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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4-08 00:05:38 点击： 次 来源：旗帜中流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旗帜网讲座6】清明怀念毛主席 2019年4月6日晚八点整，毛泽东旗帜网交流讲座在旗帜群开讲。主讲老师由毛泽东旗帜网站长时迈同志担任，本次讲座的题目是“清明怀念毛主席”，共有四位同志发言。人民之声网特发出此讲座的文字稿，以供大家学习交流。 清明怀念毛主席（一） 我们今天的左派、毛派，怎样表明自己是左派、毛派？必须贯彻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号召，从行为入手，证明自己是左派、毛派。从自己的行为入手，争当毛主席的好学生 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 黄云飙 然而，目前的左派队伍里，包括在网络上、微信群里，有些人徒有口舌之功，抓住一个问题就与别人辩论、纠缠，以为这样就可以表现出自己的“左”，表现出自己是毛派，表现出自己比别人更懂得马列毛主义。毛主席曾经说：“我们一些同志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而是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许多同志。” 因此，要真正做毛主席的学生，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左派、毛派，必须从行为开始。什么行为呢？比如，抓住一切机会，结合现实，到处宣传马列毛主义。再比如，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一些同志，开展群众性的纪念活动，纪念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谁对自己当地的纪念活动出力最多、付出精力最大，谁就是真毛派。又比如，按照毛主席说的：“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我友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也就是说，去做社会调查，并写出详细、认真的调查报告，用事实来揭露当今的社会丑恶现象、为底层老百姓呐喊，并结合这些事实来宣传马列毛主义。 “实事求是”是毛主席倡导的科学思想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精辟概括。现在的修正主义走资派硬说他们继承了毛主席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其实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毛主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对照一下“改开”以来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走资派实行的是“白猫、黑猫论”、“摸石头过河论”，都是停留在事物表面，就下结论的，他们根本不去探求，不去寻找规律性。因此，他们与毛主席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背道而驰的。如果真正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开”四十年来，老百姓关心的很多问题、社会上出现的很多现象，都应该认真研究一番，并从事情表面深入到“中国未来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大问题。很明显，如果真的坚持“实事求是”，走资派那一套就破产了，因此走资派拼命叫嚣对他们的理论要“自信”。 我们左派、毛派，决不能像走资派那样，口头上坚持毛主席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行动上却反其道而行之。在清明纪念毛主席之际，我们要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引起大家的重视和思考，甚至掀起一场相关的讨论，那就是：到底怎样识别一个人是不是左派、毛派？作一名左派、毛派，从哪里入手、从哪里做起？要不要弘扬和坚持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思想路线？ 我们强调从行为入手，并不是说不要学习马列毛主义理论。对于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当然要认真学习。但是，要结合实际学习，而不是空谈、空说、空议论。在学习过程中，同志之间、网友之间开展必要的讨论，是应该的。如果发生不同看法，进行适当的辩论，也是可以的。但是，辩论应当具体、务实，而不能变成咬文嚼字，更不能意气用事。要避免不必要的抬杠、纠缠，归根到底，还是要端正态度，对马列毛主义的理论，首先要心存一份敬畏，而不能摆出“自己很懂”的架势；其次要结合当下的社会现实，进行思考和分析，才能弄清楚一些可能令我们困惑的理论问题。 马列毛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要学习马列毛主义，也必须在实践中学、在实践中悟。比如，你只有深入社会，调查出社会上资本主义造成的种种危害，调查出雇佣劳动制度下底层人民的种种苦难，才能更深一步懂得，马克思为什么说资本的自由妨碍了人的自由，毛主席为什么说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再比如，你认真研究了当今国际上的各种贸易冲突，才能真正懂得列宁为什么说经济、政治不平衡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根本规律。反过来说，如果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都是高度互补、相互平衡了，那还会有贸易冲突吗？ 另外，我们作为左派、毛派，必须磨练自身的革命精神，才能支撑着我们去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而我们自己的这种精神，靠什么来磨练？又靠什么表现出来？我们说，决不靠嘴皮子，而是靠行为。就如前文所说，你能否抓住一切机会宣传马列毛主义？你在当地的群众性纪念活动中，出力多不多？你能否甘心坐几年冷板凳，深入社会、弄出一份有分量的调查报告？ 