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网讲座13】—《大众哲学》的现实启示微信讲座（五）

切不可因为兔子多而“守株待兔”
——《大众哲学》的现实启示微信讲座（五）

在上一次讲“也谈雷峰塔的倒掉”时，我们通过雷峰塔的倒塌过程，给大家阐述了“量变”、“质变”的道理。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说：“一切变化都是质和量的两种变化。在一个时候，我们看见质的方面没有什么变化，然而量却在那里变化着……”因此，雷峰塔的倒塌是必然的。
但是，我们今天还要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不能因为雷峰塔也好、封建统治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总之一切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邪恶势力总有一天要倒台，因此就乐观其成，而不去做任何努力、不去做斗争。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说：“旧社会必然要没落，新社会必然要产生，这是社会科学证明了的。然而新社会虽然有可能性，但不是坐着等待就可以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去进行必要的努力和斗争，会怎么样呢？艾思奇说：“我们不积极地起来努力，旧社会的保守的可能性不是就要加强、而新社会产生的可能性不是要减弱了么？”这也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实际上，我们有时候会忘记毛主席这一教诲，因为我们经常看到这样、那样的社会丑恶现象被揭发出来，经常看到众多贪官纷纷落马，经常看到人民群众不断觉悟起来。因此，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嘱咐我们：“我们切不要因为兔子多而容易捉，就想打‘守株待兔’的主意啊！”
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还指出，在我们做事对人的时候，大体上有两种人的态度我们是要反对的。第一种人是一味地迁就环境，和环境妥协。他们胆小得很，眼光也近视得很，你如果问他们：“为什么不看得远一点？为什么不拿出勇气来奋斗一下呢？”他们的答复是：“客观环境太恶劣了，没有办法呀！”他们如果懂得理论，也许还会有这样一大套解释，比如说：“人是受环境决定的，环境要怎样，我们就只好怎样，这是唯物论的真理呀。我们不是唯心论者，所以只好服从环境。”艾思奇把这种人的哲学叫做客观主义，或者机械唯物论。
艾思奇继续指出，第二种人又是恰恰相反，这种人看起来是很勇敢的，他们对人做事，完全不肯顾到环境。他们沉醉在自己的理想里，而以为周围的一切都是庸俗不堪的俗物。别人如果警戒他们说：“不要太空想了，应该要斟酌你的环境条件去做事呀！”他们马上就反驳说：“这是妥协！这是屈服！我们要服从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理论，而不能对环境屈服！……”
艾思奇说，上述第一种人，就是我们平时所谓“老于世故”的人，他们平时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其实，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这种人是很多、很多的。这种人一般居于中上层小资产阶级。这种人，往往对现实社会也有牢骚，但是不愿意挺身而出，只希望一些社会丑恶现象、不公平现象尽早自动消失。如果需要对这些丑恶、不公现象进行斗争，他们宁愿别人去斗，自己则躲在一边观望。如果斗争有成果，他们也分享一份；如果斗争有付出，他们则退避三舍。
这种客观主义的生活态度，在中国古代的封建文化中，是有渊源的。孔孟之道就主张明哲保身、中庸之道。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总希望封建王朝帝祚永延。在儒家看来，要治理好一个国家，要建构一个“美好社会”，就必须“置民之产”，按今天的话讲，就是要让天下百姓都拥有自己的产业，包括衣食住行，上孝父母、下养妻儿，以及抵抗风险的经济能力。统治阶级认为，只要天下每一个人的基本需求得以满足，人心才会稳定，社会和谐秩序才有可能建立。因此，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见，在儒家看来，“民产”是“恒心”的基础，“置民之产”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建构“美好奴隶社会”所必备的条件。儒家认为，贫富悬殊是导致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是社会动乱的根源所在。因此，儒家主张“调均之”以求“上下相安”（指的就是要协调好贫富关系，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可见，构建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在此基础上强化似有观念，是封建统治者维稳的必备条件。
孔儒的上述方案，描绘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主观愿望，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最高治国境界。当然，历代统治者谁也没有真正达到这个境界，历史总是跟他们过不去，历代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总是不断地起来斗争。正因为如此，才有一代代封建王朝的不断交替，才有历史“一治一乱”的起伏更迭。
老革命家李尔重同志生前曾经说：“孔子学说不但保护了封建社会，也维护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有一种理论，即要把资本主义社会建成“梭子形状”，即两头小、中间大。所谓“中间大”，就是说中产阶级的人数要多。资产阶级认为，梭子底层的人数少一点，不至于群起反抗，而中间状态的人数多一点，这样的话，资本主义社会就稳定了。一旦稳定，梭子顶部的极少数最富有者和最有权者，就可以安享清福了。资产阶级认为，中间状态的阶层，他们会奉行一种客观主义的人生哲学，逆来顺受、不去斗争。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不就稳定了吗？
