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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21 00:37:38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冲浪篇】-（56） 1968年1月8日 阴 星期一 《傲霜雪》写了一张名为“如此‘声明’”的大字报，回顾了关于“全无敌”的声明。《全无敌》只写了一张标语声明，说要揪出“文保组”的黑后台。学校里看来似乎这是争论的焦点似的。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真正复杂、真正尖锐的矛盾还不在于“文保组”与“全无敌”吧。 形势的发展以及斗争要我们越来越注意和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越来越要求我们严格地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办事，因而对毛主席的指示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指示的学习和用之指导运动这是当前头等重要的大事，今天下午，张照根、又复发、顾和平来我家时，我再三指出要抓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工作，特别是政府派战士。不学习就没有动力，就会迷失方向，就没有斗争的本钱，就会被历史淘汰。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蔡肇璜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逢年过节不准随便出去，要派人监督。但是严华业却明知而重用他。星期五的会议上有些人充当了反面教员，使得一些糊涂人有所触动。这就是说反面教员能起到正面教员有时起不到的作用。我们应当正视反面教员给我们上的课。 他们提到调查研究问题，准备从吴云龙、耿馨之两人身上着手。吴解放前当过土匪；耿在解放前出过国（业余剧团演出）。而他们都是严华业重用的人，张照根说，严华业问题从使用干部、发展党员的情况来看，是严重的，他们想重新“关”他进去。调查情况缺少人手。那为什么不发动些同学呢？俞飞飞、顾和平也愿意搞。讨论下来，他们是不同意我调查李美常的意见，理由是没有线索。我认为无线索可以尽量寻找，因为他的“油水”（即价值大、疑团大）。结果打算从吴云龙身上先着手。（由张叔贤、邱天恩负责）。耿馨之的关系复杂，难以立即调查清楚。 严华业的立场是完全的负担资产阶级立场，你看，他大量地使用一批反革命分子、国民党员、汉奸、右派分子、资产阶级等等一小撮阶级敌人、乌龟王八蛋之类的社会渣滓。甚至有的却拼命拉到党内来。这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认敌为友！再联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岂不令人深省么？原来严华业是那批混蛋的后台！这种人能让他重新上台吗？不能，绝对不能。 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无论是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阶级，都要作舆论工作。（“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摘自十六条】）我们革命派要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也必须大作舆论工作。制造舆论，主要是宣传。宣传的目的，是为了发动群众。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才能斗跨走资派，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宣传的内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正面的，即大力传播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这是主要的任务；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揭露和批判修正主义毒素和罪行。沪东中学来说，看来好像宣传工作抓得很牢，其实不然。只看见那内容简单或口号式的大字报、大标语日新月异，而较为有分析、有战斗力的文章很少见。所以，革命的舆论工作做得太少。 一个革命者，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没有历史知识（对我校来说就是我校的历史），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将我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不可能的。 