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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11 07:32:57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古彭万俟轩 - 小 + 大
（46）也说阴暗面 做事讲诚信，为人要厚道。这些年来，对纪实文字的撰写，我始终坚守自己的写作原则和道德底线：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力求为后人提供一份详尽可靠并能经受时间检验的史实资料。 正因为如此，我在撰写《人民公社岁月》系列文章时，坚持做到实事求是，在讴歌弘扬正面事物的同时，从不避讳某些负面现象，比如三年困难时期的挨饿问题，七十年代以前的缺医少药问题，基层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社员群众的自私自利心理问题，等等。 把这些“阴暗面”也写下来，才能让后人完整地了解人民公社的发展历史。中国农业集体所有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实践探索逐步建立起来的，到《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1961年下发，它的规模、组织、管理、核算、分配、生产、生活等方面才得到基本确立。也就是说，直到1961年，中国农业集体所有制的制度，才由国家权威性地提出来。之前几年，只算“十月怀胎”，到1961年时才正式“一朝分娩”。即使分娩，也只是一个幼儿，她需要一个发育成长过程才能逐渐成熟。人民公社被强令解散后，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人民公社“幼年”时期的稚嫩，以及成长过程中的缺点和不足，肆意夸大，任意歪曲。甚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都是不公允的，也是不地道的。评价一个新生事物，人民群众能不能接受，究竟好还是不好，要从它“分娩出生”、蹒跚学步，最终逐步成熟的结果来评判。比如对人民公社的评价，最科学的方法就是看她成立后的总体情况，既不能用最初的幼稚代表成熟，更不能以某个局部看作整体，从而断章取义，妄下结论。这是唯物主义者应该具备的最基本操守。只有对某种事物不戴有色眼镜，没有任何偏见，才会理性地加以分析，最终得出正确的结论。人民公社是个新生事物，尽管存在二十多年，但她仍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范畴，她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是很正常的。这些不足甚至缺点、错误，都需要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总结完善。不分青红皂白地强行解散，这本身就是一种武断的流氓行为。 人民公社时期，确实存在着很多不尽人意。其实，笔者自己也从未否认过这些“阴暗面”的存在。那时候，农村流传着不少顺口溜，就是社员群众对这些“阴暗面”的形象表达。比如，有个顺口溜这样说：“得罪队长干重活，得罪会计遭笔戳，得罪保管挨秤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得罪了队长，就给你安排一些又苦又重的活干。如果得罪了会计，会计可能笔头子一歪，给你少记工分。如果得罪了保管员，在分东西时，保管就可能在秤上做手脚尅扣你，让你短斤少两。还有一段顺口溜是说干部吃私贪污的：“八月十五炸丸子，大人仨，小孩俩，队长娘子朝家挎（徐州方言，朝家“装”的意思，读二声）。”这是干部以权谋私的形象写照。应该说，这种情况是肯定存在的，在“四清”前甚至有些地方还非常严重。但通过“四清”、“文革”等各种运动，以及通过不同形式地培训、学习和教育，干部作风发生了很大变化，再加上群众监督机制的不断强化，社员越来越敢说话，那些私心很重的干部，其言行举止大大收敛，再也不敢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 那时候，表现在农村干部身上的腐败问题，主要有吃私贪污、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生活腐化，等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私心严重，拉帮结派，仗势欺人，欺男霸女……当然还有很多乌七八糟、鸡鸣狗盗之事，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腐败现象，当时就是社员群众反映最强烈，也是群众最反感、最痛恨的事。