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网讲座9】—《大众哲学》的现实启示微信讲座（一）

【旗帜网讲座9】—《大众哲学》的现实启示微信讲座（一）

2019年7月6日晚上八点毛泽东旗帜网举办了讲座。讲座的题目是：胡桃真的有肉吗--艾思奇《大众哲学》的现实启示（一）。由毛泽东旗帜网站长时迈老师主讲。人民之声网特发出此讲座的文字稿，以供大家学习交流。

胡桃真的有肉吗？

—《大众哲学》的现实启示微信讲座（一）

我国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1910—1966）的哲学名著《大众哲学》，以简洁晓畅的语言和文笔、浅显的事例，娓娓道来，对什么是哲学、唯心论、二元论和唯物论，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以及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范畴等，逐一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阐明，其写作方法新颖、内容通俗易懂，开通俗哲学写作之一代新风，自1934年问世以来，一版再版，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可以说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至今仍有其理论和现实的价值。

1941年，毛主席托人给在苏联学习的两个儿子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籍，《大众哲学》就是其中一本。毛主席自己也酷爱并称赞《大众哲学》这本书，解放后每次出京携带的书籍当中，《大众哲学》往往赫然在目。而且，毛主席与艾思奇从延安时期开始，就结下了终生不了的“哲学交情”。

如何认识当今新一轮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如何认识当今中国出现的一系列新鲜事情？如何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面临今天的一系列问题，我们试着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中挖掘一些相关内容，与当今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向读者呈现出“《大众哲学》的现实启示”系列篇章。我们希望，这对于我们今天结合实际斗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能有所裨益。

在《大众哲学》一书中，第三章第九节的标题叫《卓别林和希特勒的分别》。书中写道：假使卓别林先生走到我们前面，眼睛就会告诉我们：这位先生的嘴上有着小小的胡子，头上戴着顶破礼帽，……如果单单依靠感性的认识，那我们只能看见胡子之类的特征，这胡子，和德国法西斯蒂的首领希特勒的胡子完全没有两样，我们将要觉得卓别林和希特勒没有什么分别。这就是感性的认识骗了我们，这就是照相骗了我们。但是只要我们不是小孩子，只要我们有点学识，我们就不会被照相所骗，因为我们不单单靠感性的东西来认识，我们始终能了解，卓别林是滑稽大王而希特勒是一个独裁统治者。

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1889年生于英国伦敦，是“二战”前后英国著名的演员、导演、编剧。中国人民熟悉的，是他主演的喜剧片《摩登时代》。这部经典喜剧电影，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萧条时期，工人查理（卓别林饰）为了生存，在工厂里被资本家逼得长时间拼命干活儿，片刻不得喘息，直至发疯、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一切都与当时的经济危机给人们带来的生存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部喜剧片，其实是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群众生存状况的血泪控诉。而由卓别林导演、于1940年在美国首映的电影《大独裁者》，则刻画了一个残酷迫害犹太人、企图统治全世界的大独裁者。卓别林在影片人物造型上非常明显地仿照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并通过表演，对希特勒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卓别林以自己主演的电影为武器，不断地批判资本主义，他是一位进步的艺术家。而希特勒，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战争贩子，而且是法西斯独裁者。可见，这两个人物，是水火不容的。然而由于两人分别长着两撇胡子，在外形上却有可能被混淆。而且，在电影《大独裁者》中，卓别林正是利用“两撇胡子”这一外在相似性，成功地刻画了希特勒的形象，对希特勒进行了讽刺和揭露。

当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人愚蠢到把卓别林与希特勒混为一谈。但是，艾思奇在这里所举的这个例子，再生动不过、再现实不过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把貌似相同却本质迥异的两个人物、两个事物混为一谈，则是常有的事情。例如，修正主义当权派彻底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却在口头上声称他们的“特色”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而当背叛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当权派，偶尔说毛主席一句“好话”，或者引用一句毛主席语录、诗词时，我们“左派”队伍中的某些“大师”级人物，有时候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狂呼“天快亮了”，甚至称某当权人物为“第二个毛泽东”。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

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用卓别林和希特勒外型上的共同点和内在的实质不同，向我们说明什么是感性认识，反复告诫我们在生活实践中、在认识客观的人和事时，千万不要只停留在感性认识层面，千万不要因为外表上两人都是中等身材、留着小分头、嘴上留着一撮小胡子，就把终生致力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艺术家卓别林混同于资本主义的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不会有人愚蠢到将卓别林与希特勒混为一谈，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多极其复杂的事情，有时候却可能使我们一时受蒙蔽，不能及时擦亮眼睛。例如，走资派挂着社会主义招牌搞资本主义，就容易蒙骗一部分善良的群众。再例如，现代修正主义者自称他们继承了毛主席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硬说他们搞的资本主义复辟与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一脉相承”。这种说辞，现在已经不容易欺骗群众了。但是，如果倒退二三十年，则曾经欺骗过一大批人民群众。又例如，“保救”分子冒充左派、毛派，高唱怀念毛主席的颂歌、甚至打着拥护文革的幌子，却兜售什么“保党救国”、“该支持的必须支持”等主张，贩卖“走社派”、“健康力量”等概念，曾经而且目前继续欺骗着一大批左派群众。

