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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22 00:07:16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冲浪篇】-（57） 1968年1月29日 阴 星期一 今天大年三十（除夕），29日洗的衣服不干，鞋子更不用说了。于是就烘干（衣服）。 现在又多了一件事，就是看三哥哥的孩子。 1968年1月30日 雪 星期二 整日无聊。晚上与邻居打扑克。 1968年1月31日 雪 星期三 天不作美，上午还出太阳，下午就阴天了，晚上竟下雨了。 带领小玲等玩。中午，两妹妹来信了，顾和平也来信了。 听到王保宏等一意孤行成立我校革委会的消息，心里非常愤慨。这些人们竟然不顾群众的意见，把22日上午的自发性讨论会上作出的结论全部推翻，在25日召开了所谓的成立大会。 革命委员会的问题就是一年多来文化大革命的总结问题，成果问题，当然也是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决不能等闲视之。我不能再在湖州呆下去了。我要立即返沪，投入这个重大的战役。 今天下午，当我正在写回信时，姑母对我说，他们四号要去杭州（替姑父看病）。晚上对我们说，三号跟你们去买船票。 因为革委会事关重大，情况又不全面了解，加上马上就要回沪了。于是在写给顾和平的回信中没有详细谈我的看法。只提了三个问题：（一）在革委会问题上，决不能忘记严华业、李美常之流是决不会甘心的。（二）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三）组织群众的问题。 1968年2月1日 阴 星期四 整天沉浸在沉思之中。 回沪以后，要准备投入战斗。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就是说要订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制订之时，必须做好两件事：（一）学习、研究革命理论，主要是毛泽东思想（主席著作）和有关文件、文章，用革命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二）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是订计划和行动前的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 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夺取胜利的关键，在于自己有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和火热的红心。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自己对现实有看法，但却不愿意改革。也就是说，不敢于斗争。“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就必须抛弃一切顾虑，不拍任何困难，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1968年2月2日 晴 星期五 私字是一切坏事的总根源。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破私立公。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公”字。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狠斗头脑中的私字。无私才能无畏。回去以后，必须首先狠抓斗私的环节，也就是狠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工作。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积跬步何以之千里。革命胜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干革命必须做许多经常的、具体的、艰难的工作。 1968年2月3日 晴 星期六 姑母说的要到杭州去，我认为这是一件骗人的事。因为有许多迹象证明他们四号根本不会去杭州。例如，联通店里工作的人至今天中午还不知道他们明天要到杭州去的事。他们存心要赶我们回来。 下午三时左右，姑母和三哥哥送我们到船码头。四时开船。 1968年2月4日 阴 星期日 由于一夜在船上没有睡觉。因此，到沪后就睡了一天 1968年2月5日 阴 星期一 本通知今天上午开“征兵动员大会”的，但所谓的“革委会”毫无准备，又延迟到明天。 对我校的革委会，是不承认的，因为他们不是从群众中来的，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是违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后来打一电话到杨浦区教卫组。