1956年，毛主席在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谈到1949年刚刚解放，那时候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毛主席说：“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又提到解放战争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有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毛主席说：“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然后，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即是说，是由具体的行为出来的。 清明怀念毛主席（二） 毛主席逝世15年之后的1991年，苏联解体了、苏共倒台了。苏联解体、苏共倒台，尽管主要是苏共高层蛀虫直接导致的“来自上层的革命”，但是当时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人民群众，确实非常厌恶当权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修正主义官僚分子，严重脱离群众、侵吞国家财富、不关心人民痛痒，群众对他们非常厌恶。因此，很多资产阶级媒体都借着群众对修正主义的不满，把脏水泼到苏联共产党头上、泼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身上；更具体地，把脏水泼到所谓“斯大林模式”身上。这些资产阶级媒体的目的，是要搅混水，他们要达到的是这一种效果，好像人民群众厌恶、痛恨的，不是变修了的共产党，而是所有共产党；好像人民群众厌恶、痛恨的，不是变了颜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痛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过，这种“搅混水”式的宣传、鼓噪，有时候也奏效，因为苏联的人民群众有时候也确实弄不清楚，把一些事情搞混淆了。“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 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 玉 蝶 中国的人民就不一样，当苏联解体时，中国人心里仍记忆犹新的是，毛主席当年为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顶住了巨大的压力，直至毛主席逝世，仍然坚持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正因为如此，中国有一些老干部，原先对毛主席“反修防修”理论不理解、甚至有抵触，看到苏联解体之后，一下子转变了，转而理解毛主席、拥护毛主席了。这全因为毛主席当年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给了全中国人民一个“安民告示”，因此广大中国人民面对苏联解体，就不那么意外了。 目前的中国社会，跟当时的苏联不一样的地方，是尚未“改旗易帜”，但“党变修、国变色”已是“完成时”了。广大中国人民对当下的一些官员、对当今的社会现象，也有很多看法、牢骚，直至控诉。一些资产阶级媒体又来一个“照方抓药”，大肆鼓噪“共产党如何如何”，把变了修的共产党同毛主席那时候的共产党混为一谈，似乎广大群众不认同的，不是变修了的共产党，而是整个共产党。资产阶级媒体的这种伎俩，在中国，对于上了一些年纪的人，不太奏效，因为毛主席当年发表过“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开展过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给中国人民留下过“安民告示”。 资产阶级媒体的上述伎俩，有时候在年轻人当中会有一些效果，因为年轻人不了解历史，容易把事情搞混淆了，难免上当。年轻人思想活跃、接触面广，受学校教育、受社会宣传媒体的影响比较多，而中国的家长们，有时候在政治问题、历史问题上，往往忽视对孩子进行教育、宣传。 资产阶级媒体的上述伎俩之所以在一些年轻人身上奏效，还因为当权的修正主义走资派总是往毛主席时代的真共产党身上靠，硬说自己跟毛主席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走资派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为自己找到立足的合法性。但是，他们这样做却起到了一个副作用，就是年轻人会把自己对当下社会的很多看法、牢骚，也一并算到毛主席以及整个共产党身上，糊里糊涂地认为，反正前后都是一回事。当然，修正主义当权派还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媒体宣传，说毛主席晚年的“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理论属于毛主席的“晚年错误”，以示他们与毛主席略有区别。但是在年轻人看来，这种区别并不明显，因为走资派所谓“毛主席晚年错误”的宣传、说教一般来说比较简单，没有详细地说明这个“晚年错误”究竟错在哪里。走资派在教育和宣传中不愿意做详细解释，因为越解释，他们越容易“穿帮”。因此，他们的宣传很简单，基本等于划出了一个思想禁区，只允许下一代接受几个简单的结论。另外，一些知识界的反动分子顺着修正主义当权派的“晚年错误”说教，又在一些正式、非正式媒体上杜撰了一些丑化毛泽东时代、歪曲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而这些宣传表面上跟走资派的“晚年错误”说教没有明显冲突，因而往往得到走资派的默许。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造成我们中国的年轻人不容易分辨是非，容易上资产阶级的当。 我们当然要反击资产阶级媒体这种“搅混水”式的宣传，我们当然也要回击知识界一些反动分子丑化毛泽东时代、歪曲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但是，在这种反击和回击过程中，左派当中的“保救分子”却打着“捍卫共产党”的名义，前后不分、囫囵吞枣，无形中也捍卫了走资派。