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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7-04 16:29:14 点击： 次 来源： 作者： - 小 + 大
| 【旗帜网讲座8】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思想，使之成为我们手里的尖锐武器——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巨大意义 2019年6月22日晚八点整，毛泽东旗帜网交流讲座在旗帜群开讲。主讲老师由毛泽东旗帜网站长时迈同志担任，本次讲座的题目是“ 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思想，使之成为我们手里的尖锐武器——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巨大意义”。人民之声网特发出此讲座的文字稿，以供大家学习交流。 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思想，使之成为我们手里的尖锐武器 一——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巨大意义 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 玉 牒 1955年3月31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毛主席作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仅写下了一系列哲学著作，灵活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而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运用到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当中，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斗争中，为我们树立了“学马列、用马列”的光辉典范。 当今的中国，有哪些重要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我们怎样分析这些表面现象、从而抓住其本质？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其所处经济地位如何？其普遍的思想认识水平、阶级觉悟程度如何？其经济地位与其思想觉悟两者之间，又经过哪些重要社会问题在不断相互作用着？ 当今中国社会包含着哪些矛盾？其中主要矛盾及其主要的矛盾方面又是什么？这些矛盾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将向着怎样的方向发展？中国社会这个复杂矛盾体，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又有哪些联系？内外之间又是怎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我们要像毛主席当年那样，立志改造中国，就必须对中国社会这个客观存在进行解剖，了解其中的矛盾结构和运动、发展状况，使我们自己的主观认识适合于客观的存在，使我们从认识的必然王国飞跃至认识的自由王国。不然的话，我们就如同“盲人摸象”，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二 《实践论》，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是毛主席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代表作。这篇著作写成于1937年7月，最早是毛主席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授课时编写的哲学讲义的一部分。 我们在这里回顾一下《实践论》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并结合现实问题，运用这些重要观点来谈一下我们的认识，也许会有所裨益。这种方法，也是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好方法，也是对毛主席的最好纪念。 《实践论》中阐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我们知道，正确的认识只能来源于实践，脱离了实践，是不可能成功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然而，我们今天的一些“左派”、“毛派”，他们不去对中国的现状作认真的调查研究，而是急于为左派队伍寻找方向，凭空提出一些口号、方针、纲领，他们急于总结以往革命运动受挫的经验教训、急于为今后的群众运动提供行动指南，凭空杜撰出一些新的“理论”。然而，他们却忘记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讲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还指出：“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 《实践论》首先阐述了什么是感性认识、什么是理性认识，以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的关系，同时作了举例说明。例如，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有其感性认识阶段，那时候主要是各种自发斗争，无产阶级群众还处于“自在”的状态；后来不断积累经验，产生了革命的理论、了解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无产阶级就逐步成长为“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当代的中国资本主义，也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是由初步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复辟、倒退而来的。这样的资本主义，有着与一般的资本主义不同的“特色”，例如它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例如它是有一个逐步暴露过程的，因此现阶段人民群众针对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斗争，仍然停留在自发的“维权”阶段，中国的无产阶级面对新出现的当代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自在”的状态。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社会实践的推进，感性认识必将发展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也必将回到亿万人民觉悟起来、改天换地的社会实践，从而产生巨大的革命力量。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和“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的过程。这个过程，必将是反复的、曲折的。正如毛主席所说：“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 但是，这个反复、曲折的认识过程，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不是神秘莫测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基于能动的唯物论基础之上的。因此，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简称“二去二由”）是毛主席留给我们的重要思想武器。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思想武器呢？