张照根也在那里，于是我和林忠发一起到区革会。张没有碰到，我们和顾仲敏同志谈了一阵。问他关于革委会的标准。从中知道，他们主要地是审查政治历史问题。我对他说，我们准备找陈梅清或钱关林同志谈谈校革会及校文革情况。 回来路上到余俊矞家去了一次。讲了关于1月11日的事。我希望她能投入校文革。我想应当作好三件事：1，学习，2，调查，3建立基层红卫兵。（从班级抓起，将红卫兵团的大权从陈善勇之流手中夺到革命造反派手里。） 下午到电影院去了一次，将余下的钱买了一本汉英对照《毛主席语录》（0.80元）和老五篇辅导材料。之后又到校去与刘勤龙、许镇中、张胜和等谈了关于革委会问题的看法及一月革命前后的情况。 1968年2月6日 晴 星期一 因上午开“征兵动员大会”，故上午就没有到校去。 下午到校，听听大会，由于吵声喧天，因此，王保宏的“报告”一点也听不出。于是出来叫王允敏抄大字报《必须先解决路线问题》，我自己抄了解放军报编写的辅导材料中关于路线问题的章节（领了十张大字报纸）。 对校革命委员会，我是不准备承认的。但是不承认的是他不符合革命路线的方面。 有些同志说，对革委会要补台，不要拆台，这是对的。但是无原则的捧场和盲目的服从错误路线，这不是补台，相反，这正是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台。对于错误的抵制和批评及对于正确的支持和拥护，就是革命的态度，补台的态度。 1968年2月7日 晴 星期三 上午，张照根对我说，准备去调查李美常问题。这个工作我是早就主张的，因而我积极参加之。孙培宏也表示愿意参加。当前来说，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是我校的最大的缺陷，我也犯有类似错误，因此，我想调动那些主观上现在也要求变革的同学一起搞，这是应当的。当然，孙培宏的嘴巴不最严密，可能会影响工作；看到这一点只要注意防止就行了。林忠发也参加。 下午，我们和张照根讨论了有关问题。准备从里弄及公安局两处着手。后天行动。 1968年2月8日 晴 星期四 对于现在的革委会，我是不满的。主要的是他们脱离群众，又不愿意听取和接受不同意见或正确意见。因此我迫切要求区革会拍同志来解决问题（主要是调查和听反映）。这几天我一直打电话去问，老是没有着落。今天打去，教卫组姓杨的接待员说，今天劳动。因找不到人，我要求区革会常委或教卫组核心人员听电话。 上午张照根没有来，我和孙培宏、陈鸿飞、林忠发等一起在306室闲谈了一会，就走了。从谈吐中来看，确实当前那股“算了”的松劲思想及等分配思想相当程度地存在。说实话，如此下去，怎么不令人灰心呢？学习问题也谈不出什么，看来也缺乏信心。唉，思想上一松劲什么事也办不好。 学校里的师生稀少，是什么缘故呢？看来，学校里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太严重了。王菱君是革委会中的“革命干部”。自上月26日至今，到她丈夫那里去还没有回来。周云龙、朱楚良同样如此，回想去了。干部、头头们带的不是“斗私、批修”的头，而是不遵守无产阶级司令部指示的头，这当然不行。然而对这种不良现象，为什么其他干部和头头不敢批评指出呢？不批评错误的东西，就是包庇错误，打击正气。这样，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更有市场。复课闹革命怎么进行？ 刘博渊老师对我说，要动员一些高中学生协助初一年级教育革命。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遭到一些师生的冷淡和不支持。我想，这也是革命工作，应当尽力搞好之。因此我找了一些高三的同学，他们毒不重视，也不支持。李士欣说，你来搞也行。我是十分支持这个革命的建议和工作的。听到说在两周后再搞呢，于是有时间再去动员和说服一些革命同学来一起搞这个工作。 中午，我到校问了张照根，他说明天照计划办事。拖拖拉拉无劲头。我对他说，如果不搞，我们就不打算搞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句话拿来形容我们目前的处境是十分恰当的。尤其是我，总是如此。许多时候，许多工作，都是想得很好，而无力量、无能力去作好。这也就是我往往言行不一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人说我是口头革命派，如果去掉其两面派的含义方面，只包含“说得多，做不到”的意思的话。我完全接受这个批评。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这老爷身体，不作什么，也感到疲劳，下午就睡了半天。 1968年2月9日 晴 星期五 今天准备去调查。问张照根要了一封介绍信，等孙培宏到10多点钟。临走之前，听贾斌、贾国全说，陈善勇隐瞒其家庭出身（小资产阶级），下星期一杨浦军区有人来宣布撤他的职。他们准备写大标语。于是我去领了十五张写了《把陈善勇清理出红卫兵团！》《隐瞒家庭成分的人决没有好下场》和《强烈要求立即整顿红卫兵团团部！》三幅标语。 之后和林忠发一起到四川南路派出所调查了李美常的情况。（他属于溪口路里委；里委会没有人，就到派出所）。从派出所了解到其父李林华在八机部上海办事处工作。