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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09 00:38:21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古彭万俟轩 - 小 + 大
（44）少年文学梦 我的文学梦做得很早，10岁那年，我正在本村小学读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了。 教我们的老师姓宋，家住徐州市区。他老伴在家里开了一个小小的书店，就是专门卖连环画的那种。每天早晨打开门，就把一个可以折叠的书架支在门口。书架上摆放着许多连环画，花花绿绿的特别招眼。这些连环画可以买，也可以坐在那里看。不过，看是收费的，我记不清多少钱了，好像是一分钱两三本的样子。宋老师每周六下午回城，周一早晨返校时，都会带来一大包连环画。有《岳飞传》，有《杨家将》，都是成套的，一套十几本。他先在课堂上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下课后再把课堂上讲过的这本连环画发给大家看。老师讲得声情并茂，我们听得入了迷。大家一边回味一边传看着连环画，感到特别有意思。有的同学看得爱不释手，当场就买了下来。因为一本也就三五分钱，家庭条件好的学生还是买得起的。这些连环画虽然是成套的，宋老师却有意识地每星期只带回一两本。我们听完看完后，都急切地想知道下面的故事，所以都盼着星期天快过去。因为周一一大早宋老师就会带着新的图书过来。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觉得书里面写的故事很有趣。 那时候，学校里还订了一份《中国少年报》，报纸是彩印的，以粉红、浅绿两种颜色为主。很多学生都喜欢看这张报纸，因为上面刊登的文章都是学生自己写的，文章后面还注着作者姓名和学校名称。上语文课时，宋老师对大家说，《中国少年报》上的文章都是学生们自己写的，和你们年龄差不多大。他还说，你们也可以写，也可以成为小作家！ 我们是从三年级上学期开始上作文课的。每次作文课，都是老师先出题目，讲解注意事项，然后让学生用铅笔打草稿，最后再用小毛笔誊写在32开的绿色方格作文簿上。有一次，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母亲》。老师说，你们怎么想的就怎么写，不限字数，能写多少就写多少。徐州这一带不兴喊母亲，都喊娘。提起娘，我便记得1959年夏天的时候，我娘一人拉着板车朝地里运粪，下坡时板车侧翻，把腿砸断了。大家把她抬到城里医院打膏布，回来后躺在床上一个多月，又拄了两个多月的拐杖。我对这件事记忆非常深刻，于是就把我娘砸断腿的原因、看病前后经过以及我们全家人的焦急心情，都如实写了出来。因为大家才刚开始学写作文，很多同学只写几行字，最多也就一页多纸二三百字，我却写了16页，3000多字。当然有很多生字不会写，是用拼音代替的。 宋老师看了我的作文感到很吃惊，第二天到中心校开会，顺便把我的作文簿也带了过去。大家看了也感到惊奇，不相信一个三年级的孩子能写这么长的文章。不久，中心校在我们学校组织观摩教学，组织者提出，要现场出题，让我再写一篇作文。他们出的题目是：《长大后我想干什么？》 那段时间，我对宋老师带来的连环画看得非常上瘾，《岳飞传》、《杨家将》的故事早已刻在我的心里。我对岳飞和杨家父子保家卫国的英雄行为十分崇拜，对秦桧、潘仁美这些奸臣卖国贼恨得咬牙切齿。我甚至觉得这些书写得并不好，不该把岳飞父子、杨家父子的下场和结局写得那么悲惨。于是，我提笔写道：“长大后，我也要写书。我要用自己的笔重新写《岳飞传》和《杨家将》。”接着，我就按照自己思路编撰故事：岳飞接连收到十二道金牌，他根本不予理睬，而是继续带着“岳家军”乘胜出击，直捣黄龙，杀了金兀术，救回徽钦二帝。同时还找到秦桧夫妻投敌卖国的证据，在满朝文武面前给予揭露。最后，秦桧等奸臣一起被押到午朝门外开刀问斩……我接着又编撰了杨家将的故事，最终结局与岳飞差不多，也是杨家父子胜利班师回朝，卖国奸贼得到应有惩处。这篇作文我写了4页半，一共900多字，前后用了将近两节课的时间。我写作文时，几十个老师在教室的窗外看。