我们革命造反派，除了必须大力向全校革命师生宣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无不胜的的思想以外，还必须大力宣传沪东中学两条路线的斗争历史，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我校的胜利而大喊大叫！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我们应当立即组织一些力量，从事写作工作。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我们队伍中的影响，批判牛鬼蛇神等等，编写两条路线斗争史，向全校师生特别是新初一的同学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总之，在当前，我们革命的同志应当特别重视宣传工作。当然，要作好宣传工作的话，必须自己先要学好毛主席著作，熟悉沪东中学阶级斗争历史（向客观实际作调查研究）的工作，也就是说要“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 这个建议今天提了出来，张、俞、顾也同意。并且讨论，准备由现在的临领组出面，发动群众动手来搞两条路线斗争历史。 1968年1月9日 阴 星期二 春节将来临，中央已有指示，今年不放寒假。回顾去年春节期间的情况，我们必须及早采取有效措施执行中央关于探亲的指示。学校里出现一个怪现象，有些教师将办公室作为“旅馆”，让自己的家属住在里面。例如王杰已住了一个多月，王贤志上星期六也在打扫数教组办公室作为小家庭住宿等等。这种风气不可长。这也是破坏复课闹革命的，因为他们占用了办公室。而且他们占用了国家财产，将这种情况与贾源成谈了，并对他说，我们造反派不能单抓“文保组”工作。 后来，将昨天的情况与时云勇讲了。（调查问题，之简单地提了提。） 1968年1月10日 阴 星期三 经过“合法斗争”的方法，终于今天公开地第一次到校参加了批判修正主义干部路线大会。主要是反革命分子曹进行坦白。从严华业重用曹德事实可以看出，严华业已经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和阶级敌人和平共处，站在一起了。他明明知道曹的问题，却欺负不接地表扬他，让他在教工会议上去谈“体会”，让他长期当班主任等等。像曹进行这样的人（两次参加国民党并任区分部主任委员、解放后劳改三年的曹进行）早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但严华业却如此重用他，这岂非发人深省么？ 在会议上，由于听不清楚，于是在曹坦白后、严检查、揭发后，我向他们要了他们的书面稿，看了以后，下午将它们送到学校，分别给了曹进行及张照根（叫张转交给张胜和再还严）。 今天看到校内贴着布告说：昨天傍晚，有杨浦区政法部门浦东地区工作组将我班同学郑富亭抓去了。（流氓阿飞分子）郑富亭确实是一个本质不好的同学，他从进高中以来，我班团员、同学都很关心他，热情地帮助他，但是没有能挽救他。这主要是他本人的问题，也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他灵魂的结果。在郑富亭的问题上，顾和平等一直与我有争论的。她们的理由是对的，但我主要是想从帮助他、挽救他的愿望出发，因此在以前一直要想团结他。在去年四月份以后，由于种种缘故，终于放弃了团结他的想法。（一，他越来越变坏了；二，我无能力。）今天，他被依法逮捕，这是对他一个很好的挽救，但愿他能从这次教育中回头过来！坚决支持“一·九”革命行动！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像郑富亭这样的人，我班还有呢，例如吕万鸿、张阿荣等等。这些人应当在郑富亭的逮捕上吸取教训，赶快洗手回头才好。但是“全无敌”的某些人竟然换不觉醒，今天还是任意走下去，那就危险了。陈德祥，想不到他，竟会和张阿荣之流混在一起，并且至今还不觉悟。 从这些同学身上，可以得出教训，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青年的阶级斗争中，只要自己一放松警惕，不加强自我改造，就会被资产阶级俘虏。这是极为沉痛的教训！头脑里要有敌情，要有阶级斗争观念！ 不知是否是神经过敏，我总感到每当学校发生了较大问题（例如开批判会）后，李美常之流总是三三两两地向同一方向走去。我疑心他们是去开会。 1968年1月11日 阴 星期四 文保组与“全无敌”的争论似乎成了沪东中学的焦点。今天，“全无敌”贴了三张标语和抗议。抗议昨天文保组查封他们的办公室，取缔他们的组织。据说陈善勇打电话到工总司杨浦区联合指挥部浦东片，开来一辆小吉普，写了一张严厉警告。“红卫兵团”还出了一张布告，开除张阿荣、王丗立、顾玉利的红卫兵团籍，并且剥夺他们在沪东中学的一切政治权利。 “文保组”、“红卫兵团”这种做法似乎过“左”了。“全无敌”中的同学确实有人染有流氓阿飞习气，并且对个别人民愤较大。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发展到敌我矛盾的地步，用得着剥夺他们在校的政治权利么？即使流氓阿飞分子（并不是首恶分子或情节严重者），我们也应是都整合教育他们，希望他们“浪子回头”的。何况那些曾染有流氓阿飞习气的青年，更是应从教育和帮助出发，决不能来一个什么剥夺“政治权利”、“一棍子打死”的办法。 当然。我这么说，决不是支持“全无敌”。因为“全无敌”中的某些同学确实应当很好地教育和帮助他们，要警告他们一下，不能走下去了，再下去就是死路一条。我们的意思是见死要救，而不是见死不救或者投井下石。 下午，到校去，陈伸在图书馆，与王恕关于木板问题争论起来。很可能是反革命分子在捣鬼（施复初）。但王恕借用国家东西，不经过必要的手续，这也是不对的。 事情还是这样，革命者犯错误、有缺点，反动势力就趁机破坏捣乱。许多时候，我们同志之间的无原则的斗争或内战，就是敌人利用我们身上的派性所挑起的。因此，任何时候都必须警惕敌人的挑动和克服派性的发足，而且打倒派性是主要的。任何时候都应当而且必须掌握毛主席司令部制定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战胜派性、揪出黑手的办法。而这两者正是自己往往不顶注意的。 虽然，我不大到学校去，但有些人对我是相当注意的。像昨天，我参加了一次会议。有人就议论了：“咦，前次会江荣清没有参加，今天他怎么来了？”今天又有人突然问起我关于郑富亭、余俊矞、顾玉利等同学的问题。问起的问题很奇怪。例如余俊矞和郑富亭的关系怎么样？上次到北京去余到郑家去讲的？顾和平和你一起到北京去的？等等。甚至说什么“像你这样在运动中不犯错误是很少的”之类。真使人捉摸不透，也使人必须多思。 和陈伸弈了两盘棋，谈到了一些关于“黑材料有多少价值”问题。我认为这观点是错的。 1968年1月12日 阴 星期五 班级中的一些女生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推选了张菊芳、何筱英、王见非、顾和平为负责人，准备明天讨论星期一的活动。 陈鸿飞、林忠发来谈了关于校内与班中的一些问题，孙培宏、吕万鸿等说男生也要搞起来。我认为搞学习很好。 黑材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是走资派整群众的罪证，在今天的清理队伍中，无参考价值。有人也许会说，因当权派整的材料中有一些人确实有问题，这些人的材料不可以参考？也不必要。为什么呢？旧支部整理的材料实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导下进行的，目的是为了整群众，包庇牛鬼蛇神过关。既然如此，我们不能参考它。同意参考它，就等于给了这些黑材料合法权利，这不叫黑材料了，也就是说，严华业之流整黑材料有功了。中央早就指示自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材料全部烧毁，而从来没有说可以或者其中有部分可以再清理队伍是作参考。 下午，我和陈鸿飞、林忠发一起出去玩。到顾和平家去了一次，（半路碰到包其昌、贾紫华一起去了）. 大家讲了有关学校内和班级内的情况。在这里我知道，调查工作（吴云龙）的线索都断了。有同学批评之，单纯的调查是单纯军事观点的表现，这是中肯的批评。李美常在班级中要成立临时领导班子，结果搞了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和有些同学认为“全无敌”这样搞很可能有后台，否则他们不大会如此坚决的。对于“全无敌”的同学，我认为正如有的同志所说，他们想流氓无产者，也就是说，“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他们是能参加革命的队伍，但也容易被反动势力所利用。正如毛主席说：“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问题之一。”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而决不能采用“一棍子打死”或无原则迁就的方法。 在路上与陈鸿飞、林忠发谈了一些问题。例如搞一个写作组呀（准备对学校发生的一些问题发表我们的看法，批判修正主义，或革命队伍中的错误思潮等等。）对于揭发的材料加以集中、整理啦等等。也谈到我昨天产生的疑问。 1968年1月13日 晴 星期六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反对本本主义》沪东中学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沪东革命同志了解沪东的情况。不了解情况，就等于“盲人骑瞎马。半叶临深”，根本无法对地斗争。 今天根据张照根说，严华业的问题很严重。