据中央六八年1月18日决定，八机部上海办事处这个机构已由沪文攻武卫指挥部查封。因此。因此我们决定到现在所抄录的地址去看看。结果，据那里的同志说，此机构早已搬走，建议我们到王开照相馆旁边的派出所去询问。到了南京路，派出所同志说，这是保密机构，无法告诉；建议我们到“文攻武卫指挥部”去。 此时已经吃午饭时间过了，于是就在林家吃了饭立即到校，找张照根。张掖同意到“文攻武卫指挥部”去一次。这样就打了介绍信。 之后问张借了一辆自行车，先后到顾和平、孙培宏、俞飞飞三同学家去了一次，都没有碰到。 1968年2月10日 晴 星期六 上午与林忠发商量，觉得应当多带张把介绍信以备用之。于是找张照根来，他又开了一张空白介绍信予我们。林忠发很晚来。我和孙约好，十二点出发，准备到文攻武卫指挥部去，并参加文化革命广场大会。 中午，林、孙和我一起先到文化革命广场去开会《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贯彻执行市革会“二·五”决议》。先由黄浦军区（红卫兵）代表发言。由于任务在身，再加上觉得此会可听可不听，因此没等第一个发完言就离开会场，到市革会第二接待站；文攻武卫指挥部，市公安局等处。市革会接待站的同志说，此事要找文攻武卫指挥部。到指挥部门口，纠察说今天不办公，星期一来。我们请他抄下了电话号码，准备打电话问之。之后又到公安局问了黄赤波德臭老婆的狗名——李建秋。据说早在两年前调到国棉一厂当党委书记（不确切）。要了解情况，建议到公安局政治部去。 两天来的调查，仅仅了解了两个姓名和一些地址。可见调查工作很不容易。我们讨论，觉得星期一应当认真研究一下，要明确目的，制订计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作。这是必要的。 分手之后，我到南市阿宝娘娘家去了一次。父亲正好也在，吃了晚饭后，在市轮渡上碰到陈金龙等，他们也在文化广场开会回来。汽车上碰到东平中学的同学，他是杨浦军区的，从他那里得知，军区也在调查陈善勇的情况。（艾传根） 1968年2月11日 晴 星期日 今天休息在家。 下午搬了一些荆树等。 1968年2月12日 晴 星期一 整整一天在上海奔波，搞外调工作。 今天早上，张照根说，先集中力量先调查严华业问题，争取在2月底、3月初解决。因五月份要开全是党员大会；先搞清当权派问题。 他说今天要到余贞英德单位去（妇女商店）调查严华业问题。我就和他一块儿走了一趟。 去了余贞英单位（严之爱人），就抄录了一些材料，主要的是资产上交清单及余之弟仲良的揭发。 下午，由于刘勤龙一起到公安局、市肥料公司两处去了一次。凭学校群众组织的介绍信不能调卡。罗岚（原浦东县教卫部副部长）也不知道严要出国之事。 今天打电话去八机部上海办事处问了一下，现全体人员都到北京去了，调查一事20日以后再谈。 最近的日子里，我经常在读《老五篇》等主席著作、辅导材料等，对照自己的情况，再考虑着、检查着自己最近思想情绪。我感到，应当正确理解补台与拆台的意思。什么叫补台？我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判错误的东西，支持正确的东西，欺负不接地保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这就是补台的做法。不能将一味盲从，一味盲目执行（不管其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叫作补台，也不能将发表反对或不同意见作为拆台饿表现。这里主要的区别就是在于照不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符合不符合毛主席指示。 在对待革委会问题上，采取不承认或者意气用事的态度是不对的。“二·五”决议（市革会）中指出，只要不是坏人当道，就不要去拆台。虽然我不是想拆革命委员会的台，而是想巩固、健全革命委员会，但是对于其错误批评的态度不好，有些从个人意气出发，这是不对的。应当牢固地树立起“一心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 对某些同志不相信群众，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即不紧跟两头的错误倾向，是应当批评的，但应当从保护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而不能来一个“不承认”或者意气用事的作法。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并且坚持错误，就应当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去说服他们，同时也可以必要时进行辩论。总之，自由主义不对，意气用事也不对，只有“坚持真理，改正错误”、“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的态度，才是正确的。 1068年2月13日 阴 星期一 昨天校革委会发出通知，从昨天到明天三天召集教师及领导核心集训三天。昨天因忙于调查工作，所以没有顾得上参加。今天整天就参加了集训。 集训，本身这个名词意思是集中训练的意思。