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还用了一个“胡桃是否有肉”的故事，向我们阐述了理性认识的作用。

假如这里有一个胡桃，试问我们的直观（或感性的认识）所能觉到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的眼睛看见它是黄褐色、圆球形、表面凸凹不平，再可以用手去触一触：是硬的，或者用鼻子嗅一嗅：没一点气味。还有什么呢？怕不再有什么了。我们直接所能感到的就是这样贫乏！

但我们有理性的认识，可以知道更多的东西。一看见胡桃，我们马上就知道这胡桃不过是世界上千千万万胡桃中之一个，它们中间有同类的关系，“胡桃”是它们共同的名字，是一个概念。我们还可根据过去的常识，想象到这胡桃里面一定有可以吃的胡桃肉。

然而，艾思奇紧接着强调指出，凭借理性认识，我们能够认定这是一个胡桃，但这只是间接的知识，不是我们直接能够看得见的。我们虽然想象这胡桃里一定有肉，但是真有没有呢？是不是枯了？或是已被虫蛀空了？或者腐坏而不能吃了？这一切，我们却不能直接知道。“胡桃一定有肉”这种推测，就普通的情形来说，并不算错。但这只是普通一般的道理，要用这种空洞的道理来断定眼前的这一棵胡桃有肉，那是不一定靠得住的。因为这种推测还只是我们心里的推测，只是主观的推测。这种主观的推测是不是和眼前这棵胡桃本身（也就是我们在实践中碰到的客观的人和事）一致呢？这就没有把握了。

理性认识，有时候可能被我们简化成一个公式、甚至一个标签。有时候，我们仅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套一下，认为我们已经得到了理性认识、认为我们已经通过理性认识摸到了事物的本质。更糟糕的是，有时候我们仅仅看到一个标签，就信以为真，把这个标签上标注的性质，认为就是眼前这个事物的性质。我们平时在生活中，经常买到一些假冒商品，这些商品包装很好看，而且还附有一张说明书。例如，一盒保健品，说明书上把这个保健品的性能说得非常玄乎，以便令消费者上当。这就是利用人们头脑里对类似保健品应该具有哪些功能有了一定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将眼前这件商品与之对号入座。其实，眼前这件商品可能根本不具备这些保健功能，是假冒商品。

再举一个例子，某些“保救”分子高调歌颂毛主席，通过这样的标签，给大家一个印象，这个人是左派、是毛派。但是，同样是这个人，在歌颂毛主席的同时，可能在他的文章里、演讲中塞进私货，例如把某些走资派与毛主席相提并论，或者把某种修正主义论调说成是马列毛主义观点，等等。

有人会提出一个问题，邓小平也说过，毛主席永远是我们的领袖，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挂下去，那么，邓小平是真心拥护毛主席吗？我们估计，左派群众中99%的人不会相信邓小平是真心拥护毛主席。

那就怪了，为什么某些“保救”学者高调拥护毛主席，很多左派群众就相信他呢？这全因为，左派群众多半在心里对邓小平已经有了基本认识，邓小平在他们心里已经贴上了“走资派”标签。而“保救”学者口头上不可能告诉大家，自己是假装拥护毛主席、实际上是想美化走资派。他只能告诉大家，他比谁都拥护毛主席。因此，在群众心里，这个“保救”学者脸上没有“保救”标签，而只有“拥毛”这个标签。

因此，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向我们指出，理性认识虽然比感性认识更丰富、更深刻，可以帮助我们推测事物的内部情形，但可惜它只晓得用普通的道理去推测、用一般的公式去推测，眼前的东西是否能适合你这个公式呢？这一点它就没有能力负责了。

下面，继续听一听艾思奇给我们讲胡桃的故事吧。一定有人早就要想这样说了：“你为什么这样痴！一个胡桃内部有没有肉都没有办法知道吗？把它的壳打坏、剥开，不是就可以看见了么？”不错，这是谁都懂得的很简单的方法。天下间万没有这样的蠢人，只顾在那里痴想胡桃里有没有肉的问题，而不打开来看。但我们要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复杂得很，不一定都和一颗胡桃这样简单明了。对于某些事物，人们常常不知道动手将内容剥出来可以做证明，只管老是在公式和理论上呆想，……

艾思奇给我们讲的哲学道理，启发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当我们听到一位自称左派、毛派的知识分子高调歌颂毛主席的时候，我们最好采取两条办法，第一是赞成、点赞，第二是认真分析，切不可囫囵吞枣，谨防吃亏上当。