这是近些年来我们的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需要我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 因此，今天的左派、毛派，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毛主席当年的“安民告示”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传递给年轻人，让年轻人结合自身的社会经历、社会体验，去判断毛主席说得对不对，而不要由修正主义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公知”去代替年轻人思考。当然，我们把毛主席的“反修防修”理论告诉年轻人，不一定意味着他们马上会觉悟起来、甚至马上起而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去改造社会。我们的意思是，只要我们的下一代领会了毛主席的“安民告示”，当历史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中国的下一代在选择自己的道路时，会少走很多弯路。 当然，我们决不是说后代人可以把毛主席的理论拿过来生搬硬套，然后完事大吉。这样做，不符合毛主席历来倡导的作风。今后中国人当中的先进分子，需要把马列毛主义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去开拓、去创造，才能有所成就。 毛主席对于身后的事情，从来是坦然面对、相信人民的，同时也充分估计到了可能出现的两种局面。 1965年1月，毛主席与美国朋友斯诺谈话时，斯诺询问今后中国的下一代会怎么样。毛主席回答道：“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 1975年12月31日，毛主席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尽管这时毛主席年事已高、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他的谈话仍然给这两位年轻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那一天他关于“斗争”的谈话。毛主席说：“除了斗争是肯定的之外，其他都是不肯定的。” 同时，毛主席自始至终是充满信心的。 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之后的毛主席到达南昌，欣然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1976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毛主席重要指示》。毛主席在这篇《指示》中指出：“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清明怀念毛主席（三） 1976年9月9日，是令全中国人民伤心的日子。在那一天，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离开了我们。从那一天到现在，已经整整43个年头了。43年来，中国人民无时无刻不缅怀着毛主席，无时无刻不怀念着火红的毛泽东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各地群众自发地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掀起了“毛泽东热”。记住毛主席当年的希望…… 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 红 烈 前几年，互联网上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幅画和一个帖子。这幅画，画的是人们通过基因复制技术，复活了50岁的毛主席，画面设想出毛主席归来的场景。画面上毛主席身上的那股气势，似乎在告诉当今的中国人，他将重整河山。而相应的帖子则设想出毛主席复活后，国内外反动派纷纷自动投降，美国总统奥巴马立刻宣布停止对台湾军售，军事力量撤出西太平洋；日本首相立即炸毁靖国神社，承认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并进行战争赔偿；中国贪官纷纷认罪，主动上缴若干万亿赃款，等等。总之，当今中国面临的所有难题几乎都自动解决了。诚然，网友们这样的设想太过天真，但它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和愿望…… 毛主席晚年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多岁了吧。两千多岁的人，也坐在颐年堂开会，那世界该成什么样子了？！”是的，让毛主席复活，那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是后辈人继承毛主席遗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实践毛泽东思想，把毛主席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 1964年7月，毛主席在修改《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时写道：“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主席还指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当然，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不是那么简单、那么随情径直的事情，其中可能出现各种不确定性。1966年6月，毛主席在同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谈话时就说过：“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晓得，要有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光看现在都喊万岁。” 现在很多人认为，毛主席一生从事的惊天动地的伟业，在他逝世后被现代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葬送了，没有继承下来，是因为毛主席晚年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其实，从历史的大视角来看，谁能接毛主席的班，不在于谁来接任共产党的主席、国家主席这个职务。接任一个主席职务，不能说就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像毛主席这么伟大的历史巨人，真正接毛主席班的人，恐怕是要在新的时代能够带领人民开拓革命新天地的人。也就是说，是新时代的毛泽东。 在当今的左派知识分子队伍里，想当“新时代毛泽东”的人，恐怕并不缺乏。