因为客观世界是复杂的，因为敌人是伪装的，搞资本主义的走资派，可以号称“社会主义”；背叛毛主席的人，可以自称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自称“左派”、“毛派”的人，也可以贩卖什么“社改派”、“健康力量”、“保救”等观点。我们听到一个人说一句攻击毛主席的混账话，往往义愤填膺；而我们听到一个人说一句恭维毛主席的话，或者引用一句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也不能不加分析地认为他就是“拥毛”的，而必须经过“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功夫，分析这个人的全部言论和全部表现。 在《实践论》之前，毛主席曾于1930年5月写下《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同样是在探索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关系，其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而且，该文明确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指出：“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同时强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可以看作《实践论》的先行铺垫，其中关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极其重要的观点，它和“二去二由”一样，同样是毛主席留给我们的重要思想武器。 改革开放以来，“调查研究”不再时髦，流行的是“跟着感觉走”、“摸石头过河”。邓小平“摸论”，不仅误导了几十年来中国的发展方向，也悄悄地影响着当今的左派队伍。目前的左派队伍里，很少有人潜心于对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作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要么抓住个别丑恶现象，口诛笔伐；要么不作深入调查研究，就企图搞“理论创新”。正因为左派队伍缺乏这种认真调查研究的氛围，钻进左派队伍里的某些“大师”就可以凭空杜撰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高层健康力量”等等货色，有时候还真能忽悠群众于一时。 著名左派学者迎春同志曾于2013年发表《摒弃肤浅，开展调查研究》一文中指出：“近些年来在左派队伍中也少有调查研究的呼声。现在必须呼吁重新学习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文章，认真搞调查研究，彻底摆脱‘摸论’、‘猫论’等主观主义学风的影响，重新回到毛泽东指引的调查研究的道路上来。” 1963年5月，毛主席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时写下过这样的批语：“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在这个批语中，毛主席还指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1964年8月24日，毛主席和周培源、于光远就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谈话时说：“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 毛主席1963年的这个批语和1964年的谈话，可以说是《实践论》的进一步发挥，而“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则成为推动广大干部、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响亮号角。 三 《矛盾论》是毛主席阐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的一篇力作，同样是1937年7月至8月在“抗大”授课时编写的哲学讲义的一部分。该篇首先阐述了“两种宇宙观”，一种是形而上学，即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另一种是辩证法，即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着手，去认识事物的性质、分析事物的运动和发展。 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去分析现实面临的形势，毛主席为我们树立过光辉的榜样。土地革命时期，他用矛盾分析方法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局势，在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党内通信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是一个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被多个帝国主义共同瓜分，经过一次大革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正在进行局部的土地革命。因为有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人民是有一定革命觉悟的；因为是被多个帝国主义共同瓜分，各路军阀分别充当各个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因此革命可以在敌人的夹缝里生存；因为当时中国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当时的红色武装割据是具备生存条件的，暂时的革命低潮不应当影响我们的信心。 抗日战争时期，他又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得出了如下结论：就日本方面来看，其经济、军事、政治组织力量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非正义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对它不利；中国反之，军力、经济政治的组织力是弱的，但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撑持久战，世界上多数国家援助中国，因此，中国是必胜的，但是抗日战争将是持久的。 当今的中国，同样是一个复杂矛盾系统，其中有哪些矛盾？它们之间怎样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我们怎样从中把握左派和毛派应有的政策、策略？今天的左派，对这些问题，有过认真的研究吗？恐怕很少。正因为如此，目前的左派要么陷入对社会丑恶现象简单的谴责、声讨，要么痴迷于对当权派的政治幻想，幻想当权者中出现“走社派”、“健康力量”。 用矛盾分析方法看问题，毛主席又形象地把这种方法概括为“一分为二”、“两点论”、“两分法”。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全国人民都希望实现国内和平、不再打仗，也有一部分人对国民党、蒋介石抱有幻想。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提出“争取最好，立足最坏”的方针，一方面提出与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的条件，那就是废除国民党一党专制，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实际上，国民党反动派是绝对不会接受这个条件的，但是为了戳穿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面具，提出联合政府的条件，既有利于争取大多数群众、陷国民党反动派于被动，又不丧失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另一方面，也要估计到反民主、反人民的顽固派可能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可能孤注一掷、阴谋发动内战。