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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06 08:15:45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古彭万俟轩 - 小 + 大
（41）张开新小传 “四清”运动结束后，张开新一直担任我们三队的党小组长，再未担任过其他职务。但党小组长属于队委会成员，其级别待遇与生产队副队长差不多。党小组长除收缴党费、通知党员开会、组织学习外，主要是协助队长搞好社员思想政治工作。但张开新大字不识一个，自己都不能读书看报，更不可能带领大家一起学习了。那几年，读报、读文件差不多都是会计或副队长胖墩来干。知识青年下乡后，就由她们几个女知青轮流读，党小组长张开新只负责带着半劳力干一些技术性不强的农活。 张开新虽然是名义上的大男人，但干起庄稼活来，连一些强壮女劳力都赶不上。不仅力气不行，干技术活也不行。他的长处就是老实，而老实过分就是无能了。他的无能是出名的，在家里没有任何地位，老婆随时都会对他发号施令，随时都会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他也从来没有反抗过，只会唯唯诺诺的，连个屁都不敢放。他偶尔也会耍耍威风，蹦蹦跳跳地对自己儿女说三道四、吆五喝六，但没人理会他，甚至不把他当回事。我曾介绍我们大队的团支部书记杨德军是老实人，但张开新跟杨德军不一样，他的老实掺杂着更多的懦弱成分。我有时候感到很奇怪，不知道当初他这个党员是怎么入上的。后来了解到，他是1964年社教后期加入的。张开新身后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工作能力更谈不上。可能因为他是贫农出身，又特别老实听话，能做到“党叫干啥就干啥”，所以社教结束前，他和当时一大批积极分子都成了先锋队的一员。后来有人曾指责说，运动期间发展的党员都是靠投机上来的，其实并不准确，张开新就是最明显的例子。那时候，全社会都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他的老实成为受青睐和重用的主要因素，这也是当年的社会特色之一。 不仅队委会里没有人把张开新当个人物，就是一般社员群众，也没几个真正把他当干部看待。因为工作能力太差，话都说不好，几乎没人听他的。平时难当大任，只有到了农忙季节队委会成员顾不过来的时候，才把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农活，或者老弱妇残交给他来带。 说起张开新，我还想起了他的外号“张那个”。 大约是1972年麦收前后。当时生产队的主要劳力分成三拨：一拨在场上负责脱粒，因为场上活计技术含量比较高，生产队长直接负责；一拨负责播种，如玉米、大豆、高粱、谷子等秋季作物，由副队长胖墩带队；还有一拨负责整理即将插秧的稻田，由另一个副队长郭昭君带队。政治队长和妇女队长则带着棉花专业队，忙着整枝打叉，喷药施肥。这些技术活张开新干不了，当时学校已经放麦假，队长就安排他带着学生拔稻秧。拔稻秧是个很轻松的活，技术含量也不高，但还是有要求的。我父亲那时已接任队长，怕他干不好、出岔子，便反复交代他拔稻秧时需要注意的事项：一是要求尽量靠根部拔，拦腰拔容易薅断稻秧；二是拔稻秧时不能大把大把薅，要一株一株地拔，以便栽插时容易分株；三是务必把根部的泥土涮干净…… 张开新答应照我父亲说的办。应当说他还是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严格按照我父亲提出的要求和注意事项，仔细检查督促，活儿干得还不错。问题出在拔稻秧用的板凳上。由于一开始没要求大家带板凳，孩子们都是站在秧田里弯腰忙活着，时间长了腰酸背疼，很快就撑不住了。刚好秧板田距离饲养场很近，那里摆放着很多刚刚编好的柳条筐。这些孩子便把柳条筐扛过来，底朝上当凳子坐。一开始张开新没注意，等后来发现大家屁股底下都坐着柳条筐，立马急了。这些柳条筐是编好准备卖给采石场的，经过水泡以后都坐变形了，还怎么卖？临收工时，他要求大家把筐子洗刷干净，赶快送到原来的地方去。