等我交卷后，他们马上开始传阅并点评。但到底说了什么，我一直不知道。他们走后，宋老师非常高兴地告诉我，这回你在全公社都出名了！ 从那以后，中心校经常组织学生作文比赛，宋老师每次都让我参加，而且每次都能拿到一张奖状回来。有一次，我突然想起宋老师说的可以为《中国少年报》写稿子的事，便偷偷写了一篇，然后按照报纸上印的地址，偷偷跑到邮局寄了出去。我当时没敢跟宋老师说，是怕写不好报纸登不出来别人笑话。可没想到最后还是让大家知道了。大约两个星期后的一天，学校突然接到《中国少年报》给我寄来的一封信。原来是一张铅印的退稿信，信中感谢我投稿，还鼓励我继续给他们写稿等等。这件事虽然在学校里引起很大轰动，但却极大地打击了我的自尊心，从此不敢再写，也不敢再投了。但读书兴趣不减，而且通过宋老师又读到很多书。同时，我还通过其它渠道找到不少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尽管很多字不认识，却能囫囵吞枣知道个大概。我喜欢读书入了迷，有时竟一夜看到天明，油灯把痰和鼻涕都熏黑了！ 1964年下半年，我考上了五年级，到公社驻地的中心校去读书。那年正好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四清”）的第一年，各大队、生产队都有社教工作组进驻。大队、生产队每天晚上都要开会，有时候还开批斗会，斗地主，斗反革命，斗有生活作风和经济问题的干部。开会时我们都喜欢去参加，那场面很是激动人心。青年、民兵、妇联各种组织也都活动起来，还把我们组织起来成立儿童团，11岁的我当了第一任儿童团长。 “四清运动”开展得紧张有序。那时候强调阶级斗争，这期间我们村还真地查出几件与“阶级斗争”有关的事情来，有的牵扯大小队干部，有的牵扯四类分子。 当时有人揭发，某干部因为与反革命分子的女儿有不正当两性关系，便利用手中职权包庇这个反革命分子；还有人揭发，某会计与一有夫之妇通奸，为讨好这个妇女，一年中给她家多记了好几百个工分。 有人在深翻土地时发现了一支用油布裹着的盒子枪，最后查出是地主潘XX解放初期埋起来的；还有人揭发抗战期间八路军地下联络员孙XX来村里筹款时，因派款纠纷，潘家爷仨把孙XX弄到西山沟杀害了；还有一件事非常可笑，是我们儿童团发现的。当时上级号召防震，民兵连长用铁皮喇叭筒子喊：“地震来了，大家注意！”结果负责监视四类分子的儿童团员跑来汇报说，他监视的地主婆正跪着给国民党磕头作揖。原来，她把“地震来了”听成“敌人来了”，敌人是谁？不就是国民党吗？这些都是后来批斗时她自己承认的。还有一件莫名其妙的事，二队的一头耕牛得了怪病，天天嚎叫不止，最后死掉了。开膛破肚时才发现，牛的胃里有好几根纳鞋用的大钢针。大家都怀疑是当饲养员的四类分子潘XX干的，但他不肯承认。不过，埋枪和杀害八路联络员的事都和他有关，他难以推卸责任。大约在中秋节前的几天，这个人跑到西山杏树林里上吊自杀了。 记得那期间我们村里还放了好几场电影，有《夺印》、《槐树庄》、《农奴》、《暴风骤雨》等。我们村每年春节都有排戏演出的习惯，现在也提前组织排练话剧《夺印》。看到他们排练，我心里突然一动，难道不能给剧团写个剧本吗？有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说干就干。我参照《夺印》、《槐树庄》、《暴风骤雨》等电影戏剧内容，然后结合本村揭发出来的几件事，写了一部大型的六幕戏剧，我还给戏剧起个象征意义的名字：《春解冻》。就是比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好比春天到来，雪融冰化、万木复苏的意思。剧本写好后，我通过大队团支部书记交给社教工作队。我们生产队的两个队员都是女同志，她俩的名字很有意思，一个叫薛白，一个叫白雪。那个叫白雪的队员把我喊到她跟前，用手摸着我的头看了老半天，最后竟“嘿嘿”笑了，笑得莫名其妙。这个剧本当然没有排练和上演，直到今天我都觉得是一件很幼稚、很荒唐的事，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能写什么剧本？！不过，这个叫白雪的队员似乎很高兴，也很喜欢我。