为什么那些头头们不重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举办，而想出了什么“集训”的名堂呢？从上午黄卫中的发言中我明白了，原来他们打倒无政府主义主要是指群众中的。他们不准备整自己，而一心想整别人的。这种出发点是完全错误的。不革自己的命，自以为是，一本正经地摆出“权威”的架式来训群众，别人是不会买你的账的。群众不需要他们这样的诸葛亮的。 群众时真正的英雄。在314室开会的事实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上午，许多教师的发言，都句句击中了要害。他们集中指出，一定要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克服无政府主义必须头头带头。但是下午，王保宏却来了个180度的转弯，闭口不谈“斗私批修”“不谈如何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而大谈什么人员安排”等。又大谈什么“群众不来，群众不做”等理由。听听实在不像话，于是我就开腔，摆出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刘勤龙提到的东西才是问题的实质，不谈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谈抓建党工作，而谈人员安排等这是不突出政治，是空的。 有些头头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核心问题是相信群众的大多数都表示怀疑，把1月22日讨论会上提出的“自下而上”的产生红卫兵参加革委会代表的名单的方法说成是极端民主化，全民大普选，而将那种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路线的作法说成是革命的，可见他们对毛主席指示的学习放松到何等地步。九月份以来，毛主席发出了“要斗私批修”的指示，我校那个头头是带头了吗？林彪副主席字去年十月一日向全国指出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校有没有办过一期像样的有效地的学习班？相反有些“革命干部”、头头带头逍遥，带头回乡，我记得有的头头不止一次地回乡过。这种邪风不压制，就是打击正气。 当我谈到王保宏说“人的因素第一，群众不来、不动”是不相信群众时，他说：”有的人批评头头这样，轮到他自己……”。言下之意是只会批评别人。我就插了话：这是什么话？这不是不许别人批评、压制批评么？就是因为有人压制。提不得不同意见，一提就是扣大帽子，什么“极左”啦，什么“干扰” 啦等等。这样就不是高姿态了。 后来也没有再开下去，因为下面教工造反队还要开会。 会上，干学钧再次提出要用那本笔记本，说要检建党问题。并说不要用老眼光看人，不要认为老保翻天。我只是简单地回答：“连你交来的那包东西都没有找到。”我不了解他的企图，不能轻易地将那本东西给他。 会后，林忠发、陈鸿飞、孙培宏等一起在档案室讨论了一下，准备明天分五路去了解出国问题（根据罗岚提供的线索）。我和孙一起到陆行中学找一个姓冯叫志安的人，他过去是东昌区搞组织工作的，了解此事。林、陈到控江中学找许竹叶。其余不知如何安排。当时有陈敏庚等也在场。 回来的路上，陈鸿飞、林忠发谈到现在与顾和平、俞飞飞的关系。他们说过去有过教训，可能会重犯。我说，现在看来，俞飞飞是有些疏远。明天再谈吧。 顾和平10日从崇明回来了。今天碰到她，她给我一份“修改党章草案”她抄写的。）也没有谈什么。叫她们下午来校讨论调查问题。她们也没有来（顾、包其昌、李蓉芳）。 1968年2月14日 雪 星期三 上午冒雪到陆行中学去向冯志昂同志了解严华业出国问题。（与孙培宏）两人虽然身上被雪淋得湿透，但也无阻于我们的工作。 从学校到陆行中学，完全可以坐汽车。有的同志也说：“下雪天嘛，何必其自行车呢，还是坐汽车吧。”我对他说：“可以省些钱就节约一点。毛主席说‘要节约闹革命’。必须照办。”因此我还是借了张照根的车子去了。到孙培宏家由他骑。 冯志昂是现陆行中学的革委会负责人。他过去是东昌区搞组织工作的，他也不了解。 刘勤龙到前税务局党总支的一个同志那里了解（普陀区），他说有此事但不能讲。 回来的路上，我弯到顾和平家里去了一次，叫她下午来参加对严的资产分析。 下午，我们（刘、张等）一起分析。我感到对于财产问题（主要是离婚、卖家具等的主意究竟是谁出的点子），一时调查不清楚，而且弄清弄不清都差不多，都是划不清界线的问题。所以我想没有必要在此问题上多花力量。至于52年期丈人合股开工场的问题应当调查的。华联同乐会问题也是应了解的。刘勤龙提出再召集一些人讨论一下，不要太右倾了。我还提出除了此两问题外，还有什么线索。如果严原顶头上司据了解好多人有问题，有没有联系？如此重用李，与黄赤波有无关系？为什么他运动中如此“来头粗”？等等。他们好像认为不必考虑。 之后，我、陈鸿飞、林忠发和顾一起在206室谈了有关张照根的问题。在革委会上他的举动，使我对他产生看法。开始有所考虑。为什么？对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顾唯一担心是坐冷板凳，而陈又来老一套：灰心。