辫子”，就知道说的是她。一开始我并没怎么注意，只是觉得她人长得很漂亮，是个很好看的女孩。但在我的心目中，也就是一个长相姣好的女孩而已。让我对她真正的刮目相看，还是在赤脚医生短期培训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她的钢笔字写得特别好，在我所见过的识字人中，很少有人能超过她。而且她还看过不少书，论述点评，头头是道，。我孤陋寡闻，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样即有才气又漂亮的女孩。那时候，我特别喜欢文学，自然对有才气的人非常崇拜。特别是有才气的女孩，更让我敬佩不已。 说真的，此前我从没对女孩子动过啥念头，可是面对这样一个有才有貌的女孩子，我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这种感觉始终在我心头挥之不去。基于这种奇怪的念头，我便有意识地与她多接近，比如跟她一道去她同学家，跟她一起下队搞宣传。其实说白了，就是想多找些机会跟她待在一起。我觉得跟她在一块就是一种享受。但为了掩饰自己的真实目的，我还故意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好在我那时年龄比她们都小，她们把我当小弟弟看待，所以没人看穿我的小心眼。 “四夏”（夏收、夏种、夏分、夏管）期间，我们工作队放假一个月回家收麦子。我觉得这一个月就像一年那么漫长，总想再看到她。可是，我怕贸然前去她会生气，还怕惹得人家耻笑。如果真要去，就必须找个可以自圆其说的借口。当时，她村上有个喜欢文学创作的男知青郑群德，我们曾在公社通讯员学习班接触过。我便借故找他讨教文学，其实是别有用心。知青郑群德等人就住在大队部附近，医务室和他们住处连在一起，我来讨教文学，自然会见到近在咫尺的小滕。那天我非常高兴，小滕见到我来，也很热情。因为中午饭是在郑群德家里吃的，小滕过意不去，还专门让她母亲烙了烙馍，炒了鸡蛋端过来。小滕可能并不知道我是为她而来，她这样做也纯粹是尽地主之谊。但我却觉得心里热乎乎的，激动了好几天。 因为我对小滕很在意，所以就会做出很多让别人难以理解的事情。那时候，小滕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人们关注。但不知为什么，我对别人的关注却很不高兴。有一次，她在某大队搞宣传，一个大队干部非常热心地要教她学自行车。我听说这件事后，就有一股无名火从心中腾起，但却不知如何去发泄。其实，那时候小滕对我也很友好，但这种友好只是对小弟弟关心信任的那种。 那段时间我就像着了魔似的，吃睡不安，满脑子都是小滕的影子。长这么大，我还从没对一个异性产生如此痴迷的情感，她应该算是第一个！说真的，此前我对小侯的情感只是出于感激，就是想感谢她。而对小滕却不是，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东西，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有一天晚上，我竟忘乎所以，神使鬼差地跑到她的村头，可是想了半天都找不到合适的借口，只能悻悻地回去。这种情绪虽然一直在折磨着我，但我却从来不敢说出口。即使有机会和她单独呆在一起，我也故意装出漫不经心样子，说话显得很随意，处处显现出小弟的身份，生怕她看透我的鬼心眼。 1974年春天，县卫生局组织全县赤脚医生，分赴各公社开展抗疟运动。小滕所去的大队，有个民办教师对她非常着迷，拼了命想追她，后来还把求爱信寄到我们集中开会的县委招待所里。小滕很反感，并把这封信拿给我看。我当然也很生气，就说不要理他，更不要回信，要不然他还会做出更加不理智的事。小滕同意我的看法，而且完全按照我说的去做。其实，当时小滕并不知道我的心思，可能还以为我是真诚关心她。说实在的，我当时的念头只有一个，绝不允许任何人对她产生什么念头和企图。现在想起来很可笑，别人对她有啥想法，关我什么事呢？ 抗疟运动的第二阶段，小滕又分到铜山县最偏远的伊庄公社。我则被铜山县卫生局、铜山县防疫站留在局机关编印《抗疟战报》。在此期间我特地借故采访，专门去了一趟伊庄公社。别人还以为我真的是去采访，其实真正目的就是想见见她。 但是，即便如此，我却从来没敢在她面前流露过自己的真正情感，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暗示都没有过。她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曾经动过这种念头。其实，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很纯洁的，我和小滕甚至连手都没碰过。这种微妙的感情折磨了我一年多，直到1975年夏天才告一段落。那天，我突然听说小滕找好对象了，还是个现役军官。我听后傻了好半天，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此后，这种失落感一直持续好多年。 其实，就在我和小侯、小滕友好交往的同时，还有两个故事是在我们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 工作队来到我们大队后，我也按惯例把大家请到家里吃饭，小侯、小滕都来了。就是这顿饭，引出后面两个故事。 小侯有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就嫁在我们村，还和我家一个生产队。她姐姐见妹妹在我们家吃饭，还有说有笑的很亲热，就觉得我们非常般配，于是就向我父亲提亲，要把她妹妹嫁过来。可是，我父亲坚决不同意。他的理由是，小侯比她姐姐小了差不多二十岁，她姐姐的儿子都比我大好几岁。最关键地是，小侯的姐姐比我辈分长，我一直喊她大娘。小侯姐姐便说，咱们两家又没有亲戚，以后改过来不就行了！我父亲还是不同意，他悄悄对我娘说，这么做有些别别扭扭的，过去喊大娘，现在改叫姐姐，这不是占人家便宜吗？当然还有一层意思他没有明说。我父亲那时候已经是生产队长，小侯姐姐把妹妹介绍给我，这就有巴结队长的嫌疑。父亲不想把这种事弄得很尴尬，所以便借辈分说事。于是，这门亲事只能无疾而终。 小滕也有两个姑妈嫁到我们村，其中她二姑还和我家一个生产队。她二姑看见侄女从我们家吃饭出来，高兴地又说又笑，就有了想法。她向我父母提出来后，我父母便在一起商议，都说这女孩长得是不错，就是两条大辫子太长，每天梳起来费事拉巴的，怎么下地干活呀！我父亲最后拍板，这女孩不是咱庄户人家的媳妇，我看还是算了吧！ 其实，这两件事我一直都不知道，多年以后才从母亲口中得知。那时候，我已结婚成家，小侯、小滕也早已成了贤妻良母。那种纯真的友谊只能成为我心中美好的记忆了！ 2017年2月23日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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