他丈人是一个掮客（有次用2万元本钱，一次赚了两万多。连本带利共四万多元），他丈人和丈母（大老婆）在1067年3月才离婚。严丈人的产业看来被严争夺去了。在去年二三月，他将一些家具卖了（这些东西在六六年红卫兵叫他开出资本家留下的清单中是没有的。）有什么写信给丈人（67年2月底）讲了。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停止每月津贴5元。所有这些，看来讲严华业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是错不了的。 又听说，54年有一严不知姓名的人叫他到国外去作地下工作，后来没有去。严还说这是保密的。 严在市委搞肃反时，据说其顶头上司，现大多有问题，被揪了出来。魏文伯的办公室，他可以走进走出。58年市委开一次扩大会议，竟然严华业能列席会议。看来，这就是线索。 严华业有两个是蒋匪空军军官的朋友。一个到台湾，一个下落不明。前者他是承认的，后者他从不提起，这是一个问题。 在党支部办公室，戏剧学院一同志来联系，由许镇中接待。据这同志说，耿馨之肯定有问题。有叛徒、特务之嫌疑。正在这时张照根来了，他准备下星期二下午去戏剧院。（何涛与耿有关系）。 王保宏告诉我，校革命委员会筹备组成立，由王保宏、张照根、王菱君、陈敏庚、陈善勇、组成，准备在春节前成立革委会。 回来的路上碰到陈德祥、顾玉利、王丗立、张阿荣。他们说，现在有人看到我们叫流氓集团。他们也不常到校。我对他们说，我们老造反中有些人示范了错误，我们应当改正。不过文保组及某些人对你们的行为及有些方面做得过左了，我们是不同意的。但是你们自己本身有错误（如打教师等）必须改正。 1968年1月14日 晴 星期日 整整一天在家进行大扫除工作。 昨天张照根告诉我，1月10日下午李美常之流是在校外开过会的。李美常之流是旧支部内幕的知情者，是反动路线下“青云直上”的红人，对于我校的修正主义流毒和罪恶当然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们过去保，现在还是保。虽然现在表面上似乎批判很积极，但唱的大多是高调，从来不主动地讲问题揭发出来。即使举例也只是早已臭名远扬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是顽固保守派，何况他们对严亲，对造反派恨。 他们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有组织地搞我们造反派，而我们却往往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我们都懂得，无论打仗还是别的，主动式取得胜利的保证。被动往往是失败的预兆。革命造反派如果缺乏政治远见、缺乏革命理论（即毛泽东思想），缺乏对实际运动的了解，总有一天会被历史淘汰。虽然我国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但是我们如果不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遵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办事，那么本单位的运动就肯定也是搞不好的。毛泽东思想是光辉的指路明灯，但是它不能具体地代替我们走路。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前进的道路，但是有人不愿意走（或懒得攀登），他照样不能前进。同样，毛主席的思想是马列主义在当代最高峰。如果不把它用于具体的实践，不用它知道自己的行动，只是“读书破万遍，思想不沾边”，那么永远也学不会毛泽东思想。 1968年1月15日 晴 星期一 今天上午有偷偷地溜到学校去了一次。据说今天海校斗流氓阿飞大会中有郑富亭。结果去一听，没有。后来就与俞飞飞讲了星期六我听到的一些情况。顾和平、陈秀云、李蓉芳也在场。 许多迹象来看，确实有人从我们身上，特别是我身上打主意。我在与俞飞飞讲话时，葛林森来问我：“有人说黑材料被你烧掉了。”顾和平告诉我，王保宏也向她了解我的情况；陈德祥告诉我，陈善勇将我是极左思潮代表人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以，我必须提高警惕。不知道他们究竟“葫芦里卖什么药”。不管是凶还是吉，都应警惕为好。我这样做，倒不是怕什么；任何时候，我都必须做到“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阶级斗争的考验，正是锻炼一个人的好场所。不过，如果确实是有人实行阶级报复的话，那么就必须迎头还击。打仗要争取主动。文化大革命中也必须力争主动地位，决不能陷入被动，被人当作活靶子打。 对她们说，我们应当行动起来。怎么动？这倒是一个问题。要争取主动出击，绝不能消极防御。告诉她们，明天下午，张照根将去调查耿馨之问题，建议我们可以派一个人去和他一起搞。 鲁迅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先驱。