我最恨这一点，于是我火了，说：“今后少将那些什么漂亮话！” 不管怎样，学习组搞不起来，自己也要学习。 谈到干学钧要本子的问题。顾和平等说，将那些东西都交给革委会。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的办法。由我保管了整整一年的那些东西统统交给王保宏处理，岂非可以解决了这个“包袱”问题？同时这也是对革委会的信任嘛！ 1968年2月15日 晴 星期四 上午把东西交给王保宏，叫他签了字，他没有清点。由我封了起来，放在档案室。并且写了一张关于这个问题的声明。 贴这个声明时发生了与陈善勇的争吵。他不许我贴在2月3日他的通知上。我已浆糊刷好，就偏要贴，他撕下了最高指示，我就火了，将通知撕了重新贴好。他又写了一张服帖我的声明，于是我就将它撕了。这样就争论起来。 他说要去告我，要我当心性命安全。还说要开除我红卫兵籍。什么运动中的表现都记着，将来算账等等。 我对他说，可以嘛：随便你到什么地方去告。我的生命很安全，一点也不担心。你无权开除我。运动中的表现，我问心无愧，错误缺点是有的。你记的账将来当黑材料来抢。 在楼梯口，与陈金龙、贾梅娟等一起开玩笑，奚落陈善勇，说他是“山乙己”等。 当然，这里我是我是有错误的，如硬要贴上去，奚落他等。这是我的不是，应当检查的。但是他太不象话，一本正经以头头的姿态压人，对红卫兵团很不负责，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实在不得人心等，因此，我对他很有意见。事后想想，与这种人没有必要多搭讪。，“宁愿和有志气的人相打，不愿和无志气的人白话。” 下午到校去看了一下，回来的路上碰到张阿荣、王丗立。这些同学本来有人要拉他们进入资产阶级泥坑。现在有人却不是拉他们一把，相反推他们下水。这些同学变坏，除了自己本身负主要责任外，那些推人下水的人也有责任。我们不能眼看这些同学落后下去。为此，我就和他们一起到顾玉利家去，陈德祥也在，想看看他们现在在干什么？ 一路上，我讲了这两天的情况。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他们无聊得很，天天在顾玉利家，有时出去荡，有时打打扑克等等。他们学会了吃香烟，剃包头（有的人，不是全部）。这样下去有问题，怎么办呢？唉！ 两点半后，我就又回到学校与贾国全、陈开展、许万荣等闲谈。大家都是情绪不高。革委会的成立是在太不得人心了。 到食堂看了一转后，与许镇中一起回家。路上，许说：“有人讲，你很勇敢，什么都不怕，但是就怕郑富亭。”对此，我很不想解释，因为对郑有什么可怕。不过在红旗新北大战斗队时，因此队由他和其他一些同学创立，在一些问题上（不是全部或原则问题上）我很迁就他，这点我是承认的。但我并不是怕他。他脾气很犟，我也很顽固，两个人在运动初经常争论，谁也不服谁；去年三月解散红旗新北大，就是为了他的缘故。 有好些教师或同学当面叫我“左派”“极左人物”“铁嘴”等，这当然是讽刺而已。他们为什么要讽刺我呢？肯定自己存在着某些错误缺点，问题在于我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这是我必须解决的问题。应当认真考虑。 最近，我头脑里经常在思考一些问题：例如运动中，自己存在什么缺点，犯了哪些错误？有什么可取之处等等，还有我校运动中究竟怎么样？为什么我最接近的同学大多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呢？是不是立场问题？ 斗私，就首先应当认识到什么是私字的表现。否则怎么斗呢？ 1968年2月16日 晴 星期五 当前我们学校的中心任务是复课闹革命。从最近报纸上来看，大中小学的形势越来越好。革委会成立的学校越来越多。昨天报上报导徐汇、卢湾、虹口、南市等区有解放军、革命工人、革命红卫兵、革命干部、革命教师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到个学校促进大联合与三结合。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也是对我们学生的极大支援。 我校本计划2月5日开始复课，后→因故拖延到2月15日（2月11日——2月14日三天集训）但昨天也没有复课。据说再延迟到下星期一。到校后无事，同学来的很少，因此，就到时云勇家（凌家木桥141号）借了几本列宁的著作及两本小说。 下午到校，人就更少。与陈开展、许万荣谈到建党问题，他们都无积极性，说等革委会安排。 1968年2月17日 晴 星期六 今天，学校里人更少，据说老师将它作为小礼拜。到档案室，听刘勤龙谈了华联的问题，准备分三条线去调查，主要弄清当时华联的党组织是否破坏，有无特务、叛徒。这是严华业问题的最后一点疑点。当时有周兴元、李一飞、蔡瑛娟、张照根等人。 下午到校（张本说召开分析严之资产问题的会议的，没有开），于是就和陈金龙、奚克成到洋泾逛了一转，看看大字报回来。 1968年2月18日 阴 星期日 整整一天，到老宅里后面扎了篱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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