她把我揽在怀里，还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最后送我一个红皮日记本，第一页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后面还有她的签名：“白雪”。 五六年级那两年，我看的书更多了，因为中心校有图书室，那里有很多书可以借阅，而且老师也提倡多读一些课外书籍。我对作文一直很喜欢，所以每次作文都写得不错，老师也经常在课堂上表扬我。1966年，我以年级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初中，但只上不到两个月，大串联就开始了。等到串联回来，学校已经停课，我只能回家务农。此后的三年里，小小年纪的我先后学过石匠、木匠、铁匠、小炉匠，在生产队从事各种力所能及的活计，包括耕打犁耙、脱粒扬场、农田改造等，直到1969年底去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为止。这期间，尽管我一直从事着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但读书写作的兴趣一直没有变，甚至还利用夜晚偷偷写了很多东西，比如诗歌、小说、散文等，甚至还写过长篇。当然，现在看起来非常幼稚可笑，根本算不上文学。 让我真正做起文学梦并走上了文学道路，缘于1972年公社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大队书记知道我喜欢读书，还经常为大队办墙报、专栏什么的，就让我去参加。培训班上，我认识了很多喜欢写作的文学爱好者。这些人中大多是下放知青，而且多数是教师。其中有一个叫刘金山的农民，当年已经30多岁。这个刘金山，对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那时候，他已经是徐州地区的名人，被称为“土记者”。他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写作，最初给省、地报纸写新闻，后来还写过不少民歌和快板、数来宝等曲艺作品。七十年代初期时兴工农兵走上大学讲台，他与著名煤矿诗人孙友田分别被徐州师范聘为兼职教师。很多人喜欢跟他开玩笑，喊他“刘教授”。 我认识他之后，两人关系处得不错。他非常热心地带着我，先后去县文化馆、县广播站、徐州地区艺术馆、徐州市群艺馆、徐州师范图书馆等单位，拜访了许多很有文学造诣的老师，对我帮助很大。从1972年开始，县文化馆每次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都会通知我参加。那时候，从中央到地方，对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都很重视，全方位给予大力支持。仅以我们这里为例，凡是接到通知去参加创作学习班的人，不仅按天发给补助，吃在县政府机关食堂，住在县委招待所，文字通知还明确要求大队、生产队照常记工分。我已记不清当时每天补助多少钱，但记得每次学习班结束，与会人员都还有些节余。 参加学习班的大多是年轻人，其中下放知青占多数。那时候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特别重视，县文化馆每年都为他们出版一本作品专集。记得第一本集子名叫《千重浪》，全是知青创作的小说作品。八十年代初全国出现一大批知青作家，这与文革期间的培养有很大关系。我们县就有一个叫王昕朋的知识青年，比我小四五岁的样子。他父母都是教师，在某公社小学工作。他高中毕业后，下放到邓楼果园。他非常喜欢文学，大约是1974年开始参加县文化馆的创作学习班。我们熟识之后，他曾好几次把自己写的诗歌、小说背来我家，让我给他提修改意见。他上世纪九十年代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在是中国言实出版社的社长。 除上面说的知青文学专集，文化馆还不定期出版各种文艺作品专辑，有油印的，也有铅印的，每年底还要出版一本戏剧曲艺作品，其中收录的全是独幕或多幕剧本，以及相声、快板、数来宝、小演唱等曲艺作品，供各公社、大队的剧团、宣传队排练演出。不管是报纸形式还是书本形式，除注明年份和多少多少辑外，名称统一叫“革命文艺”。