另外，下午再来时都要自带板凳，柳条筐一律不能再用了。 可是，下午上工时发现，二十多个孩子没有一个带板凳。他一急，说话也乱了。他本来想说：“让你们拿板凳你们不拿板凳，你们不拿板凳怎么薅稻秧？”可是话说出来却变成了：“让你们那个你们不那个，你们不那个怎么那个？”“那个”是徐州地区用途非常广泛的代名词，有“做”、“干”、“办”、“进行”、“操作”等多重意思。比如问起昨天交代的事情办得如何，有人会说“昨天的事那个了吗？”这里的“那个”就是“办”的意思。但一般人很少这么说，因为容易引起歧义。张开新一开口接连用了四句“那个”，把孩子们都逗乐了。孩子们的模仿能力极强，只一会，到处都是“让你们那个你们不那个，你们不那个怎么那个”的喊叫声。从此，有人就开始喊张开新为“张那个”，久而久之，“那个”成了张开新的外号。只要有人说“那个来了”，就知道说的是他。 别看张开新老实懦弱无能，他的党小组长身份却给他的家庭带来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1969年初冬，学校开始复课，公社驻地开办高中班，初中一律下放到各大队来办，与各村小学合在一起，俗称“戴帽中学”。因为高中只办四个班，只能录取可入学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受人数限制，学校便把有限的名额分到各大队，由各大队从1966年的初二、初三学生中推荐选拔。张开新的女儿是1966年的初二学生，就是因为张开新的贫农、党员、党小组长身份，她才有幸成为推荐选拔对象，最后成了本公社文革期间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女儿高中毕业后非常顺利地当上了民办教师，上世纪九十年代转为公立教师。现在，张开新的女儿已经退休，每月五六千元退休金，属于令人羡慕的高薪阶层。如果不是她那个“无能”的父亲，她不可能被推荐去高中读书，也不可能回来当上民办教师，更不可能有后来的一切。直接受益的还有张开新的长子。张开新的长子1969年进入大队“戴帽中学”。两年后的1971年底初中毕业（那时候高中、初中都是两年制），又面临推荐选拔去高中读书的机会。当时我们大队“戴帽中学”两个初中班，共有学员60多人，但高中只给4个名额。张开新的儿子又成为4个名额中的幸运者。其实他儿子的成绩并不好，在班上属于中下等，他能够读高中仍然得益于他的父亲。更大的利益还在后面，儿子高中毕业后，正好赶上工农兵大学招生。我们大队一共四个应届高中毕业生，当时上面给两个名额，他儿子再次被推荐，十分顺利地考上了师范，几年后与他姐姐一样成为教师，而且一开始就是公立教师，拿着工资，还娶了一个很秀气的女教师，最后干到小学校长的位置。可惜张开新的这个儿子后来道路坎坷。先是年纪轻轻时老婆突然患病去世，给他留下一个幼小的孩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他自己又突然患病，已经肝硬化腹水，最后不知用什么偏方把病治好了，竟延长生命将近二十年。但前不久突然旧病复发，再无回天之力，只活到六十二岁便病故了。张开新的女儿和儿子应该算是农村的幸运儿，其实并不是他们有多强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个“无能”的父亲。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连张开新的突然死亡，也为他的后人创造了很多利益。1983年临近春节的时候，公社党委组织一年一次的党员冬训。张开新除参加冬训外，还被大队安排在伙房里做帮手。张开新并不会做饭，所谓帮手，就是烧火、洗菜之类，技术含量很低。冬训班的时间定下来以后，大队先派人在公社驻地选个学习讨论的地方，最后选中了宋家大院。宋家大院房子多，地方宽敞，最重要的是，院子里还有地方砌炉灶、垒锅台。张开新与做饭师傅先去做准备工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主要任务是砌炉灶。 正式开会那天，大家一到驻地都笑了。因为砌在东墙跟前的炉灶非常引人注目。炉灶是大师傅砌的，当然很讲究，只是矗立在炉灶锅台前面的烟筒很难看。烟筒不仅又粗又大，还有点歪斜。书记问，这是谁干的？