他晚年的战斗历程是令人敬佩的。无论鲁迅在那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观点、战斗经验和斗阵方式，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学习鲁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剖一切”的革命方法，以匕首、投枪式的杂文向资产阶级进攻，这是当前形势很需要的。 整整一个下午，就起草写了《决不可丧失警惕》的文章。誊好以后，准备明天拿去给其他同志看看，讨论一下，决定是否贴出去。形势的发展，我们不能像往日那样“不顾大局，只图痛快”地蛮干。现在我们必须学习搞各种形式的（有利、有节、有理）的斗争。要有全局观点，要有分析的头脑。这是十分重要的。 1968年1月16日 晴 星期二 据徐美玲老师说，昨天下午他们三个战斗组《锷未残》、《狂飙》、《在险峰》与教工兵团勤务组开了一次会。提出了当前形势中的三个问题：即革委会筹备组是怎样成立的，性质、任务等？李美常等十五人集体参加兵团的问题等。 也向担任新初三课程的徐美玲老师了解初三各班的大致情况。据她所介绍，在初三有些班级中可能组织起一批力量来。我曾经设想，是否能在各年级、各班级中串连、组织一批同学，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搞我校的运动。这需要花很大的气力，并且也不一定能实现。但试试也是必要的。 碰到张铁山、窦长四，和他们谈起，准备明年春节后一起来搞。窦长四等同学是老造反战士，他们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我们应当团结他们，他们是革命的力量。在革命斗争中，提高他们的觉悟。 本来想将昨天写好的文章给俞飞飞等看看，讨论一下的，因为没有看到他们，就将此文交给黄国道，像遵求他的意见，并请他抄写的，也请他给张照根看的，然后叫张交给俞飞飞、顾和平等。这样作，并不是胆小，而是想，当前形势不同了，不能像去年八月前后那样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不顾全局地单独蛮干。再这样下去，对文化大革命是有害的。因此应当和同志们商量商量。群策群力才行。 下午林忠发来，我将底稿给他看了。他提出了一些问题，例如怎样区分派性斗争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等等。这确实使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我的水平不够，也无法分别得一清二楚。但我觉得分析这些问题千万不能缺乏阶级斗争的观点。 1968年1月17日 晴 星期三 林忠发告诉我，黄国道给张照根看了，但没有表示意见，黄叫我自己抄。后来他将这文章给了俞飞飞、顾和平。陈鸿飞因乡下有事到乡下去了。将此文章交给一些同志讨论（修改）的目的是在于考虑问题可以全面些；避免发生打乱全校造反派的计划；决不是要他们去承担什么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我给他们看，主要是请他们提意见的，真正的革命同志，如果认为此文有问题的话，应当坦率指出来。即使可能自己的意见是错了（在实践没有证明之前），也应当在当前能提出自己的看法。革命派要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群众，对同志负责，就应该不但使自己而且使自己的同志的每句话、每个行动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知而不言，言而不尽，患得患失，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态度，而是“私”字作怪的一种表现，必须加以反对。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说，既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自己的力量等作战因素，也了解对方的一切作战因素，就较有把握取得胜利。也就是说，了解情况，是取得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趁当前自己的身体条件没有恢复，还不能投入学校战斗之际，一方面认真地学习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知识，一方面对学校运动做一些了解。调查、分析等工作，这是我在身体许可范围内必须做到的。而对于运动中一直长期共同战斗的同学，他们的思想情况很少关心，不够了解。特别是自己脱离学校运动已有近三个月后，对他们的思想状况更少了解了。12日，我曾提出过应当互相交流思想的看法。要抓住活的思想，有的放矢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 今天对林忠发说，明天单独请俞飞飞或顾和平同学来一次。