大约从1976年初开始，县文化馆还出版过一份文艺月刊，名叫《铜山文艺》，后曾改为杂志《大彭》季刊。因我曾主编过一段时间，所以记忆很深。 学习班采取学习、创作、辅导、修改等多种形式，多数时间集中在文化馆的会议室和县委招待所，有时也在大型企业单位或下面公社举办。前来参加学习班的文学爱好者，都把自己创作的作品带来，让大家讨论提意见，然后再修改加工，直到可以发表为止。记得1974年前后，我县偏远的吴桥公社来了两个年轻人，一个叫邢敦龄 一个叫蔡书久。他们用一年多时间，联手创作了一部小说，有20多万字，文化馆便专门请一个老同志帮他们看稿并提修改意见。大家提供的作品，多是诗歌、小说和散文，也有不少曲艺作品。我前面说的刘金山，他写的琴书《桂芳站岗》，就是经过文化馆老师们多次提出修改意见、反复打磨定稿，最后发表在《新华日报》文艺副刊上的。我写的大多是小说和诗歌。记得第一篇小说名叫《铁面嫂》，几个老师听我读后很感兴趣。有一个叫张道奉的老师说，你的小说乡土味很浓。并开玩笑说我是“铜山的赵树理”。 那些年，在这些老师们的帮助指导下，我先后发表过不少作品，但多数是诗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小说。记忆比较深刻的有以下几篇。 有一首新诗曾发表在徐州师范院刊上，题目是《赤脚医生像“春苗”》。那是1976年上半年的事，那一年，煤矿诗人孙友田也发表了一首诗歌，题目叫《“永不翻案”靠不住》。他这首诗歌因为政治倾向原因，1978以后曾受到批判，而我的《赤脚医生像“春苗”》一诗也因同样原因，在1978年以后的文学创作会上做了好几次检讨。 大约是文学月刊《铜山文艺》创刊不久，我在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大约2000字的小说，题目是《师长探家》。这篇小说后来也受到批评，说是一篇图解政治的作品。后来出版短篇小说集时，责任编辑坚持删除这篇作品，我虽然屈从了，但内心里一直不太服气。 1976年底我实地参加国家南水北调工程“徐洪河战役”，在工地上，我先后在地区和县水利指挥部主编的《工地战报》上发表了二三十首新诗，其中《组诗三首》还被《新华日报》副刊转载，这是我第一次在省级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 1975年底，我创作了一部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桃花渡》。1976年春天，我把小说带到江苏人民出版社，接待我的编辑叫徐兆淮。他让我住在南京后宰门江苏人民出版社招待所，并安排专人审读。那时候，他正指导作家卢群修改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后来，徐兆淮转达审读编辑意见说：小说作品距离现实有些远，应该把当前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复杂的时代背景结合进来。他送我20多本印有“江苏人民出版社”字样的八开500格的稿纸，让我回家修改。但还没等我修改完，毛主席便于当年9月逝世了，我的《桃花渡》就此夭折。不过我还是感到庆幸。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的作者卢群，1978年以后因为这部小说受到批判，而我却因为作品夭折而躲过一劫。 都说人民公社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对文化不重视，没有电影，没有戏剧，没有小说，全国只有一个作家、八个样板戏，到处都是文化荒漠，其实这是严重丑化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那时候，各级党委和政府都非常重视文化和文学创作活动，我的亲身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 2017年9月27日初稿 2017年10月14日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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