1963年，毛主席在《杂言诗•八连颂》中写道：“能分析，大有益。”分析，就是像艾思奇说的那样，将胡桃的硬壳敲开，仔细看一看里面是否真有鲜美、含油的果肉，抑或是肉已经干枯，或者是被虫子蛀空了？

卓别林的故事和胡桃的故事，在《大众哲学》一书里是多次被提到的，由此可见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艾思奇指出，在认识客观事物时，有时候，感性认识上觉得同一的，理性认识偏看出了差别；感性认识上觉得不同的，理性认识偏看出了一致的地方。艾思奇告诉我们，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实践中，在我们经常碰到不熟悉的新事物时，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会不断地“抬杠”。所以，《大众哲学》一书中有一章题目就叫《抬杠的意义》，指的就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的“抬杠”。

当然，这种“抬杠”不是坏事。艾思奇告诉我们，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到实践，又由实践得到新的感性、走向新的理性，这种过程，无穷地连续循环下去，但循环一次，我们的认识也就更丰富。艾思奇说，反映论告诉我们，感性的认识和理性的认识是永远要抬杠下去的，愈抬下去，认识就愈进步。

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告诉我们：“这种抬杠，虽然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两种认识能力在互相捣蛋，然而追根究底，引起这种捣蛋行为的原因，仍是外界的事物本身，……”事实正是这样，有些人要搞资本主义，却偏要挂着社会主义招牌——这些人是修正主义、走资派。还有一些人，专门钻进左派队伍，或者是兜售他们自己的糊涂认识，或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对现实社会有不满，却对当权的走资派充满各种幻想。上述种种人和事，就是拼命跟我们捣蛋，造成我们头脑里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也在不断地相互捣蛋、相互抬杠。

走资派往往是两面派，又举社会主义招牌、又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这种两面性，有时候表现得并不同步。这一时期，可能他们口头渲染社会主义多一点；另一个时期，他们可能搞私有化、搞各种“改革”多一点。我们翻开《邓小平文选》，有的文章里充斥马列主义辞藻多一点，有的文章则强调“改革”、“市场经济”多一点，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五脏俱全、半斤八两。我们之所以认定邓小平是个走资派、而且是个两面派，是综合了他的全部言论、全部表现。

同样，某些“保救”学者，过去宣传错误观点多一些。这两年，各地同志对他们的观点批评很多，他们的观点被批得体无完肤。于是，他们现在光说大家爱听的话、很“左”的话。但是，他们并没有针对别人对他们的批评做出解释，并没有就他们的错误观点做出自我批评。反而，他们在收敛其错误观点的同时，又高调说一些对毛主席的溢美之词，显得他们很“拥毛”、很“革命”。对于他们这种表演，我们不能学“假洋鬼子”，不允许人家拥护毛主席。但是，如果我们综合考察他们的全部言论，面对他们的高调“拥毛”言论，我们也不必过分激动。我们要像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教导的那样：“把零零碎碎的感觉印象包括到整个的性质中来”。这样，我们就克服了认识上的片面性。

另外，我们还要克服认识上的主观性。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个人热情歌颂毛主席，就会很高兴。后来，别人告诉我们，这个人在歌颂毛主席的同时还兜售过一些错误观点。也许是出于“先入为主”的心理，或者是不希望一个歌颂毛主席的人会兜售错误观点，我们有时候反而不能冷静地在自己心里打个问号，或者想办法找一找这个人原先的相关文章，实地考察一番，而是宁愿相信别人告诉我们的不是事实。

有一种糊涂认识，觉得只要是歌颂毛主席，那就应该团结他。这种思想之所以错误，在于它客观上在为那种借着歌颂毛主席的机会兜售错误观点的行为打掩护。有这种糊涂认识，可能是出于好心，但其客观效果是不好的。

还有一种情况，在我们目前的左派队伍里很常见，那就是有的人与某个“保救”学者私交不错，于是就对他的错误观点不反感，甚至还为他辩护。如果碰到一个并不熟识的人兜售“保救”观点，他就会说：“这是错误观点”。

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告诉我们，人们出于不同的立场，对于同一件事情，也可能做出不同的判断。他举例说，大人不愿意花钱买胡桃给小孩子吃，就会骗小孩说胡桃有毒；卖胡桃的人出于自身地位而念起生意经，一定要非常夸大地宣传他的胡桃的肉是多么肥美可口；想买胡桃的人仔细地观察之后，也许会觉得那胡桃没有他希望的那么大，外皮也没有他希望的那么薄，果肉也没有他希望的那么香甜、有油，他会怀疑或许是放久了、干枯了，等等。

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指出，人对真理的客观见解是因生活地位而不同的，那么，要处在怎样的地位上的人，才能够抓得到真理呢？这回答就是：真理，只有站在前进的实践的立场上的人，才有能力把握得到。

我们说，缅怀毛主席、追忆毛泽东时代，是为了在现实斗争中运用毛泽东思想，而不是为了架空毛主席。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鉴别真假左派、真假毛派。艾思奇说：“理论决不能与实践脱离，离开了实践，就是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