我想就目前形势交流一下思想。如果叫顾来，我就准备了解一下她对其家庭的看法。如果叫俞来，我就打算了解一下她对整顿共青团的看法。除上不同之外，其余皆同。我想和她们交流一下对《换新天》的意见（包括经验教训），近来学习毛著的体会，商量是否建立起一个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搞一些斗私批修的活动。人员以自愿参加为准，订一些制度，坚持下去。再商量一下，搞一些批评文章，在我班同学中，加强思想工作。不会作，就学嘛。 1968年1月18日 晴（傍晚有雨） 星期四 正当在替培刚钉鞋子时，林忠发、时云勇来了。对前天我写的文章作了修改，主要是将严华业的名字删了。林忠发没有对她们说，所以她们没有来。 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不同于红卫兵团的问题，所以，必须充分相信群众不是阿斗，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根据崂山中学最近发生的情况告诉我们，如果不克服派性，就不可能团结对敌，就可能发生内战。按目前我校的情况来说，教工革命组织核心也好学生中间也好，分歧相当程度地存在，但是又不重视解决，不重视大学习，“斗私、批修”，这样下去，即使革委会成立了，也还试如红卫兵团、教工兵团的成立一样，作用不大或有名无实。 革命的核心，革命的威信或权威是在斗争中自然地建立起来的，人为地树立起来的东西必然要垮下来。革命委员会如果违背广大群众的意志，违背毛主席关于“三结合”的指示，就必定成为“空中楼阁”，毫无用处。革命委员会刚成立，有可能是不健全的，这是正常的。但是它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在带领群众胜利地像阶级敌人斗争中，一定能诼步健全、巩固起来的。 对阶级敌人决不能抱有幻想。“不甘心被敌人打，也不想打敌人”的思想是十分错误的。有了这种思想，就毫无斗志，对于敌人的进攻，只能束手待毙。这是一种自杀政策。现在，不是要不要干的问题，而是愿意不愿意、敢不敢干的问题。沪东中学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战场，我们在这里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1968年1月19日 阴雨 星期五 上午补了一双破袜。因为剪了另一双破袜而被母亲责备了一通，说我浪费。 林忠发来，母亲因我经常偷偷到校，关心学校运动而又唠叨了一番。说什么“沪东中学你又不会常蹲（即住之意）。它好，也好不了你，它坏，也坏不了你，让他们（老师）去好了，你管你养好身体是第一。”这是典型的个人主义思想。我就用昨天谈起的蔡永祥的事例来反问她。 下午因感到浑身发冷，于是就睡觉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资产阶级运用各种无耻的手段对付造反派，这是常见的事。例如严华业为首的一小撮顽固派及革命队伍里那些派性严重的同志，为了他们的“私”字，就可以不择手段。诽谤、污蔑、中伤，几乎无时不发生。对于此类手段屡见不鲜。正如列宁所说：“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必将引起政治上的灭亡。”严华业不是证明么？那些染有派性的同志应当引以为鉴。当然，如同一切旧事物一样，对于那种诽谤、中伤、造谣之类，必须针锋相对的斗争，否则，它们可能会一时得逞的。 1968年1月20日 晴 星期六 今天上午，我校署名为红卫兵团、教工兵团、复课闹革命领导小组联合通知，公布了三结合名单：朱楚良、王保宏、张照根、王菱君、张胜和、陈敏庚、翟指南、付文忠、俞飞飞、张月祥、沈钧山和陈善勇（即候选人）。 下午，我到上海去买船票（湖州），时云勇也去，结果说只能买当天票，于是和时一起到南京路走了一趟。我们不能老是将自己关在先范围内，应当到社会上去，见见世面。特别是群众斗争的世面，这样能扩大眼界，增长知识，眼睛就看得远了，思路就广了。 问了张照根关于耿馨之问题，他说现有三个单位要搞（我校、戏剧学院、测量局），那次去说，耿到过冲绳岛搞敌特工作。我告诉他，我准备到湖州去；崂山中学最近发生的问题应当引以为鉴，革委会的成立并不是意味着阶级斗争结束。 1968年1月21日 阴 星期日 对我校革委会的成立（昨、明两天讨论，23日下午上报区委）。我产生以下三个问题：1，条件是否具备？我认为就以红卫兵团来说，组织上看是联合了，但是并没有落实，思想上更是有问题。2，革筹组是怎样成立的？它贯彻什么路线？3，革委会问题上必须克服派性。 我想对于沪东中学的目前问题和我班其他同志商量的，于是下午到顾和平家里去了一次，但她人不在，就到洋泾看了一转回来。革命同志之间互相了解。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希望他在之间能团结，能互相帮助。