我们主观上越是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客观上才越有可能推动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为了有效地阻止内战发生，我们更要向全国人民阐明内战的危险。这样，就形成了一套“一分为二”的“两点论”思想方法，形成了一种主观与客观的辩证法。这种思想方法，既照顾了一部分群众和民主人士要求和平、不愿意再打仗的思想认识水平，同时也点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可能性，同时又不强加于人。 现在，钻进左派队伍里的一些人，强行向我们推行“保”的观点，并将不同意其“保”的观点的同志，说成是要“另起炉灶，推墙拆庙”。我们暂且不说兜售“保”的观点是如何脱离当今中国的社会实际，单从思想方法上来讲，这种强加于人的方法就是明显的形而上学，似乎你只能“保”，不同意“保”就是要“另起”、要“推拆”；似乎是“保”、是“推”完全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意志。其实，这些“毛派”大师们恰恰回避了毛主席为我们留下的关于“争取最好，立足最坏”的辩证思想方法。 四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还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任何复杂的事物都由许多矛盾组成，其中必有主要矛盾。现实社会更是复杂的事物，把握其中的主要矛盾，对于我们是十分重要的。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一般来说，当着帝国主义大举进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被侵略国家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候帝国主义和被侵略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国内阶级矛盾则暂时降至次要地位。 然而，“当着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往往采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图维持其统治：或者分化革命阵线的内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为一家、人民大众为另一家，阶级矛盾就成为主要矛盾了。 不同的时期，客观形势可能发生质的变化。但是，在一个时期内，只能有一个主要矛盾，这是确定无疑的。然而，有这么一位“左派大师”，他不愿意承认目前的阶级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他总是想方设法地论证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当着别人批评他的时候，他又抛出所谓“双主要矛盾说”，鼓吹目前中国社会有两个主要矛盾，这是明显违背矛盾分析法则的。 《矛盾论》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阐述了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之间、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之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促进了矛盾的运动和转化，推动了事物的发展。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毛主席特别指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而且，矛盾在不平衡状态下的运动和转化，又往往分为量变和质变两种状态，量变往往是积累矛盾的过程，质变则是解决矛盾的过程。毛主席的这一系列教导，对于缺乏斗争经验的毛派青年，或者对于一些犯有急性病的同志，学会分析具体情况、灵活把握策略，具有很强的启示作用。 我们今天的一些毛派青年，他们虽然有着宝贵的革命热情，却对客观情况不去认真了解、对敌我力量缺乏分析，仅凭一腔热情，就去同强大的黑暗势力硬碰硬，这种做法，就是不懂得对客观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不懂得利用矛盾的不平衡性去制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共产党人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斗争变化发展的能力。”要克服盲动主义、具备驾驭整个斗争变化发展的能力，就必须学会观察、分析客观矛盾，捕捉客观矛盾的不平衡性，从中找出革命斗争的突破口和发展空间。 把握矛盾的不平衡及其运动、转化，毛主席曾经把这一方法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在他看来，好事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变成坏事，坏事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变成好事；弱小的革命力量可以在一定努力之下逐渐壮大起来，强大的反动力量也可能逐渐瓦解、倒塌。这些思想，不是自我安慰，而是基于对客观事物的冷静分析，使得处于革命低潮、处于困难之中的革命群众，能够获得无限的精神力量。 当然，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同时强调：“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他进一步论述道：“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 这也就是说，矛盾的运动和转化，必须以现实为依据，必须具备转化的现实条件，否则就不会转化，或者就成了神话当中虚构的故事。一些“左派大师”杜撰的什么“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高层健康力量”，还有什么“党内高层健康力量”与人民群众的体制外力量“内外结合”，这些都是缺乏实际依据的虚构。再说，即使党内存在一些“健康力量”（例如“大师”指出的党内一些坚持批判修正主义的离退休老同志），在目前也不具备转化的条件，因此暂不足以作为政治战略拿出来讨论。 五 我们今天，首先要按照毛主席在《实践论》和《反对本本主义》之中的要求，把握认识规律，努力调查研究，力避主观主义，才能谈得上运用“一分为二”的“两分法”去深入剖析现实社会，从现象深入本质，从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 矛盾分析方法，需要我们能动地去把握。如果我们不去积极调查研究，不去获取大量第一手感性资料，然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来一番加工，从整体上去把握事实，那么我们就无法运用矛盾法则去很好地分析和把握现实社会问题。 毛主席1941年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论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我们的老爷（指当时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引者注）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胡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毛主席1963年5月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时写的批语中还指出：“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 哲学并不神秘，每个人都可以学到手。只要我们怀着一颗谦虚谨慎的心，只要我们踏下心来认真调查研究，就能够达到毛主席提出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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