大师傅说，是张开新砌的。反正只凑乎几天，又不是什么长久的玩意，他愿意干就让他干吧。当时书记还笑着说，张开新能把烟筒垒成这样，真是很不简单了。听到书记表扬，张开新感到很高兴，激动得直搓手。其实大家都听得出，这并不是什么表扬话，看到张开新一脸兴奋，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笑起来。 上午大家都去公社大礼堂听报告，还没散会，驻地那边就传来消息，张开新被倒塌的烟筒砸伤了，已经送往公社卫生院。人们大吃一惊，赶快朝出事的地方跑。 烟筒是用石块、砖头混合砌成的。张开新根本不会、也从没干过这种活。由于预先拌的粘泥不少，他在垒砌时，先把石头、砖头毫无章法地摆上去，然后用泥粘在一起。烟筒其实并不高，最多也就两米多点，所以很快就砌好了。看着自己有生以来砌的第一个烟筒，张开新感到很得意。那几天气温非常低，晚上温度甚至达到零下七八度。刚砌好不久的烟筒很快就冻结实了。早晨大家来驻地看到的就是冰冻后的烟筒，尽管有些歪斜，却牢固地矗立着。人们太大意了，怎么会轻易相信张开新的活计呢？大家所能看到的只是表象，并不知道烟筒的暂时矗立只是冰冻后的结果。上午10时前后，大师傅切好菜，便指挥张开新开始点火烧水。燃料都是木材，火势很旺。大约十多分钟后，烟筒通过烟火熏烤，温度很快升高，冰冻的泥土开始慢慢融化，此前依靠冰冻得以矗立的烟筒，很快便开始出现倾斜。张开新只顾朝锅底下填木材，根本没注意即将到来的危险。他正低着头看锅底腾腾燃烧的火焰时，烟筒突然倒塌，把他的整个躯体都埋在下面。 几个大队干部没命地朝公社卫生院跑。但是，等大家跑到卫生院时，张开新已经抢救无效死亡。抢救医生说，烟筒倒下来时，正好砸在他身上。致命伤是一块带棱角的石头，把他的脑浆都砸出来了。 张开新是参加公社党员冬训时死亡的，而且还是为大伙做饭时发生的事故，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他的死都是因公。正因为他是因公而死，公社、大队便组织举办追悼会，丧事办得很隆重。公社一出面，很多大队也前来参加随礼，张家为此收了很大一笔丧葬礼金。 张开新死后，女儿、大儿子都已有了工作，但下面还有两个儿子没有成家立业。更重要的是，如果儿子找了对象，眼下还没有结婚用房。张开新的家属提出这个问题，并说男人死后天就塌了，她孤儿寡母的，哪有能力去建房呀。其实大家都知道，张开新活着时，在张家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属于可有可无的人，谁都没把他当根葱。但是，他是因公死亡，张家提出的要求合情合理。当时大队开会研究，决定为张开新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和支持。 那时候我父亲已到采石场担任场长，他就是根据大队的决定，为张家提供了建房的所有石料、石粉和石砟子。石粉和石砟子属于采石场所有，可以通过会计走账，而砌墙所用的石料却是社员自己开采的。我父亲原以为大队会出面解决石料资金问题，可是人民公社解散以后，大队、生产队的物资财产很快就被分光，大队、生产队没有钱了。大约在1987年前后，有石工找到我们家，索要他们的石料款。我父亲说，这些都是大队用的，应该找大队去要。石工说，我们已经找大队好几年了，一直说没有钱。这石料是你经手拉的，打酒需问提瓶的要钱啊，我们不找你找谁？这些石工拿不到钱就不肯走，我父亲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掏钱垫上了。这笔钱我忘记了是多少数目，但直到父亲病故时也没有人提起这笔费用，更没有人还这笔钱！ 后来有人说，都说张开新无能，其实大家全看走了眼。你们看全大队谁能比上他，儿子是推荐上的高中和大学，女儿不仅推荐上高中，还安排了工作，至今铁饭碗端着，衣食无忧。即使他的死亡也跟别人不一样，最终弄个“因公死亡”，临死还为子女弄了一大笔钱！ 这世事，谁能看得透啊！ 2017年9月27日初稿 2017年10月14日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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