因而提出同志之间要交流思想，其他同志也需要了解我的思想。我想，斗掉私心敢造反，赤胆忠心为革命。既然如此，有什么东西见不得人呢？两年多来，我所想、所做、所言，基本上都如实地记载在我的日记本上，没有什么见不得太阳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后，我的言行和灵魂深处是光明磊落的，即使对自己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不管是否已经认识到的，也要敢于亮在群众面前，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帮助，并且在行动中努力改正。 1968年1月22日 阴 星期一 早晨，去买了两张下午到湖州去的船票，就到学校去看了一下。 广大师生对校革会的问题是十分关心的。今天校内同学格外多。在校门口三五成群地谈论着名单、人选问题。张照根和卓乃强争论了关于教师名单在学生中也应讨论问题后，我与张照根当众摆开了三个问题（见105页）。他认为第一个问题值得辩清，后两个问题是提的不对的。我认为这三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第二个问题即贯彻什么路线的问题，更为重要。敢不敢坚持群众路线问题，是要不要执行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走群众路线还是走上层路线，这是一个是否是革命路线的问题。路线问题是大问题，不能含糊。当然，在路线问题方面，有认识与立场问题的区别，有自觉与不自觉、敌我之间区分。这是必须正确处理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要运用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方式，发动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基础作斗争。敢不敢走群众路线，要不要发动群众，相信不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照不照毛主席指示办事，这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的最重要的标志。有些人，尽管口头上毛主席指示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行动上却以自己的感情代替政策，这种风气和习惯发展下去，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我向张照根提出在全校开辩论会。 结果在阅览室开了讨论会（实质是辩论会），会上由于王保宏辩论起来。我摊了自己的观点，王认为，我校“三结合”的条件具备。并且说过去（即去年八月）有人说权不在造反派（左派）手里，今天又说不成熟。言下之意是一贯的。这倒是一个事实。对于沪东中学的政权问题，我一直认为至今究竟在谁（什么阶级）手里，是一个问题。 长期以来（从去年1月份起），我们与王保宏等一些人在某些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分歧，看来往往是方法上的分歧，其实不然。我们之所以合不拢，主要是因为思想观点不同。究竟谁是谁非，我目前也无法最终肯定，因为实践并没有终结，自己也没有能力作出全面的分析。这是我应当努力研究的问题。 许多同学对红卫兵团代表时不满意的。陈金龙告诉我，沈钧山是陈善勇提名的，陈的“优点”是沈钧山写的，这不是十足的派性么？名单人员是陈善勇之流少数人专横一手搞出来的。经过激烈的斗争，在群众的压力下，决定七个人选（红卫兵团）全部作废，由各班产生在集中，再到群众中讨论。也就是说按毛主席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方法来产生革委会人员。 可笑的是官气十足的王保宏，在这时还拼命地“讨价还价”，说什么这名单不能全部作废，可以现在决定几个符合就保留下来，再说群众全部同意是不可能的等等。这真是弄得人们啼笑皆非。想不到会出现这种可笑的谬论。当我痛斥之为不相信群众时，他又一次出洋相地“重申”、表白了一番。 窦长四、付文忠、贾源成等也反对这种成立法。但他们的出发点各自不同。 会上的情况看来，大多数群众时支持或接近我们这一边的。从中可以引出教训：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他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革委会的问题决不是小事，必须充分注意。但我不能至少目前不能顾及和参加这方面的阶级斗争了。 我对俞飞飞等说，下一步就应当将红卫兵团的大权从陈善勇之流手里夺回来。这主要是应当从下到上全面整顿红卫兵组织。 按班级为单位从思想上、组织上全面落实。大联合的工作做得好坏，将直接影响革委会的成立。我们应当抓住这方面的工作。 