这些问题，也成为“大包干”以后，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攻击人民公社的借口。其实，这些现象和问题早就为毛主席所察觉，并一直关注、重视并寻求解决办法。1964年的“社教”，1966年的“文革”，1970年之后的“斗私批修”，都是毛主席为了整顿干部思想作风，纯洁干部队伍而发动的一系列群众运动，。 农村干部“走后门”，应该是农村干部队伍中最明显、最普遍的腐败现象。关于“走后门”，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文革”中邓小平给汪东兴写的那封求助信。他在那封信里，恳求汪东兴帮他女儿调换一个好工种，恳请汪东兴出面把他儿子调到身边来，请求汪东兴“走后门”保送他两个女儿上大学，等等。这说明，邓小平也是一个非常喜欢“走后门”的人。一个如此“伟大”的人物都不能脱俗，农村基层干部又怎么可能完全做到六根清净呢？ 说实在的，那时候干部“走后门”现象确实很普遍。 比如参军。分到各大队的名额大部分被村队干部包揽，他们把名额留给自家或亲属。如今，我们可以随便找个村庄调查一下，就会发现当年那些参军入伍的年轻人，绝大多数与农村基层干部有关系。六七十年代，参军入伍是很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事。因为参军就有可能留在部队，或者入党、提干、转志愿兵，即使复员，也可能安排工作，进工厂、进铁路、进矿山。那时候大姑娘找对象，第一个目标就是现役军人，当了兵就不愁找不到漂亮媳妇。另外，军人家庭还有各种优抚政策，作为“光荣之家”，最起码逢年过节上级或民政部门都要前来慰问，还会送来很多节日礼品。 比如招工。这也是很多基层干部的“自留地”。我记忆中，农村招工，多数是大集体性质，比如县办小煤窑，县办陶瓷厂，县办农药厂，县办农机厂，县办农具厂等等。那些年，这些企事业单位招收的员工，绝大多数是干部子女或干部亲属。后来，公社卫生院曾招收过“四统一”人员，供销社也招收过亦工亦农职工，这些名额几乎都被干部子弟所占有。那时候，无论大集体单位，还是社办企事业，必须经过村队干部同意，给你出具介绍信才能走。所以有些效益好的社办企业，也是干部子弟喜欢去的地方。在历次运动中，社员群众给干部提意见最多、反映最强烈的就是以权谋私“走后门”问题。 其实，我本人也是干部“走后门”的直接受害者。 1974年春天，我到县赤脚医生复训班学习。4月初，为配合上级部署的全民“抗疟”运动。我们复训班的学员开往某公社帮助“抗疟”。因我喜欢写作，又会刻钢板，所以就把我留在公社生院负责编印《抗疟战报》。结果，县卫生局和防疫站的领导很欣赏我们的小报，说是比县里办得还好。第一阶段“抗疟”结束后，我们班全体学员开赴下一个公社，我却被留在县防疫站，编辑全县的《抗疟战报》。这次经历，给县卫生局、防疫站领导留下很好印象。结果复训班结束后，他们准备把我调过去。没想到事情出现了周折。 我们公社卫生院的院长老汪，老家就是我们大队的。他外祖母就在我们村，按乡邻辈分，他要喊我父亲“大舅”，与我还有着“老表”的名分。他听说县里要调用我，就拦挡说，既然是人才，我们不能放！当天晚上，他就找到我父亲，谈了县卫生防疫部门的意见。他说，今年县里给卫生院的编制，每个公社要配备一名专职防疫统计员。他准备让我去公社卫生院负责这项工作。我父亲听了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因为这就等于是“吃皇粮”的国家干部了。 第二天，我按照老汪的通知到卫生院上班。可是，上班还没有半个月，就被莫名其妙换了下来，由本公社一个姓殷的年轻人接替了我。老汪给我的解释是，我外祖母是富农成分，政审不合格，上级没有批准。大约两个月后，这个姓殷的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老汪再次找我父亲，让我接替这个姓殷的。结果这一回在医院干了差不多一个月，又被本公社一个姓石的给顶替了。老汪给出的解释仍跟上次一模一样。人常说“事不过三”，没想到还真的有第三回。这个姓石的上班仅一个半月，就被保送到部队去了。老汪第三次来我们家。他说，这次再向上级争取一回吧。可是这次更惨，连班还没有上，就让一位姓钟的同志顶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姓殷的年轻人，父亲是某公社党委书记，听说给公社卫生院一个编制，就想到了他那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儿子。后来这个姓殷的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也是他父亲的关系。那个姓石的年轻人，父亲是老革命，其时正在市医药公司工作，掌握着紧俏药物的配置权。他也是通过药品配置权让儿子当上了防疫统计员，后来还被保送去了部队。那位姓钟的同志，近房妹妹就在公社分管医疗教育工作，他才有了这次机会。 其实，我和这三个人都非常熟，关系也不错。