但是，真正合格的，看来不多。那么，怎样才能真正继承毛主席遗志、成为毛主席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呢？在清明怀念毛主席之际，我们郑重提出这一问题，请一切热爱毛主席、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立志改造社会的人们，认真思考。 毛主席对今天的左派、毛派以及今天的年轻一代最殷切的希望，恐怕就是他晚年提出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8月至11月，毛主席先后8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达1100多万人。据戚本禹同志回忆，当时毛主席每一次外出接见红卫兵，都很辛苦，一天要站上八九个小时。别人劝主席注意身体，别太累了，毛主席回答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儿，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有的同志说，毛主席的“反修防修”理论只是提出了问题，警告我们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主要危险在执政的共产党内。但是，毛主席并没有给出有效的办法，没有真正遏制尔后出现的资本主义复辟，所以历史才走到了今天。我们说，指望毛主席给出一个现成的办法，我们照着毛主席的办法就可以高枕无忧，这是一种懒汉思想。毛主席生活的年代，苏联才经历了四五十年时间的探索和建设，中国的新社会更如襁褓之中的婴儿，毛主席在那时候就看出了苏联的问题、看出了我们中国党内存在的问题，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现在某些“事后诸葛亮”，也打着“左派”旗号，经常“发现新大陆”，他们说当年如果这样、这样，或者那样、那样，就好了！似乎，当年如果毛主席让他当接班人，今天就不至于资本主义复辟了。这些人简直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些人应该把眼光放到今天。面对今天的问题，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 当今中国，不仅各地区、各阶层群众的思想状况复杂、利益诉求参差，而且左派队伍也是复杂的。本来，从1993年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至21世纪之初，随着各地“三农”问题、工人下岗问题、腐败问题、强拆问题、两极分化问题的愈演愈烈，各地群众自发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毛泽东热”，一支缅怀毛主席、怀念毛泽东时代、批判修正主义观点、揭露资本主义现实的左派队伍应运而生，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今的左派队伍里，对走资派的政治幻想曾经甚嚣尘上，对毛主席的溢美之词也曾风行一时，却鲜有对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认真的学习、研究，更不去联系实际、贯彻运用，这与毛主席当年批评过的某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列主义当作古董拿在手里、嘴里连称“好箭”却束之高阁，有什么区别？这与当今走资派蓄意把毛主席架空为“历史人物”和无害的神像，又有什么区别？凭借目前左派队伍的水平，仅仅足以识别茅于轼、袁腾飞那种明目张胆的反毛罪行，而对于有人把毛主席歪曲为民族利己主义者、甚至“改革开放”的奠基者，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狭窄化，左派队伍则毫无察觉，甚至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当今左派中还有的人，对走资派抱有政治幻想，企图“保”、“救”，在具体斗争上又不懂驾驭斗争全局，而是鼓动青年人去盲目冒险。所有这些，都是当今左派队伍的现实。 我们提及目前左派队伍中的种种问题，不是要诋毁当今左派中的哪些人，也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激励大家潜心思索、急起直追。毛主席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毛主席当年发动的文革，按照毛主席自己的说法，只是一场演习。当年的文革，是在党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揭发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黑暗面，打垮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些“保救派”根据当年文革的模式，也杜撰出今天党内高层“健康力量”和与“走资派”相对立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幻想在“健康力量”和“走社派”领导下，来一个“二次文革”。不过，毛主席当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决不是希望后继者在所谓“健康力量”领导下搞什么照猫画虎的“二次文革”，决不希望我们对他老人家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来一个生搬硬套。 毛主席当年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问题。毛主席寄希望于后代人的，恐怕是让后代人像他老人家当年那样，结合今天的社会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列毛主义，从而独立地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如果今天的青年人，能有一大批人像毛主席当年那样认真调查研究，像毛主席那样勇于探索、勤于实践，又像毛主席那样善于总结经验，并把实践经验与马列毛主义的理论融会贯通。那样的话，将实现毛主席1966年的希望——有更多的孩子知道毛主席、懂得毛主席，记得毛主席对他们的期望，进而继承毛主席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重新推向高潮。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模一样的简单重复。从来的历史，都要靠新的一代去创造！ 