付文忠等他们刷了“把陈善勇拉下马”、 “陈善勇从红卫兵团滚出来”等大幅标语。 回来的路上，碰到叶方澄老师，从他口中可听出对教师中的三结合名单也存在着意见。 斗争就是幸福。临离沪之前参加了这一场斗争，我是十分高兴的。当然矛盾的客观存在决定事物的发展，斗争总是不可避免的。 中午，林忠发来，我将自1966年3月至1967年12月初的七本日记本给他。对他说，上面记载了我的基本思想动态，从中你们可以了解我的情况。不是说互相不了解么？我认为没有必要向我的同学和战友隐瞒自己的思想。你看了之后，可以也让其他同学看看。我所以临走之前要将自己的日记交给他们，有两个原因：（一）交流思想，作斗私战线上的战友，以利互相了解，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今天带头主动两自己的思想，可以带动其他同志。为了革命，多少同志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我有什么理由拒绝群众和同志的帮助呢？（二），那七本日记记录了两年来我的基本思想、动态，也记录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经历。在当前我校的形势下，可以作他们斗争时的参考。 下午三点半，与建良一起坐船往湖州姑母家。 1968年1月23日 阴 星期二 一整夜在船上没有睡着。疲劳得很。一到姑母家（湖州解放路九弄十九号），就睡了半天。 下午和姑母邻居的小孩到湖州街上去看了一转，写了一封信给母亲。 1968年1月24日 阴 星期三 除了写一封信给顾和平等同学外，就没有事做了。于是看小书，打打扑克。 今天去理了发，到汽车站接三哥哥（国良），没有等到。 1968年1月25日 阴 星期四 上午一个人到湖州街上去逛了一转。湖州是一个小镇，这里的市容倒还较繁荣。 下午与平儿等一起到汽车站等三哥哥，没有等到。结果他们到晚上来了。（是乘船来的）。 没有看报，心里真是难熬，湖州地方小，连报也不大看得见。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总是和在去年一月份杀出来的同志中某些人有着分歧，尽管观点上好像没有多大的矛盾，但是在行动上往往格格不入。我经常在考虑着这个问题，为什么？是不是从派性的角度出发的？在革命方法问题上发生分歧，往往是从世界观方面出发的，是由立场决定的。因而不能忽视我们之间的分歧，这中间存在着阶级斗争。问题就在于究竟自己是站在什么立场上面而已。 1968年1月26日 阴 星期五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思想中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要确立一个人究竟属于什么阶级的，除了从他的阶级地位及其政治态度来看之外，是没有办法的，阶级地位是基础，它决定政治态度，但不等于政治态度。政治态度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是由阶级地位决定，但不同于阶级地位，它有能动作用。因此，看问题必须全面，对一个人作分析，就应当两方面都作科学的分析。任何偏向都是片面的。 上午帮姑母杀了两只鸡。 下午到新华书店去看了一次，买了一本毛主席论人民战争。 1968年1月27日 雪 星期六 今天下雪，并且有积雪。 马上就要到春节了。于是就将裤子等洗了。 到湖州只有五天，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心里老是惦记着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比上海在家修养时更气闷。在家离校近，还可以偷偷地跑到学校去，这里就不能了。 身体开始不好，老是咳嗽，并且要喘。 最近的报刊上经常发表一些打倒派性的文章。有些糊涂的同志，他们往往会犯生搬硬套的毛病。说到派性，就什么都是派性表现；说到路线斗争，什么都是路线斗争。其实，派性并不是在当前才产生的。它是客观存在的，在以前只是发作的条件（或本身怒明显）没有成熟。但是它往往在那时有可能的情况下也会发作的。因而，我们不能够单纯的、片面的将一切斗争都说成是“派性发作”或者路线斗争。用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办法、观点来对待阶级斗争，没有不犯错误的。 早晨起床时，我将15斤上海粮票给了姑母。听她说可以去调本地粮票的。 1968年1月28日 阴 星期六 天和我的心情一样，老是满脸愁容。俗话说：“出门一里，不是屋里”，离开了火热的斗争战场（在家虽然不能参加学校的斗争，但还能偷偷溜到校里，这里却什么都不能。）真有说不出的苦闷味儿。 尽管整天除了帮姑母、三哥哥烧饭之外，就是打扑克之类但是并不比参加战斗有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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