姓殷的这位同志天资聪颖，很有才气，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可惜英年早逝。姓石的在部队从医多年，转业后分配到某公社卫生院，再次成为老汪的下属。后来老汪退休，他还接任了这家卫生院的院长。我现在说起这些事，丝毫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谁的父母不为自己儿女着想呢？我只是想通过这件事，说明当时干部“走后门”的现象是多么普遍。 干部“走后门”对我的第二次影响，就是1978年的高考。我在《文凭的故事》一章中，曾作过详细介绍，在此不再重复。那篇文章中，我没有直接说明高考落榜的真实原因。其实，明白的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我是被人家莫名其妙地顶替了。谁人顶替？当然是有权有势的人。但是，他们“狸猫换太子”的手法做得非常隐蔽，不像今天的干部们那么明目张胆。 除了“走后门”，社员群众最深恶痛绝的还是作风问题。这里所说的“作风问题”，主要包括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两方面。 那时候，多数农村基层干部文化程度不高，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家长作风严重，性格急躁。有的颐指气使，说一不二，独断专行。甚至还有少数干部就像一方“土皇帝”，盛气凌人，横行乡里，肆意打骂社员。由于社员群众反映强烈，“四清”、“文革”运动开始后，有不少干部因此而下台。 所谓“生活作风”，在这里专指男女之间的不正当关系。对犯有这种错误的干部，社员群众尤为痛恨。我记得，那时候不少地方都有这种事发生。有的干部以小恩小惠勾引女社员，有的干部借用手中权力逼女社员就范，有的干部借劳动改造为名，欺负四类分子的老婆或女儿，还有的干部与两地分居的现役军人老婆通奸。当然，对于这类干部，不论女方是贫下中农还是四类分子，在处理上都是一视同仁的，并不会因为女方“成分不好”而通融迁就，只要发现，都会给予严肃处理，甚至予以法律制裁。上世纪七十年代，为保护现役军人合法权益，凡与现役军人老婆通奸的，一律按“破坏军婚罪”论处，最少要判五年以上徒刑。后来还出台了一项规定，凡与女社员通奸的干部，不管女方是否主动，干部都要承担主要责任。那期间，有不少干部因为这个问题下台或受到处理。有人说，那时候的干部都喜欢玩女人，其实这句话说得太过分。就干部总体队伍来说，搞女人的毕竟是少数。因为人们对这种丑闻特别喜欢关注，所以传播快，影响也大。特别是那些经过处理的干部，从此臭名远扬，千人所指，多年后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 七十年代末，我在公社办公室工作时，有机会接触档案，曾对我们公社近十年来所处理的农村基层干部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这些干部被处理的原因，排在第一位的是贪污，主要成员为大小队会计和生产队保管员，有的是社员群众检举揭发，有的是通过查账发现的，均有贪污的具体数字；排在第二位的是以权谋私，多吃多占，主要是生产队长；排在第三位的是作风霸道，有大队书记，有革委会主任，也有生产队长，主要表现为方法简单粗暴，有打骂社员行为；排在第四位的是工作失误，多数是一线干部，如大队主任、生产队长等，有的因喝酒误事，有的因粗枝大叶造成损失等；排在第五位的是工作能力差，主要是大队书记、生产队长，由于工作长期落后而需要调整。处理办法有两种：轻的降职，重的免职。排在最后一位的才是生活作风，最多占百分之五，这类干部处理得最重，除撤职外，有的给予严厉的党纪处分，直到开除党籍，还有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排在第一位的贪污问题，几乎占被处理干部人数的一半，可在人们心目中却显得并不是特别突出。为什么排在最后一位的作风问题，却成了人们心目中最普遍的现象？我觉得，这与人们的关注兴趣有关。但不管怎么说，通过对这些干部的处理，也可看出人民公社时期，对犯了错误的干部绝不迁就，不仅处理的及时，而且处理得非常重。 有人因为那一时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就因此要彻底否定人民公社。这是不公正的。对照今天的改开年代，反腐形势越来越严峻，“老虎”越打越多，越打越大，甚至连正国级、副国级都成了“老虎”。如果因为出现干部贪腐现象就要彻底否定人民公社的话，那么今天的改革，是不是也因为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大“老虎”，应该彻底否定呢？ 2017年10月1日初稿 2017年10月15日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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