清明怀念毛主席（四）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象征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彻底倒台。毛主席欣然命笔，作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诗中写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首诗，充分表现了毛主席在革命胜利之际的豪情，也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世界上、历史上，任何有生命力的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滚滚向前的，从来不给旧的、腐朽的势力留下任何余地和情面。“最早笑人的人是不妙的” 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 紫 耘 毛主席生前非常喜欢《资治通鉴》这部历史著作。1954年冬，他曾对历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皆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资治通鉴》全书侧重叙述政治军事，而对经济文化方面关注比较少，毛主席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代，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确实，政治斗争历来是你死我活的，军事斗争更是“兵不厌诈，百战百胜”。所谓“相砍”，就是相互斗争、相互征服。正如毛主席1964年在《贺新郎·读史》这首词里写道的：“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要打倒腐朽的、黑暗的、反动的势力，历来靠的是实力；如果没有实力，尽管真理在你手里，你也要暂时忍受孤立、压迫，也会遭受困难和挫折。 毛主席虽像古今所有的政治家、军事家一样，一贯注重积累力量、注重牢牢掌握领导权，但是他从不迷信权力，也从不迷信实力，因为毛主席相信一个真理，即“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成语，出自《孟子·公孙丑下》第一章。在毛主席的著作中，使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成语，至少有两次。 一次是1938年，毛主席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指出：“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的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在其国际形势之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另一次是1970年5月20日，为了声援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发表了庄严的“五二○声明”，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声明中说：“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孟子所讲的“道”，即“王道”。孟子认为，要在战争中获胜，就在于赢得人心；要赢得人心，就在于“得道”，即实行王道。而毛主席将“道”的内涵予以升华，将“道”提升为“正义”、“进步”的含义。就是说，弱小而进步的社会力量，只要坚持正义，就会得到多方面的同情、声援、支持和帮助，最终战胜暂时强大却腐朽的社会力量。反之，违背正义的反动势力，尽管强大于一时，却因其手中没有真理、逐渐脱离群众，终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当然，之所以强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恰恰因为“得道”者往往在斗争中暂时失利、暂时孤立。正因为如此，“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才成为一种信念、一种精神资源。也就是说，在一个具体的斗争阶段，“得道”未必立刻就“多助”，而“失道”者由于一时的强大，或者善于欺骗，也未必立刻就陷入“寡助”。 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毛主席历来反复强调：“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主席一生，既曾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也曾遭遇过多次磨难、挫折，甚至失败。1966年7月，也就是毛主席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望最高之际，毛主席却在一封信中写出了一系列冷静的思考：“……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毛主席逝世后，党内高层果然发生了重大变化。毛主席逝世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所有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历史和现实，毋庸赘述。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彻底否定”、不能因为毛泽东思想被“边缘化”，就认为毛泽东思想不是真理、就认为人民的力量再也凝聚不起来了。须知，修正主义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力量，即使强大一时，也是终究会走向腐朽、没落的，他们虽然现在称王称霸，但是他们不可能笑到最后。 我们知道，新中国从成立之初，就处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事、经济封锁之下。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集团开始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由于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了一系列批评，从1959年底开始，赫鲁晓夫集团煽动一些兄弟党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组织了反华大围攻。