现在，中国的“精英”们也大肆鼓吹所谓“小康社会”，这与封建社会的孔孟之道和资本主义的“梭形社会”理论如出一辙，都是希望老百姓奉行客观主义哲学，以便维护现存秩序的稳定。
对于奉行客观主义哲学的人，必须让事实逼迫他们，才能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人生态度。近年来，物价的攀升、房价的高企，子女就学、择校的竞争，使当今中国的“中产阶层”不再自我感觉良好，“中产状况恶化”、“中产焦虑”等等字眼儿不断成为网上评论的高频率词语。例如，以发生在2016年的“于欢案”为例，于欢的母亲苏银霞是一个开小型钢铁厂的小资本家，由于欠了高利贷，被黑社会追债，并遭受侮辱。于欢为了保护母亲奋起拿刀，对准侮辱他母亲的黑社会人员，并致其重伤、数小时后死亡。又例如，2019年年初发生的成都市某贵族学校学生食品发霉案，也将身处“中产”地位的众多学生家长推向风口浪尖。实际上，贵族学校学生食品发生问题，近年来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案件发生。所有这些都表明，“中产阶层”不会因自身的某种社会优越性而游离于普通百姓之上，不可能洁身自好而将司法不公、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危险全都甩给底层群众。
另一方面，至于上述第二种人的哲学，艾思奇称之为主观主义。第二种人有理想、有斗争精神，但是缺乏冷静的头脑、缺乏正确的斗争方法。这种人，如果真的以“左派”自诩，就应该认真学习一下中国革命史，要知道中国革命从盲目走向成熟，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否则中国革命将一败涂地，光明的新中国也不可能诞生。1941年，毛主席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这篇文章中，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三次“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并戏称他们为“老爷”。毛主席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其实，上述两种人的思想倾向，都具有一定的小资产阶级特性。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指出：“以上两种态度，都是我们所要反对的。……我们不能像绵羊一样的一味只是对环境屈服，我们要奋斗，要做一些能够推进社会的事业，但我们又不可仅只知道理想而不顾事实，应该研究环境中的种种条件，好好地利用这些条件去奋斗，以求达到我们的目的。”
同志们，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面对强大的敌人、复杂的形势，我们任重道远。我们一方面要具备信心，雷峰塔的倒掉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因此而乐观其成，不能坐等伟大日子的到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拿起扫帚，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毛主席说，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有益处，也才有工作做。
当然，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努力改造我们自己的主观世界，要力避主观主义，在战略上藐视雷峰塔，在战术上却要重视雷峰塔。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把一切反动派既看作纸老虎，又看作真老虎，从而防止头脑发热，防止主观愿望脱离客观实际。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好好地像毛主席学习。
我们目前的左派队伍中，有很多人不善于照毛主席教导，去做踏实的调查研究，而是喜欢夸夸其谈；不善于照毛主席教导去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是喜欢搬弄理论教条，进行无谓的争辩。这些现象，是违背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意愿的，也是无助于推倒雷峰塔的。照这样去做，只能是口惠而实不至，或者即使实干，也是盲目蛮干，丝毫不懂战略、策略。所有这些现象，都是我们目前左派队伍中，需要提高警惕的。这样下去，我们就会成为主观主义者，就会像毛主席批评的那样：“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同志们，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人们受中庸之道、奴隶主义思想毒害很深，客观主义的流毒在普通人当中传播很广，在黑云压顶、万马齐喑的形势下更是如此。因此对于逆来顺受、苟且偷安、老于世故等等现象，我们要去做耐心的工作。在这一方面，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目前，我们很多左派朋友还不大善于做这种工作，有些人甚至不屑于、不愿意去做这种艰苦细致的工作。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不去学习做转变群众思想的工作，我们还是真正的左派吗？我们还是毛主席的学生吗？
同志们，雷峰塔的倒掉，要靠我们像愚公移山那样，一镐一锤地砸、一铲一锹地挖，即使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挖倒，我们的子孙也会挖倒。只要我们坚持不懈、锲而不舍，我们就会像愚公一样感动上帝。这上帝不是别人，而是逐渐觉悟起来的全国人民。
最后，我想以鲁迅先生的一首诗来结束今天的讲座。1934年，鲁迅先生写下过这样一首诗，赠给日本作家新居格。诗是这样的：“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1961年，毛主席会见日中友协代表团、日本民间教育代表团时，把鲁迅这首诗抄写下来，再一次赠给了日本朋友。毛主席还说：“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