1960年7月，我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发回《情况报告》，反映当时捷方一些同志在与我方人员接触时，谈话中使我们感到他们在暗示说：中国在“破坏国际共运团结”。这些情况表明，捷方在其党内传达国际共运一系列争论的过程中，对我方作了各种歪曲甚至污蔑，同时又以“闹不团结”的大帽子对我方进行丑化。《情况报告》举例说，捷克布尔诺军事学院三名学生党员曾向我方在该院学习的留学生说：“在捷共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右倾机会主义指南斯拉夫，‘左’倾机会主义就是指你们中国。”中国留学生当即回答说：“我看结论下早了一点，还要让历史来证明谁对谁错。”毛主席看了这个《情况报告》后，批示道：“结论下早了。最早笑人的人是不妙的。我们的方针是：不怕孤立，后发制人。”（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卷）正如毛主席所预料的那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当时追随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对当时国际共运中所争论的重大问题丝毫没有觉悟。正因为如此，捷克斯洛伐克最终走上推行私有化、国家解体的道路。1989年开始，捷政府实行激进的私有化经济改革，全面放开物价。改革造成斯洛伐克地区的经济走向崩溃，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1992年，捷克和斯洛伐克被迫分为两个国家。这时再回过头来看1960年捷共一些领导人的政治态度，真可谓“最早笑人的人是不妙的”。 了解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要论同敌人斗智斗勇，恐怕谁也比不过毛主席，但毛主席对革命队伍内部、即使对待犯错误的人，始终恪守“治病救人”的原则，他与别人从来只有“主义之争”，在人民内部从来只搞“阳谋”。这就是毛泽东，这就是伟人。可是，党内某些人却不是这样。他们为了争夺权力、为了拼凑实力，为了使自己的思想、意志得到贯彻，就把用来对付敌人的“声东击西”、“兵不厌诈”那一套也用来对付同志。就拿邓小平举例来说，从文革一开始，毛主席对邓既有批评、又有分析，从未彻底否定，历来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希望他改正错误。但是，邓小平却阳奉阴违，毛主席在世时表示“永不翻案”，毛主席病重时便迫不及待、搞右倾翻案风。邓小平把对待敌人的“兵不厌诈”那一套拿来应付毛主席，他能有好下场吗？结果，被毛主席及时识破。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彻底否定”了“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为了在广大人民面前蒙混过关，即使在否定毛主席的时候，邓小平又假惺惺地声称“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要继续挂下去”，还煞有介事地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真是“说一套，做一套”、“声东击西”。从毛主席生前对邓小平一再挽救、一再留有余地的做法，再看邓小平对毛主席“前后不一，言行相悖”的嘴脸，以及他在否定毛主席时又自诩“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实则把毛泽东思想架空的伎俩，就不难看出什么是伟人、什么是小人。 对于某些人对政治斗争不分阶级性，片面地认为搞政治一概是勾心斗角，毛主席早就有针对性地指出：“《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1976年春天，当时已经展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但是还没有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只在中央层面召开党内生活会，对邓小平进行批判。这一年清明节，一些所谓的“红二代”（即部分高干子女）趁着有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机会，混在人群里张贴大字报，发泄不满、替邓小平鸣冤。当多数群众离开天安门广场之后，这些高干子女开始了打砸抢烧行为，放火烧了广场旁边一座驻军营房。这些高干子女，1966年时打着“拥护毛主席”、“拥护文革”的旗号，组织了“西纠”和“联动”，进行打砸抢、私自抓人，目的是破坏文革。1976年时，他们又故伎重演，看到群众悼念刚刚去世的周总理，他们也打着“悼念周总理”的旗号，实际上是替邓小平发泄不满。毛主席果断将此次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并以此为契机，公开发布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毛主席逝世后，重新上台的走资派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进行了所谓“平反”，硬说他们当年的行为是“革命行动”。紧接着，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揭批查运动”中，又为在文革中被定为反革命组织的“联动”进行了“平反”。然后，这些高干子女有的进入政界当官，更多的则下海经商。他们的“经商”，其实就是用投机倒把的方法套取和侵吞国有资产，很多人因此而发了横财，去年被查的吴晓晖及其所在的“安邦”、特别是“安邦”的后台老板，就是其中一例，尽管仅仅是冰山一角。这些坏家伙，尽管不代表所有高干子女，而仅仅是一小撮走资派的子女，但是他们造成的影响极坏、民愤极大。 前几年，宋彬彬、陈小鲁等所谓的“红二代”又在舆论界掀起了一场所谓的“道歉”闹剧，声称他们要为他们在文革中打人、抓人的行为“道歉”。他们的本来目的，是想借此抹黑文革、抹黑毛主席。不曾想，这反而暴露了他们当年非法打人、抓人的暴行。网上的很多“80后”、“90后”网友这才知道，原来所谓的“文革打砸抢”是他们这些“红二代”干的。这些“红二代”们弄巧成拙，真可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也正应验了毛主席1960年批示中的那句话：“结论下早了。最早笑人的人是不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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